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烈士纪念设施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烈士论文,设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E29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5)05-0036-07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的1932年3月，海外华侨捐资于广州市修建了“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陵园”及其附属设施，此为抗战烈士纪念设施修建之始。至今，抗战烈士纪念设施还在陆续兴建，其时间跨度长达80余年。而且纪念设施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从修建时期看，既有抗战期间及战后国民党方面各机构、各社会团体和部队为安葬抗战烈士而修建的烈士墓园、陵园和忠烈祠、纪念碑，也有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社会团体为收殓抗战烈士遗骨和祭奠烈士而修建的烈士墓和纪念设施；从修建类别看，既有个人墓、集体合葬墓园、烈士陵园，也有纪念抗战烈士的纪念碑、纪念馆、忠烈祠；从修建主体看，既有各级政府、军队，也有社会团体、海外侨胞、各地民众乃至个人。抗战烈士纪念设施，既是缅怀和祭奠抗战先烈的教育基地，也是全国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抗战烈士纪念设施修建和研究状况，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抗战史，传承抗战精神。目前，学术界对抗战烈士纪念设施问题的关注还很不够，缺乏对全国抗战烈士纪念设施修建的整体把握和研究。①有鉴于此，本文拟梳理全国抗战烈士纪念设施修建情况，探讨这些设施修建的背景、形制、内容、规模，研究其修建发展的总体趋势及背后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因素。 一、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事变间抗战烈士纪念设施的修建 从目前所能收集到的文献资料看，早期的抗战烈士纪念设施有广东省广州市水荫路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陵园”、广东省和平县的“和平籍烈士纪念碑”、浙江省杭州市的第5军第88师阵亡将士纪念设施、上海和南京的相关设施以及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普乐堡镇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大刀会烈士墓等。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陵园”中的纪念碑、烈士墓和纪念馆等，是1932年至1933年间修建的。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当时驻防淞沪地区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率领下，奋勇抗敌，经大小100余战，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损兵折将。由于十九路军大部分将士出身广东省，在淞沪抗战结束后，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决定在广东省内购置墓地以安葬淞沪战场上的烈士。被十九路军英勇抗战行为所鼓舞的海外华侨也积极筹款捐资，很快在广州市水荫路附近修建起“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先烈纪念碑”“抗日亭”以及安葬十九路军淞沪阵亡将士的坟园。1998年，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出资对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墓园进行修缮，加修了浮雕墙，将其正式命名为“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陵园”。 “和平籍烈士纪念碑”也是为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阵亡烈士而修建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由广东省和平籍战士组成的十九路军第60师第3团先后有48人战死沙场。1933年，为纪念他们，当地民众自发捐资在县城东山岭南坡修建了此碑。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的第5军第88师，其阵亡将士的纪念设施大多集中在当时部队驻防地的浙江省杭州市等地。战事结束后，浙江民众在杭州举行大规模追悼会和法会，悼念在抗战中阵亡的烈士，并捐资在杭州市松木场(现杭州市西溪路)修建了烈士墓，以安葬第5军第88师阵亡将士的遗骸。