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工业化、经济发展与中国产业路径选择_产业空心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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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去工业化是与工业化相对的一个概念,Rowthorn和Ramaswamy(1999)认为去工业化是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通常会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1]从产业结构的视角描述,去工业化就是经济体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或者是制造业份额下降而服务业份额上升的经济发展阶段(Pieper,2000; Kang,2005)。[2-3]从宏观经济视角描述,去工业化是指工作机会(尤其是制造业部门)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先进制造业逐渐走向衰落的过程,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制造业就业份额和产出份额的不断下降(Fligstein,1999)。[4]从指标上看,去工业化是制造业占GDP比重持续降低、制造业就业人口持续减少和制造业净出口额占GDP比重的持续降低的过程(王展祥等,2011)。[5]

去工业化是必经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遇到工资水平上升、环境壁垒提高、资源枯竭和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一方面,对于本国制造业企业来说,为了保持产品的竞争力,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随着本国制造业环境的恶化,本国企业会将工厂转移到要素价格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在国际贸易过程中,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他们廉价的工业品挤压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发展空间,使发达国家被迫放弃制造业的发展转而发展第三产业。

制造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遇到的那些困难,具有现象上的普遍性和逻辑上的必然性,而非某一个国家的偶然性事件。从目前我们对世界各国经济数据的观察来看,所有的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一个过程。因此,我们认为,去工业化过程是工业时代每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必然面对的经济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发展阶段。对这一结论进行延伸,我们就能得到另一个结论,即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在未来某个阶段内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去工业化的挑战。因此,分析不同的去工业化模式给一国经济带来的不同影响以及中国的去工业化模式选择,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两种不同的去工业化模式比较

(一)两种去工业化模式的内涵

如果我们认定去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那么去工业化给一国带来的经济影响究竟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讨论去工业化的内涵问题。去工业化是一国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过程,一般来说,我们将去工业化的形式分为结构性去工业化和总量去工业化。总量去工业化为一般意义上的去工业化,即简单的制造业衰退、服务业兴起的过程;结构性去工业化则是这样一个过程,即一国在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保留一部分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并保持实体经济在本国经济发展中的支柱地位(王秋石等,2010)。[6]这两种不同的去工业化形式所带来的经济影响是不同的,我们将以美国和德国为例分别讨论这两种去工业化模式带来的影响。

从指标上看,总量去工业化是较为普遍的去工业化形式,它一般表现为制造业就业人口减少,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降低,制造业出口比例降低。在总量去工业化的过程中,该国经济通常会出现以下特征,即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渐下降到很低的水平(通常低于15%),工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大幅降低(通常低于20%),并出现较大的贸易逆差。如表1所示,美国2000~2010年的数据正符合这几个特征(王秋石等,2011)。[7]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美国的去工业化过程是一种较典型的总量去工业化模式。

结构性去工业化在指标上显示出更高的制造业产值比重(高于15%)和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高于20%),并且通常存在贸易顺差。以德国为例,在经历了去工业化过程之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依然保持在20%左右,并且有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口从事工业生产,同时也保持着非常高的贸易顺差。这些指标说明德国在去工业化进程中实现了结构性去工业化。(由于工业产值中的95%左右都是制造业创造的,所以本文将制造业和工业等同。)

(二)总量去工业化的经济影响

总量去工业化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国内制造业的全面衰退和服务业的迅速发展,这种模式下的一个后果就是产业空心化。产业空心化是指一国基础制造业方面出现了广泛的资本撤退,从而导致实体经济萎缩,社会资源大量涌向服务业的一种经济现象。从产业结构的视角看,产业空心化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远远高于一、二产业,制造业萎缩,大部分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国家,本国主要发展服务业。

产业空心化造成的后果是:第一,国内就业机会减少。一国经历总量去工业化之后,本国的制造业严重萎缩,相关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母国公司通过对外投资的方式在全球配置生产资源,其中大量的就业机会也就转移给了对应的发展中国家,本国原有的大量制造业岗位被取代。同时,随着去工业化的深入,与制造业配套的其他产业的就业也受到严重影响。第二,大量的贸易逆差。一方面,制造业的转移导致了出口额的降低;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加,内需增强,而本国制造业萎缩,这会导致本国进口额的快速增长。两个方面同时作用,引起了本国严重的贸易逆差。第三,增加了经济泡沫和金融危机发生的风险。随着制造业的转移,实体经济出现萎缩,大量的资本最终流向地产、金融等资金蓄水池。当一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地产市场和虚拟经济时,在这些领域就会吹起巨大的经济泡沫。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正是美国在产业空心化之后过度发展金融行业所引起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总量去工业化会造成本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大幅度下降、实体经济迅速萎缩、制造业就业人口大量减少的经济后果,这种情况下容易出现产业空心化,会给一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带来较大的伤害。对这一观点的一个很好的佐证是,为了摆脱产业空心化带来的困境,很多经历过总量去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又展开了所谓的再工业化过程。

