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科学主义的牢笼——关于科学哲学历史境遇及出路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主义论文,牢笼论文,境遇论文,出路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统科学哲学经波普尔发生了“转位”，由拒斥形而上学的科学的哲学转为专以科学为对象的科学哲学，到库恩上升为主流。科学哲学在自己80年的演化历程中，形成了经验主义、逻辑主义、语言至上、科学自主性等信条。它们维护了科学哲学，也限制了它的发展。为今之道，一是把人文哲学的某些主张和方法引入科学哲学，在更广泛的人类生活文化场境中对科学进行多维理解；二是回到正统科学哲学的主张，用科学来影响和改造一般的哲学。综合这两种探索，使科学理性向生活传统回归，在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体化(STES)的进程中实现双重价值。
你在哲学上的目的是什么？
──给苍蝇点明飞出捕蝇瓶的出路
（维特根斯坦）
自本世纪30年代的维也纳小组以来，科学哲学走过了成绩斐然而又充满曲折的历程。发展到今天，除了整个探索不再有统一的旗帜外，许多时髦一时的工作已开始老化，并走进日益狭窄的象牙之塔，新的迹象表明，整个科学哲学已到了必须重新整理和全面反思的时刻。
1 历史之迷
1929年，《科学世界观：维也纳学派》的发表，正式宣告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诞生。从此，科学哲学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引起了整个世界思想界的震动。他们明确地宣称：“我们已经根据两点规定基本上描述了科学世界概念的特点，第一，它是经验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只有来自经验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建立在直接所予的基础之上的。第二，科学的世界概念是以一定的方法，即逻辑分析的运用为标志的。科学工作努力的目标是通过将逻辑分析应用于经验材料达到统一科学。[1]这段话准确地概述了逻辑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同时强调经验和逻辑的基本特征。
按照图尔明的看法，正统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主张主要有两个：一是意义理论，二是统一理论。
意义理论就是探讨科学的理论和命题的意义。逻辑实证主义认为人类认识的全部要义就是弄清什么是意义。这一点在他们那里基本上通过证实标准得到了澄清。对此，石里克曾给出一个纲领性标准：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就在于它的可证实性，或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后期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理论主要表现为卡尔纳普和艾耶尔等人对可证实原则的弱化工作。
统一理论就是探讨科学的统一问题。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哲学的唯一使命就是为科学寻找统一的表述手段和逻辑构架。最方便的途径是寻找描述事件的语言，其关键是寻找物理语句，因为世界严格说来就是物理事件的集合。统一的具体步骤是：首先区别前科学语汇和纯科学语汇，然后找到可观察事物谓词（关于某一事物的属性的谓词），最后把描述各种过程的词汇还原为最基本的记录语句（原子语句）。这样，统一科学的任务就算完结。以后，只要把系统中的逻辑变项代入，就可得出各门科学。可见，统一问题其实是意义问题的逻辑引伸，它解决的是一个统一系统的意义问题；而意义问题讨论的是个别语句的意义，它是统一问题的基础。
为了实现上述主张，逻辑实证主义建立了自己的科学方法论：语言逻辑构造方法论──寻求意义和证实意义的还原主义方法论和物理主义方法论，科学评价方法论。
本世纪50年代以后，逻辑实证主义由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开始衰落下去。
外部是原因科学发展的冲击。首先，科学理论本身演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完全依存于经验；其次，科学发现、科学创造本身也包含着逻辑，这使人们深感观察是渗透理论的；再次，科学理论的更迭（革命）表现为非常明显的认识转换，这种转换是不连续的、间断的。这三股强大的冲击波，对逻辑实证论的基础主义主张形成了有力的挑战。
理论自身的内部原因有三：其一是理论术语与观察术语的矛盾，按逻辑实证论的主张，真正的语句是观察语句，但科学术语还原为观察语句是极其困难的；其二是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矛盾，逻辑实证主义诉诸于直接经验，认为整个科学应建立在直接经验（亲知）的基础之上，而实际上科学更多地依赖于间接经验，单凭直接经验是不可能的；其三，是科学语言与人工语言的矛盾，科学语言不是日常语言，但也并不就是理想的人工语言，中性的理想语言是不存在的。这些来自内部的挑战有力地冲击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和还原论。它们与外部因素一起，最终促使逻辑实证主义迅速衰落下去。