②同年，浙江民众还在杭州西湖畔修建了纪念碑，以纪念第5军第88师殉国的近1500名阵亡将士。 当时，上海、南京等地也修建了纪念淞沪抗战烈士的设施。1932年8月，上海民众捐资在战地附近的宝山区大场镇、嘉定县娄唐镇等地修建了“纪念坊”。其中，“大场纪念坊”在1964年因道路拓宽工程的需要被拆毁。南京国民政府在紫金山麓灵谷寺内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中，增修了安葬淞沪抗战烈士的公墓、纪念碑和忠烈祠。因一·二八淞沪抗战烈士众多，所以只安葬了128位将士的遗骸。③在墓区修建了“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和“第五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在由无梁殿改修的“忠烈祠”④中，添刻了十九路军和第5军等阵亡将士的名录石牌。 这一时期，东北地区也修建了一些纪念抗战烈士的设施。1932年7月，本溪民众为祭奠辽宁民众自卫军的18位抗战烈士，修建了烈士墓和纪念塔。辽宁民众自卫军系九一八事变后，在原东北军军官唐聚五等人的筹划下于1932年3月成立的早期辽宁民众自发抗日武装。辽宁民众自卫军的成立，得到了本溪一带民团、大刀会等秘密组织的热烈响应，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从最初的十几路军迅速发展成为拥有31路军、13个支队的辽东地区大规模民众抗日武装。⑤辽宁民众自卫军先后组织各路军进攻辑安、临江、辉南、宽甸、营盘、山城镇、八道江、清原以及沈阳等地的日伪军，其中，在1932年6月围攻临江县城的战斗中，辽宁民众自卫军中原大刀会的18位战士英勇牺牲，遗骸被当地民众安葬于桓仁县的普乐堡镇。辽宁民众自卫军大刀会烈士墓及纪念塔在1942年曾被日伪政权拆毁，1988年经地方民政部门批准，当地民众捐资在原址重新修建了烈士纪念塔。 二、卢沟桥事变至新中国成立间抗战烈士纪念设施的修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军相继在上海、南京、徐州、武汉以及江西、湖南、云南等地与日军激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及华南抗日游击队在广大的敌后战场发动民众，与日伪军开展灵活多样的游击战争。随着阵亡将士人数的激增，全国各地开始大规模修建抗战烈士纪念设施。这一时期所修建的抗战烈士纪念设施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多样，难以一一详述。总体来看，纪念设施可分为烈士个人墓、忠烈祠、公墓(陵园)、纪念碑等。其中，个人墓主要为抗战时期殉国的高级军官或知名战斗英雄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个人墓包括：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烈士墓、第18集团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左权烈士墓、第12旅副旅长张本禹烈士墓、第9军军长郝梦龄烈士墓、第510团团长刘眉生烈士墓、第145师师长饶国华烈士墓、第215旅旅长赵锡章烈士墓以及第122师师长王铭章烈士墓等。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于湖北省宜城县南瓜店殉国，其遗骸被部下抢运回宜城，而后经宜城运往重庆。张自忠灵柩所到之处，各地民众冒着日军飞机空袭的危险，自发设立祭坛公祭这位为国牺牲的民族英雄。其灵柩运抵重庆后，国民政府党政军重要首脑悉数出席了在朝天门码头举行的恭迎灵柩仪式。⑥随后，国民政府在重庆举行国葬，将张自忠灵柩安葬于重庆北碚梅花山中。1942年5月25日于山西省辽县(现左权县)十字岭殉国的左权遗骸被运往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石门村安葬。1950年，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建成后，左权的灵柩从涉县石门村迁入此陵园内。⑦ 王铭章的归葬和纪念在国民党军将领中颇具代表性。王铭章是1938年3月在滕县保卫战中殉国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官，其抗日壮举受到了国共两党的高度赞誉。1938年4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赠王铭章为陆军上将。王铭章灵柩经过的沿途，民众自发组织公祭仪式，以祭奠这位为台儿庄大捷作出重要贡献的民族英雄。在武汉举行的迎灵公祭仪式上，时任中共中央代表的吴玉章、董必武以及八路军和《新华日报》的代表均出席仪式，中共《新华日报》代表吴克坚高度评价了王铭章的一生，认为王铭章“振奋了全国军民枪口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对得起四川父老，对得起国家”，“王师长是我们炎黄的优秀子孙，是保国卫民的英勇战士，是中国的模范军人”。⑧王铭章归葬于四川省新都县(现成都市新都区)桂湖公园旁。