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略重点问题上的矛盾现象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矛盾论文,现象论文,重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22X （1999）04-0117-04
毛泽东晚年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曾把阶级斗争抬到不应有的地位，所造成的危害令人深思。因此，人们对他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研究较多，而不大注意他对经济建设的关心，甚至认为他根本无视经济建设。这是不公正的。全面考察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便会发现，毛泽东晚年虽然一直被阶级斗争所缠绕，但经济建设这根主线也时常在他思想中闪现，实际上，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已成为他社会主义建设战略重点的两个方面。从主观上讲，毛泽东并不愿意放松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他既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又想牵着经济建设这条线，从而深深地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本文试就这一矛盾现象作些分析和探讨，以期找出问题的症结，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历史鉴戒。
一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略重点问题上的矛盾，首先发生在思想理论上，其具体内涵表现为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背离，并由此导致工作重心的二元化。
应该肯定，在我们党内，毛泽东最早注意到生产关系改变后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变化。还在1955年12月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时期，毛泽东就指出，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的发展问题，（注：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23～224页。）随即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经济建设方针。1956年1月， 他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提醒全党，要注意生产关系改变后我们斗争对象所发生的变化（即资本家交出了工厂，唯利不能是图），不要像唐吉诃德那样，到没有斗争对象的地方去决斗。随后又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方针。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已经注意到生产关系改变后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变化，实际上开始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变的初步思想。这一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全党的认识，成为党的八大正确判断国内主要矛盾，做出工作重心转移决策的思想先导。在八大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转变阐述得更加明确，更加具体。他不仅宣布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且规定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要团结全国人民，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这是对八大关于工作重心转移思想的发展和深化。由此可见，此时，党和毛泽东对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转变，在思想认识上是同步的，即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主要任务的转变。
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在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情况下，毛泽东不仅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更重要的是他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出现的这一新情况与匈牙利事件联系起来，强化了他关于东欧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的认识，从而加重了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疑虑，最后则导致了他对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发生动摇，得出了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仍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结论。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正确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就在改变主要矛盾的过程中， 即1957年底和1958年上半年，他仍坚持和强调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上来，并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确定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这样，便产生了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相互脱节的矛盾。因为从理论上讲，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应该是一致的。主要矛盾决定主要任务，主要任务则是根据主要矛盾、并为解决主要矛盾而确定的。从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看，党和毛泽东历来都是依据主要矛盾确定党的中心任务的。民主革命时期，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据此，党坚持把反帝反封建作为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党的八大关于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的主要任务，也是根据并为解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我国社会的经济和文化不能满足这一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而提出的。而在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在继续坚持并反复强调进行技术和文化革命，发展生产力，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又认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这里主要任务和主要矛盾彼此脱节，严重背离，于是造成了矛盾。这一矛盾，就其实质而言，是社会主义建设战略重点的二元化，即在理论上开始出现了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两个重点。
到了6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略重点问题上的矛盾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为两条路线同时并提。这时，毛泽东一方面继续维护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赞成以调整国民经济为中心任务；而另一方面基于对形势的错误判断，进一步发展了他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论点，要求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将其概括上升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样，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重点便分别以两条路线的形式表现出来。看起来很全面，很完满，但实际上却引起了重大的矛盾。因为党在同一时期同时提出两条路线，而且，内容完全不同，“总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路线”则以阶级斗争为主题，这就造成了极大的矛盾和混乱。人们实在搞不清这两条路线究竟谁主谁从？谁来管谁？因此，“基本路线”的提出进一步冲淡了经济工作，模糊了建设中心。以至人们在实际工作中把握不准到底是以经济建设为主，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主？这是思想理论上两个重点相互矛盾的尖锐表现。
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互相撞击的矛盾现象，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仍然存在。此时毛泽东已完全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执着于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但是这场所谓“革命”的结果，却严重地冲击了经济建设。作为实践中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严重冲撞的直接反映，毛泽东在思想上则进一步陷入了更加深刻的矛盾之中。他既不愿意停下“革命”搞建设，又不忍心看到因“革命”而给生产造成严重影响。就在这两难的情况下，他唯一可以选择但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的办法是，把革命和生产统一起来，以革命推动生产，从而达到两全其美。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他不仅发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而且一度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并提。这是他思想理论上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矛盾冲突的又一表现形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略重点问题上的错误，从思想认识上说，其症结不是不要经济建设，而是放不下被他视为不可或缺的阶级斗争，以致使工作重心二元化。
二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略重点问题上的矛盾，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为心挂两头，摇摆不定。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一个时期，他从“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的认识和我国“一穷二白”的客观情况出发，曾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经济建设上，积极率领全党实行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急切地想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为此，他断然否定中央第一线关于反冒进的意见，强行发动了旨在加快经济建设的“大跃进”运动。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几乎是全力以赴地抓经济建设。他一面不断召开会议，通过批判反冒进，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研究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和工农业生产指标，力促“大跃进”的发动和发展；一面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但是，出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敏感，毛泽东在努力领导全党实行工作重心转移的同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而且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往往是宁重勿轻，从而导致他注意力的转移。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既是他对阶级斗争过于敏感的结果，又是他后来对阶级斗争问题更为警觉的诱因。虽然当时并未改变他对经济建设中心的认识，但在实际工作中都曾不同程度地分散了他对经济建设的注意力。例如，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他就十分关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又开始警觉所谓党内阶级斗争问题。到了60年代初，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他在实践上接连不断地发动和领导了“四清”、“五反”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政治批判运动，其注意力已明显地转向了阶级斗争。然而，就在此时，他仍没有忘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他不仅明确地要求不能因为阶级斗争干扰了国民经济调整，而且还规定“四清”运动要落实到生产上， 运动中要始终注意抓生产。 （注：见《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由此可见，在1957年至1966年之前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实际工作重点是放在经济建设上，只是阶级斗争有时分散了他的注意力，明显地表现为心挂两头的矛盾特征。
