显性的双框架与隐性的双中心——冷和平时期的亚太区域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显性论文,隐性论文,亚太论文,框架论文,区域合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多年前冷战的结束在胜利者看来是“历史的终结”，人们也慢慢习惯以“后冷战时代”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自那时以来的国际秩序。但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表明，冷战终结并没有给人类的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画上句号，①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制度上非西方的中国在后冷战时代迅速崛起。中国崛起在亚太地区形成了美国与中国分别作为安全中心与经济中心的二元权力结构。②作为对亚太地区力量格局变化的应对，美国把崛起的中国锁定为战略竞争者。③这种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在亚太地区并存的局面意味着世界体系的解构与重构进程还在继续。④ 伴随国际秩序重构的是亚太区域合作格局的调整。冷战结束之初，亚太地区形成了跨太平洋的合作框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高举“茂物目标”这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大旗，APEC很快就发展成为包括中国等经济体在内的重要合作安排。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亚太区域合作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危机打击了APEC，⑤但同时也在东亚地区启动了以东盟为中心的东盟+中日韩（“10+3”）合作进程。⑥此后，以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为目标的“10+3”发展成东亚合作平台，并与APEC构成亚太合作的双框架。但这个双框架结构一直被内部存在的路径竞争所困扰，⑦对推动亚太，特别是东亚合作的机制化进程贡献不大。2008年以来，美国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成为备受关注的亚太合作进程，而东盟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倡议也突破了东亚合作“10+3”和“10+6”竞争的僵局，以东亚合作新平台的面目出现。 区域合作作为一种国际关系行为，必然受到国际秩序的影响。那么目前处于重构期的国际秩序，其安全性质会表现出怎样的特点？它会对亚太经济合作产生怎样的影响？具体来说，美国大力推动的TPP以及以东盟为中心的RCEP将会形成怎样的亚太合作格局？本文认为，中国崛起使亚太地区进入一种全新的冷和平时期，⑧而以中美既竞争又合作为特点的冷和平将会异化区域合作的动力机制，使其从追求双赢转向关注相对收益。亚太区域合作也将因此进入一种TPP与RCEP双框架并存、中美双中心竞争的局面。 二、作为国际秩序性质的冷和平 与国际秩序的结构特点不同，战争与和平界定的是国际秩序的性质。虽然有学者认为和平与安全是有重要区别的概念，⑨但本文仍认为和平本身就是国际秩序的一种安全状态。冷和平是一种和平，虽然它与国际秩序的结构有关，但它描述的却是国际秩序的安全性质，即构成国际秩序的主要大国/大国集团之间博弈的状态。 （一）冷和平概念的演进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失去了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能力，留下美国独自在“高处不胜寒”。⑩但对于这个从结构上被认为是“一超多强”或“一极世界”的战后国际秩序，（11）其性质却一直没有形成很权威的界定。着眼于大国关系的观点认为，冷战后美国与日本、德国将因经济竞争而陷入冷和平。（12）这个概念对于后冷战时代大国对经济利益竞争的强调在中国学者中也有呼应。陶坚在分析后冷战时期世界经济格局时就提出了从冷战到冷和平的嬗变。（13）对于后冷战时期国际秩序性质的这种认识应该说是在一个正确轨道上的，此后爆发的美日贸易战说明美国对其他大国经济实力的上升确实很在意。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或许对中国有利的“西西矛盾”。（14） 很显然，那时人们对国际秩序认识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美俄关系上。所以当1994年年底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出欧洲将陷入冷和平的威胁时，（15）人们又想到了冷战。“冷和平”也因此被理查德·萨克瓦（Richard Sakwa）定义为首先是一种不稳定的地缘政治休战状态，通常发生在两次战争之间，一方的“失败”不被认为是合法的，而“胜利”的一方不能得到巩固。（16）这样，冷和平就成了类似冷战的一种状态，它与冷战的区别仅在于对立双方是否存在意识形态差异。（17）冷和平概念只是被用来反映了冷战结束初期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的复杂而又严峻的“冷”与“和”兼有的态势。（18）或许正是因为这些模糊性的存在，有观点认为九一一事件才是冷战彻底终结的标志，原因在于只是到九一一事件后美国与俄罗斯才开始宣布是朋友甚至盟友，并建立起新战略关系。（19）也就是说，在那之前人们试图用“冷和平”这个概念去定义的其实更多的还是冷战的延续。（20） （二）冷和平的定义与特点 虽然国际秩序的结构特点如“单极”、“两极”、“多极”等本身都包含着秩序安全性质因素，比如，在一个两极世界里，由于存在两个力量中心，就可能出现两个力量集团以冷战或热战对抗的局面。但结构本身不能全面描述国际秩序的安全性质，因此更常用的分类是战争与和平。阎学通认为，战争与和平不是非此即彼的安全状态，在它们之间有非战非和。（21）也就是说，国际秩序在性质上可以分成三种状态。而在一项关于地区安全状态的研究中，本杰明·米勒（Benjamin Miller）按照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把国际秩序的安全状态分为四种类型，即热战、冷战、冷和平、暖和平（包括常规和平及高层次和平）。其中，冷和平是指各方达成正式协议，并且不通过武力解决争端的状态，但在这种状态下战争是可能发生的，而在暖和平状态下，战争则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22）米勒承袭约翰·穆勒（John Mueller）社会进化观点对和平的定义，（23）显然与阎学通认为和平不可能持久的观点存在很多差异。 本文把冷和平定义为大国和平的正常状态，（24）是在世界经济日益相互依赖、科技水平飞速发展造成战争成本超出正常国家承受能力的背景下，大国之间基于各自的利益计算既竞争又合作的秩序状态。与前面分析的冷战结束初期被定义为接近冷战的冷和平概念不同，本文定义的冷和平是一种建设性的大国关系。但由于在冷和平状态下大国经济会出现不对称增长，或者说某方可能在冷和平国际秩序下获得相对收益并因此改变各方之间原本的力量对比，进而导致现实主义者眼中的变革性战争，（25）因此其在本质上也不一定是安全的。 冷和平描述的是对国际秩序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大国集团，特别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这与米勒定义的地区安全中的冷和平不同。这也意味着形成大国之间冷和平局面的因素不同于导致地区冷和平的原因。（26）根据上面的定义，冷和平国际秩序至少有如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大国关系是非战的、合作的。冷和平是大国在条件约束下处理相互关系的被动战略之结果。一方面，战争作为大国处理相互利益关系的手段已经不再是理性选择。虽然我们无法完全接受穆勒所说的战争过时论的理由，但正如卡尔·凯森（Karl Kaysen）在评论穆勒的研究中指出的，社会变化确实改变了战争的收益，使战争变成了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无利可图的行为。