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背景下的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成因、过程与影响
陈晓晨
内容提要： 近年来，南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本文研究了2009年以来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新发展，特别是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成因、过程与影响。作者认为，全球治理进程中“绿色增长”“蓝色经济”等观念的扩展，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等全球议程上的共同切身利益，以及对既有地区组织与机制尤其是对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不满，共同促成了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诞生和发展。该机制取得的可观成果，对南太平洋地区秩序的塑造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此，对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新发展，尤其是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 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全球治理；绿色增长；蓝色经济
近年来，主要由太平洋岛国（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PICs，简称“岛国”）组成的南太平洋地区（South Pacific Region, SPR，简称“南太”）① 本文认为，南太平洋地区主要由目前具有独立主权的14个太平洋岛国组成，包括帕劳、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密联邦或密克）、马绍尔群岛、基里巴斯、瑙鲁、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新）、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斐济、图瓦卢、汤加、萨摩亚、库克群岛、纽埃。一些尚未拥有主权的太平洋岛屿也是广义的南太平洋地区的一份子，但不属于本文研究的重点。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属于本文定义的南太平洋地区，虽然澳新两国与南太平洋地区政治高度相关。这个定义基本沿袭了国内学界最早和最近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定义，参见徐秀军：《地区主义与南太平洋地区秩序的构建》，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6月，第2页；梁甲瑞：《中美南太平洋地区合作：基于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 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地区主义有了新的发展。① 中国外交部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特使杜起文将这种“历史性的深刻变化”概括为四个方面：“太平洋岛国谋求自主发展和联合自强的趋势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对岛国地区的重视程度上升；太平洋岛国地区的传统力量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同岛国关系的发展及对岛国地区的影响日益为各方所瞩目。”其中，第一个方面指的就是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新发展。参见杜起文：《关于太平洋岛国地区形势和中太关系的几点看法》，载陈德正主编：《太平洋岛国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本文采用对地区主义的最新权威定义：“地区主义是主要由国家领导的建立和维持包含三个国家以上的正式的地区机制与组织的过程。”参见Tanja A. Börzel and Thomas Risse, “Introduction: Framework of the Handbook and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s,” in Tanja A. Börzel and Thomas Risse, 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7.其中，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Pacific Islands Development Forum, PIDF，简称“发展论坛”）是2013年由斐济发起的南太平洋地区综合性国际组织，被一些人认为是南太平洋“最重要的新地区组织”，② Joanne Wallis, Pacific Power?: Australia's Strategy in the Pacific Islands ,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ublishing Limited, 2017, p. 295.以至于数十年来研究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学者格雷格·弗莱（Greg Fry）和桑德拉·塔特（Sandra Tarte）将这个论坛视为“太平洋新外交”（New Pacific Diplomacy）的重要一环。③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 “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 An Introduction,” in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 eds.,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 ,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3-19; Sandra Tarte, “Regionalism and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the Pacific Islands,” 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 , Vol.1, No. 2, 2014, pp. 312-324; Sandra Tarte, “The Changing Paradigm of Pacific Regional Politics,” The Round Table , Vol. 106, No. 2, 2017, pp. 1-9; Greg Fry, “Recapturing the Spirit of 1971: Towards a New Regional Political Settlement in the Pacific,” SSGM Discussion Paper, 2015/3,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15.
与西方和南太学界相比，我国学界对这一轮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新发展尤其是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还缺乏足够的深入研究。④ 2017年4月，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举办了主题为“全球治理框架下的大洋洲区域合作”的工作坊，是国内学界对该问题的一次集中探讨，本文亦可被视为这次工作坊的后续成果。参见喻常森主编：《大洋洲发展报告（2016—2017）：全球治理框架下的大洋洲区域合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吕桂霞的《全球化、区域化与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是其中为数不多的成果。⑤ 吕桂霞：《全球化、区域化与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载《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4期，第105—111页。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使用更多、更新的一手资料和文献，结合笔者在太平洋岛国的实地调研，重点关注全球治理对南太的影响，旨在进一步探究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成立与发展的原因及因果关系的显现过程，并分析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成果与影响。
有学者认为，以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成立和发展为代表的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新发展是全球范围内“第三波地区主义”或“后霸权地区主义”的一部分。① Tim Bryar and Anna Naupa, “The Shifting Tides of Pacific Regionalism,” The Round Table , Vol. 106, No. 2,pp. 155-164; Helen Leslie and Kirsty Wild, “Post-hegemonic Regionalism in Oceania: 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New Framework for Pacific Regionalism,” The Pacific Review , Vol. 31, No.1, 2018, pp. 20-37.本文对研究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中文名“安明博”）所说的“超越欧盟中心主义的地区主义”② Amitav Acharya, “Regionalism beyond EU-Centrism,” in Tanja A. Börzel and Thomas Riss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 p. 109.具有案例价值，尤其是将其放在全球治理的框架下予以考察，这对我国与太平洋岛国以多边主义方式共建“一带一路”南太平洋方向也具有现实意义。③ 张颖：《试论“一带一路”倡议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实施路径》，载《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1期，第93—104页。
根据设计单位要求，分别计算3种工况下地下车库的局部抗浮能力、局部整体抗浮能力和整体抗浮能力，得出各工况下临界抗浮水头取值，如表2所示.
