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人格形象的大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格论文,中国作家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迈入新千年，人们在眺望新世纪的旭日东升之时，也不免会回顾一下刚刚走过的二十世纪的风风雨雨和坎坷途程。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重新接受检阅与评估，似乎也是无可规避的一件事情。最近，围绕着如何评价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文坛爆发了一场论争，一些文学报刊相继卷入，一部分读者也加入其中。
一篇“悼词”首启争端多位名家大师被无情攻击
去年岁末，湖南出版的文学双月刊《芙蓉》第6 期刊出一篇文章《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作者葛红兵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葛红兵在文章开头就以相当严厉的口吻、激烈的言辞质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什么样的遗产？在这个二十世纪的时间段里，我们能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吗？能找到一种伟岸的人格吗？谁能让我们从内心感到钦佩？谁能成为我们精神上的导师？”接着，作者自我回答：“很遗憾，我找不到。我宁可认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是王实味、遇罗克、张志新、顾准……虽然他们当中有的人可能一生都没有写什么文学作品，可是他们的人生就是一篇完美的诗章，他们写出这样的作品，难道不能叫文学大师吗？”依照这样的逻辑，作者逐一抨击了中国现当代文坛的多位名家大师，然后下结论：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总体人格形象不佳，是一份反面意义上的人格遗产；中国在二十世纪没有出现类似于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福克纳这样的具备独创性的文体家，也没有在文学表现图式的意义上可以认为是经典的作品；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家以他们的文学作品做喇叭，心甘情愿地做传声筒，可是一方面他们没有把国人喊醒，另一方面“真正的文学”也没有来得及搞。
中国现当代文坛上那些闪耀着光芒的名字，几乎无一能避免这篇《悼词》的指责攻击。鲁迅——“发生在他留日期间的‘幻灯事件’，已经成了他弃医从文的爱国主义神话，然而他真的是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难道他不是怯懦吗？”“一个号称为国民解放而奋斗了一生的人却以他的一生压迫着他的正室妻子朱安。因为童年长期的性格压抑以及成年以后长期的性压抑，鲁迅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儿性变态……仔细想一想难道鲁迅的人格真的就那么完美吗？他为什么在‘文革’期间成了唯一的文学神灵？他的人格和作品中有多少东西是和专制制度殊途同归的呢？他的斗争哲学、‘痛打落水狗’哲学有多少和现代民主观念、自由精神相同一呢……”沈从文——“他解放以后曾经揭发他的学生萧乾和帝国主义有勾结”。萧乾——“同样也揭发他的老师，以至于沈从文临死都不能原谅他，不要这个学生参加他的葬礼。”老舍——“他的死仿佛证明了他的清白，可是我们要知道，他的死不是对现实的抵抗，相反是对现实妥协屈从之后依然得不到现实的认可的产物。”钱钟书——“钱钟书这样的人，他在‘文革’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呢？他实行的是乌龟哲学、鸵鸟策略，他假装专心于学术，对周遭正在发生的惨无人道的事情视而不见，强权之下，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人格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有什么资格做‘文化昆仑’？如果这样的人也能算是‘文化昆仑’，那么我们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巴金——“他写了一份忏悔书，我们就原谅了他，重新拜倒在他的脚下。”周扬——“他只是检讨了一下，我们就认为他真的是好人了。”除了上述诸位，对另外一些作家《悼词》也重炮轰击：“端木蕻良对萧红，杨骚对白薇，茅盾对孔德沚都是始乱终弃的典型；郭沫若面对强权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敢保护，这样的人我们能希望他有什么信念？有什么意志？他能承担什么？能抵抗什么？又能维护什么？”
文学界内外反应强烈炮制“悼词”者受到批驳