（27）与此同时，战争成本又因为科技的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而变得无比高昂。（28）这使大国关系首先表现为非战争性。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通过在深层次上整合世界市场而加强了国际政治体系中各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赖，（29）大国之间又不大可能保持相互隔绝。一项关于二战后美苏经济合作努力的研究显示，合作的失败导致了经济冷战，而经济冷战是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30）这一研究的直接逻辑延续应该是，美苏经济合作如达成，则双方的对抗有可能避免冷战。我们无法去假设历史，但经济相互依赖对于当下大国的约束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跨国公司全球经营的时代，大国处理相互关系时不得不投鼠忌器。割断相互经济联系产生的巨大代价决定了大国之间不仅是非战的，而且不得不保持某种形式的合作。 第二，大国合作是竞争性的，相对收益受到高度关注。冷和平下的大国关系是大国之间固有的引力与张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是崛起大国还是守成大国都不能再通过战争改变相互之间的力量对比，而只能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被迫在和平、合作的环境下处理相互关系。这种引力的存在决定了冷和平与冷战的区别不仅在于是否有意识形态对抗，还包括是否存在利益联系。但它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却无时不在。这种矛盾可以是对于合作相对收益引发力量对比变化的担心，也可以是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还可以是文明冲突（31）等因素。这种对抗性张力的存在决定了大国关系的竞争性，该竞争关系的存在异化着它们之间相互合作的性质。制度性的区域合作安排原本是建立在规模经济等理论基础上的，意在鼓励各方通过获取合作的绝对收益而提升福利。现实主义者提出的相对收益理论主张从大国博弈角度观察国际合作，使大国不可能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双赢合作，而是更加紧盯对方相对收益的现实主义合作。对合作认知的这种变化会使合作的竞争性加剧，甚至使合作安排演化为竞争工具。 三、冷和平：形成中的亚太秩序 作为进一步探讨亚太区域合作格局的基础，这里先对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特点进行分析。对照前面关于冷和平的定义，本文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正在进入以中美博弈为特点的冷和平状态。 （一）中国崛起与亚太冷和平格局 对于很多观察者来说，冷战后世界体系的重构，特别是亚太地区国际秩序的重构是与中国崛起这个命题密不可分的。（32）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是在开放条件下实现的。在这个进程中，中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分工格局，并与西方发达经济体之间建立起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不仅如此，中国的崛起依赖制造业，中国经济总量提高过程中中国的金融地位并未得到提高。因此，崛起的中国并没有改变全球经济利益分配格局，（33）而是被社会化到现存的国际规则中。（34） 很多研究都支持对中国崛起的这种乐观评价。例如，韩裔美国学者康灿雄（David C.Kang）认为，中国崛起后可以对东亚体系做出积极贡献。（35）持相对中性观点的巴里·布赞（Barry Buzan）也认为，未来世界将从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走向一个权力更为分散的“无中心的全球化（decentered globalism）”，中国不会取代美国成为霸权国，美国的霸权地位将会逐渐消失。（36）换句话说，中国会崛起成为多极世界中“无害”的一极。按照这样的理论分析，世界秩序的重构应该是一个平静的、各方接受世界总体发展趋势的过程，中国因此也就很容易在和平的环境下实现崛起。 但在现实中，秩序重构是一个利益调整过程：获益者乐见获益局面的出现，受损者却一定设法防止受损局面的形成，这决定了新秩序确立的进程一定是各方力量博弈的过程。因此随着美国“重返亚太”，强调美国对中国崛起敌意的研究开始把中美关系描述为“亚冷战”。（37）布赞和琳娜·汉森（Lene Hansen）认为美国的做法是中国在力量增强后对周边国家表现出“咄咄逼人”姿态的后果，是中国的行为在亚洲塑造了一种冷和平前景。（38） 布赞的这一观点说明，他此后做出的关于中国可以成长为国际秩序中无害一极的说法是有条件的。即只有中国在崛起中保持周边国家认可的低调，才可以避免冷和平局面的出现。否则，如果亚洲陷入冷和平局面，问题就出在中国身上。这当然是一个毫无说服力的逻辑。我们无法准确把握布赞等人做上述表述的根据，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中国肯定无法单独决定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这中间最重要的是中美博弈而不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39）不仅如此，中国在亚太冷和平秩序的形成中扮演的是被动角色，因为所谓的中国崛起是经济增长的自然过程，而中美博弈的核心点却是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崛起。（40） 从过去几年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看，随着相对实力的衰弱，（41）美国已把中国定义为潜在的挑战者，而美国亚太战略剑指中国也基本是中国学界的共识。（42）其实，自从美国提出亚洲再平衡战略以来，中国已经感到美国的对华接触加遏制战略大大地向遏制倾斜了。（43）作为应对，中国不得不开始全面审视自己的崛起环境。（44）这样，在中美无法达成必要战略互信的情况下，一个既存在守成大国又有崛起大国而双方又在全球化进程中建立了紧密相互依赖的亚太地区只可能维持冷和平状态。（45） （二）冷和平下亚太区域合作的特点 亚太地区以中美之间既合作又竞争为特征的冷和平国际秩序对地区区域合作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使亚太地区大国更加关注合作的相对收益而不是互利共赢，并异化了亚太区域合作的动力基础。但在实践中，作为冷和平国际秩序结果的亚太区域合作格局一旦展开，其本身就成为亚太冷和平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带有清晰的冷和平印记。 第一，对相对收益的追求使大国博弈异化为亚太区域合作的主要动力。总结1997年以后开启的东亚合作，俞新天曾引用日本大藏省负责国际事务的参事官伊藤隆敏（Yito Takatosi）提出的如下四个因素：“第一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贸易自由化面临困难，而地区贸易自由化则相对容易；第二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第三是欧洲和北美的经济整合使东亚在心理上产生被排斥的感觉；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亚洲人已经认识到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46）这些看法既强调区域主义在亚洲兴起的国际背景，更突出东亚国家的认同对东亚合作发展的基础作用，而后一点在21世纪初是一种被接受的观点。（47）但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事实，（48）亚太进入冷和平秩序状态，这种变化重构了各方推动亚太合作的利益计算公式。尤其是对美国这样的主导性大国来说，合作的相对收益成为首要考虑。大国博弈开始逐步超越传统的合作共赢思维而成为亚太区域合作的重要动力。 第二，与亚太合作动力异化密切相连的是竞争使区域合作安排被工具化，即亚太合作安排成为守成大国遏制崛起大国的工具。