逻辑实证主义衰落后，在科学的哲学内部崛起的是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在分析哲学传统中衍生的是逻辑实用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
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是在共同的前提内和正统解释相对立的情况下提出来的。
按照正统解释，科学的哲学只研究科学的认识结构问题，不关心科学的发现过程，它所建立的只是揭示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并将其还原为经验的经验科学知识论。与之相反，波普尔把动力学概念引入科学哲学，致力于科学知识的生长，寻找知识进步的标准和模式，即科学发现的逻辑。他用理性主义去反对观察主义，强调理性先于观察，认为理论是理性本身的创造物。当然，理性未必就正确，所以对理性必须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交由经验证伪。这样，证伪就成了理性的本质特征。由此，波普尔就否定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和意义标准，使正统的科学哲学发生向非正统的转折。波普尔的理论构成了一个比较丰富的体系，这一体系的出现标志着科学哲学从企图取代形而上学的科学的哲学向纯粹以科学为对象的主流科学哲学的转变。这一作用决不单单是在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中的一种过渡地位。毋宁说波普尔的工作标志着纯粹意义的现代科学哲学的兴起。但这一理论本身同样是不完善甚至是错误的，60年代兴起的历史社会学派就是秉承波普尔志趣又不满于他的工作而走上思想舞台的。
与波普尔不同，奎因是从哲学内部的一般认识论角度对逻辑实证主义进行诘难的。他的主要工作可以归结为对经验论两个教条──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教条及还原论教条的分析。奎因经过分析指出，这两个教条都是站不住脚的。针对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做法，奎因提出了本体论的承诺和“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建立起富有美国文化特征的逻辑实用主义。
较波普尔晚些，但比奎因早些，分析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发生了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这一转变使他开启了日常语言学派的活动。尽管人们对日常语言学派对科学哲学的意义一向不如前两个学派那样重视，但这个学派对哲学本身的影响，可能比其它学派更根本和久远，因而具有它山之石的作用。
在正统的科学的哲学一分为“三”以后，历史社会学派便由于托马斯.库恩等人的工作而成为现代科学哲学发展的主流。他们强调科学哲学的研究要以科学史家及社会学家所搜集的关于科学生活的观察资料为基础。阐明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70年代，在美国又兴起以夏佩尔等人为代表的把科学发展的合理性问题看作科学哲学主要问题的新历史社会学派。从此，科学哲学由逻辑主义转向了历史主义。
问题在于历史主义也不过是以偏纠偏，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科学哲学的根本问题。它们关于科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吵一直延续至今，并导向具有“女权”特征的规范自然主义。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重述这段已经被人絮叨千遍的历史，不过是想再次探寻科学哲学究竟是由于哪些问题和主张的推助，迤逦走到今天。既然人们通常都把从维也纳学派到批判理性主义再到历史社会学派看作科学哲学的主流（这里包含着对库恩以来的科学哲学地位的推崇），那么我们就必须指出，从正统解释向当下认可的科学哲学的转变中，波普尔起了“正位”作用，这才是他的工作中最本质的东西。至于后来者的努力，只不过是跟着做而已，虽然方式和结局各有千秋。波普尔的“正位”可以说意义非同寻常，尽管如此，本文在后面的叙述将指明，它对于科学哲学的初衷，却未必是明智的。
现在，我们再从问题的角度来反思一下科学哲学的探索。据有关学者统计分析，[2]科学哲学所提出和探讨的根本性问题主要有十个：(1)科学与形而上学问题；(2)科学的本质及其界限问题；(3)形式科学与经验科学的区分问题；(4)科学发现问题；(5)科学理论的本质及其结构问题；(6)科学说明或科学解释问题；(7)科学检验问题；(8)科学发展或科学成长问题；(9)科学进步问题；(10)科学及其发展的合理性问题。这些问题按其自然顺序大致与前后不同时间兴起的科学哲学派别关注的焦点相对应，展示了科学哲学发展的“问题”轨迹。由此不难看出，科学哲学的初衷及其在每个时代的兴奋中心，看出它的工作意义及所面临的困难。