一、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缘起与原因分析
（一）太平洋岛国的集体支持
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创立可以从国家和个人层次上找原因，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斐济推动了这个论坛的创建。斐济总理弗兰克·姆拜尼马拉马（Frank Bainimarama）是实质上的创始人。因此，不少文献将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成立归因于斐济的外交政策乃至姆拜尼马拉马个人因素。④ 这种观点参见 Stephanie Lawson, “Fiji's Foreign Relation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The Round Table ,Vol. 104, No. 2, 2015, pp. 209-220.然而，本文认为，对根本原因的探究还是要从全球和地区层次出发——全球治理背景下“绿色经济（green economy）”“蓝色经济（blue economy）”观念的扩展以及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等全球议程（global agenda）上的共同切身利益使得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筹建获得了太平洋岛国的集体支持。
2006年，时任斐济武装部队司令的姆拜尼马拉马发动政变，后自立为总理。这遭到了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ANZ，统称“澳新”）为首的一些太平洋岛国论坛（PIF）成员国的抵制——太平洋岛国论坛是数十年来南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地区组织。2009年，因未能按时举行大选，斐济被中止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资格。2010年，南太平洋地区重要的次区域机制——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MSG）本来准备召开会议，但在最后时刻取消了会议。有一种说法是，这是因为按轮值顺序本应由斐济在这次会议上接任主席国，但在澳大利亚作梗、并对当时的主席国瓦努阿图施压的情境下，这次会议未能如期召开。在本来要举行会议的时间，斐济政府临时另行召开了“接触太平洋领导人会议”（EWTP），这是这次会议举行的偶然性所在。① Sandra Tarte, “A New Pacific Regional Voice?: An Observer's Perspective on the Pacific Islands Development Forum (PIDF), Inaugural Summit, Denarau, Fiji, 5-7 August 2013,” Pacific Islands Brief, No. 4,Hawai'i: Pacific Islands Development Program (PIDP), August 28, 2013, p. 1.
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并没有像一些人预期的那样因为斐济2014年大选、重新回归“主流”而消失。在首届论坛后，尤其是2014—2017年间，发展论坛仍在不断发展，持续获得反响，影响了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走向，加强了太平洋岛国对地区主义的主导权，对地区秩序也起到了塑造作用。
因为“接触太平洋领导人会议”的肇始与斐济的国家行为及姆拜尼马拉马的个人偏好高度相关，而且带有偶然性，因此，不少人将其单纯理解为斐济政变、姆拜尼马拉马个人乃至一次偶然事件的结果，甚至认为“接触太平洋领导人会议”“注定要消退”。④ Michael Field, Natadola - The Disappearing Communique , 28 July 2010, http://discombobulatedbubu.blogspot.com/search/label/Natadola%20-%20the%20disappearing%20communique，访问日期：2019年4月23日。
与既有的地区机制形成对比的是，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确实通过使政府、商界和非政府组织作为平等伙伴参与，满足了太平洋岛国地区的需要”，而大部分非政府组织确实已经厌倦了“旧机制”下的那种“象征意义上的、设计好用来论证已有程序的咨询”。③ Nic Maclellan, “Transforming the Regional Architecture: New Player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Pacific Islands,” Asia-Pacific Issues , East-West Center, No. 118, August, 2015, p. 6.曾担任另一个新地区机制——《瑙鲁协定》缔约国办公室（PNAO）首席执行官（CEO）的阿阔柔（Transform Aqorau）更是指出：“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建立只不过是反映了这个地区新的政治动力，（太平洋岛国）对（地区外）捐助国主导的过时的地区架构的挫折感驱动了它。”④ Transform Aqorau, “State of the Pacific: Slippery Slopes and Rough Rides in Regional Cooperative Endeavours in the Islands,”SSGM Discussion Paper , 2016/8,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16, p. 5.
利用全国网民对淮海经济区5A级景区网络关注度的旅游偏好指数,借助ArcGIS 10.2.2软件,以景区为中心,以几何间隔为分类方法,绘制旅游偏好指数等值线图(图6),分析淮海经济区5A级景区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可以发现,等值线最密集的是位于山东泰安市的泰山景区,旅游偏好最强,且与沂蒙山旅游区、曲阜明故城旅游区距离较近,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关注度中心；其次是山东枣庄的台儿庄古城景区,与云龙湖景区和连云港花果山景区形成了一个较小的关注度中心．
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筹建得到了广大太平洋岛国的参与和支持——不少与会国家和代表此前很少参加其他的南太平洋地区机制。而且，不少太平洋岛国及其领导人本身就是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驱动者。例如，时任基里巴斯总统汤安诺（Anote Tong）表态提议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和东帝汶开国总统、时任总理沙纳纳·古斯芒（Xanana Gusmão）“不仅要出席会议、还要发表主旨演讲”。① Stephanie Lawson, “Regionalism, Sub-reg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Oceania,” The Pacific Review , Vol. 29, No.3, 2016, p. 400.非政府组织更是对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筹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该地区重要的非政府组织主要负责人直接参与了这个新论坛的筹备工作，并塑造了主旨和议程。正是这种广泛参与促使“接触太平洋领导人会议”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地区组织。
在这种集体支持的背后，是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等全球议程上的共同切身利益，以及这种切身利益无法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主导的既有地区机制——尤其是太平洋岛国论坛——过程中得到满足引发的普遍不满。不少澳大利亚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在气候变化相关问题上的不满毫无疑问……确实推动了太平洋岛国追求排除澳新的地区组织战略。”② Stephanie Lawson,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the Pacific Islands Forum: A Critical Review,”Commonwealth & Comparative Politics , Vol. 55, No. 2, 2017, p. 229.
