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183;环境183;系统--基于生态理念的现代学校制度建设_生态环境论文

功能#183;环境#183;制度——基于生态理念的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建设论文,理念论文,生态论文,功能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60(2006)02-0001-07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教育正面临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社会学习化、文化多元化的挑战。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和学校教育本身的现实状况,使学校教育改革迫切需要理论创新的引领和踏实有效的行动举措。当“制度”成为制约教育改革和学校发展的瓶颈时,现代学校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为当务之急。审视学校教育功能主体与环境的关系,确证现代学校基本职能与核心价值取向问题,是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充分且必要的条件。虽然“功能”与“职能”在教育理论研究领域有较明确的意义区分,通常的表述是教育功能、学校职能,但人们对学校职能的研究与对教育功能、学校教育功能的研究常常是分不开的。本文所述“学校功能”包含“学校职能、学校教育功能”的涵义,主要是取“学校职能”之义。

讨论学校职能、学校教育环境、学校制度三者的关系,本文主要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生态理念观照下的现代学校职能应当是什么?二是现代学校制度要在怎样的生态环境下生长?三是现代学校制度如何为现代学校职能的实现提供环境保障?

一、理念、方法与现代学校制度的生态学视角

美国科学史学家萨顿强调:“在科学中没有教条,只有方法;方法本身不是完善的,但却是可以无限改善的”。[1]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可逆和不可逆、决定性和随机性的相对重要性的估价已发生了变化。科学思维曾经普遍地认为世界的运动可以最终还原为若干方程式,甚至还希望把诸如伦理、道德、思想、文化等抽象的观念也还原为这一体系中。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思考和探索,人们终于感到传统的思维方式并不合理,对现实世界问题的探讨本身就具有复杂性,这里需要突破单一学科的界限,超越单一学科思维方式的局限,综合利用多门学科的研究优势——这一新思路正是当今方兴未艾的跨学科研究方法。

生态学方法又称生态学思维,就是用生态观点研究事物,观察现实世界。科学的生态学思维,是科学认识的生态学途径,即用生态学观点思考、认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它的特点是全面地、整体地、辩证地把握研究对象。“当生态学发展到人和自然普遍的相互作用问题的研究层次时,就已经具有了哲学的性质和资格,它已经形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视野与思维方式,具有了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性质”。[2] (p.41)生态理念贯穿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确认一切事物和现象之间有一种基本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关系(生态系统理念)。在笛卡尔世界观中,整体的动力学来自于部分的性质;生态世界观相反,部分的性质是由整体的动力学性质决定的。第二个主题是,确认现实和宇宙在根本上是运动的,结构不再被看成是基本的,而是一种基本过程的表现形式,而且,结构和过程两者最终也是互补关系(动态平衡理念)。