从这些问题及科学哲学的演变历程，我们察知，作为正统科学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尽管在“两个教条”的框架内营构自己的理论之厦，但还毕竟是进行着具有哲学意味的探索。而卡尔·波普尔却将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导向极致，使科学仅仅成为研究科学知识进步的理论。稍后的托马斯·库恩从另一条道路上发展了科学哲学，但却没有挽回科学哲学的流弊。库恩的工作毋宁说是一种“摧毁”，因为此后的探索愈加缺乏哲学色彩。科学哲学仅仅关注科学进步的模式、科学规范的转换、科学研究纲领的更替、科学研究传统的扬弃等等，放弃了对科学的前提性追索，更无意关心科学的哲学的本意。关于科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重新争吵，又从结果的意义上回到了对科学前提的关注，新兴的规范自然主义主张就是这一争吵的结果，但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迹象。
历史的命运竟是：作为一种理论活动，科学哲学无疑是极其成功的；但对其拒斥形而上学的初衷而言，它的努力显然失败了。形而上学在当代不仅没有因为科学哲学的诋毁而消声匿迹，反倒因为它的出现更添了几分喧闹升荣的色彩。是形而上学没有被拒斥掉，还是科学哲学作茧自缚？问题更在于：科学哲学能够安于或可能仅仅作为一种特殊思潮而存在吗？
2 信条之茧
近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科学已经由人类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因素上升为文明演进的主导力量，并获得了代表时代发展的某些全局性特征。一般说来，这是一种积极现象，是一种理性的辉煌。但若因此就企图用科学取代一切，也无疑犯了简单化的错误。事实上，由于本世纪所特有的时代风貌，哲学形而上学在激烈的批评和痛苦的反思中不是毁灭而是获得了新生，由传统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符合主义(correspondence)导向了现代的语言—逻辑走向、主体—体验走向、解释─超越走向，彻底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正因此，它不是为科学哲学所否证而是滋养了科学哲学。关于这一点，科学哲学由于在自身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几个坚定信条的遮蔽，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理解，虽然它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也表现出了一种近乎哲学的困惑。
这几个基本信条是：经验主义信条、逻辑主义信条、语言至上信条、自主性信条。
关于经验主义信条，一般认为它已为卡尔.波普尔所否证，其实不然，它作为一种几百年来形成的认识论传统不会仅仅因为某个人的否决而骤然消失。批判理性主义否证了经验在科学中的先决地位，却并没有否证经验论传统，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科学哲学队伍正是这一传统下的集合体。由于“经验”，人们看重实证，信奉逻辑，推崇语言。因此，经验主义信条是一切科学哲学的共同纲领。这本是一种特色（也是整个分析哲学的特色），但由于长期的单一发展（拒斥形而上学），遂逐渐变成一种缺点，限制了科学哲学的视野。
在逻辑主义由数学而科学、由科学而哲学后，这股潮流曾一度上升为席卷整个思想领域的狂飙，推进了科学哲学的发展。尽管它作为一种信条，其完备性早在30年代就已为数学家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所否证，并且其赖以生存的人工语言也一再受到来自日常语言学派及其它方面的有力冲击，但它依然主导着科学哲学，甚至在认知手段上成为本世纪区分于过去时代的一种标志，以至于不懂现代逻辑，就根本无法彻底了解科学哲学的境遇。姑不论这一现状已经使科学哲学成为个别人的事业，就其基本主张而言，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波普尔那本著名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恰想表明“发现”其实并无逻辑。逻辑使现代科学日益完备，探索力不断加强，但这一切丝毫不表明宇宙世界和人类的生存状况更加逻辑化了。逻辑作为主张和传统，是一种冰冷的信条。它在裁剪事实和人类意识时，剪掉了活生生的个性，从而使科学哲学丧失了与整个精神世界对话的前提和勇气。