1940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实施《抗日殉难忠烈官民祠祀及建立纪念坊碑办法大纲》和《忠烈祠设立及保管办法》后，国民政府于1942年12月，批准王铭章入祀国家忠烈祠。⑨1984年9月，四川省政府追认王铭章为革命烈士。 忠烈祠一词最早见于唐朝，其后的各代王朝，或修建“显忠祠”、或设立“昭忠祠”等作为国家级祭祀形式彰显阵亡者的功绩、祭奠各次战争中的阵亡者。根据台湾学者蔡锦堂先生的研究，抗战时期关于修建忠烈祠的官方文件始于1933年9月13日国民政府内政部颁行的《烈士附祠办法》。⑩此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在1936年5月颁发的《历次阵亡残废受伤革命军人特别优恤办法全案》中规定了“关于各县设立忠烈祠办法”，确定各地以设立忠烈祠的形式祭奠阵亡烈士。1940年9月20日，国民政府颁布《抗日殉难忠烈官民祠祀及建立纪念坊碑办法大纲》和《忠烈祠设立及保管办法》，(11)明确规定抗日阵亡将士入祀忠烈祠，将抗战烈士纳入了国家祭祀的范畴。 查阅中国各地市(县)志等有关文献可知，当时国统区的四川(含重庆)、湖南、贵州以及云南、广西等地的区、县政府均设立了专门的抗日忠烈祠，以祭奠抗战阵亡将士。这些忠烈祠受战时经济条件的限制，大多由当地废弃的文庙、关帝庙、学校、祠堂等改建而成，加上其后的政治因素影响，现存不多。(12)从中国大陆地区现存(13)的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忠烈祠、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忠烈祠、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忠烈祠、云南省腾冲市忠烈祠以及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哈拉镇的东北挺进军忠烈祠等的情况看，抗日忠烈祠大多为抗战时期地方政府或军事部门专门购置土地修建而成。其中，南岳忠烈祠的修建始于1940年4月16日至22日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的战区联席会议动议。该议案获得战区联席会议的通过后，湖南省政府就成立了“湖南省建筑南岳忠烈祠筹备委员会”，于是年9月开始动工修建。(14)1943年6月，南岳忠烈祠竣工，由七七纪念碑、参道(15)和忠烈祠堂等组成，忠烈祠堂内供奉国民政府批准入祀的烈士谱牒(16)。南岳忠烈祠祭奠抗战阵亡将士的纪念设施，利用从正门到忠烈祠堂之间长长的、由低处到高处的参道落差，形成了人们整理情绪、逐渐步入庄严肃穆境界的独立祭祀空间，从而与忠烈祠周边的抗战阵亡将士墓群共同构成了祭奠抗战阵亡将士的纪念设施群。目前，从台湾各地所保存的20余处忠烈祠来看，基本沿袭了南岳忠烈祠的构成，秉承了南岳忠烈祠“祭祀”和“墓葬”分离的风格。 商城忠烈祠、潜山忠烈祠以及腾冲忠烈祠在祭祀对象和形制上均不同于南岳忠烈祠。其中，商城忠烈祠又称“84军忠烈祠”，修建于1943年7月，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84军军长莫树杰为安葬该部队自广西出征、后在北方各地殉国的400余名将士遗骸而拨款修建的祭奠设施，由“精忠报国”碑、忠烈祠堂、忠烈祠纪念碑和烈士墓群组成。位于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天柱山镇野寨中学附近的忠烈祠修建于1943年，系第176师为安葬该师阵亡将士所设公墓中的一个祭奠和纪念设施。位于云南省腾冲市小团坡国殇墓园内的忠烈祠，修建于1945年1月，是当地民众为安葬在1944年滇缅反击战中殉国的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阵亡将士而修，国殇墓园于是年7月竣工，由忠烈祠、第20集团军所辖第53军和第54军阵亡将士墓以及第20集团军攻克腾冲阵亡将士纪念塔等组成。从忠烈祠的祭祀主体上看，这三个忠烈祠专为祭奠陆军某个建制单位而设，与湖南南岳忠烈祠相比较，三者基本沿袭了国民政府在南京灵谷寺修建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设施的格局，即忠烈祠作为其阵亡将士公墓的祭祀设施，与周边的纪念碑、烈士墓群融为一体，并没有设立相对于烈士墓群的独立祭祀空间。 全面抗战期间，也是大规模修建抗日烈士公墓(含烈士陵园)的时期。这一时期修建的阵亡将士公墓主要有赣榆烈士陵园(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王洪村抗日山，1941年由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主持修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5军昆仑关阵亡将士公墓(位于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思陇镇，1940年第5军主持修建，由无名烈士墓、纪念塔和纪念亭等组成)、爱店抗日阵亡烈士墓(位于广西宁明县爱店镇，当地民众为安葬1940年8月对日作战中不幸殉国的广西全边汛警署汛警大队24名官兵而捐资修建)、五原抗日阵亡将士公墓(位于内蒙古乌拉特旗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乌布浪口，1940年