事实上，“接触太平洋领导人会议”并没有消退，而在不断发展。2011年，第二届“接触太平洋领导人会议”扩大了规模。2012年，第三届“接触太平洋领导人会议”授权斐济于2013年召开首届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正式宣布了这个新的地区组织的诞生。
（二）全球治理背景下的“蓝色/绿色经济”
从“接触太平洋领导人会议”到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发展过程中，“绿色经济”与“蓝色经济”逐渐成为这个新地区组织的旗帜。在2011年第二届“接触太平洋领导人会议”上，融合二者的“蓝色/绿色经济（blue/green economy）”概念第一次出现，此后很快成为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核心价值。这与全球治理的大背景尤其是从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15次缔约国会议（COP15，通称“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到2012年第三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里约+20”，Rio+20）的全球进程密切相关，也是全球观念在南太平洋地区传播的结果。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虽然在混乱中结束，但也留下了一些成果，其中之一就是哥本哈根绿色气候基金（GCF）。① 朱松丽、高翔著：《从哥本哈根到巴黎：国际气候制度的变迁和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36页。 次年通过的《坎昆协议》正式宣告其建立。② UNFCCC,The Cancun Agreements: Outcome of the Work of the Ad Hoc Working Group on Long-term Cooperative Action under the Convention , Decision 1/CP.16, Cancun, Mexico, March 15, 2011, p. 17.2011年，联合国环境署（UNEP）发布了《通向绿色经济》报告，是为“绿色经济”概念的里程碑。2012年，“里约+20”会议前后的一系列进程推动了“绿色经济”“绿色发展”概念走上前台。③ Matthew Dornan, et. al., “What's in a Term?: ‘Green Growth' and the ‘Blue-green Economy' in the Pacific Islands,” p. 5.
全球治理领域的“绿色经济”概念很快传播到了南太平洋地区。在这个传播过程中，绿色增长领导联盟（GGLC）项目起了很大作用。该项目由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之一——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于2011年6月起在斐济首都苏瓦发起，旨在建立该组织的地区办公室并培养人才。就在此项目发起后，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环境部长会议也讨论了“绿色增长框架”，并迅速得到该项目的积极回应。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候任地区干事是塔何罗·卡米（Taholo Kami），但项目实际负责人正是太平洋基督教会大会秘书长特维。④ IUCN,A Coalition for Green Growth , 12July 2012, https://www.iucn.org/content/coalition-green-growth，访问日期：2019年3月29日。
“绿色经济”概念及其在南太平洋地区的传播直接影响了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建立与主要价值观的形成。在2012年第三届“接触太平洋领导人会议”上，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苏瓦办公室主任伊奥瑟法·马伊阿瓦（Iosefa Maiava）做了关于“绿色经济”的发言，引发了热烈讨论。马伊阿瓦曾任太平洋岛国论坛副秘书长，常驻斐济首都苏瓦，当时刚刚参加了绿色增长领导联盟的项目。马伊阿瓦、卡米和特维三人都参与了在“接触太平洋领导人会议”基础上筹建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工作，并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塑造了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主旨和议程。
就在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筹备期间，“里约+20”召开，“蓝色经济”概念得到联合国的认可和大力推广。① United Nations, Blue Economy Concept Paper ,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978BEconcept.pdf，访问日期：2019年4月1日。一份为准备“里约+20”的报告称“对小岛屿国家来说，蓝色经济就是绿色经济”，“因此海洋和渔业必须予以突出强调”。② BilianaCicin-Sain et. al., Oceans at Rio+20: Summary for Policy Makers , Newark: Global Ocean Forum,October, 2011, p. 28.这样，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与“绿色/蓝色经济”概念建立了“先天的历史联系”——包括其名称中的“发展”也是这样来的。③ Matthew Dornan, et. al., “What's in a Term?: ‘Green Growth' and the ‘Blue-green Economy' in the Pacific Islands,” p. 8.