现代学校制度是规范与调节政府、学校、社会乃至市场之间的关系,调节学校与学校之间、学校与家庭之间、学校内部人、财、物、事之间等各种关系的制度体系。生态学是研究生命主体与环境关系的科学,较之用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经济学等研究教育来说,生态科学具有更好的适切性:第一,观照“生命对象”的同质性。社会学研究社会的发展变化规律,政治学关注科层权力的更迭,法学强调公正与平等,管理学着眼程序与控制,经济学追求投入与产出效益,而教育科学和生态科学则共同研究“生命”,把生命作为基础,关注群体生命和个体生命的结构状态和变化规律,研究优化生命主体的存在方式与价值、生长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学习方式。第二,凸显“和谐环境”的重要性。学校教育的直接对象和终极目标是人,人的生命活动有生理活动、心理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三个层面,在实际问题的发生上,三种活动融为一体,统一于社会实践,也正是这种活动使生命个体得到发展,发展的形式是个体对环境的适应与超越,即人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是教育的三种主要形式,也是人的三种主要生长基础和生长环境,凸显“和谐环境”的作用是教育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而生态科学正是研究环境对主体关系的科学,这种适切性是其他学科所难及的。第三,强调“动态关系”长远的平衡性。虽然人类社会的文化、教育似乎是处于永无止境的变化之中,但这种变化的东西,是超越时代的不变与随时代一起变化的复合体,日本江户前期的诗人芭蕉称这两个方面为“不变”与“流行”。我们认为,人类教育“不变”的应是对人全面发展的追求,“流行”的则可理解是环境,现代学校制度就应在研究学校教育系统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调整“不变”与“流行”的长远、动态平衡关系。从经济学角度看,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合理的,但从生态学角度看,则不尽然如此,因为前者关注的是近期效益,而后者关注的是长远发展,这同人类教育活动有强的适切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讲的正是这个道理。学校教育是关乎人、发展人的事业,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应以人为对象和主体,要求学校制度围绕“育人”、“发展人”进行制度安排。旨在推进素质教育的“3+X”高考制度改革,在部分学校却成了学生片面发展的加速器,很多学校从高中一年级开始就分文科班、理科班,教学内容也仅限于几门高考科目,此类急功近利、用单向度的人代替多向度的复杂人的教育教学行为,从长远看,必将导致学生的认知、道德、情感和智慧片面发展,这正是现代学校制度需要研究的重点之一。生态科学恰恰是研究主体与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当把生态理念用于思考现代学校制度时,“人”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体现的同时,动态平衡的环境关系也得到观照。第四,生态理念与现代学校制度价值取向的内在一致性。中国科学发展观之最深层的动力是具有优良人格素质和高度理性良知的现代人,这就要求给予人以深切的眷注和关怀。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同时人又将自然界对象化而成为发展的主体;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人既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自然界的束缚,又不甘于这种约束而不断地努力以便超越自然界,来寻求与自然、社会的动态平衡,它内在地要求学校教育是“尊重人、关心人、信任人、提升人和完善人”的教育,现代学校制度必须是“开放的、民主的、以人为本的,最终指向育人”的制度体系,该制度体系的价值追求是:优化教育教学秩序,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学校效能,促进学生充分、全面和谐发展和终身发展、允许学生个性有差异地发展,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学生、家庭、学校、社区乃至社会的协调发展。这种价值追求是建立在生命与组织的动态生成、协调平衡以及个体、群体和组织系统的有机联系之中。

在用生态学科看教育上,许多国外学者似乎也情有独钟,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劳伦斯·A·克雷明(Cremin,L.A.)于1976年在《公共教育》(Public Education)一书中正式提出了“教育生态学(Ecology of Education)”一词,并列专章进行讨论。20世纪60年代,阿什比用生态学诠释大学,用生命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突变说”、“遗传环境论”等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理论。1977年英国学者埃格尔斯顿(Eggleston,J.)出版了他的专著《学校生态学》以研究教育资源分布为主旨。华盛顿大学的古德莱德(Goodlad,J,H.)和斯坦福大学的艾斯纳(Eisner,E.W.)对教育改革的生态学颇感兴趣,古德莱德主编的美国教育协会第86期年鉴的主题为“学校革新的生态学”,艾斯纳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专论《教育改革与学校教育生态学》;而波特兰州立大学的鲍尔斯(Bowers,C.A.)教授等人则多年来坚持研究生态危机给文化、学校的教学、课程等带来的影响。

生态理念对学校教育的观照,是对人的主体地位、作用和生命价值的观照;是对优化环境以保障学校育人功能实现的观照。虽然在教育管理研究中有理性范式、自然范式和批判范式,我们认为,方兴未艾的生态范式将是开拓视野看教育的新范式,而且,的确它的思维模式本身更切近于教育的形态。