(三)结构性去工业化的经济影响

结构性去工业化是一种积极的去工业化模式,是指一国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制造业技术含量,以一个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完成去工业化过程。以德国为例,上世纪70年代,面对传统制造业遇到的严重问题,德国主动退出煤炭和钢铁等传统制造业,转而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加大投入。这些投入主要集中在机械和汽车制造、通讯设备、医疗、精密仪器等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从1995年到2008年,德国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创造的价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不到30%增长到了50%以上。

具体来说,结构性去工业化会给发生国带来以下几点影响:第一,能够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动力。制造业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技术创新的源泉,结构性去工业化能保留一国最核心的制造业部门,并且通过技术改良和产业结构升级等手段提高该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二,能够很好地规避经济泡沫的出现。经济泡沫的出现往往是由经济体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比例失调造成的,它的实质是资产价格与经济基础条件相背离。结构性去工业化并没有放弃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经历结构性去工业化的国家通过技术革命、产业创新等手段往往能继续保持制造业较高的竞争力和贡献率。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比例较之于总量去工业化国家更为合理,能有效地规避经济泡沫的产生。第三,能够有效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当面对金融危机时,一个国家恢复经济最主要的动力来自于实体经济,结构性去工业化所保留的夯实的实体经济正是一国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基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发达国家过度的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虚拟化的结果,危机之后,德国的经济比其他发达国家更早地从危机中恢复,正是结构性去工业化的功劳。

概括来说,结构性去工业化能提高制造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调整产业结构,将生产资源从低端制造业转移到高端制造业,同时不断提升本国制造业在产品价值链中的产业地位,去掉制造业中的落后产业。通过这些手段,经济体能够在去工业化过程结束之后继续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并有效地避免经济泡沫的频繁出现。

三、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挑战

通过前文论述,我们得到了两个较为有力的论断:(1)中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无法绕开去工业化过程;(2)一个国家在经历去工业化过程时,不同的去工业化模式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在这两个论断的基础上,我们将研究如何选择一条产业路径,使得中国在去工业化过程中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而不会出现产业空心化。

首先必须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定位。我们认为,中国正处在去工业化的边缘,在未来5~10年内,中国极有可能出现大范围的去工业化现象。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并已经出现了增长乏力、竞争力减弱的趋势。这些挑战将推动中国的去工业化进程。只有对中国目前制造业的现状和困境进行一个全面的分析,才能对中国产业路径的选择提出建议。

第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充足的廉价劳动力曾经是中国经济实现长期高速增长奇迹的重要因素,也被学者称之为中国的人口红利,但是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这种红利已经开始逐渐消失。2011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总劳动力在2012年达到顶峰后将开始负增长。最近几年频繁出现用工荒和招工难现象就是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的最好佐证。我们推断,在未来5~10年内,中国的人口红利会消失殆尽,这对于劳动密集型的中国制造业将是巨大的打击。

第二,人民币汇率上升将进一步削弱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对出口商品竞争力的削弱。最近十年,人民币经历了从“8时代”到“6时代”的蜕变。中国出口商品以原料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两类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来自于低廉的价格。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中国出口品的相对价格提升,从而减弱甚至抵消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因此,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对中国目前的制造业构成了极大威胁。

第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将对中国构成新的挑战。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出口品相对价格的上升,中国逐渐丧失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大量跨国公司开始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东南亚国家。2011年流入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为1170亿美元,较上一年度增长26%,增幅远远超过中国同期的8%。可以预见,未来这些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崛起会给中国的制造业带来极大挑战。同时,发达国家也开始了再工业化进程。再工业化是指完成去工业化的国家出现制造业回归的现象。随着世界经济增速的放缓,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推行再工业化战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已经重新确立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大力发展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奥巴马政府已经采取了完善国内生产经营环境、降低生产成本、重振国家制造业体系、增加出口等手段推进再工业化战略。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过程中,与中国制造业互补的态势将会被打破,中美制造业之间的竞争性将日益凸显。这无疑对中国制造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第四,能源和环境问题制约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最近三十年经济奇迹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要素投入的高增长,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中国目前的环境状况总体上还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之前,即经济高速增长和环境重度污染共存的阶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能源和环境问题对中国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虽然是能源大国,石油、煤炭、天然气的总量较多,但能耗总量巨大,能源的利用效率低下,且石油消耗的50%以上依赖进口。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对国外能源的过度依赖,将会极大降低中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随着国际能源价格的走高,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利润空间的进一步压缩。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会在未来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中国极低的环境标准也对近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污染天堂”理论认为,污染密集产业的企业倾向于建立在环境标准相对较低的国家或地区。中国正是凭借“污染天堂”的优势吸引了大量FDI,巨额的FDI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作为“污染天堂”的国家,在获得大量FDI的同时,也必须承受着环境污染的恶果。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严重降低了居民的健康指数和幸福指数。随着国家对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视和中国居民对良好环境的需求上升,中国的环境标准和门槛在未来必然会大幅度提高。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环境标准的提高,国内大量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将会失去发展空间。同时,随着环境门槛的提高,有相当数量的跨国企业将会放弃中国的生产基地,FDI流入量也会锐减。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环境和能源问题会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

四、中国应对去工业化挑战的产业路径选择

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困难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中国也必须面对去工业化的挑战。那么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产业路径和政策选择就显得尤为关键。根据前文的论述,我们得出了结构性去工业化的经济影响好于总量去工业化的结论。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是,既然中国要经历去工业化这一过程,那么我们就应该主动选择结构性去工业化,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一个更务实的话题是,中国应该选择怎样的产业发展路径?