“绿色经济”与“蓝色经济”作为全球治理议程对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影响在马伊阿瓦、卡米和特维这三个关键人物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正是具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和关键人将抽象的全球治理观念转化为南太平洋地区的具体行动。
不过，这并非把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建立仅归因于几个个体身上，而是由于“绿色/蓝色经济”契合了太平洋岛国久已有之的共有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从1950年第一届南太平洋会议（SPC）开始，环保就是南太平洋地区土著居民最关注的议题之一。这种价值观延续到了现代社会，使得气候变化衍生的诸多概念，例如“绿色/蓝色经济”等，很容易与南太平洋的本土文化结合，从而得到太平洋岛国人民的广泛响应。④ Jenny Bryant-Tokalau, Indigenous Pacific Approaches to Climate Change: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8, pp. 40-46.
在这次危机之前，中国没有像东南亚国家那样实行资本放开政策，从根本上阻断了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流动性。金融危机发生后，从对外关系来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机构对泰国、印尼等国的信贷援助，支持东南亚国家经济脱困，以负责任的大国态度，从维护本地区稳定的大局出发，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庄严承诺，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国内，中国采取扩大内需政策，房地产和汽车等产业在此时开始发展壮大，既保持了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又带动了亚洲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在反思金融危机时，中国也积极推动地区间金融合作，在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会晤等场合积极倡议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和加强金融监管，对区域内经济复苏意义重大。
发展论坛集中讨论气候变化、“绿色增长”与“蓝色经济”，议题上的针对性体现了太平洋岛国独特而急迫的共同切身利益，也体现了原有机制的不足乃至缺失。正如南太平洋大学（USP）③ 南太平洋大学的性质较为特殊，它既是一所大学，又是一个地区组织。 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塔特所言：“发展论坛已成为动员外交资源支持全球议程、尤其是气候谈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新兴平台。”④ Sandra Tarte, “A New Pacific Regional Voice?: The Pacific Islands Development Forum,” in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 eds., New Pacific Diplomacy , pp. 87-88.
二、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特点
正是在上述全球与地区背景原因作用之下，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成为了一个极具特点的地区组织，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以下特点进一步印证了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成立与发展的动因：① 吕桂霞：《全球化、区域化与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载《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4期，第110—111页。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增删和调整。
土建工程根据施工特征将工程分为各种分部分项工程，例如基坑支护工程、钢筋混凝土工程、砌体工程等等。不同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特征不同，侧重点也不同。因此，土建施工的内容要紧紧围绕土建技术进行展开，以便实现土建施工技术提升，不但可以保障建筑结构的可靠性，而且可以提高建筑舒适度。土建技术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但会涉及到建筑施工图纸的设计要求，同时涉及到施工成本的控制，还有施工的进度。土建技术的施工内容涉及的问题比较多，但是其核心问题是质量控制。
（一）主体的明确性
发展论坛的基本成员由太平洋岛国和岛屿（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PICT）组成，不包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是其与太平洋岛国论坛与其他既有地区组织和机制的根本不同点之一。论坛强调发挥岛国领导人的权力，而非听命于大国，还强调“只代表太平洋人民的价值观”。这在冷战后澳新主导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大环境下非常不容易，也是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最具有意义、也最具有争议的一点。② Joanne Wallis, Pacific Power?: Australia's Strategy in the Pacific Islands , p.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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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议题的针对性
通过聊天我知道，袁缺因为家庭关系，的确有些孤僻。他也尝试和班里其他男生打成一片，但是终究性格太内向，他一直是团体里被欺负的角色。
（三）功能的有限性
发展论坛的建立被一些人视为对南太平洋既有地区秩序的挑战。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论坛强调自身并非政治性组织，而只是“服务于联合国机制下的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平台”。⑤ 参见斯蒂芬妮·劳森（Stephanie Lawson）对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首任临时秘书长费莱蒂·特奥（FeletiTeo）的采访， Stephanie Lawson,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the Pacific Islands Forum : A Critical Review,” p. 227. 当然，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集团是仅代表岛国、不包含澳新的机制，因此也体现了岛国的主体性。这种有限的功能定位是因为发展论坛极力避免自己被视作是既有机制尤其是太平洋岛国论坛的竞争者。
（四）参与的包容性
参加发展的不仅有主权独立的岛国，还有未独立的岛屿领土。参与者不限于国家政府，还包括非国家行为体（NSA，含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企业、教育与学术机构等）。政府代表和非国家行为体代表同台论坛、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广泛参与在南太平洋地区广受称道，尤其是受到了非政府组织的欢迎。① Nic Maclellan, “Transforming the Regional Architecture: New Player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Pacific Islands,” p. 6. 论坛还建立域内外的伙伴关系，包括吸纳域外国家的“发展合作伙伴”和吸纳域内外组织与实体的“技术伙伴”。这是对既有地区机制缺乏足够包容性和代表性的一种修正。②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 “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 An Introduction,” in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 eds., 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 , pp. 8-9.
