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推进社会政策体系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系建设论文,大力推进论文,政策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中国不少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同样也显露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重大缺陷。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两者之间严重脱节，基本的社会政策严重缺位。这一重要问题导致了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阶层结构的不公正、不合理，致使社会结构难以对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有力的支撑，如消费需求、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社会资源以及社会安全等方面的支撑。
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目标有两个：一是从近期着眼，必须防止由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实体经济危机深度化，必须防止金融危机向社会领域广泛蔓延；二是从长远着眼，必须进行系统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形成公正合理的社会结构，以弥补中国一个时期以来发展中的重大缺陷，为中国经济社会长远的健康发展做好必要的铺垫。
应当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初级的社会政策体系的建设
为了完成上述两个目标，需要做大量的事情。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应当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初级的社会政策体系的建设。
在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当中，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是协调、统一的，两者共同支撑着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政策是社会公正理念的具体体现。对于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来说，社会政策是至关重要的。社会政策对于协调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保证社会的安全运行，促进社会的整体化发展，提升社会的质量，均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在1978年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就总体而言中国社会一直认为经济目标应优于社会目标，经济发展几近成为现代化建设、社会发展的代名词，经济政策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基本政策。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两者之间呈现出严重的不同步和不平衡状况。而且，即便是在今日，社会政策无论是就其受重视的程度还是就其贯彻的力度而言，仍然不能与经济政策同日而语。经济政策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如果只是强调经济政策而忽略了社会政策，以经济政策取代了社会政策，那么，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健全的社会，而只能是一个少数人受益、多数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生活水准无法得到保证的病态社会，是一个社会焦虑不断加重、社会问题迅速增多、社会整合程度不断降低的低质量社会。
所谓社会政策，是指以社会公正为理念依据，以解决社会问题、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改善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为主要目的，以国家的立法和行政干预为主要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法令、条例的总称。简而言之，凡是同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福利息息相关的政策(法令、条例等)，都属于社会政策的内容，如社会救助法(条例)、反贫困法(条例)、就业法(条例)、失业保险法(条例)、社会保险法(条例)、工会法(条例)、最低小时工资和最高工时保障法(条例)、劳动者工作保护条件法(条例)、公共卫生保障法(条例)、义务教育法(条例)、资源和环境保护法(条例)、职业培训法(条例)、国民住宅保障法(条例)等。
应当看到，目前民众对于社会政策形成了一种普遍的要求，而且对于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来说，建立一个初级的社会政策体系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同时还应当看到，目前中国毕竟还不是一个发达或比较发达的国家，而且在社会政策方面的历史欠账过大，所以在现有的条件下，要想建立起一个高级的或中级的社会政策体系并不现实。基于前述两方面情形综合考虑，我们现在提建立一个初级的社会政策体系还是切实可行、能够做到的。
在现阶段，就初级的社会政策体系的制定和实施而言，应当也能够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重大的突破：围绕社会保险法的制定和实施做好一系列相关的事情，逐渐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真正的亦即免费的义务教育，并且将初级的职业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之内；建立起基本型的公共卫生保障政策体系；建立起以廉租住房保障为重点内容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完善并提升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政策体系；建立起合理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体系；出台鼓励充分就业的政策体系；形成并实施公正、合理、有效的劳资谈判机制；完善并实施劳动政策体系。
大力推进社会政策体系的建设，对于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乃至确保中国未来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具有重大的、不可替代的意义。
大力推进社会政策体系的建设是有效提升消费内需拉动力之必需
“中国的发展应当而且有可能实行以国内需求为主的方针。”①而且这种内需主要是指消费内需。但是，应当看到，一个时期以来，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消费水准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民生状况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其一，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比重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近年来，在按支出法统计的地方GDP构成中，劳动者报酬比重不断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2004年降至49.6％，2005年降至41.4％，2006年降至40.6％。②有数据显示，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初次分配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美国接近于70％，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在54％至65％之间。③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2002年到2006年，企业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20％上升为21.5％，上升了1.5个百分点；政府收入比重从17.9％上升到21.4％，上升了3.5个百分点。④其二，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小得可怜，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我们不妨比较一下10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情况(见表1)。这个国别之间的横向比较说明：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严重落后；公共教育事业明显落后；公共卫生事业严重滑坡。
