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述评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7）10-0077-07
近年来，随着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化，西方“马克思学”作为一种对马克思的著作与思想较有影响的解读模式重新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然而，在如何理解与对待西方“马克思学”上学者之间却出现了分歧。不过，只要我们略加回顾学术史就会发现，西方“马克思学”并不是什么新话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内学界对其即有所了解，且经过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多年探索，我们也大体确立了科学对待西方“马克思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基于这些已有的研究，我们看到，从根本上说，西方“马克思学”也是一种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1] 它虽然在显性层面上偏重于文本研究，提倡价值中立，但在深层逻辑方法上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尽管离不开文本分析，但绝不是一种从文本到文本的“掉书袋”式喧哗，它必须“能够立足新的实践，弘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引导人们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2] 因此，面对今天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纷繁的学术话语，我们更应对隐藏在西方“马克思学”方法背后的意识形态本质保持高度警惕。在此意义上，探讨国内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历程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争论的实质，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西方“马克思学”的认识，从而更好地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一、集中译介与全盘否定（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早中期）
作为一股曾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潮流，西方“马克思学”在1956年之后的公开出场与迅速升温都得力于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碰撞和摩擦。因为苏共二十大极大撼动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基础，为包括西方“马克思学”在内的诸多对马克思理解的“异端”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机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自50年代中后期原来对西方“马克思学”不屑一顾的苏联学者不得不面对前者基于文献解读所提出的不同观点，并着力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以重新确立自身的合法性。[3] 苏联对西方“马克思学”的重视带动了国内学界对这类学说的关注。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国内学者不仅通过苏联学者的相关文献，如奥伊则尔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等，对西方“马克思学”有所接触，而且翻译出版了其以悉尼·胡克为代表的某些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相关理论著作。但直至70年代末，学界才开始对西方“马克思学”作出正面回应。
为了推进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编译与研究工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学”代表人物的作品进行了比较集中的译介。除了戴维·麦克莱伦的《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等专著外，《马列主义研究资料》、《马列主义研究编译资料》、《马列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等开辟了诸如“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马克思与人道主义”、“马克思与达尔文”、“青年马克思”等专题，以之为框架对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文献作了摘编和整理。其中较有代表性且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学术影响的有：阿尔温·古尔德纳的《两种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3辑）、《两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起源》（《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8年第2辑）、《阿·古尔德纳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分类和对佩里·安德森的批评》（《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8年第1辑）、费切尔的《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5辑）以及对科拉克夫斯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流派》（《马列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8年第1辑）相关内容的摘译和杜章智编译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比较——莱文的〈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的主要观点摘编》（《马列主义研究编译资料》，1981年第14辑）等。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回应，苏联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批判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成果也陆续被介绍到国内。从80年代开始，拉宾的《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三联出版社，1982年版）和别索诺夫的《在“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反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等相继出版。此外，《国外经济与管理》、《国外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还分别刊载了苏联方面针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批判性文章，如切普连科《现代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批判》（《国外经济与管理》，1984年第2期）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与现代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4年第9期）。这些译著不仅使国内学者关注到了西方“马克思学”，而且使他们就西方“马克思学”所提出的一些论题展开了讨论。其间，国内学者易克信等基于自己的编译工作和研究体会发表了对西方“马克思学”的评述性文章，如《西方“马克思学”——苏联东欧评论综述》（《国外社会科学》，1979年第4期）、《西方“马克思学”家若干言论剖析——他们是怎样看待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异同》（《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6期）等。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基本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立场与见解，主要是承袭苏联东欧学者的一贯做法，将西方“马克思学”指斥为一种意在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者们在没有对西方“马克思学”学理进行中肯研究的情况下，对其采取了简单的否定和拒斥态度。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初步探讨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从而使西方“马克思学”所关注的一些问题进入了国内学者的视界，引发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此外，这期间所翻译的大量作品也为以后的“马克思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二、系统介绍与深入剖析（1989年前后直至90年代中期）