（五）运营的灵活性
式(1)的寿命预测方程精度较低，Manson等人又对50多种材料的平均疲劳性能进行研究，提出了修正的通用斜率方程：
三、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过程
2013年8月，首届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召开。14个太平洋岛国与岛屿领导人或政府高级别代表、10个域内地区组织、30个域外国家、8个域外地区与国际组织的共计300多名与会者参会，这在南太平洋地区堪称盛况。
根据地面气温资料由Bevis经验公式,Tm=a+bTs(Bevis et al.,1992,1994)算出加权平均温度Tm,其中Ts为地面温度,经验系数a=70.2,b=0.72。因此,大气可降水量可通过如下公式计算得出:
表1 2013年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创始成员
值得注意的是，澳新政府代表未参加首届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有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学者参会。太平洋共同体等地区组织到会，但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PIFS）缺席。不过，这种缺席并不一定是故意为之，因为同一时间段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正在忙于进行《太平洋计划审查（2013）》（Pacific Plan Review 2013 ）初稿的编辑会和相关工作，这是终结澳新主导的“以加强地区合作与地区一体化为目标的纲领性文件”① 徐秀军：《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以南太平洋地区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页。 ——《太平洋计划》（The Pacific Plan ）② Pacific Islands Forum Secretariat, The Pacific Plan: For Strengthen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 Suva: Pacific Islands Forum Secretariat, November, 2007.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新发展的一环。③ Sandra Tarte, “A New Pacific Regional Voice?: An Observer's Perspective on the Pacific Islands Development Forum (PIDF), Inaugural Summit, Denarau, Fiji, 5-7 August 2013,” p. 3.
不过，域外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参与弥补了澳新与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的缺席。其中，中国、美国、俄罗斯、欧盟都派出代表作为观察员参会。同样作为观察员参会的还有日本、韩国、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等亚洲国家。中国为论坛捐资20万斐济元（人民币约66万元），科威特和阿联酋分别捐资38.9万美元和10万美元。④ 吕桂霞：《全球化、区域化与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载《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4期，第108页。 斐济政府支出150万斐济元用于建设论坛秘书处。⑤ Ministry of Finance, Republic of Fiji, Economic and Social Update: Supplement to the 2014 Budget ,November 8, 2013, p. 37, http://www.fiji.gov.fj/getattachment/747077a3-1557-4e21-bdbd-01a77b8e71cb/2014-Budget-Supplement-(pdf).aspx，访问日期：2019年3月30日。加上域内外公私部门的捐款，共同支持了首届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召开。
会议主题是“为了绿色/蓝色太平洋经济的领导力、创新和伙伴关系”。论坛的形式较为开放，包括全会和七个行业分论坛，全会各环节主题包括“从里约到太平洋”“领导力、伙伴关系与创新”“私营部门领导力”“社区领导力”等，以及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机制建设本身。分论坛主题分别为矿产和能源、渔业和森林、旅游与创新、农业、制造业与贸易、交通与基础设施、健康与灾害防治。这种相对开放的、非正式的会议形式方便与会的政府代表和非国家行为体代表互动交流，也是更符合太平洋岛国习惯的会议方式。正因为如此，姆拜尼马拉马将这种政府、民间团体和企业之间的“真正的”咨商称为“太平洋方式（Pacific Way）”⑥ 早有学者将南太平洋地区这种不紧不慢的（多少也有些随意性的）开放式非正式会议归为“太平洋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参见Stephen Henningham, The Pacific Island States: Security and Sovereignt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 Houndmills: Macmillan Press LTD., 1995, p. 15.，是对历史上已形成、但冷战后一度缺失的岛国传统的一种强调。① JosaiaVoreqe Bainimarama, Address at the Inaugural Pacific Islands Development Forum (PIDF)Meeting , 5 August 2013, http://Pacificidf.org/wp-content/uploads/2013/08/Fiji-PM-speech-at-the-PDIF.pdf，访问日期：2019年3月30日。
论坛上的一段问答最能体现这种互动。一位来自斐济的旅游业者做了一个关于恢复太平洋岛国传统知识以促进可持续海洋交通的发言，② Colin Philp, Sustainable Sea Transport: Back to the Future, 5 August 2013, http://pacificidf.org/wpcontent/uploads/2013/08/SST-Back-to-the-Future-II.pdf，访问日期：2019年3月30日。 引发了马绍尔群岛外交部长托尼·德·布鲁姆（Tony de Brum）一段不无激情的即席评论：
在长时间里，我们接受了经济下行的事实，是常态；我们接受了小的现实，是常态；我们接受了发展伙伴③ 这里的“发展伙伴”，主要指域外对太平洋岛国提供援助的国家和组织。——笔者注。 开出的药方，也是常态。我们必须按照别人说的去做，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我来到这个论坛，怀着希望，希望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能填补我们发展中的这个缺陷——迅速拿出解决发展问题的方案，而不必寻求众多昂贵的咨询。世界需要替代性能源技术，这适合这次会议的议程。关于气候变化，我们需要做些新的事情。在这个领域，太平洋岛国很少成功，这让人沮丧。这个组织可以起带头作用，结束清谈。④ As cited in Sandra Tarte, “A New Pacific Regional Voice?: An Observer's Perspective on the Pacific Islands Development Forum (PIDF), Inaugural Summit, Denarau, Fiji, 5-7 August 2013,” p. 4.