中国正处在一个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换的时期。⑤在这样一个时期，有效地扩大消费内需，对于中国社会经济能否迈上一个巨大台阶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而劳动者报酬比重的逐年下降，使得民众的消费购买力的提升受到限制；国家在基本民生方面公共投入的过小，又使得大量社会成员必须在现有的家庭财富当中切出一部分用于自我型的保障，以应对未来的生活风险。这一切，使得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消费内需拉动明显不足，最终消费率日益走低。2007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为166740.2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为263242.5亿元，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高达63.3％。⑥这个数字远远高于美国2002年18.2％的外贸依存度水准。⑦2007年，中国的投资率达到了自1978年以来的次高点42.3％，而消费率却创下了自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48.8％。⑧过度依靠外贸拉动的不利影响在于：成本高，利润低，风险大。过度依靠投资拉动的不利影响在于：容易导致重复、低效并形成大量不良贷款的建设。
显然，大力推进社会政策体系的建设，是走出上述困局的必需之举。其一，对社会成员提供大量基本公共服务产品以及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可以使民众原来用于教育、卫生的许多支出费用转向日常消费，从而直接有助于形成大面积的、有效的消费内需拉动。其二，社会保障政策体系的建立，能够使社会成员对社会及市场的重要风险因素进行共同的承担，从而大幅度地缓解诸如社会成员在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的后顾之忧，使其对未来的生活能够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相应的可以大幅度减少个人的储蓄。与之相联的是即时消费的增加，甚至是提前消费亦即按揭消费(贷款消费)的增加。如是，中国的消费内需拉动力则能够间接地大幅度提升。
大力推进社会政策体系的建设是确保社会安全运行之必需
中国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关键的阶段，换句话来说，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时期。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那样，“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⑨。“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既有许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少不利因素，关键看我们工作做得怎么样。”⑩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迅速推进，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和即将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社会当中各种各样的、大量的社会问题必然会集中出现，在某个时期、某些地方甚至会以一种比较激烈的、爆发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大量的社会调查几乎都显示出这样一种情况，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社会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领域，如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卫生、义务教育、贫富差距等。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国目前的民生状况不容乐观。由不容乐观的民生状况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呈现出某种多发、高发、并发的态势，进而对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这些社会问题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比如，失业问题加剧，低收入群体生活状态恶化，劳资纠纷和冲突加重，中等收入者财富明显缩水，群体性事件迅速增多等。而这些由不容乐观的民生状况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恰恰是可以通过社会政策直接予以解决或缓解的。
通过有力度的社会政策的实施，可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提供一个有效的基本生存底线，提供一个基本的发展平台，从而大面积、大幅度地改善民生的基本状况。而中国的基本民生问题一旦得到大幅度的改善，那么，就会从源头上大幅度减少社会问题生成的机会，就会在现实中大幅度减少社会问题的数量、减弱社会问题的强度，进一步看，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安全运行就能够得以实现。
大力推进社会政策体系的建设是形成公正合理的现代型社会结构之必需
社会结构对于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来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社会结构是社会机体的骨骼，支撑着现代社会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发展空间、健康状况和安全系数。显然，经济发展同社会发展能否得以协调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结构是否能够同现代经济结构(现代产业结构、市场经济体制等)相适应。