(一)坚持结构性去工业化,实现产业升级

笔者认为,要实现结构性去工业化,保障中国经济未来的稳定发展,必须要做到两点,即一方面坚持制造业的核心产业地位,另一方面调整产业结构,打造具有足够竞争力的新型制造业体系。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是技术创新的源泉,也是创造就业机会的源泉(Kaldor,1967)。[8]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奇迹正是依靠制造业的崛起实现的。经过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建设,中国制造业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核心竞争力。在去工业化过程中,如果中国轻易地放弃已有的制造业,将大量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那么在未来的二十年内,中国极有可能出现产业空心化的困境,这就又会走回到发达国家“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的老路。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13亿人的内需是巨大的。如果把与13亿人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产品都交给他国生产,则会造成国家安全的重要隐患。而且与美国不同,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那么由产业空心化造成的贸易赤字难以通过增发货币的手段解决。因此,中国出现产业空心化后,对自身经济发展的危害会比美国更大。对于中国来说,在面对去工业化的压力时,应该积极主动地应对,选择结构性去工业化模式,保持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支柱地位。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长期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

此外,笔者认为,坚持发展核心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只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已,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应努力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中国面临的去工业化压力本质上来自于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丧失。根据李为(2010)的观点,中国目前的制造业还处在成熟期阶段,即制造业企业普遍具备了较为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强大的批量生产能力,生产的产品基本能做到数量和质量的双重保证,在国际市场具有很高的占有率。[9]但是,这个阶段的制造业产品附加值很低,中国企业主要依靠价格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因此,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企业真正的利润率很低,核心竞争力也较弱。一旦出现成本上升以及其他国家的产品竞争,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空间将迅速缩小,甚至出现大面积的中小企业倒闭。因此,在面对去工业化挑战时,中国的制造业企业需要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增加产品附加值。同时还需要突出产品的差异性,打造品牌效应,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的核心竞争力;坚持发展新型工业化,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制造业的技术含量,发展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相关产业。

(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发展重心转向内需

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太过于依赖出口和投资,消费的贡献率一直偏低。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率一般在70%左右,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居民消费率也在50%上下。中国近十年的居民消费率长期保持在40%以下,并处在逐年降低的趋势中。这带来的是“投资依赖症”和“外需依赖症”。发展初期,高投资和高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非常明显,往往能带来一国经济的腾飞。但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依赖症就会变成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随着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下降以及国内投资过热、产能过剩的情况出现,可以预见到,传统的依靠投资和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将会出现问题。

笔者认为,要解决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和投资的过度依赖问题,一条有效的路径是,在结构性去工业化的大背景下,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让制造业的落后产能顺利转化成其他高附加值的产业。我们应该认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扩大内需必须建立在结构性去工业化的基础上。要改变中国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要实现两个目标,即传统制造业平稳退出和国内购买力快速增长。结构性去工业化恰能实现这两点目标。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二元化结构,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一种两极分化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会出现参差不齐的状态。根据已有的研究,中国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已经出现了区域性去工业化,而中西部地区则还在工业化进程之中。①实现区域性去工业化的沿海发达地区逐渐将制造业转移到其他省份,制造业的重心将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中西部地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带来的收入增加,也会增加内需,促进中国经济从投资、出口拉动型转变为消费、内需拉动型。

(三)坚持可持续发展策略,实现产业生态化

环境问题已经开始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未来中国需要处理的一对关键矛盾就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中国制造业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为主,并依靠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以及宽松的环境标准取得了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但是这种以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的粗放式生产模式会直接导致环境污染。随着居民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传统的制造业企业发展空间将会越来越小,而去工业化过程则能够有效地遏制环境污染状况。

要解决发展与环境的矛盾,就需要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制造业,同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扩大国内市场,提振国内消费,保持中国经济较高的增长率。但是如前文所述,一般性的总量去工业化会带来制造业的萎缩并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只有结构性去工业化能够有效地缓解这一矛盾。结构性去工业化在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保留了核心制造业的竞争力,并通过技术改良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有效地解决了传统制造业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当然,结构性去工业化只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宏观大方向,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一条较为有效的产业路径就是实现产业生态化。产业生态化是为了解决产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而提出的,这种新型的生产理念要求在产业领域倡导新的经济规范和行为准则,并最终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因此,产业生态化是后工业化时代全新的产业发展道路,也是未来中国结构性去工业化的一种具体实现模式。

注释:

①区域性去工业化可以看做是结构性去工业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关于区域性去工业化问题更详细论述,参见:王秋石,王一新,杜骐臻.中国去工业化现状分析[J].当代财经,2011,(12):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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