在TPP出台前的10余年中，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进展迅速，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的一系列合作机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因经济快速崛起而逐渐取代日本成为东亚合作的力量核心。而美国与东亚的联系在APEC活力下降的情况下越来越弱。在经济受到次贷危机严重打击之后，如何强化美国与东亚的经济联系并稀释中国在地区内逐渐增强的影响力成为冷和平状态下美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因此美国提出的TPP首先强调其经济增长目标，即“促进美国出口，增进美国就业”。（49）同时，美国要把TPP建成一个以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为最终目标的自贸区，而且相信这个合作领域远超传统经贸合作的合作安排将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50） 从TPP的推进上看，美国不像APEC成立后收拾冷战残局时急于拉入更多成员，而是坚持高标准以及严格的进入门槛，通过TPP制定相关议题的执行标准，打造所谓下一代、高标准自由贸易区（FTA）“样板”，并以此推动全球范围内多边贸易体系谈判向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51）即通过逐步把中国在APEC内部主要的贸易伙伴纳入TPP，迫使中国接受TPP条款。可以预见，随着TPP向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扩展，中国将不得不适应绿色增长理念，遵守环保条款、人权条款、保护知识产权，而这些都将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约束。（52）可见，美国通过以建设亚太自贸区为目标的TPP，一方面是要重塑联系东亚的合作平台，另一方面则通过新的合作框架为东亚制定游戏规则。（53） 本文接下来的分析显示，亚太区域合作动力的异化，特别是大国对合作安排的工具化，将使亚太合作呈现出双框架显性并存、双中心隐性竞争的局面。 四、未来亚太区域合作：显性的双框架 20年前有中国学者曾乐观地预测，以中日为中心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将会与以美国为首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单一市场形成三大贸易集团，并在10年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54）这与杰弗里·加藤（Jeffrey E.Garten）在冷战结束之初关于世界将进入美国与日、德等国家进行经济竞争的冷和平预测是一致的。 此后，虽然在亚太地区逐步形成了以APEC和“10+3”并行的双框架合作格局，但与欧洲和北美的制度性一体化水平大大提升不同，致力于地区一体化十几年的东亚却发现自己离“东亚共同体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55）特别是从2008年美国推动TPP以来，亚太区域合作开始面临框架重构。一方面，TPP在分化、弱化APEC的同时，向新的亚太合作平台发展；另一方面，面对东亚地区以东盟为基础的“10+X”合作陷入停滞，东盟提出了RCEP倡议。TPP和RCEP的出现意味着亚太合作开始从原来的双框架向新的双框架模式演进。 （一）TPP将成为新的跨太平洋合作平台 TPP的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P4），这是一个APEC内部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的合作安排。2008年9月，美国宣布参与P4谈判，并邀请澳大利亚、秘鲁等一同加入谈判。一年后，美国正式提出TPP，在谈判名称与协议内容上全面取代了P4，并借助已经达成的内容推进自己的议题，全方位主导TPP谈判。自那时起，TPP突然间开始获得国际舆论，特别是东亚各国的广泛关注。2013年7月，日本在历经反复后，（56）正式参加了TPP第18轮谈判。日本的加入使TPP谈判参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达到26万亿～27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40%，贸易额约占全球贸易总额的30%。TPP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竞争”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1.权力转移与TPP 尽管批评之声一直不绝于耳，但中国经济却保持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在冷和平国际格局下，对于中国经济崛起的关注集中在不对称增长与权力转移的讨论上。（57）虽然关于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2008年始自美国的世界经济衰退却加强了美国对中国崛起威胁感的认知。对美国来说，此前由于深陷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而不得不对东亚，特别是东盟采取的“善意忽视”政策，似乎因为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上升而变成显眼的政策失误。因此，TPP在经济方面是“增加和增强美对亚太地区的介入，尤其是抵消由于亚洲内部的贸易协定而给美出口造成的歧视”的战略。（58）但我们必须看到，借APEC框架内的小国合作安排——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动TPP显然不单纯出于整合亚太经济的需要，（59）维护在东亚的主导权、制约中国的地区影响也是明显的因素。（60）可见TPP的出现实际上是亚太地区权力转移背景下主导大国合作思维变化的结果。 2.TPP的建设前景 自2010年3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首轮谈判以来，截至2014年2月，TPP谈判已进行了20轮。在美国的全力推动下，TPP在贸易、投资等传统议题上取得了很大进展。TPP谈判自第16轮开始进入“更高层次”，即在海关、电信、投资及金融服务、技术壁垒、动植物检疫、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取得明显进步。第18轮谈判后，TPP又在市场准入、原产地规则、技术壁垒、投资及金融服务、电子商务等方面取得新进展。（61） 当然，TPP谈判进展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国有企业、政府采购、农产品等问题一直都比较敏感，而日本的加入则加重了农业等问题的谈判难度。由于日本在加入TPP问题上存在宏观战略利益和部门微观利益矛盾，使日本很难按照美国的要求落实TPP谈判。一方面，加入TPP被认为是安倍政权外交上“一石多鸟”之举，（62）因此在政府推动下日本于2013年3月宣布加入TPP谈判；另一方面，农业等敏感部门的强烈反对又使日本在谈判中很难做出妥协，甚至威胁如敏感行业得不到保护就退出谈判。（63）这也使美国陷入两难：没有日本参加的TPP规模不足以支持美国重塑亚太经济秩序的要求。（64）而日美在农产品、汽车等产业上由来已久的摩擦则意味着日本加入必然使谈判变得更加困难。 正因存在类似的两难困境，原本计划在2013年年底完成的TPP谈判因为在12月中旬于新加坡举行的部长级会议无果而终被迫推迟到2014年。这次会后透露出的消息显示，TPP谈判大概只完成了65%，被迫拖至2014年谈判的内容包括关税、知识产权、竞争、政府采购及环境等至少5个领域。（65） 但不管面临多少困难，对具有贸易政策压舱石意义的TPP，（66）奥巴马政府都会全力推动。为此，美国一方面停止TPP接纳新的成员而致力于完成谈判，另一方面则加紧与日本进行双边磋商，以期尽快解决农产品和汽车这两大障碍。从2014年2月25日结束的TPP第20轮谈判情况看，虽然市场准入问题还没解决，谈判还是取得了很多进展。（67）近期，美日双方磋商开始获得突破，（68）可见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 Froman）提到的要“在未来几个月解决剩余问题”并非没有可能。（69）其实，无论进展顺利，还是陷入长期化，TPP作为亚太地区新的合作安排都将长期存在。 （二）RCEP将成长为亚洲合作的新平台 1.