我们注意到，在间隔了4—5年后，从1990年前后开始，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先后出版了陈先达的《被肢解的马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孙伯鍨等的《西方“马克思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余其铨的《恩格斯哲学思想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徐琳等的《恩格斯与现时代——兼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叶卫平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等或专论或兼论西方“马克思学”的著作。这些著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除叶卫平外，其他作者都是我国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80年代后期，西方“马克思学”有一些与国内主流截然不同的观点，如“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两个马克思”论等，在国内学界特别是一些青年学者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从而引起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们的警惕和担忧。由于这些学者大多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开创者，不仅长期从事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有着一般人所无法比拟的精深理解，而且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理论信念，能够在面对各种复杂的理论挑战时坚守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因此，他们敏锐地察觉到了西方“马克思学”某些似是而非的新观点的理论危害性，感觉有责任对它们进行正本清源式的正面回应和批判。
较之于上一阶段的零星译介，这一阶段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对西方“马克思学”的观点做了全面、系统的介绍，涌现了一批专著和文章。其中孙伯鍨等的《西方“马克思学”》，作为我国第一部评述西方“马克思学”的专著，不仅追溯了其发端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探究了它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而且分八个专题从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及社会理论等方面对其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统合和深入点评。第二，依托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已有成果，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各种观点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与批判。例如，陈先达在《被肢解的马克思》一书中以马克思之后西方各家对马克思理论的“肢解”为主线，在“‘两个马克思’的神话”和“分裂‘德奥古利兄弟’的阴谋”两章中对西方马克思学的主要论题“两个马克思”和“马克思—恩格斯对立”作了回应与批驳。基于对马克思思想史的精确把握，他指出，西方学者在治史过程中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统一历程切割为截然对立的两大部分，[4]（P132）进而从对马克思的肢解推进到制造马恩对立论。第三，具有坚定的理论党性，坚决反对西方“马克思学”以“学术”的名义试图割裂马克思与现实的联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科学性以及实践精神。如孙伯鍨先生指出，西方“马克思学”要取得的是解释、评价和发挥马克思理论的专利，攻击的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5]（P22）
在性质上，学者们一致认为，尽管西方“马克思学”一再标榜自己的纯学术性和超党派性，但其根本目的和任务却在于用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它基本的哲学立场是人本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他们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就是通过关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人本因素，进而夸大马克思思想的早期和晚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异，炮制了马克思理论中批判和科学的紧张，从而构造了“两个马克思”和“马恩对立论”。
在缘起上，学者们多从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展开论述。在社会背景上：第一，二战后，随着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取得一系列胜利，东西方冷战的局面逐步形成，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将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相左的西方“马克思学”推到了理论阵线的前沿。第二，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否定，从而为突破苏联的教科书体系提供了条件，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西方“马克思学”解释的必要性。在思想背景上：首先，马克思早期的著作，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展现了一个既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从而引发了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阐释；其次，就西方“马克思学”的思想渊源而言，学者们大多认为西方“马克思学”虽然形成于二战后的50年代，但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一战后欧洲无产阶级运动高涨时卢卡奇和科尔施等人所掀起的“左”派思想运动。此外，西方“马克思学”在形成过程中还受惠于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如人本主义、实证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
在主要观点上，学者们在传统理论框架下对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并概括为如下几点：（1）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性质方面，前者是以人为中心的哲学思想，而后者则是一种“世界观”或“意识形态”；（2）在自然观上，马克思眼中的自然是人化自然，而恩格斯则把自然看作纯粹自然；（3）在辩证法上，马克思坚持主客体辩证法，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恩格斯则提出了所谓的自然辩证法；（4）在历史观上，马克思以异化为中心，强调人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而恩格斯将自然辩证法引入历史，从而走向了经济决定论和单线发展观，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5）在社会主义问题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包含了乌托邦的成分，体现的是道德和伦理诉求，而恩格斯在机械史观的框架下提出了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
针对西方“马克思学”上述观念，学者们大致形成以下批评意见：