语言是现代科学哲学家们最津津乐道的语词之一。如果将他们对语言的称颂汇集起来，足以成就一部空前绝后的赞美大全。因为语言对科学哲学来说，着实是太重要了。对此，维特根斯坦曾指出：“哲学的目的是思想的逻辑澄清，哲学不是学说而是活动。”而“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3]卡尔纳普也说：“哲学应当被关于科学的逻辑所代替，那就是说，应当被对于各门科学的概念和语句的逻辑分析所代替，因为关于科学的逻辑不是别的，而正是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4]在这里，语言成了哲学唯一的研究对象，哲学的任务就在于解释科学语言或日常语言的意义，一切超出这个范围的问题都是毫无认识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因此哲学家的活动基本上就是一种纯粹的语言分析活动。语言至上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信条。然而，只要我们从多个视野认真反省一下，就不难确信，科学与哲学从来就不仅仅是个语言问题。语言作为一种存在，是建立在整个人类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一种现实的交往活动，[5]仍然具有间接性。而哲学混乱的出现，总是有着特定的认识论的与社会政治经济的根源，即或存在语言上的原因，也只是一个次要问题，根本不可能把它看作“是人类活动的本原”。[6]这种将哲学活动仅仅归因于语言分析的做法，实质上否定了哲学的超越意义，也就等于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哲学，难怪维特根斯坦在遭受各方批评之后，发生了哲学转向，将其归之于“语言游戏”。[7]尽管语言游戏有着中外的意义，但作为一种哲学归所却阉割了后者的生活实践基础，不能不说是一种重大缺失。对此，就连罗素也不无感叹甚至不无轻蔑地说，这种哲学“如果是正确的，哲学充其量不过是对于字典编辑人的一点些微的帮助，最坏就成了茶后饭后闲着没事的一种消遣。”[8]
自从30年代法国科学史家科瓦雷(A.Koyr-e)提出科学内史论主张以来，科学自主发展观点便渐为人知，逐步成为科学家们的一种内在信条。特别是20世纪以来，由于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与飞跃发展，终使科学哲学登上了人类的思想舞台。承认科学发展的自主性，这无疑是人类科学认识的巨大进步，并为排除科学以外的不正当干扰提供了比较可信的理论依据。但科学因此就自我标榜、自封偶像，无疑又犯了另一面的错误，原因是科学并不存在于真空中。由于维特根斯坦，日常语言学派从30年代开始就从语言方面清除这一点；稍后，奎因则从哲学认识论角度提出质疑；到60年代，更由于库恩关于科学进步问题的一系列工作而打碎了科学哲学的梦像；及至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彻底摧毁了有关科学的各种“神话”，科学回到了历史。其实，在我们通常认可的科学之外，人类的生活视野极其广阔。单就科学活动的共同体而言，就已从最初的有共同前景与旨趣的科学家集团，演变为具有社会纵深与辐射力的产学研联合体(PER)。也由于这一现象，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在人类生活中才进行了历史的理论对话。这正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由于找到了当时的思想症结和一些特殊的出发点，科学哲学在80年的历程中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它最终并没有否定掉形而上学，而只是否定了一些纠缠着科学的形而上学问题与信条，真正的形而上学依然故我。并且由于这一点，科学哲学又筑就了新的信条，甚至营构了自己的形而上学之网。试看库恩的范式、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劳丹的研究传统，等等，哪一个不具有形而上学特性。而且，与科学哲学家们的理想相反，科学哲学除了描述那些已经发生过的科学现象之外，对现实中正在进行着的真正科学活动，并无实质的助益。科学家们不会仅仅因为哲学家们的说教，而轻易转变自己的兴奋中心与研究方式；转变了的科学家，也并没有做出更多的甚至是有益的工作。正因此，科学史家们对科学哲学的工作表现出了“空前的冷漠态度”，甚至“干脆是对之不予理睬”。[9]难道这种“两不干、”的局面是科学哲学家们喜欢看到的吗？
3 消解之维
如今，人们已习惯于接受这一看法，即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哲学反思。[10]但问题之一是，如何进行哲学反思？
在文明以来的人类意识演化中，哲学通过与一切实证科学的渐次分离逐步沉淀出了自己为各流派所基本认同的品性，即超越性、批判性和反思性。超越性又称间接性，它是哲学与一些实证科学和社会意识形式的基本差别，是其作为形而上学的基本前提。批判性又称内在性，它是不同于传统哲学的现代哲学的本性，是哲学和人之思联结一体的逻辑纽带与生存方式。反思性是哲学自为自足，避免僵化和教条的自我调控机制和进化的自动力。由此决定哲学的研究对象就只能是那些根本性、本源性，一句话属人性的问题，诚如有的学者所言：“人是哲学的奥秘”。[11]