由陆军第35军主持修建，2005年五原县政府出资修缮)、薛家阳坡烈士陵园(位于山西省阳泉市盂县肖家江乡里独头村，1944年由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修建，1983年阳泉县政府出资扩修)、六六战役争夺战抗日阵亡官兵公墓(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太臣村，1939年由当地民众捐资修建)、黄崖洞保卫战殉国烈士公墓(位于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黄崖洞，1942年由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修建)、东北挺进军抗日阵亡将士陵园(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哈拉镇南山，1942年由东北挺进军出资修建)、陆军新编第8师抗战阵亡将士墓(位于山西省运城市河津县禹王庙附近，1939年由新编第8师出资修建)以及新四军第2师烈士陵园(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藕塘镇，1944年由当地抗日政府修建，1964年由定远县政府出资扩建)等。其中，赣榆烈士陵园是第18集团军第115师教导2旅、山东军区、滨海军区军民为安葬在历次战斗中殉国的烈士而修建的综合性纪念设施，后又几次整修，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拨款扩修了烈士墓群，新建了纪念塔、纪念亭及纪念堂。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和中共抗日民主政权还专门修建了纪念抗战阵亡烈士的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主要包括：北京密云县半城子乡的古石峪战斗纪念碑(1944年由当地抗日政府主持修建)、甘肃省平凉市柳湖公园内的“二十七年七七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1938年由平凉县政府出资修建，1966年被毁)、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建成镇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1938年由县政府出资修建，1992年迁入西宁公园内)、广西南宁市上林县大丰镇的“抗日忠勇阵亡将士义塚碑”(1942年由当地民众捐资修建)、贵州省黔东州高酿镇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1938年由当地民众出资修建，1992年由高酿镇政府主持重修)、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的“陆军第13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1939年由陆军第13军出资修建、已被毁)以及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高店乡的“陆军第171师平汉南段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塔”(1941年由陆军第171师出资修建、已被毁)、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的新四军盐阜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1943年由当地抗日联合政府出资修建、1966年被毁、1981年由阜宁县政府出资修复)等。这些纪念碑大多建于街市路口或高地，选用天然石为纪念碑碑体，材料加工比较粗糙。 抗战胜利后，随着被占国土的收复，国民政府及其军队着手进行收殓阵亡将士遗骨遗骸、修建阵亡将士公墓和烈士陵园、在曾经的战场或烈士家乡所在地设立纪念阵亡将士的纪念碑等工作。1946年，参加过衡阳保卫战的葛先才在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支持下，收殓了3000余具烈士遗骨遗骸，在衡阳保卫战的战场张家山修建了陆军第10军衡阳保卫战阵亡烈士的公墓和纪念碑。同年，在原新1军军长孙立人的主持下和广州市政府的积极配合下，选址白云山马头岗修建了安葬在印缅等地阵亡的新1军将士公墓和纪念碑。(17)正常情况下，抗日战争结束后应该出现抗战烈士纪念设施修建的高峰期，但由于随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等原因，实际上修建的抗战烈士纪念设施并不多。 三、新中国成立后抗战烈士纪念设施的修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抗战烈士纪念设施的修建和保护。60多年来，按照全国各地所修建的抗战烈士纪念设施规模和形制，可分为两个时段。 从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为第一时段。这期间，全国各地修建的抗战烈士纪念设施主要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在历次战斗中牺牲烈士的纪念碑、烈士陵园及烈士纪念馆等。