以建设高水平自贸区为目标的RCEP 2011年11月，东盟第19次领导人会议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议期间通过了《东盟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RCEP开始启动。作为推动RCEP建设的重要步骤，2012年8月东盟第44届经济部长系列会议通过了《RCEP谈判的指导原则和目标》。根据规定，RCEP谈判的目标是要在东盟成员与其自贸区伙伴之间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互利的，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竞争、争端协调及其他问题的经济伙伴协议。（70）以高水平自贸区为目标，RCEP已经在2013年5月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密集进行了5轮谈判。由于RCEP建设至少面临3个方面的重要挑战，（71）因此要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通过整合5个“10+1”自贸区建成RCEP，道路并不平坦。 2.东盟为维护“中心地位”而力推RCEP 东盟在冷战后开始实施一种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的战略。进入自贸区建设阶段后，“大国平衡”战略演变为以东盟为中心的自贸区架构，并使东盟获得了东亚区域合作的中心地位。但很显然东盟的这个地位并不是基于其整体实力，（72）而是以东亚合作框架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在“10+3”等原来的东亚合作框架陷入停滞而TPP又可能分化东盟的情况下，（73）东盟感到其中心地位正面临深层次的挑战。东盟采取加强共同体建设和推动建设RCEP以维护自身的中心地位并不难理解。（74） 东盟致力于推动RCEP以维护其中心地位的做法，将使其注重进程本身而不是合作进展的行为特点在RCEP建设中延续，而这使判断RCEP的建设前景变得容易起来：作为东盟主导的合作，即使谈判只就RCEP倡议的部分目标达成共识，RCEP各方也会设法在2015年年底完成谈判，而把更多的努力留作“后2015”议题。（75） 3.各方支持有利于RCEP成为新的亚洲合作平台 尽管RCEP谈判进程很难，但作为新的东亚合作进程它还是得到了合作各方的积极推动。东盟作为倡导者推动RCEP的立场很坚定。随着冷和平局面在亚太地区的形成，美国为遏制中国而采取的合作策略已经明显威胁到东盟的利益。东盟因此提出RCEP合作倡议并把东盟的“中心地位”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就RCEP谈判来说，达成何种水平的一致与按时完成谈判相比是次要的，东盟RCEP倡议的首要目标是启动一个以东盟为中心的新进程。因为只有这个进程存在，东盟中心地位才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当然，RCEP也迎合了各参与方的利益要求。对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特别是印度来说，此前它们已与东盟签署了双边自贸协定，但却一直无法加入到以“10+3”为主的东亚合作进程中，自然乐见以“东盟+6”为基础的RCEP。对中日来说，RCEP部分源于双方为摆脱在东亚合作中相互竞争所造成的被动局面的设计，自然不会反对。 鉴于RCEP采纳的是日本提出的“东盟+6”方案，中国的态度转变值得关注。面对RCEP倡议，中国选择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态对待而不再一味坚持“10+3”，说明中国开始承认恢复被中日竞争所破坏的东亚合作进程已经不可能。在自己无力而美国也不会欢迎中国加入TPP的情况下，中国积极推动RCEP合作不仅是一种次优的自保战略，也充分利用了美国对RCEP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在亚洲国家需要构筑合作平台而无法加入TPP的情况下，（76）美国无法反对RCEP；另一方面，东盟对自身中心地位的固执坚持也使美国不可能加入RCEP来主导这个亚洲进程。因为这两种做法都可能重复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错误，在亚太冷和平国际秩序格局下把东盟推向中国这个竞争对手。所以美国虽然清楚RCEP与TPP在建设标准、地理范围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却不得不接受东盟国家所谓RCEP与TPP一样，都将贡献于亚太自贸区建设的说法。 （三）TPP和RCEP构成亚太合作新的双框架 从TPP和RCEP的发展前景看，它们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实现设计者的目标。即使TPP能够在年内完成12个成员间的谈判，但真要扩展到APEC所有成员，最终形成高水平的亚太自贸区，显然需要一个不短的周期。（77）但如果美国仅仅满足于以TPP制定遏制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代贸易规则”，下一步其重点会转向跨大西洋安排即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因为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这都意味着TPP作为跨太平洋合作框架的存在。RCEP作为一个开放平台的特点决定了即使到2015年年底目前16个国家之间的谈判结束，它的建设进程也会持续下去。虽然TPP和RCEP合作名义上都把建设亚太自贸区作为目标，但短期内真正融合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前各方都对TPP和RCEP目标的一致性表示认可，但它们作为亚太和东亚合作框架持续并列存在的可能性很高。首先，TPP和RCEP最终的涵盖范围并不一致。由于部分东盟成员不是APEC成员，因此亚太自贸区无法覆盖RCEP。其次，TPP的建设标准远高于RCEP。RCEP也把建设高水平自贸区作为目标，但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东盟对于落后成员坚持的灵活性条款，从一开始就给RCEP“以质量换进展”埋下了伏笔。最后，虽然二者都有整合地区市场以推动经济发展的目标，但在战略上，TPP要服务于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目标，因此它更关注规则的制定，在达成美国满意的目标之前会把中国排除在外。而RCEP始于东盟维护其地区合作中心地位的利益驱动，因此更重视进程的延续和框架的维持，而不会过分在意标准。这决定了美国不会加入RCEP，却无法反对这个进程。亚太冷和平因此会导致TPP和RCEP作为亚太区域合作的双框架并存的局面。 五、中美是双框架竞争背后的隐性双中心 以上分析说明，亚太地区将会形成TPP和RCEP并行存在的新型双框架模式，同时，一些传统的双边、小多边、次区域合作安排会继续活跃，丰富和完善亚太区域合作。这个双框架表面上有两个主导者，即TPP的主导者美国与RCEP的倡导者东盟，但亚太区域合作在冷和平下向大国力量博弈转化这一点预示着，在这个显性双框架背后，将逐渐形成隐性的双中心——中国和美国的力量对抗。 （一）中国因素与双框架的对抗性 尽管TPP和RCEP分别是以美国和东盟为中心推动的，但由于TPP在亚太地区冷和平背景下成为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因素对双框架相互关系的性质有很大影响。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开始“锁定”中国为其战略竞争者，这使中美关系进入“战略性紧张”。（78）作为理性的选择，美国的战略必定是在为自己创造增长条件的同时，遏制中国的增长。因此TPP采取的把中国排除在外制定规则的做法也是亚太地区冷和平秩序下的必然。（79） 对中国来说，未来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与敌意越来越强的美国处理区域合作关系。很显然，美国不会与中国一起制定未来亚太地区的游戏规则，（80）因此在区域合作上，中国选择加强APEC合作、倡导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以及参与并积极推动RCEP就是理性的选择。