接以上看法，科学哲学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科学或把科学作为哲学的对象来分析，就只能研究科学中那些具有哲学性质的问题，那些带有根本性、本源性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对科学的一种终极关怀，它必然逻辑地导向这样一种结局──对科学进行前提批判。抑或对科学进行人文性批判。[12]这是超越科学的重要标志。由于才能推开正统科学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紧闭着的门窗，使之能在更广泛的人类生活文化场境中对科学进行多维的理解。实际上，无论是历史社会学派，还是新历史社会学派，都在进行这种转向研究，尽管对他们的成就不敢作过高估计。最近，一些西方哲学家（如麦迪森、野家启一、海兰、玛库斯等）尝试把欧洲大陆人文科学的解释学纲领引入科学哲学，就是一个很好的迹象。[13]如按这一主张的方向进行操作，科学哲学的一些信条可望得到某种消解。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理论工程，但是借助后现代文化的推扶，科学哲学还是有可能挣脱现代科学主义的羁绊。
问题之二是，信条消解后的科学哲学该如何定位，它还是“科学哲学”吗？
为此，必须回到正统解释的主张，因为科学哲学还有着广泛的涵指，就是用科学来重建哲学。
人们往往把维特根斯坦看作科学哲学的思想前驱。其实，维氏无论前期后期，其主旨无不在于用科学来改造哲学。比他更明显的是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所做出的努力。胡塞尔与逻辑实证主义一样，也是从研究逻辑和数学的基础问题入手开始哲学探索的，但却得出了不同甚至对立的结论。他批评逻辑实证主义把知识还原为感觉经验，动摇了科学的基础。其本人则强调哲学是“严密科学”、“科学的科学”，为科学提供规范和基础。为此，他提出了不同于经验方法和推理方法的所谓现象学方法，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主观意识领域，从中探求事物的本质和世界的本原。胡塞尔的现象学经过海德格尔与欧洲大陆流行的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等合流，汇成一股强劲的存在主义思潮。它对人类现代精神的影响，要比科学哲学更加广泛而深远。正因此，以罗蒂为代表的一些年轻分析哲学家才主张将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整个分析哲学同胡塞尔、海德格尔或社威等人的哲学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颇值关注的思想取向，这也正是以波普尔和库恩为代表的主流科学哲学家们所始料不及的。
这样做的难结在于，科学哲学为哲学提供了什么？一句话，提供了现代科学的精神传统。如果简单作一下划类分析，主要不外三点：(1)它强调实证的精神，不迷信任何权威，主张用科学的探索对那种毫无真凭实据的思辨玄想予以严厉批判（拒斥），并寻找它的致错根源（两类命题）。(2)它强调科学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运动形式的思想价值，主张用严格的科学的逻辑来取代哲学中单凭主观臆想和特设手段建立起来的偶然联系与空洞说教。(3)它强调对负载哲学的语言进行科学分析，因为“妨碍我们在哲学上取得进展的主要障碍，在于我们自己进行思考时固执地迷恋于日常语言”。[14]事实上，很多哲学混乱的产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滥用或误用语言。这一点也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所认同。伽达默尔认为“语言问题是哲学思考的中心课题”，“理解”或“解释意识”总表现为语言，因为“语言就是我们存在世界起作用的基本方式，是世界构成的无所不包形式”。[15]而解释学所要达成的“视界融合”，其中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必须实现对本文语言的某种准确无误的理解。理解了语言，也就理解了本文，理解了存在。由于后一点，科学哲学便将其得益于分析哲学的全部传统都用于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而它的基本精神也通过分析哲学影响了整个西方思潮，内在地推动了当代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汇流。当然，这条回到哲学形而上学的路径本身仍将是极其曲折和漫长的。不能想象像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期待的那样，在这一夜之间就“达成”愿望。