一方面，就马克思的思想而言，首先，在其形成过程中确实受到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和异化史观的影响，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随着思想的推进，马克思逐步摆脱了人本哲学，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不管是“两个马克思”、“伟大方法论的衰退”，还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甚或是“马恩对立论”都是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出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无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对其思想作出的歪曲。其次，马克思在实现历史唯物主义转向后深入到了对具体现实的分析，而正是凭借该科学分析他的理论才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再次，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是对以人为中心的异化史观的颠覆。马克思以物质第一性为前提肯定了外部世界自在的运作规律及其对人的制约，由此，辩证法不再仅仅是主体对现实的否定和超越而是从现实根本矛盾推演出的发展规律。另外，在自然观上马克思首先承认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进而指出在人类的活动过程中自然因素会被缠卷进社会历史领域。西方“马克思学”仅仅将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视作社会范畴，从而“夸大作为人的生存意志和道德选择的所谓主体性的作用，用人的合目的性的历史活动（即他们所谓的主体性实践）来剥夺自然界的客观本性及其规律”，[5]（P141）这在根本上是对马克思的背叛。
另一方面，学者们认为恩格斯并非像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们所说的那样抹杀了人。首先，就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而言，它是以自然科学的成果为依据，试图从中引出“辩证的思维模式和关于世界普遍发展规律的科学结论”。[4]（P269）而不是外加于自然的逻辑法则，也不是科学的科学。其次，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并没有抹杀人的能动作用。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不但肯定了人反作用于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而且指出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我们才能认识自然的因果规律。最后，西方“马克思学”基于对自然辩证法的歪曲进而得出恩格斯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但这一判断显然与事实不符。恩格斯的确承认经济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但他绝不是“唯经济主义者”，且恰恰是晚年的恩格斯强调了社会生活中多种因素——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相互作用的意义并承认了他和马克思由于过于注重说明经济因素的作用而在理论上造成的缺失。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异则是源自两者分工的不同，并不能说明他们思想上的不一致。
由于历史原因，这些著作对西方“马克思学”基本文献、基本信息的占有和了解并不充分，这导致它们不可避免地在一些学术史事实上形成了不正确的认定。但是，它们却给未来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提供了两条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启示：首先，研究西方“马克思学”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与思想有全面深入的理解。我们发现老一辈学者之所以能对西方“马克思学”的一些观点如“两个马克思”作出有力的回击，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有着准确的把握，对马克思的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其次，研究西方“马克思学”要有正确的立场。正如孙伯鍨先生指出的，“我们和西方‘马克思学’之间，毋庸置疑，是存在着诸多分歧的。这种分歧重要的不是表现在具体结论上，也不是表现在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和各自选择的视角上，而是表现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5]（P1）
三、重新审视与批判借鉴（2000年至今）
1999年，出版了张一兵教授《回到马克思》一书。围绕着这本书，国内学界形成了一场比较激烈的讨论，陷入“困境”已久的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由此开始复兴。由于在《回到马克思》的导言中，张一兵教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模式”问题，[6]（P2）从而使作为五大解读模式之一的西方“马克思学”再次进入国内学界的视线。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国际交流的扩大，学者们也有条件掌握更多的外来文献，接触到最新的国外学术资讯，从而可以了解更多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不一样的观点，这促进了他们对传统模式的反思。在理论发展的新需求和社会客观条件的双重推动下，西方“马克思学”又一次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
2002年，吴家华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论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一文，率先对西方“马克思学”作出回击。随后，他陆续发表了《西方“马克思学”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新动向》（《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11期）、《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较研究诸范式简评》（《高校理论战线》，2004年第10期）、《理解恩格斯》（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进一步对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研究上出现的观点和态度进行了总结。他的基本观点是：西方“马克思学”在马恩关系上所持的“同质论”和“对立论”虽然形式相反，但本质都是以“反对社会主义，解构马克思主义为己任，以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皈依”。[7] 针对吴家华的研究，张亮发表《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一个批判的评价》一文，历史地梳理了西方“马克思学”恩格斯研究的萌生及其具体观点在社会政治变迁过程中发生的嬗变。他指出我们应该客观公正地评价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尽管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在研究恩格斯时存在政治成见，也确有个别学者打着学术的幌子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但也应看到他们的工作确实推动了对恩格斯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合理的成果。因此，在评判过程中我们不应忽略其内部差异和历史变化，而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理论框架出发对其进行平面化和脸谱化，以政治批判代替学理分析。[8]
经过前几年的铺垫，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在2006年出现了一次小小的“喷发”。王东教授出版了《马克思学新奠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他从传统解读模式——“以恩解马”、“以苏解马”、“以西解马”入手，考察了它们各自产生的背景、主要观点及其历史贡献和局限，重点论述了“以马解马”的理论渊源和方法论特征，提出“创造中国特色‘马克思学’”[9] 这一口号，并指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必须以文本、文献研究为基石。同年，鲁克俭的《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面世，该书几乎囊括了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对马克思研究的各个方面，全面介绍了他们在马克思思想起源、发展，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等方面取得的进展。鲁克俭充分肯定了西方“马克思学”在版本考证、文献分析和解读马克思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并且和王东教授相似，他也提出了建设“中国马克思学”[10] 的口号。尽管论述重点各不相同，但上述两本书实际上都认为，受苏联意识形态的误导，西方“马克思学”在国内被妖魔化了，其实它的本质是一种非意识形态的“科学”，因而可以直接移植到中国来。而这种倾向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质疑。