二、现代学校基本职能

虽然教育研究的历史很悠久,但是作为制度化的教育研究却大约只有100多年的历史。现代学校的发展经历了前学校、类学校、教学生学的机构、教与学的场所、教育机构以及公共教育机构等历程,不同的历程凸显了不同的学校性质与学校职能。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学校的期望越来越高,学校职能定位日趋复杂。尤其在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教育现代化和素质教育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现代学校应发挥什么样的职能值得探讨。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全球化、信息化、文化多元化和商业化浪潮高涨,对学校教育最为直接的负面影响是,带来学校教育基础的结构性变化,如:知识基础的变化,学校地位的变化,学校秩序的变化,学生生活、学习的动机和意义的变化;对学校教育最为本质的负面影响则是学生生命的“异化”,是学生生命意义的消解,也是学校道德教育职能、育人使命的消解。虽然教育的问题如同哈贝马斯(Habermas,J.)所说的“灌木丛一样错综复杂,既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问题,也有教育自身的制度、内容、形式、方法等问题。”[3] (p.67)但我们认为,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最根本的问题是“认识人、培养人”的问题。学校教育要以具体的、现实的人为对象,直面人的生命,关怀人的生命,提升人的生命价值,同时,要更加重视基础教育学校在塑造人上所起的“基础性”、“关键性”和“决定性”作用。戈登·德莱顿(Gordon Dryden)和珍尼特·沃斯(Jeannette Vos)在《学习的革命》一书中就曾指出,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批评之中,他就学会了谴责;生活在敌意之中,就学会了争斗;生活在恐惧之中,就学会了忧虑;生活在怜悯之中,就学会了自责;生活在讽刺之中,就学会了羞辱;生活在嫉妒之中,就学会了嫉妒;生活在耻辱之中,就学会了负罪感。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将来很难成为道德品质高尚的人、个性发展丰满的人、智慧品质崇高的人,学生的认知、道德、情感和智慧也不可能协调发展。因此,学校在塑造人的过程中应“把一个人在体力、智力、情绪、伦理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他成为一个完善的人”[4] (p.193),“学校的中心职责是教育;学校应该只接受那种可以被自然而又容易地转化为教育目标与活动的社会目的。”[5] (p.197)同时,学校教育应使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始终体验自己的尊严感:我是一个勤奋的脑力劳动者,是祖国的好公民,是父亲的好儿女,是一个有高尚的志趣、激情和不断进步完善的人,是一个关心民族和人类发展的创造者”[6]。同时我们认为,学校教育功能是其它教育机构无法取代的。学校的有目的、有意识和通过持续的努力而改变和塑造人的行为和学校通过课程尤其是通过教师长时间、高频度直接高效的给予学生的影响是独特的,学校对人生命成长的期待和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关怀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需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加以认识,并在实践中加以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学校教育的这种独特功能认识不足,尤其在今天这个日趋市场化和教育化的社会中,学校固然不应当与社会相脱离成为“文化孤岛”,但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学校与其他具有教育潜能的社会机构的区别,除了培养完人的中心职责外,“学校应该只关注那些维持和改进学校所必需的行政和管理活动。评价一所学校的主要标准,是看多少时间和资源被用于真正有教育性的活动上”,[7] (p.126)从而坚守学校培养完整人的独特使命。教育价值观的核心是按照一定的教育尺度来衡量办学效能,这种尺度就是育人。它着眼于全体学生,着眼于学生的充分、全面、多元、终身发展和允许有差异地发展,着眼于学生较为均衡、有个性地发展和应“世”能力的培养。由于升学的竞争、升名牌大学的竞争,社会评价学校的尺度被扭曲了,现行评价学校绩效最直接、最有外在显性测度的,仍然是高考升学的排名。于是,许多追求眼前功利、违背学校办学规律,违背育人规律的现象频繁出现,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学校教育功能偏离的状况令人堪忧。学生被置于考试——升学——再考试——再升学,直到高考的模式中,这种现象可从中考之后的生源大战中略见一斑。学生的好分数往往使我们忽视教学计划的性质和质量,忽视了学生在学校里环境和经历、以及这些环境和经历将对个体生命的成长产生长期、深刻和巨大的影响。在当今市场化社会里,虽然坚持学校育人的独特使命可能被认为是教育的乌托邦,“但我们依然坚信,必须从育人的立场来看待办学目的;从道德的目标来看待办学方向;从道德价值取向看现在的品牌学校是否真的昭示教育发展的方向、代表社会良心、负有对社会的责任感”。[8] 否则,学校在丢弃“教书育人”的基本职责时,就丢弃了学生,丢弃了教育,丢弃了社会,最终丢弃了学校自己。