（4）合理建立水利行业质量监督与市场之间的纽带关系。水利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是现代国民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和战略性。这种性质确定了水利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为激发水利事业发展与市场化的关系，进行协调机制，需坚持政府主导办水利，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尽管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极力避免与太平洋岛国论坛形成“两个论坛竞争”的局面，宣称“不谈政治”，试图与强调“讨论政治”的太平洋岛国论坛拉开距离，但是发展论坛上各发言人对澳新与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批评似乎在所难免。姆拜尼马拉马在开幕式上公开批评太平洋岛国论坛“被一小部分人主导”，“在太多问题上不再真正代表我们的利益与需求”，并表示：“我们希望作为太平洋岛民站出来，用一个声音向整个世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太平洋小岛屿国家是脆弱的，面对独特的可持续发展挑战。”⑤ JosaiaVoreqe Bainimarama, “Address at the Inaugural Pacific Islands Development Forum (PIDF)Meeting,” p. 3. 东帝汶开国总统、时任总理古斯芒也称：“我们要掌握我们自己的变革。”① XananaGusmão,Keynote Address by His Excellency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imor-Leste Kay RalaXananaGusmão on the Occasion of the Opening Session of the Pacific Islands Development Forum , 5August 2013, http://Pacificidf.org/wp-content/uploads/2013/08/Chief-Guest-Speech.pdf, 访问日期：2019年1月30日。在两位领导人的带动下，整个论坛的与会者反复强调基于“蓝色/绿色经济”的“新的发展范式（new development paradigm）”，要求“跳出既有逻辑（out of the box）”，拒绝“公事公办（business as usual）”等，将矛头对准澳新、以及为澳新所主导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太平洋计划》和“旧的”发展方式。② Sandra Tarte, “A New Pacific Regional Voice?: An Observer's Perspective on the Pacific Islands Development Forum (PIDF), Inaugural Summit, Denarau, Fiji, 5-7 August 2013,” p. 4.
四、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成果与影响
会上，太平洋基督教会大会（PCC）秘书长费伊洛阿基塔乌·特维（Feiloakitau Tevi）提出了一项倡议，呼吁“反思新自由主义经济伦理”，建议采取“一个新的发展模式，推动大洋洲走向包容性和富足”。② Pacific Conference of Churches, “Re-thinking the Household of God in the Pacific: Towards Sufficiency and Solidarity, Inclusiveness and Participation: Concept Papers to Islands Leaders,” as cited in Matthew Dornan, et.al., “What's in a Term?: ‘Green Growth' and the ‘Blue-green Economy' in the Pacific Islands,” 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 , Special Issue, 2018, p. 5.由于历史原因，基督教是太平洋岛国共同的宗教信仰，太平洋基督教会大会是南太平洋地区很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NGO）。会后发表的《纳塔多拉宣言》（Natadola Communiqué ）直接采用了太平洋基督教会大会提出的倡议，并支持了巴布亚新几内亚提出的关于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集团（PSIDS）的动议。③ The Natadola Communiqué , 23 June 2010, http://www.fiji.gov.fj/Media-Center/Press-Releases/The-Natadola-Communiqu%C3%A9.aspx，访问日期：2019年4月23日。
（一）机制化不断得到加强
2017年，姆拜尼马拉马成为联合国全球海洋大会联合主席，并担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3次缔约国大会（COP23）主席。在此背景下，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举办了首届太平洋蓝色经济高级别大会，探讨了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与随后不久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第48次会议提出的“蓝色太平洋”倡议共同构成了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的新理念。④ PBEC Outcome , https://mega.nz/#!hXhUySTb!ADr8qGdM7Xs_ysB2FzG03hoM2MIjlm0KogXLrQlG JT0, 访问日期：2019年4月5日。
2015年，第三届发展论坛移师苏瓦，主题为“建立具有气候弹性的绿色蓝色太平洋经济”，论坛邀请了泰国总理巴育（Prayut Chan-o-cha）参加。会后通过了《苏瓦气候变化宣言》（Suva Declaration for Climate Change ），为太平洋岛国参加两个月后的巴黎气候大会预热，也是向当时即将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施加压力，推动澳新在气候变化议程上对太平洋岛国作出更大让步。① Suva Decla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 Suva: Pacific Islands Development Forum, September 2-4, 2015.
发展论坛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早期南太平洋本土化地区机制的“小管理团队，低成本运营”的管理方式。③ Michael Haas, The Pacific Way: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Pacific ,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1989, p. 84.在新的时代，发展论坛还增加了网络化管理的方式，吸纳各方面专家，呈现出“小团队、大平台、宽网络”的特点。例如，马伊阿瓦、卡米和特维三人都是其他组织的负责人，却在筹建发展论坛上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如阿阔柔针对发展论坛的组织方式时所说，如果能从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得到智力资源，就“不必在头顶上（顶层）再建个秘书处”了。④ Transform Aqorau, “State of the Pacific: Slippery Slopes and Rough Rides in Regional Cooperative Endeavours in the Islands,” p. 5. 这种低成本运营、没有官僚机构的特点也得到了澳大利亚学者斯蒂芬妮·劳森（Stephanie Lawson）的认可，当然她更强调，这种方式很难使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实现其雄心。① Stephanie Lawson,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the Pacific Islands Forum: A Critical Review,” p. 228.