2006年，张亮在《西方“马克思学”的兴起、演化与终结》一文中根据外部特征对西方“马克思学”进行了定位，并对其发展逻辑作了历史分期。该研究表明：西方“马克思学”是马克思主义内部思潮与西方学院化话语相互振荡的产物，它的兴衰及其理论主题的变化与冷战紧密相连。[11] 随后，周嘉昕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渊源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而孙登峰、杨兴林、夏娟则分别就其主要论题“两个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和“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各自的历史逻辑及相关人物的主要观点进行了阐释。在此基础上，胡大平发表了《穿越西方“马克思学神话”，走向马克思主义深处》一文，他指出西方“马克思学”的初衷是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政治化，为此他提出了文本异质性问题。但是，他对该问题的指认和解答却是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模式中做出的。这种模式建构了中立性解读，文本崇拜以及对思想发展进行单向度连续性解读的神话，从而在深层逻辑上压抑了马克思理论的政治旨趣，否认了马克思理论和实践及其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有鉴于此，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必须穿越被“纯文本”学术分析所遮蔽的意识形态障碍，在直面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异质性的同时，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线——“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纯粹的认知快乐，而是探寻使现实革命化从而实现无产阶级最终解放的条件”。[12]
以此为前奏，学者们将理论触角深入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建构的内在理路和原因。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上的“模式”》中，张亮表明一种模式的形成尽管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期待、理解及掌握的理论资源有关，但“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由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决定的”。[13] 就模式内部而言，它先在地包含了“理解前结构”以及由该结构提出的总问题和假设，并由此规定了回答问题的方式。以西方“马克思学”为例，它已经先在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当代性，并将其视作伦理批判。借用语境分析法和差异分析法，它形成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和马恩对立论。[13] 进而，杨兴林和夏娟揭示了纯文本分析背后的逻辑悖结和意识形态陷阱，指出西方“马克思学”在理解马克思的过程中仍然采用了同质化的理解模式，从而背离了它强调的文本异质性。[14] 西方“马克思学”和苏联教科书体系一样将历史排除在理论之外，而它对马克思所作的人道主义解释无意中已经受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15] 由此，胡大平认为上述两种对马克思的理解都属于意识形态解读模式，因为它们应时而生却遗忘了自己产出的母体，将自身视作“绝对真理”。他进而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多元化本身就是时代的趋势，在面对多样的模式时，我们不应该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将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左的模式斥之为“旁门”，而应该返回理论生长的土壤——历史。对历史的回归是马克思理论的要义，也是突破意识形态无意识，保持理论自觉和开放性的关键。[16]
2006年，张亮还发表了与英国著名“马克思学”家特瑞尔·卡弗、美国著名“马克思学”家诺曼·莱文的两篇学术访谈，让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某些一般问题、特别是对这两位代表性“马克思学”家的学术历程、理论底线、意识形态取向等有了直接的了解。[17]
在2006年研究的推动下，国内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关注日益密切。2007年，曾枝盛教授在为《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所写的导言中，回顾了吕贝尔从事马克思学研究的过程。他不仅充分肯定了吕贝尔的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马克思学研究的精神，而且指出了他理论中存在的原则性错误。通过追溯“马克思学”这一概念的渊源，曾枝盛教授指出，马克思学并不是西方学者的专利，面对新的情势，我们应该恢复马克思学的研究工作，使之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服务。[18] 张一兵教授则强调，西方“马克思学”所进行的文献研究虽然很重要，但对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而言并非至关重要。我们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旨在通过“科学理解来信仰马克思主义，进而以之为武器，解决我们时代所面临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依赖的是实践和对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的认识，而不仅是文献知识。[19]
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关注和评判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一大的背景下展开的。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解读的多样化已经成为一个事实，而随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苏联僵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正因如此，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对传统的教科书体系进行反思，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被提上日程。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马克思学”成为学者们积极关注的对象，他们逐步走出苏联意识形态的樊笼，以更为开放的心态面对西方“马克思学”，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但也应该看到一些学者虽然摆脱了教科书的阴影，却陷入了由西方“马克思学”所构建的更为精巧的意识形态陷阱中，对其潜在的危险缺乏认识，从而全盘接受了它所提出的观点。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与西方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始终将马克思主义看作分析现实的科学方法，看作制定政策的指导方针，因此，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不能成为一种考古学，而应以现实关怀为归旨。所以，在面对西方“马克思学”时，首先要坚定的便是这种理论立场，其次理论立场的坚持并不意味着对政治立场的固执，而是要求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思想中的变化。这样，才能更好地批判吸收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成果，在对其作出正确定位的同时，推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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