公正合理的现代型社会结构并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自动生成，而是一个需要进行主动建设的过程。不能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时期当中，中国对于公正合理的现代型社会结构的建设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致使社会结构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问题，并由此衍生出许多负面的社会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社会发展滞后的短板现象。其一，金字塔型外观明显。从收入状况和财富占有量来看，公正合理的现代型社会结构应当是一个以中等收入者为主体的、外观上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但是，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却是金字塔型的，即中等收入者所占的比例过小，“关键问题是，该减小的社会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增大的社会阶层还没有大起来，社会中间阶层至今仅占23％”(11)，而中低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却占到了70％左右。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是不合理、不公正的，对于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是十分不利的：不仅不利于内需的有效拉动，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全运行。其二，没有形成一个互惠互利的社会利益分配结构。在中国现阶段，富裕群体在社会全部居民财富中所占的比例迅速提高，富裕群体的财富增进同中低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境况改善两者之间没有实现一种同步化，相反却出现了一种零和博弈的状况。调查统计显示，现在城市中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城市中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城市居民财产的1.4％，另外80％的城市家庭占有城市家庭财产总额的53.6％。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既背离了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同时也使社会各个群体之间难以形成一种普遍的认同感，进而会造成许多社会纠纷和矛盾。其三，缺少一个畅通的社会流动机制。畅通的社会流动，是一个社会实现机会平等取向、社会成员寻求自由发展以及改善自身处境的前提条件，是社会活力的重要源泉。但在中国现阶段，存在着许多歧视现象如户籍制度、同工不同酬、性别歧视等，从而人为地制造了不平等的社会成员身份系列。
大力推进社会政策体系的建设，有助于形成公正合理的现代型社会结构。通过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增大社会再分配的力度，从而减少贫困者和低收入者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通过社会政策，可以对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收入进行保护，同时还可以对资方的违规赢利行为进行有效的制约，最终形成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互惠互利局面。通过社会政策，还能够有效地消除社会歧视现象，为建立畅通的社会流动机制清除障碍。凡此种种，对于社会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将起到一个不可缺少的、有力的支撑作用。
中国大力推进社会政策体系建设正当其时
对于社会政策大面积的制定和实施来说，中国如今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契机。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经济遭受到多年来未曾遇到过的重创，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且，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如经济结构转型问题、发展后续推动力匮乏问题、社会发展明显滞后问题、社会不公问题等都比较充分地显露出来。对于这些问题，需要站在统筹全局的高度，并着眼于中国的长远发展，通过系统的制度建设，予以一揽子解决。而大力推进社会政策体系的建设，就是其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十分重要的内容。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经过近年来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理论的倡导和实施，中国民众对于“四大建设”之一的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已经形成了共识，因而对于社会建设当中的基本内容——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有着普遍的期待。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和英国均是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当中开始建立系统的社会政策体系。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美国经济严重衰退。作为成功应对如此严重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新政，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开始建立系统的社会政策体系。1935年，美国通过了《社会保障法》，确立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1935年前后，美国还制定了大量的其他方面的社会政策，如《全国劳工关系法案》、《税收法案》等。英国也是如此。经过“二战”，英国几乎成为一片废墟。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英国于1945年前后，推出了大量的社会政策，如《社会保障法》、《家属津贴法》、《国民医疗保险法案》、《国民工商保险法案》和《国民救济法》等，开始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会政策体系，并予以贯彻实施。20世纪上半叶美国和英国在社会政策方面的举措，为这两个国家社会经济未来长时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美国和英国在社会政策方面的这些做法值得借鉴。
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明显高于1935年的美国和1945年的英国；国家现在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财力，更是远远超过了1935年的美国和1945年的英国；况且，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应更加重视社会政策，理应在社会政策方面有重大突破。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国现阶段，建立一个初级的社会政策体系已经不是一个“能不能做到”的问题，而是一个“想不想去做”的问题。只要下了决心去做，我们国家应当也能够比当时的美国和英国做得更好，从而有效渡过金融危机难关，并为渡过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实现更长时间、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做好必要的铺垫，打下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温家宝：《走科学发展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人民日报》2005年9月7日。
②汝信等主编：《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③徐平生：《初次分配不公致中国GDP“不实”》，《上海证券报》2006年8月15日。
④陈江生：《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事关重大》，《学习时报》2008年3月25日。
⑤孙立平：《以重建社会来再造经济》，《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第707、54页。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293、49页。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⑨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
⑩《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6月26日。
(11)陆学艺：《建构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