与此前所修建的抗战烈士纪念设施相比较，这一时期修建的抗战烈士纪念设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几乎所有的县均修建有包括抗战烈士在内的烈士陵园、革命英雄纪念碑，从纪念碑材质上看，大多采用砖混结构。此外，在纪念形制上，这一时期单独修建抗战烈士纪念设施的情况较少见，而采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烈士一并纪念的方式修建纪念设施。目前全国各地县一级民政部门所管理的革命烈士陵园中，既安葬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也安葬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全国各地所修建的各种纪念碑，其题词主要为“革命英雄纪念碑”或“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碑”，纪念的对象为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牺牲的所有烈士。 1978年后为第二时段，随着改革开放和抗日战争研究的深入，全国各地先后修复“文革”期间被毁坏的抗战烈士公墓和纪念碑。如湖南衡山忠烈祠周边的抗战烈士墓、纪念碑以及南京紫金山麓的抗日航空烈士公墓等就是在这时修复的。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开始在抗战烈士故居、牺牲地、战斗地等新修建烈士纪念碑、纪念馆以及墓地。黑龙江省还专门设立了烈士基金会，在省内东北抗日联军烈士牺牲地修建纪念碑、纪念墓和战斗遗址纪念碑。截至目前，全国各地约有7000余处抗战烈士纪念设施，抗日战争时期所修建后已损坏的抗战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等纪念设施，半数以上得到了修复或重建。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土地的规划，散葬各地的抗战烈士墓也随着殡葬用地的专门化，陆续被迁移到了各地设立的烈士陵园内。而一些地区在经济利益驱使下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由，将烈士陵园公园化，烈士陵园景区化，使原本庄严的烈士陵园变成了大众娱乐和经济唱戏的舞台，丢失了对抗战烈士的尊崇之心，这应引起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各地所修建的抗战阵亡烈士纪念设施，按照形制和规模可以分为安葬抗战烈士遗骨的个人墓、合葬墓的墓葬设施、祭奠和纪念抗战阵亡烈士的纪念碑、纪念坊和纪念馆以及带有国家祭祀意义的忠烈祠等3种类型。在安葬抗战烈士遗骨的墓葬中，既有抗战烈士个人和集体的公墓，也有抗战英雄的个人烈士陵园和综合性烈士陵园。中国古代就传承下了的“陵—墓—坟”这样一个带有等级制度的墓葬文化，抗战烈士同其它时期的革命烈士一样被安葬在专设的陵园内，表明国家和民族给予其崇高的地位和评价。与之相关联，全国各地所修建的各种抗战烈士纪念碑也同样被赋予了历史文化含义。传统中国文化中，为人“树碑立传”通常被赋予了国家彰显英雄伟业的“不朽”标识，抗战烈士纪念碑不仅仅是一座刻着字的“地标”，更是国家和民众对殉国的抗战烈士的表彰碑。同时，全面抗战爆发后，源于抗战初期的抗战忠烈祠在四川、广东、湖南、湖北、贵州和云南等地得以继续修建和推广，表明近代中国在对于战争死难者的功勋表彰行为中延续和继承了古代中国“国家祭祀”功能的“显忠祠”“昭忠祠”等基本要素。这显示了近代中国表彰战争阵亡者与近代欧美国家形式上的差异。在欧美等国，人们更多注重的是对于战争阵亡者的遗骸安葬，注重对阵亡者遗骸的收集并集中设立国家墓地以安葬战争阵亡者。而近代以来中国对于战争阵亡者多选择“现地安葬”，在安葬战争阵亡者遗骸的同时，更注重设立或修建纪念碑，以表彰阵亡者在战场上的功绩。就抗战烈士纪念设施的修建情况看，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历届政府大多沿袭了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即在注重安葬抗战烈士、修建抗战烈士墓园或陵园同时，更注重抗日烈士忠烈祠或抗战烈士纪念碑的修建。 抗战烈士墓、纪念碑、忠烈祠的修建，无疑修复了自辛亥革命以来被军阀弱化了的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强化了国家权力。在政府的主导下，全国各地先后修建的各种抗日烈士纪念设施不仅拉近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也使得国家权威逐渐透过带有表彰式的纪念设施渗透到普通民众心目中。抗战烈士纪念设施成为了国家与民众之间沟通的“共同语”，在全国各地抗战烈士纪念设施的修建中，民众纷纷捐资或集资参与到抗战烈士纪念设施的修建中。这些行为表明，在中华民族面临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中国民众表现出了强烈的对国家的归属感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从现存的抗战烈士纪念设施的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中国军队英勇抵抗日军进攻的战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各地区中国军民抗战的特点和不同地区纪念设施的不同特点。