这种在实际工作中对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心挂两头的矛盾现象，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一方面，当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坚守岗位、坚持生产，实际上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时，他感到这会影响“革命”的深入发展，因而赞成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唯生产力论”；另一方面，当看到“革命”造成局势混乱，严重冲击和破坏生产建设事业时，他又着力于稳定局势，恢复生产。例如，他亲自批发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等文件，试图制止武斗，稳定局势，要求坚守岗位，恢复交通，发展生产。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又批评“文化大革命”的缺点是全面内战，提出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可是当邓小平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全面整顿，大抓经济建设时，他又担心这样会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于是又拿起阶级斗争这个法宝，大反所谓右倾翻案风，明显地表现出心挂两头的矛盾倾向。
以上分析表明，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对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一直是心挂两头。只是在不同时期他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大致说来，在1965年以前，虽然随着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分散了他对经济建设的注意力，但他的实际工作重点仍是放在经济建设上。1966年以后，他的主要注意力是放在阶级斗争上，但又时常记挂着经济建设。因此，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略重点问题上的错误，从实际工作看，症结不在于不抓经济建设，而在于没有坚定不移、一以贯之地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
三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略重点问题上的矛盾持续了20年，其原因是复杂的。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上面临着经济发展和政权巩固两大课题、两大任务。如果分开来看，这两大任务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但如果综合起来考察，二者却有着内在的本质联系。诚然，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的确需要不断地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和颠覆活动，并为此进行必要的阶级斗争。但是巩固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根本条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实力的增强。因此，经济发展与政权巩固是成正比的，本质上是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毛泽东认识上的偏差在于，他没有抓住在剥削阶级消灭以后影响政权巩固的最根本因素是物质基础是否强大，而是继续沿续革命年代的旧思路，偏重于政治因素，即担心阶级敌人的破坏和颠覆，党内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和平演变等。因此，他为巩固政权所采取的主要途径就是抓阶级斗争。这样，他就模糊了经济发展与政权巩固之间的直接联系。因此，当局势平静时，他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在稍出现一点风吹草动时，又担心政权的巩固，于是又把注意力转向为巩固政权而进行的阶级斗争。这是他对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心挂两头，未能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的直接原因。
2.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与他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模式有密切关系。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的目标模式。我们从1958年他欣赏供给制的公共食堂、坚持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追求中，从1966年他关于“五七”指示要求人人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消灭三大差别的向往中，从1974年他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所表露的对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商品交换等的不满从而主张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的意向中，可以看出，他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和追求，简单说来，就是试图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完全消除社会差别，在中国建设一个纯洁、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目标令人憧憬，但离社会现实太远，于是便合乎逻辑地产生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当毛泽东用自己的这一目标模式观察中国社会时，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状产生了严重不满，认为各个部门都存在着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第二，当他力图按照自己的目标模式建设社会主义时，便与中央第一线产生了严重分歧，认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因此，他在强调加快经济建设，以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的同时，又批评不问政治、埋头搞建设的倾向，强调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谨防党内走资派搞和平演变，不断地铲除一切产生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土壤，以保持社会主义的纯洁。这是导致毛泽东注意力转移和工作重点二元化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3.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国内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主观盲目性。党的八大曾对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判断，但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尚不够具体也不够深刻。它没有明确指出阶级斗争究竟在什么范围内存在，更没有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和特点，而且还不恰当地使用了“过渡时期”的提法。这反映了在社会主义社会迅速来临之时，党对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没有也来不及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毛泽东本人在八大前后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也大致如此。一方面，他正确地看到了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另一方面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的分析与估计还相当混乱。其中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对阶级状况的分析有严重错误。他认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仍然有对立的阶级”，“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1、333、352、353页。）这种判断不仅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阶级的经济标准，而且也不符合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地主、富农阶级已被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正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的实际。二是把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看成是异己力量。他说：“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1、333、352、353页。）并说这些文化人现在出来了，发出“各种怪议论”，“大概是要扫我们了”，因而怀疑他们“是不是想复辟？”（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1、333、352、353页。）三是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重。 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做了“出大事”的精神准备。他说：“要准备出大事”，（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1、333、352、353页。）“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可能的。”（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1、333、352、353页。）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准备，所以，当1957年夏极少数右派分子进攻时，就感到问题严重，并根据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实践，提出了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的错误论点，从而导致了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背离。此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态势始终未能做出清醒的判断。到60年代初，他更把当时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都一古脑地归结为阶级斗争，从而导致他把注意力由经济建设逐渐转向阶级斗争。
4.毛泽东对发展生产力的认识是很不够的。虽然毛泽东多次正确地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和国家应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但他主要是从革命的程序和党的工作顺序上提出问题的，即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在掌握了政权的基础上，又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剩下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就是说，毛泽东没有从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个高度，来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对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还缺乏深层次的认识。因此，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他的注意力便很容易地发生转移，首先考虑和处理阶级斗争问题，而经济建设则被搁置一边。
同时，毛泽东对如何发展生产力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很大偏差。他没有看到生产力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而只是简单地归结为它是人的作用的结果。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最优结合，只要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力便会很快发展起来。因此，他把开展政治运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不属于公有制但符合现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各种政策和措施，当作是提高群众的建设热情，提高公有化程度，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和途径。这样，毛泽东便把狠抓阶级斗争与进行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经济建设统一起来了，认为抓革命可以促生产，并得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结论。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在努力领导全党实行工作重心转移的同时，又强调狠抓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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