三、现代学校环境

20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教育家阿什比(Ashby,E)曾总结说,人类教育自产生以来,共发生了四次教育的革命:第一次是文字的产生,人类开始采用书写的文字作为教育工具。第二次是学校的产生,使教育的主要功能由家庭转为学校。第三次是印刷术的发明,活版印刷后,教育实现了大规模化和一致化。第四次是一系列新工艺,如电影、电视、电台、程序教学机、计算机等在教育上的应用。今天,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把我们带进了一个被称为“IT时代、网络时代、e时代、信息时代或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它不仅使人们的生活、工作产生巨大变革,而且对教育的时间、空间、内容、形式和人们的理想、信念、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产生强烈的冲击,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认为,现代是教育的第五次革命并不为过。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全球化、信息化、文化多元化和商业化浪潮高涨,在经济社会乃至教育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现象,表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区域内部学校之间等的失衡,这既是现代社会的现状,也是现代学校所处的环境。正如《学会生存》报告指出的那样:“一个人从小到大毕竟还是通过他的自然环境教育他自己的。看来事实表明:这种自然教育,通过生物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联合效用,一直是人的意识与智慧成长的主要工具。”[9] (p.174)

为了研究的方便,人们常常对学校教育环境作进一步区分,最基本划分是学校外部环境和学校内部环境;还有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或者是物质环境、精神环境和制度环境等分类形式。

对环境的研究最为重视和最为深刻的学科莫过于生态学。由于生态学是研究主体与主体、主体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于是生态主体与生态环境就是生态学研究的基本视角。研究“学校”的发展问题时,学校当属生态系统的“主体”,学校之外的一切与学校具有不可忽略的联系的事物的集合,则是学校的生态环境。宏观环境方面如国际国内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制度环境;微观环境方面有学校内部师生员工的状态、学校的结构与功能、组织与管理形式、校园文化、地理位置等环境。

只有对学校功能的现实状况进行分析,方能揭示学校教育潜在的能量究竟能产生多大效应。因为学校教育在事实上发挥的功能与逻辑上可能存在的功能不是一致的。学校教育的应然功能,能否正常发挥或全部发挥,不但取决于学校教育生态主体自运行机制,还取决于它所处的生态环境。那么,影响现代学校职能主体实现的生态环境有哪些?实现和保证学校教育主体与学校环境之间的生态平衡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又是什么?

在坚持学校教书育人的基本职能的前提下,学校教育主体与学校环境的生态平衡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大体可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学校教育系统(包括理念、活动、成果等)与学校外部生态环境(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相互适应并达到动态平衡;二是学校生态系统主体即学校内部的结构和功能、组织与管理、文化与制度等生态因子之间的协调与平衡;三是学校教育生态系统与各子系统中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和输出过程中数量的平衡。学校职能生态主体受其生态环境影响的形式,可用图1表示如下:

上图中S—表示学校及职能的生态主体

A—表示政府A1—表示学校内部的组织

B—表示社会B1—表示学校内部的管理

C—表示市场C1—表示学校内部的文化

E[,外](校外环境)=A+B+CE[,内](校内环境)=A[,1]+B[,1]+C[,1]

在上图中:左边三棱锥表示学校外部生态环境E[,外];右边三棱锥表示学校内部生态环境E[,内],E[,S]=E[,外]+E[,内],它们共同作用于学校系统,从而影响学校基本职能的实现。两个三棱锥底部的六个顶点就表示六个重要的生态环境因子,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学校履行相应的职能,学校教育也因此呈现特定的教育结果。因此,遵循学校教育的生态规律是重要的。所谓学校教育生态规律就是以生态学观点来研究学校教育与外部生态环境之间,以及学校教育内部各个环节、各个层次的生态因子之间本质的必然联系,以促进学生全面、协调发展。只有遵循学校教育的生态规律,学校才可能发展,学校职能和育人的独特使命才可能完成。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六大生态因子会不会自觉地遵循学校教育的生态规律,会不会自发地保障学校完成其独特的育人使命?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在现行的中小学里就不会出现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学习内容偏颇、意志品质薄弱、心理健康失调等问题,也不会出现“社会排斥问题”,同时也会减少学校教育中的暴力、经常旷课、不愿与他人接触、吸毒、自杀、排外、极端主义等现象产生;此外,教育评价中的化约主义、教育公平与效率问题、足额教育经费的保障问题、素质教育的全面落实问题、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问题等都会迎刃而解。因此,出于学校教育生态规律对学校职能的诉求,导致为了实现现代学校职能对现代学校制度的诉求。