事实上，整个现代哲学已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关注和阐释了一些相近的基本问题，为上述努力拓展了深广的思想背景。当新历史社会学派张扬科学合理性的时候，哲学解释学早已对历史表示出崇高的敬意，并别出心裁地引入“合法的先见”范畴；而维特根斯坦则在其“语言游戏说”中用“家族相似”取代了“共同本质”，用“公共规则”取代了“私人语言”，因而“消解”了笛卡儿式的“身心二元论”及长期争论的“他人心灵是否可知”的假哲学困惑。这些“趋同”的迹象表明，那种长期统治着整个世界的貌似“精确”的“科学”的时代──“尤理森”(Ur-izen)时代的终结和近代以来一直张扬至今的“理智梦”的破灭。[16]一个新的超越工业理性的富有诗意与情味的思想时代正在到来。哲学由于其对人类生活的全景关注而正在回到生活中去。[17]当此之时，科学哲学自是不能等闲视之，它那由不断争鸣和毁坏而构筑的探索过程早已成为一个“碑铭(grafiti)整体”，[18]并作为传统支撑着在世纪之交的新的理论探索[19]。而对于科学活动本身向生活传统的回归，“STES”（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的兴起恰恰为之提供了一种内在的背景和外部的摹板。STES兴起的主因在于：科学和技术在当代已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系统；而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数量又不断激增，并使社会活动中学者、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比例大大增加；于是，科学技术全面作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科技进步既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又是生态危机的“罪魁”，正因此教育的重要性也在增加。这样，科学发展的外在条件、目的、模式就与科学进步的内在逻辑、方法、动力等具有了同等重要的认知价值。它在理论上可使以往关于科学哲学的探索同技术哲学、教育哲学、管理哲学、社会哲学等研究联合起来，探究建构新型的哲学；在实践上又可使科技界与经济界、政界、教育界联合起来，开拓新的科学活动方式，为人类能够在地球上“诗意地居住”提供双重尺度[20]，从而成为推进科学哲学发展的新主动轴。这正是处于现代科学主义困境下的科学哲学所面临的转机和应有的视域。
其实，科学哲学的历史境遇也是整个西方精神的境遇，随着世纪之交东西文化的全面碰撞与交融，远景的科学哲学必将由于东方的复兴而获得新生！
注释：
①《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9年第1期第20页。
②舒炜光《进步在哪里？》，《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
③Luduig Wittgenstein:TractatusLogico-philosphicus,in LudwigWittgenstein:werkausgabe in a Bauden.Band.1(Sahrkaxp,1984)§4.112.
④卡尔纳普《语言的逻辑句法》(1937)第13页。
⑤钱伟量《语言的实践基础》，《哲学研究》1993年第7期。
⑥引文参见尚志英《寻找家园》，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154页。
⑦马尔康姆《回忆维特根斯坦》，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版第56页。
⑧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版第199页。
⑨刘兵《科学哲学对科学史意味着什么？》，《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4期第36、41页。
⑩这是晚近以来的共识。最初的逻辑实证主义却是想以此取代形而上学，其科学哲学的涵义相当于科学（性）的哲学。
(11)高清海语，见《哲学研究》1993年第6期同名文章。
(12)沈铭贤也有相近看法，他认为，“科学哲学应达到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见《科学哲学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15页。
(13)参见施雁飞《科学解释学》，湖南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14)罗素《对批评的答复》，载P.R·希尔普编辑《贝特兰·罗素的哲学》一书，1944年第694页。
(15)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伦敦1977年（英文）版第3页。
(16)“尤理森”是近代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1757-1827)诗歌中的一个角色，这个名字的意思是you-reason（理智──你），这是他的幻想的产物，以此象征工业文明中使一切都变成碎片的机械论哲学。
(17)参看作者的另外两篇文章：《批判性的回归与重建》，《理论探讨》1994年第2期；《哲学的元批判》，《北方论丛》1994年第4期。
(18)［比］J.M.布洛克曼《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8年9月第1版第9页。
(19)参看拙文《科学哲学与形而上学：科学传统的确认》，《哲学动态》1994年第5期。
(20)详见拙文《现代形而上学与中国自我关怀传统》，95哈尔滨现代科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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