从应对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角度看，中国推动RCEP合作迈向深入的战略压力一点也不比东盟小。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中国借助APEC中国年力推亚太自贸区作为建设亚太伙伴关系的抓手，但APEC合作需要依靠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成员的支持。这种条件性决定了APEC很难继续发挥亚太合作主平台的作用，特别是美国在APEC内部推动建设TPP的背景下。另一个问题是中国与东盟在推动建设RCEP问题上的关系。美国的目标是中国，因此东盟的RCEP战略并不会反美，而更多的是在亚太地区进入冷和平状态后积极维护自身的地位和利益。但东盟缺少单独推动RCEP走向成功的实力，需要依靠来自中国的支持。这给了中国推动RCEP建设，并以此应对TPP敌意的战略机遇。由此看来，TPP和RCEP更是亚太地区冷和平秩序的一部分，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将会作为各方力量博弈的平台而对立存在，使亚太合作的双框架结构表现出一种对抗性。 （二）中美成为亚太合作博弈的主要角色 在TPP和RCEP这个对抗性的双框架背后，是大国关于未来地区国际秩序格局的博弈，而不再是此前东亚国家之间关于地区合作主导权的竞争。 东盟一直是东亚合作名义上的中心。作为东亚合作平台的提供者，东盟的中心地位受到各方支持，但从东盟自身的战略看，东盟寻求的是如何更有效地实施其大国平衡战略以维护自身利益。众所周知，东盟从2003年开始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以加强内部合作，这主要是因为在战略格局上，东盟成员所处的位置各异。不同的战略考虑决定了不同东盟成员对东盟合作的定位、预期和付出会有所不同，不利于增强凝聚力。推动共同体建设就是要凝聚共识，提升东盟以整体姿态与大国互动的能力。另外，东盟的RCEP倡议是反应式的、以维护东盟作为东亚合作平台提供者为核心追求的举措。东盟只是名义上的中心，从来没有成为亚太区域合作真正的权力中心。 随着“10+”合作功能的弱化，中日竞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中美竞争则逐渐显现。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争当地区事务主导者是日本战略的一部分。因此，2001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宣布建设自贸区，对日本形成了巨大的外交压力，使日本提出力图主导东亚合作的竞争性框架——“10+6”倡议。（81）目前来看，日本试图主导东亚共同体的那次努力可能是其最后一次主动争夺东亚合作主导权。而2006年日本提出“10+6”倡议，部分反映了其对主导东亚合作信心的缺失，希望借助引入新的力量来平衡中国的影响。 自那以后，善意忽视亚洲（82）的美国逐步形成了重返亚太战略，中止了在区域合作领域的代理人策略。即美国不再依靠夹杂着“做正常化国家”私念的日本（83）与崛起的中国争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因为一方面，经济持续低迷的日本已经被中国超越；另一方面，背负着二战侵略历史的包袱、被国内右翼势力绑架的日本在道义上已经丧失了作为东亚合作主导者的合法性。日本在能力与身份上的双重缺失迫使美国不得不直接介入东亚合作，（84）试图以TP覆盖东亚合作并反制中国在亚太逐渐增长的“经济霸权”。（85）中美在亚太合作中的直接博弈加重了亚太合作成为大国博弈平台的色彩。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将是亚太地区TPP和RCEP这个双框架结构背后的隐性博弈者。与此同时，双边、次区域安排在未来的区域合作中仍将继续存在，这些机制不仅不会弱化，而且将成为主要博弈方加强自身力量的重要手段。 （三）遏制与突围是中美博弈的核心 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 Bergstan）曾指出，统一的东亚也可能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因为东亚有能力实施自己的发展战略，不听从国际金融机构的建议，破坏世贸组织的规则，这会激起美国的孤立主义势力，甚至使美欧联合对抗亚洲。（86）果然，进入21世纪后部分发展中国家逐步脱离西方国家体系的掌控。（87）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采取的正是联合欧洲建设TTIP，而手段则是重塑国际贸易体系。（88）因为美国觉得“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可能会被削弱，但是其领导的国际秩序将仍然是21世纪的主流秩序”。（89）依靠主流秩序优势，联合主要发达经济体制定全新的高标准贸易规则，以此来约束发展中成员，特别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是美国亚太合作战略的重要意图。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TPP和TTIP的“战略目标都是为了设置更高的监管标准，遏制中国崛起”。（90）可见，大国博弈成为区域合作的显性动力之后，区域合作的规则约束效应开始受到更多关注，合作平台成为遏制战略的载体。 对中国来说，建立一个自己主导的地区合作安排当然是有利于长期稳定发展的优势选择。因为“作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不管是从全球战略还是从地区战略出发，都应该建立一个以自身为核心的区域一体化战略”。（91）面对TPP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国选择积极推动RCEP这个新的东亚合作框架，至少部分可以看做是对于美国遏制战略的突围。 理论只有在准确刻画利益博弈进程时才能正确预测未来。从到目前为止的重构进程来看，在大国无战争时代（92）国际秩序重构的过程可以是和平的。但本文的分析显示，由于利益再分配的本质决定了大国关系必然是以激烈竞争为特点的，作为亚太区域合作基础的地区秩序结构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已经进入一种冷和平状态。亚太区域合作作为冷和平下的热议题，会受到冷和平国际秩序的深刻影响而表现出新的特点。 在区域合作实践中，亚太合作的重要博弈方——尤其是处在守成大国位置的美国对合作相对收益变得敏感。美国推动的TPP除了要强化与亚洲这个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联系为美国经济注入活力，还要引导亚太国家制定全新的国际经济规则以遏制中国经济增长。这使中国是否应该加入TPP变成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93）因为美国从一开始就很明确，除非中国愿意按照美国的要求改变，否则不会让中国加入TPP进程。无法进入TPP的中国当然深知TPP的恶意，作为应对会更加努力推动亚洲的合作平台——RCEP。这意味着亚太合作在亚太自贸区建成之前将保持新的双框架局面：一个没有中国的TPP和一个美国的RCEP并存，而中美则在这个双框架背后暗暗角力。 ①余伟民认为，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体系经历了从解构到重构的历史进程。参见余伟民：《“冷战”的起源与终结——世界历史的视角》，载《史学集刊》，2013年第1期，第112-117页。 ②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4-32页。 ③朱锋：《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3期，第4-26页。 ④肖晞：《冷战后东亚秩序的转型与中美两国的东亚战略》，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34页。 ⑤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APEC被认为进入停滞期。参见陆建人：《APEC 20年：回顾与展望》，载《国际贸易问题》，2010年第1期，第3-9页。 ⑥美国在金融危机中对东亚不负责任的做法被认为促进了东亚合作进程。参见木下悦二：《脱钩论的去向——金融危机与发展中国家》，载《南洋资料译丛》，2009年第4期，第7页。 ⑦王玉主：《亚洲区域合作的路径竞争及中国的战略选择》，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4期，第73-87页。 ⑧这里讲的冷和平不同于冷战结束之初人们使用的概念，具体内容会在下文展开讨论。 ⑨类似于“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辩证思想，阎学通认为和平是处在两次战争之间的状态，和平并不意味着未来的安全，和平时期本身也因此不再安全。参见阎学通：《和平的性质——和平≠安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8期，第4-9页。 ⑩王缉思曾以“高处不胜寒”来描述冷战后美国作为单独超级大国的地位。参见王缉思：《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初探》，载《美国研究》，1997年第3期，第7-34页。 （11）冷战结束后，对于世界局势的结构特点曾有不少争论。可参见俞邃：《冷战后的若干全球性问题》，载《当代世界》，1995年第5期，第8页。 （12）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杰弗里·加藤1992年出版的《冷和平：美国、日本、德国及其霸权之争》一书，首先提出了冷和平概念，讨论的是冷战后这三个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加剧，将取代先前它们之间的军事防务合作而出现一个冷和平时期。参见Jeffrey E.Garten,A Cold Peace:America,Japan,Germany,and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New York:Times Books,1992。 （13）陶坚：《冷战后的国际经济格局和几个值得关注的动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1期，第4页。 （14）俞邃：《冷战后的若干全球性问题》，载《当代世界》，1995年第5期，第8页。 （15）1994年12月5日，叶利钦在布达佩斯召开的欧安会第四次首脑会议上发言时指出：“欧洲还没来得及摆脱‘冷战’的积垢，就面临着陷入‘冷和平’的危险”（转引自张良福：《“冷和平”——叶利钦的忧虑》，载《国际展望》，1995年第4期，第3页）。其实叶利钦总统当时表达的主要是对西方不能平等对待民主化了的俄罗斯、不允许俄罗斯追求“正常”大国利益的不满。 （16）理查德·萨克瓦：《冷和平：解读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载《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6期，第19页。 （17）张良福：《“冷和平”——叶利钦的忧虑》，载《国际展望》，1995年第4期，第3-4页。 （18）王家福、徐萍：《热战、冷战、冷和：美国全球扩展的战略反思》，载《史学集刊》，2005年第3期，第16页。 （19）赵华胜：《现阶段大国关系调整的特点、动力及趋势》，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2期，第14页。 （20）实际上，即使到了九一一事件之后，一些学者的冷和平定义还是更接近冷战。例如Janusz Bugajski,Cold Peace:Russia's New Imperialism,Washington,D.C.:Praeger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4。 （21）阎学通：《和平的性质——和平≠安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8期，第4-9页。 （22）Benjamin Miller,States,Nations,and the Great Powers:The Sources of Regional War and Pea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43. （23）穆勒认为，随着社会文化的进化，人们的思维习惯也发生变化，民族国家之间大战已经是“不可想象的”。参见John Mueller,Retreat from Doomsday: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New York:Basic Books,1989。 （24）王逸舟就认为，冷和平比热和平更加接近于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中的正常状态，更加符合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导向的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更加贴近政治包括国际政治的本质。参见王逸舟：《我看“冷和平”》，载《国际经济评论》，1996年第3-4期，第34页。 （25）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6）左希迎对米勒的著作做了评介。参见左希迎：《国家、体系与地区秩序——评〈国家、民族与大国：地区战争与和平的来源〉》，载《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4期，第120-133页。 （27）Carl Kaysen."Is War Obsolete?: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4,No.4,1990,pp.42-64. （28）战争成本是很多国际安全关系分析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Robert Jervis,"Theories of War in an Era of Leading-Power Pe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s Review,Vol.96,No.1,2002,pp.8-9。 （29）叶江：《世界体系、全球化与当代国际政治——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透视全球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73-79页。 （30）崔海智：《战后苏美经济合作尝试的失败——兼论经济冷战的起源》，载《世界历史》，2011年第1期，第27-35页。 （31）叶青：《文明的冲突与冷和平——对阿以冷和平的个案分析》，载《阿拉伯世界》，2001年第2期，第49-52页。 （32）肖晞：《冷战后东亚秩序的转型与中美两国的东亚战略》，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34-41页。 （33）雷达：《增长停滞、利益冲突的世界经济与政治》，载《社会科学报》，2013年2月21日。 （34）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 States: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35）David C.Kang,China Rising:Peace,Power,and Order in East Asi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 （36）巴里·布赞：《划时代变迁中的大国关系》，载《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1期，第20-35页。 （37）刘建华：《中美“亚冷战”：特征、成因及中国的应对》，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11期，第35-43页。 （38）巴里·布赞、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中国的反思与借鉴》，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1期，第59-60页。 （39）郑永年：《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未来》，载《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1期，第36-48页。 （40）赵华胜：《现阶段大国关系调整的特点、动力及趋势》，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2期，第15页。 （4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谭荣根译：《美国实力的衰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42）中国因素被认为是美国亚太政策的核心。一些人认为，美国担心如果一直被排除在东亚合作之外，将被边缘化，例如王金强：《TPP对RCEP：亚太地区合作背后的政治博弈》，载《亚太经济》，2013年第3期，第16页；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是为了解决中国在亚洲影响力上升的问题，例如杨洁勉：《美国实力变化与国际体系重组》，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第51-61页。 （43）张睿壮：《国际格局变化与中国定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4期，第20-22页。 （44）李向阳：《如何认识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国际经济体系约束？》，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4期，第25-27页。 （45）刘建飞：《中美俄日关系及其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的影响》，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第1-8页。 （46）伊藤隆敏：《亚洲国家必须团结一致》，载[英]《金融时报》，2000年11月21日。 （47）例如，孙承也认为当时加强合作是东亚各国的共识，参见孙承：《大国关系与东亚合作》，载《国际问题研究》，2001年第4期，第24-29页。 （48）吴心伯：《促进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5期，第56-66页。 （49）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November 2011,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fact-sheets/2011/November/united-states-transpacific-partnership，登录时间：2013年9月5日。 （50）Barfield Claude,"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A Model for Twenty-First-Century Trade Agreements," http://www.aei.org/article/economics/international-economy/the-trans-pacificpartnership，登录时间：2013年10月15日。 （51）刘中伟、沈家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研究前沿与架构》，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1期，第36页。 （52）中国当然也在朝这个方向改变，但这个过程会很长。如果TPP把这些东西强加给中国，则必然会牺牲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有学者认为TPP是中国崛起面临的重大挑战。参见李向阳：《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重大挑战》，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第17-27页。 （53）刘鸣：《奥巴马政府东亚战略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2期，第33页。 （54）陶坚：《冷战后的国际经济格局和几个值得关注的动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1期，第5页。 （55）庞中英：《“东亚合作”向何处去？——论东亚地区秩序的困境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学术前沿》，2012年第6期（上），第66-70页。 （56）日本最早于2009年APEC会议期间对TPP谈判表现出兴趣，但其政治影响力强大的农业部门始终对加入TPP谈判疑虑重重，致使其真正加入谈判的时间拖延至2013年。 （57）关于中国崛起的权力转移效应，参见David Shambough,"China Engages Asia: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3,2004/2005,pp.64-99; Kusuma Snitwongse,"A New World Order in East Asia?" Asia-Pacific Review,Vol.10,No.2,2003,pp.36-51；门洪华：《中国崛起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变革》，载《国际观察》，2008年第2期，第16-25页。 （58）杜兰：《美国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战略论析》，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1期，第15页。 （59）美国对于APEC整合亚太的作用确实已经不太满意。例如，美国研究APEC问题的资深专家弗雷德·伯格斯坦就认为，APEC内部已经分裂为“太平洋的亚洲”和“亚洲的太平洋”两个阵营。有关分析参见陆建人：《APEC 20年：回顾与展望》，载《国际贸易问题》，2010年第1期，第7-8页。 （60）刘鸣：《奥巴马政府东亚战略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2期，第18-26页。 （61）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Statement on the 18th Round of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Negotiations," July 25,2013,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3/july/statement-18th-round-tpp，登录时间：2013年9月5日。 （62）姜跃春：《TPP新特征与日本加入谈判的影响》，载《亚太经济》，2014年第2期，第121-124页。 （63）陈淑梅、赵亮：《广域一体化新视角下东亚区域合作为何选择RCEP而非TPP？》，载《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2期，第50-58页。 （64）以2012年数据来看，美日两国GDP占到TPP协议国总体的77.5%，贸易额占TPP协议国总体的69%。数据来源：IMF,IMF e-Library Data,http://elibrary-data.imf.org/，经整理得到，登录时间：2013年9月15日。 （65）江玮：《TPP：一场未如期完成的“21世纪谈判”》，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1月1日。 （66）有学者认为TPP是奥巴马政府贸易政策的压舱石。参见李罗莎：《TPP的影响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全球化》，2014年第3期，第64-75页。 （67）子衿：《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课题已解决八成》，载《南方都市报》，2014年3月18日。 （68）江玮：《日本TPP政府对策本部内阁审议官：TPP成员国希望在年底完成谈判》，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8月8日。 （69）2014年7月，在澳大利亚出席二十国集团会议的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年底能完成TPP谈判。