2016年，第四届发展论坛在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举行。这是论坛首次在除斐济以外的岛国举办，标志着论坛的机制化得到加强。在这次论坛上，东帝汶成为论坛的第18个基础成员和第13个成员国。论坛通过了《战略计划草案（2017—2020）》，还宣布2017年为“太平洋海洋年”，并开展了一系列活动。② Pacific Islands Development Forum,2016 Leaders ' Summit & Pre Summit: Outcome Document , http://Pacificidf.org/wp-content/uploads/2013/06/2016-Leaders-Summit-and-Presummit-Outcome-Document.pdf, 访问日期：2019年4月3日。同年底，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获得了联合国观察员地位。③ Nitish Narayan, UN Admits PIDF as Official Observer to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 23 December 2016,http://Pacificidf.org/un-admits-pidf-as-official-observer-to-the-un-general-assembly/, 访问日期：2019年4月3日。
首先，有利于高校重新思考并明确举办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初衷、目标和定位，从而确保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而不至迷失于“逐利”。
2014年，第二届发展论坛仍在楠迪举行，主题为“太平洋绿色增长：建立弹性的可持续未来和真正的伙伴关系”，论坛邀请了时任印尼总统苏西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作为特别嘉宾参加。会后，发展论坛与五个域内外组织签订了《合作谅解备忘录》（MoU）。③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f Cooperation , http://Pacificidf.org/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ofcooperation/, 访问日期：2019年4月3日。
从历次会议的主题可以看出，发展论坛一直围绕“绿色/蓝色经济”，聚焦太平洋岛国最为关切的气候变化、海洋治理、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全球治理议题，也是近年来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最核心的议题。
截至2018年，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及G20成员中的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印度、印尼、韩国和欧盟等都以不同形式参与了发展论坛。⑤ Ethan Meick, Michelle Ker and Han May Chan, China 's Engagement in the Pacific Island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 Staff Research Report,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18, p. 15.这些都标志着该论坛在国际社会建立了影响力，有利于利用域外影响提升域内地位。
（二）融入了地区机制合作网络
从南太平洋地区最老牌的地区组织南太平洋委员会（SPC）演变而来的太平洋共同体对这个新生的地区组织予以了大力支持。时任太平洋共同体秘书长阿梅纳·亚乌诺利（Amena Yaunoli）参加了首届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做了题为《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会议和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绿色发展框架》的报告，报告聚焦在发展论坛设定的绿色发展主题上，并提出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可以在技术上支持包括发展论坛在内的这几个新地区机制的活动。① AmenaYaunoli,Pacific SIDS Meeting and MSG Green Growth Framework , 5August 2013, http://Pacificidf.org/wp-content/uploads/2013/08/PIDF_Session-1_AYaunoli.pdf, 访问日期：2019年4月7日。2014年，这两个地区组织的秘书处签订《谅解备忘录》，提出要建立两个组织之间“真正的伙伴关系”，“互相承认并尊重彼此的授权”，“共享信息”，“相互支持与主张”，在绿色发展等问题上展开有效合作。②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Community and Pacific Islands Development Forum , June 20, 2014, http://Pacificidf.org/wp-content/uploads/2014/07/SPC_PIDF.pdf, 访问日期：2019年4月7日。获得太平洋共同体的承认与支持并与其展开合作，是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融入地区机制合作网络的重要一步。
与此同时，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还和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南太平洋大学两个地区组织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基金会两个知名国际非政府组织签订了《谅解备忘录》。③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f Cooperation , http://Pacificidf.org/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of-cooperation/, 访问日期：2019年4月3日。
2013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开启了针对自身机制的改革，与发展论坛同样强调岛国的主体性与“倾听地区的声音”，两个论坛之间的关系随之改善。2015年，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达梅·梅格·泰勒（Dame Meg Taylor）与发展论坛的官员举行会谈，认为“只要具有建设性，每个机构都有自身的作用”。④ Nic Maclellan, “Transforming the Regional Architecture: New Player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Pacific Islands,” p. 6. 此后，两个论坛之间的互动逐渐增多。
图1 当前南太平洋地区主要地区机制
（三）引领了地区议程
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理念和议程对南太平洋地区议程起到了引领作用。其中一个例子是发展论坛所倡导的“绿色增长”“蓝色经济”等理念逐渐被本地区接受，也被太平洋岛国论坛接受。2017年以前，太平洋岛国论坛一直不愿意接受“绿色增长”“蓝色经济”等概念，而是更多使用“低碳发展道路”“弹性发展”等。但显然，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提出的概念更加通俗易懂、“更接地气”，与太平洋岛国和人民的思维更具兼容性，因而也得到了岛国人民的广泛理解与支持。2017年开始，太平洋岛国论坛越来越多地使用“绿色/蓝色经济”概念，两个论坛共同倡导“太平洋海洋年”和“蓝色太平洋”。虽然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官方文件并未明确指出这些概念与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关系，但这种关联是明显的。这体现出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作为一个新论坛的议题设置能力。① Matthew Dornan, et. al., “What's in a Term?: ‘Green Growth' and the ‘Blue-green Economy' in the Pacific Islands,” p. 8.