《悼词》一文观点之片面、立论之偏颇显而易见，因此它刚一问世即遭文学界内外学者和读者的批评和驳斥。3月21 日的《文艺报》刊出专版，对《悼词》一文展开批评。红孩在《为炮制悼词者出示红牌——致葛红兵》一文中说，葛文内容空洞，情绪激烈，甚至有些无节制的发泄，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下的文艺批评了。“鲁迅，因其创作出震聋发聩的《呐喊》等投枪匕首式的优秀作品，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文学的旗手。几十年来，我们把鲁迅视为一种理念、一种意志、一种典范，甚至被上升到民族魂的地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他不是被某个人封就的，也不是被某个组织强加的，而是被广大人民在历史的选择中认可的，是众望所归。至于发生在鲁迅个人身上的一些是是非非（有些无法考证），都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的背景，但这些丝毫不能影响鲁迅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地位。”针对葛文对其他作家的否定，红文指出：“对于丁玲等人的事情，光凭葛红兵用上百个文字就一一盖棺论定显然是滑稽的。特别需要提醒的是，葛红兵在评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一定要多读一些书籍，搞些调查核实，不能道听途说。”“至于葛文所要寻找的那种无懈可击的作家、大师，不要说中国二十世纪找不到，其它国家也找不到，不要说前世纪没有，后世纪也不会有。因为，这世界本来就不会造就‘完人’，更谈不上造就完人一样的作家、文学大师了。”黑白在《文学与批评的精神》一文中说，与名人叫阵，亮出的兵刃除了空话与大话别无长物，而胡搅蛮缠则是看家本领，这实在是现今文学批评的悲哀。“不是说名家大家与名作就不可以批评，不是说要为长者讳、为名人讳，相反随着社会与历史的发展，人们对历史的评说也会因为视点的不同而逐渐地丰富起来，立体起来，也会更为接近事物的本质和本真。但此种批评绝非人身攻击，人身攻击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文学批评的职能……葛文的致命伤是割裂历史内在的逻辑与联系，最后只能陷入机械论的怪圈。”
《文学报》也连续发表了对《悼词》的批评文章。该报4月6日刊出吴中杰《评一种批评逻辑》一文。吴文认为，王实味、遇罗克、张志新、顾准这几位战士的人格都很伟大，但是，人格伟大是一回事，是不是文学大师则是另一回事。另一方面，《悼词》的作者不但责备求全，而且所指往往不是作家的缺点，有时倒恰恰是他们的优点。比如葛文对鲁迅“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的指责，看起来义正词严，其实都暴露了作者既不了解中国革命，也不了解鲁迅思想，却硬要将自己的错误思想强加于人的霸道作风。实践证明，暗杀虽然是英勇行为，却并非一种正确的革命策略，不可能对敌人进行根本性的打击。鲁迅反对赤膊上阵，主张壕堑战，提倡韧性的战斗精神，这正是他的深刻之处。针对葛文对钱钟书的指责，吴文说：“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钱钟书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以沉默表示抗争，实在也是难能可贵的事了——当然，他还有不沉默的时候。张志新式的烈士是值得尊敬的，但我们不能责成人人都去做烈士。”
《芙蓉》杂志今年第1期也发表了一篇与葛文争鸣的文章《爱国、 性压抑……与文学——致葛红……兵先生的公开信》。该文作者尹丽川以讽刺的笔调驳斥了葛文。尹文指出：“谈到‘文革’，这位新时代红……兵先生过于义愤填膺，不但使用出完完全全的‘文革’腔调……葛先生真是事后诸葛，站着说话不腰疼，眼里容不得沙子，手里拿着给作家的贞节牌坊，对自己一块也发不出去悲愤交加。”“想来葛先生痛恨鲁迅没有成为徐锡麟，钱钟书当不了张志新，总而言之，葛先生不喜欢文人终究成了文人。”
制造轰动效应不可取真正的学理批评才是当务之急
《悼词》确如一块石头，在文坛激起了千重浪。然而，其虚张声势、立论失据、情绪冲动的为文方式，引来的尽是批评的回音。笔者至今没有发现有哪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同情《悼词》观点的。《文艺报》在刊出批评专版的同时配发的编者的话中说：“回顾和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的责任，但我们需要的是建立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基础之上的、真正的学理批评。”黑白的文章也指出：“葛文其实也是试图对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与判断，比如中国文人的文化品格问题。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正是他无视历史的内在逻辑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影响了他对问题的分析与判断，孤立地看待某一件事情只能导致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荒谬的结论。事实上，中国文人的文化品格与中国文学的品格的确是一个值得所有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思考与关注的问题，但却不应该是葛文的这种关注方法。”
今年第1期的《中华文学选刊》转载了《悼词》。 该刊“主持人语”中说：“这份‘悼词’出语直言无忌，部分章节也确实犀利透辟。但‘惊人’有点‘过’，也即有了‘故作’之嫌，为观点找论据的时候，不少地方忽略了时代背景和更广阔的历史事实，也偏离了学者应有的冷静公允客观，带上了率尔立论强为之词的成分。”
一些读者也对《悼词》表示不满。上海读者奚聪在致《中华文学选刊》的信中说：“葛文是当代文学批评的又一恶例：抛开事实和说理，只为求得轰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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