参见http://jingji.cntv.cn/2014/07/21/VIDE1405957860314372.shtml，登录时间：2014年8月16日。 （70）更详细的内容参见"Guiding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for Negotiating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http://www.asean.org，登录时间：2013年10月5日。 （71）王玉主：《RCEP倡议与东盟“中心地位”》，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5期，第46-59页。 （72）探讨东亚合作主导权问题的研究关注的主要是中日之间的竞争，当然扩展的东亚合作主导权问题绕不开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重要影响力。相关的中文文献很多，例如祁怀高：《东亚区域合作领导权模式构想：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载《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第55-59页；Min-hyung Kim,"Why Does a Small Power Lead?:ASEAN Leadership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Pacific Focus,Vol.27,No.1,2012,pp.111-134。 （73）东盟10个成员中，参加TPP谈判的有4个国家。因为有几个国家无法满足TPP的高门槛，这意味着TPP已经把东盟分成了两部分。 （74）Sanchita Basu Das,"Asia's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East Asia Forum,August 27,2012,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2/08/27，登录时间：2013年10月6日。 （75）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桑池塔·巴素·达斯（Sanchita Basu Das）在接受笔者访问时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76）ADB,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Monitor,Asian Development Bank,March 2013,p.56. （77）从最新的发展看，美国可能不一定在APEC框架内建设亚太自贸区，因为美国看似要把哥斯达黎加等非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纳入TPP。 （78）朱锋：《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3期，第4-26页。 （79）有中国学者把美国的TPP战略称为ABC（Anyone but China），参见李罗莎：《TPP的影响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全球化》，2014年第3期，第70页；有的中国媒体则把TPP谈判称为“一场没有中国的关于中国的谈判”，参见陈楠：《TPP：一场没有中国的关于中国的谈判》，载《南方周末》，2011年12月9日，http://www.infm.com/content/65968，登录时间：2014年8月16日。 （80）这正是日本竭力参加TPP谈判的原因之一。2014年8月21日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举行的“亚太区域主义：当前和未来发展（Regionalism in the Asia-Pacific:Curr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s）”研讨会上，日本学者河合正弘（Masahiro Kawai）、寺田贵（Terada Takashi）等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81）苏浩：《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与“10+1”合作》，载《亚非纵横》，2007年第1期，第26页。 （82）Diane K.Mauzy and Brian L.Job,"U.S.Policy in Southeast Asia:Limited Re-Engagement after Years of Benign Neglect," Asian Survey,Vol.47,No.4,2007,pp.622-641. （83）刘强：《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基于日本战略文化和战略意愿的视角》，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5期，第45-51页。 （84）希拉里曾指出，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洲包括6个方面，其中就包括介入地区性多边机制。参见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c_century?page=full，登录时间：2014年9月22日。 （85）Aaron Friedberg,"Hegemon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ational Interests,No.114,2011,pp.18-27. （86）弗雷德·伯格斯坦：《东亚地区主义：走向三方世界》，载[英]《经济学家》，2000年7月21日。 （87）简·内德韦恩·彼得斯：《21世纪的全球化：一个发展新纪元》，载《中国治理评论》，2013年第1期，第44-69页。 （88）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西班牙人安娜·帕拉西奥就认为，新一轮地区贸易谈判实际上已经掀开了构建全球贸易制度的帷幕。参见安娜·帕拉西奥：《通往自由贸易的地区途径》，载《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29期，第18页。 （89）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8,pp.35-37. （90）扎基·拉伊迪：《多边主义正在走向死亡》，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9759，登录时间：2013年12月10日。 （91）曲凤杰：《我国的亚洲区域合作战略》，载《国际贸易》，2009年第8期，第36页。 （92）杨原：《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96-116页。 （93）自TPP提出以来，中国就出现了关于是否应该加入谈判的讨论。有些人认为中国应该加入TPP，例如何帆、杨盼盼：《中国不应缺席TPP》，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监测》财经评论13034号。但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无法加入，例如Cai Penghong,"An Inopportune Time for China to Join the TPP," China and U.S.Focus,http://www.chinausfocus.com，登录时间：2013年9月10日。标签：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rcep论文; 美国退出tpp论文; 中国崛起论文; 和平与发展论文; 国际秩序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亚太自由贸易区论文; 世界格局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际经济论文; apec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