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

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现代学校作为一种特殊的复合的教育生态系统,除了以上基本的两种关系外,还有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当然,最基本的关系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固守道德的前提下,这些关系需要现代学校制度(正式制度)、现代科学技术和制度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来反映或解决。

关于“现代学校制度”的概念。人们通常认为“学校”、“制度”和“学校制度”是有明确含义,并经常提及和使用的、无需讨论的范畴。可在“学校制度”前加上“现代”一词,变成“现代学校制度”时,对其认识就变得莫衷一是,对其讨论则变得热闹非凡。如同“素质教育”概念一样,“现代学校制度”(modern school system)是中国的本土概念,国外并无此提法,因此需要认真研究。

“学校制度”是调整学校主体内外与环境关系的制度体系。虽然这个概念在不同时代的理论语境中始终呈现出历史的蕴意,就像长江和黄河,在每一段河道上水质和水色都是不一样的,但其实质终究是“水”——即是关于学校的、关于制度的体系。

在对“现代学校制度”难以给出确切定义的情况下,我们理解此概念可以借助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法——用于定义一些无法确切定义的社会事实,概念又是通过凸显被研究对象的某些性质,舍弃其他性质而取得的方法。例如,“可以从现代社会中提取‘分化’、‘市场化’、‘契约’、‘市民社会’等特征,而得到现代社会的理想类型,它是简化的结果,但显示出了与其他社会的不同,如与传统社会的区别。”[10] (pp.11—12)根据理想类型方法,提取几种关于“现代学校制度”的概念,并分析其特性,从这些最重要概念的最重要的特性出发,来构建和理解“现代学校制度”一词:

●现代学校制度是知识经济背景下(第五次教育革命背景下)的学校制度。

●现代学校制度是“以人为本”、以“育人为中心”的学校制度。

●现代学校制度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学校制度。

●现代学校制度是工业革命以来遗传与变异了的学校制度。

●现代学校制度是调整学校职能主体与其内外环境关系,遵循学校教育生态规律的学校制度。

以上仅仅是我们在研究现代学校制度问题时,对其内涵所作的一些理解和限定。由于“现代学校制度”概念的本土性、复杂性和历史性,因此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属加种差”的命题来界定和说明。也许“现代学校制度”的含义只有在对相关问题的深入、广泛的研究之后才能加深理解,并达成共识。

关于现代学校制度的体系建设。现代学校职能的实现,必须有现代学校制度的支持与保障,由于“教育只是一个更大的社会体系的一部分。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中,我们才能满意地理解和探讨许多教育问题。这些教育问题不能单靠教育体系的策略去求得解决。我们还需要具有涉及社会相互作用的各个部门的那些广泛的、综合的策略。”[11] (p.216)因此,研究现代学校制度必须在社会的大体系中进行,必须在社会相关部门的广泛参与下进行。时下,在中国,许多学者、政府领导和实验区、实验学校参加了理论与实验研究,并在“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现实背景与理论背景、价值取向与目的、内涵与特征、制度设计”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阶段性研究成果。从生态理论的角度看,我们认为,该体系可从主体与内外环境的关系切入,先行建设六大制度体系:调节A——S,B——S,C——S关系的制度体系;调节A[,1]——S,B[,1]——S,C[,1]——S关系的制度体系。当然,这六大体系还应细分为若干个制度、规则,从而形成相对完整的现代学校制度体系,如图2。

限于篇幅,关于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原则、策略、路径以及具体的制度建设将另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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