其中，曾经为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主要活动地区的辽吉黑三省，主要以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阵亡烈士的纪念设施为主；八路军主要活动区域的华北地区，主要以第18集团军阵亡烈士的纪念设施为主；曾经为淞沪抗战和徐州会战主战场和新四军主要活动区域的华东地区，则以淞沪抗战和徐州会战阵亡烈士及新四军阵亡烈士的纪念设施为主；作为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等主要战场的华中地区，以这些战役中阵亡的烈士纪念设施为主。此外像四川和云南等地，则以滇缅战役和出川抗战的川军阵亡将士纪念设施为主。抗战阵亡将士纪念设施的分布不同，使得各地抗战烈士纪念设施在建筑材料和设计上有着各自浓厚的地区文化色彩，各地抗战阵亡将士纪念设施深深根植于乡土文化中，成为记录中华民族不畏强敌共同御侮的历史丰碑。 注释： ①相对而言，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对此课题比较关注，所培养的不少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集中于此。如2011年硕士论文《河北省内抗战烈士纪念设施研究》(胡立刚)、《黑龙江省东北抗日联军纪念设施研究》(陈健)、《山东省内抗战烈士纪念设施研究》(曹明贞)、《辽宁省内抗战烈士纪念设施研究》(张宇)，2013年硕士论文《吉林省抗战烈士纪念设施研究》(冯博)、《河南省抗战烈士纪念设施研究》(董翌)。 ②该墓地在1946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重修，后被毁，现存纪念坊。 ③其中，十九路军阵亡将士遗骸78位，第5军阵亡将士遗骸50位，合计128位，象征纪念一·二八事变之意。引自孙中山纪念馆：《中山陵园史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7-148页。 ④现名“松风阁”。 ⑤引自李季：《东北抗日救国血战史》，北平：得胜印刷所，1933年，第58-62页。 ⑥茅海建等：《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8页。 ⑦山西省左权县境内的左权烈士陵园(位于左权县辽阳镇北街村)为左权县安葬和纪念县内各个时期革命烈士的纪念设施。其中虽修建有左权将军的雕像和纪念碑，但左权将军并没有安葬于该陵园内。 ⑧茅海建等：《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第121页。 ⑨胡博等：《碧血千秋——抗日阵亡将军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8页。 ⑩蔡锦堂：《台湾忠烈祠与日本护国神社、靖国神社的比较》，日本台湾史研究部会：《台湾的近代与日本》，名古屋：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3年，第338页。 (11)《抗日殉难忠烈官民祠祀及建立纪念坊碑办法》(1940年9月20日)。台湾“国史馆”藏《内政部档》，129-469。 (12)抗战时期修建、后被拆毁的忠烈祠至少有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忠烈祠、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忠烈祠、四川省宜宾市珙县忠烈祠、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忠烈祠、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县忠烈祠、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忠烈祠及浙江省临安市孝丰镇忠烈祠等。 (13)台湾各地的忠烈祠，大多为1945年以后由原日本统治者设立的神社改建而成。 (14)唐未之等：《忠烈祠》，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年，第11-21页。 (15)参道，即忠烈祠山门到正堂间的道路，供行人参拜所用。 (16)即写有烈士姓名的灵牌(又称牌位)，通常由长形漆木板制成。 (17)此二处纪念设施现已不存。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淞沪抗战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十九路军论文; 纪念碑论文; 烈士墓论文; 重庆烈士墓论文; 台湾忠烈祠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王铭章论文; 淞沪抗战纪念馆论文; 公墓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