（四）促进了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改革
首届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召开时间恰逢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举办会议，并研究对《太平洋计划》以及太平洋岛国论坛进行改革，这可能是巧合而非有意为之。但即便是巧合，这种同时进行“旧机制”的“改革”与“新机制”的“创新”的地区主义转向模式也具有重大意义。
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改革方向与发展论坛的运作模式具有很大相通之处。例如，它们都强调太平洋岛国尤其是小岛国的利益；强调成员国对秘书处的领导以及秘书处本身的“瘦身”；强调领导人对议题的决定作用，这促进了议题聚焦在太平洋岛国关心的气候变化、渔业、可持续发展等方向；强调非政府组织和学者的广泛参与和这种参与的机制化等。由此可见，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对太平洋岛国论坛的组织程序改革的影响是明显的。② Sandra Tarte, “The Changing Paradigm of Pacific Regional Politics,” p. 5.
通过项目建设完成的79个县防汛计算机网络系统，全省实现了“分级负责，集中管理”的信息“集约化”管理模式，加强了山洪灾害防御信息共享，提高了实时信息传输的时效性。河南省雨水情自动监测信息采取省级集中管理，各监测站通过GSM和GPRS通信方式直接发到省中心，省中心数据通过防汛计算机网络分发到各县级山洪灾害监测平台及各市水情分中心、各水库管理单位等，同时上报国家防总；各县山洪灾害基础信息和预警信息通过防汛计算机网络直达市、省、中央，实现了信息共享。国家、省、市、县四级互联互通的防汛计算机网络为信息“集约化”管理提供了快速的通道，时效性显著提高。
某些当事人和学者甚至认为，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塑造了南太平洋新的地区秩序。例如，太平洋共同体秘书长科林·图库伊汤加（Colin Tukuitonga）在2017年将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定性为“地区秩序变革的最重要例证”，还称发展论坛“毫无疑问在域内外得势”。③ Colin Tukuitonga, “The Future of Pacific Regionalism: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Pacific Dynamics , Vol. 1,No. 2, 2017, p. 343.研究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新一代学者乔安妮·沃莉丝（Joanne Wallis）与安娜·波尔斯（Anna Powles）认为，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和其他新的地区机制共同构成了“新太平洋地区主义的兴起”和“一场具有改革性的集体运动”，对南太平洋既定地区秩序构成了新挑战，共同塑造了新的地区秩序。④ Joanne Wallis, Crowded and Complex: The Changing Geopolitics of the South Pacific , Barton: 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Limited, 2017, pp. 15-19; Anna Powles, “Finding Common Ground: New Zealand and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Pacific,” in RoubenAzizian and Carleton Cramer, eds.,Regionalism, Security & Cooperation in Oceania , Honolulu: The Daniel K. Inouye, 2015, pp. 79-95.
五、结论
总之，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缘起和过程体现了全球治理进程如何通过一系列理念传播（尤其是“绿色增长”“蓝色经济”等理念）、机制作用、非政府组织与个体活动，与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等特定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和对既有地区机制的不满共同作用，促进一个新的地区组织的诞生与发展。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取得的成果与产生的影响又通过建立地区与国际合作网络、引领议程等方式提升了太平洋岛国对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主导权，塑造了地区秩序。
当然，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未来发展还面临一系列困难，包括经费紧张、大国打压等。① Radio New Zealand, Bainimarama Accuses Canberra of Undermining PIDF , Suva, 2 September 2015,https://www.radio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283103/bainimarama-accuses-canberra-of-undermining-pidf, 访问日期：2019年4月28日。这使得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未来可能受到全球层面的治理进程与大国博弈的持续影响。不过，作为一群小国自行组织的新的地区机制，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已经取得了很大发展，值得对其深入评估，并将其作为一个重要案例，以推动地区主义的理论构建与南太平洋地区研究的深入。把握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最新发展，为我国与太平洋岛国以多边主义路径共建“一带一路”南太平洋方向提供政策参考。
2) 料液比。精确量取60%盐酸乙醇水溶液20 mL，按料液比(W/V)1∶10、1∶20、1∶40、1∶60及1∶70 的比例分别加入2 g、1 g、0.5 g、0.33 g和0.25 g粉末于65℃水浴保温提取1 h。过滤后定容至25 mL，测定其吸光度并计算花青素含量。
作者简介 ：陈晓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国际研究部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南太平洋地区研究。（北京，100872）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识别码： A
文章编号： 2096-4536(2019)04-0005-18
（责任编辑：史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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