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前李鸿章的实力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论文,战前论文,实力论文,思想论文,李鸿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60至90年代，中国掀起了洋务运动。这场运动的成败得失，现在尚难以盖棺论定。李鸿章是这场运动的著名领导者之一，他的思想，曾对这场运动产生过巨大影响。本文试图对李鸿章的“实力”思想作一考察，以揭示他这一思想的重要意义。
一、“力”的理念与实力扩充
传统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各国关系的时候，崇尚以“德”服人的原则，并且，主要也是以自己文明的优越来维系中华上国的地位。以“力”服人的原则往往受到正统儒生们的攻击，这是由于当时的中华文明遥遥领先于周边各国的缘故。鸦片战争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个更加富有活力的西方文明频频叩击中国大门，西风东渐，其势滔滔，古老的中华文明出现了严重危机。“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横行于中土”，这是3000千年来之一大“变局。”〔1 〕在这样一个“变局”时代，怎样才能使中国在同列强打交道时立于不败之地呢？传统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显然已无济于时艰了，这不能不使一部分中国人，面对现实，更改自己的观念与思想。李鸿章可谓是他们之中较早觉醒的人物之一。
李鸿章久历戎行，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较早地与西方人发生了接触。在同西人接触的过程中，他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西方的强大及在同西方打交道时实力的重要性。他认为“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2〕。 今后中国同西方的较量将是实力的较量，中国只有具备了强大的实力，才能保住自己。因此，这一时期李鸿章便明确地确立了“力”的理念，并将扩充中国的实力确立为其追求的目标。应该怎样扩充中国的实力呢？他的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四个方面：
第一，力保和局。“我与西约，始由胁逼而成，各款多违万国公例”〔3〕。但是，由于“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 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4〕在这样的情况下， 空言“攘夷”是无济于事的。为了造成中国强大的实力，首先应该力保与西方达成的和好局面。所谓力保和局，即是：一，尊重与强列已经签定的条约，同列强打交道时，严格按照条约所规定的内容去办。他认为：“两国和好，全凭条约”〔5〕。并且，与外维持和好局面，彼此均会受益。 他曾说过：“本大臣见泰西各国十分富强，皆从各国交好而来，一国的见识无多，聪明有限，必须集各国的材力聪明，而后精日益精，强日益强。”〔6〕二、超越条约内容之外的，只要不违背国家体制， 也可变通处理。“我为中国大臣，凡国家体制所关，我不敢不竭力争论，但凡有可通融之处，亦不坚执成见，致误两国大局。”〔7〕三，不轻言战事， 力争以外交途径解决中外纠纷，即使战不可免，也要做到不“衅自我开”。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长久，今之各国又岂有异？”〔8〕“亚洲各邦，自欧人东来，以兵戎相见， 先胜后败，覆辙相寻，可为殷鉴。”〔9 〕这种主张目的是想同西方列强保持一个和平局面，以为中国学习西方、扩充实力，创造条件与争取时间。
第二，讲求军实。与列强实力的较量，首当其冲的将是军事实力的较量。然而，当时中国兵制落后、军力孱弱，“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长短，无以扼其气焰”〔10〕。这种强列的反差与危急的形势，使李鸿章忧心忡忡：“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11〕他曾向朝廷大声疾呼：“国家诸费皆可损，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损。”〔12〕怎样“讲求军实”呢？他认为在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13〕并且，他权衡当时局势，提出了优先发展海军、兼顾陆军及其它辅助军事设施的思想〔14〕。在他主持下，这一时期中国的军事实力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扩充，为中国军事的近代化打下了最初基础。
第三，浚发财源。“御戎大政，惟兵与财”，〔15〕军事实力的扩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后盾，“先富而后能强”，李鸿章在他的洋务实践中，渐渐地认识到了这个道理。“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富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16〕。中国与列强的较量，将不仅是军事实力的较量，而是整体国力的较量。因此，到了70年代以后，李鸿章便一再吁请朝廷，设立民用企业，以扩充中国的经济实力。这为中国军事的近代化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第四，造就人才。与列强的较量还有赖于人才的培养，他认为中国的自强事业“尤以人才为亟要。”〔17〕为此他对比分析了中西情状，认为“中土人才，多空谈学问、仕宦”，对洋务“漫不究心”〔18〕，中国的“有贝之才”与“无贝之才”“均未易与数强敌争较。”〔19〕他曾多次吁请朝廷要不拘常例“造就人才”，“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各事，可期逐渐精强”〔20〕。为了造就新式人才，他同其他洋务派领袖一道先后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事业。但传统的科举制却很不利于新式人才的培养，为了给培养新式人才创造条件，他上疏朝廷要求对传统的科举制度变通处理，惜为浮议所阻而未果。
甲午战前，李鸿章膺疆臣30余年，举凡清政府一切重大的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及文化新政，他皆躬于其事。由于他认识到实力的重要性，并将扩充中国的实力确立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所以，可以说这一时期他所举办的一切新政，都是围绕着扩充中国的实力而展开的，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为中国的近代化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二、边疆与属国危机中“力”的原则
19世纪70年代后，中国边疆与属国在列强侵略下，先后出现了危机。根据“力”的原则处理这些危机时，李鸿章的态度不尽相同，概括起来，可以说是两弃、两和与两战。
先说两弃：1871年，沙俄制造了伊犁危机。伊犁危机期间，李鸿章始终“不敢轻言战伐”〔21〕，对左宗棠之主战，他则詈之为是“大言高论，不顾国家安危”〔22〕。1879年，崇厚在俄京彼得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吉亚条约》，受到清廷斥责。对于这个条约，李鸿章则为之进行了辩护，他认为：“崇厚所定俄约，行之虽有后患，若不允行，后患更亟”〔23〕。后来清廷将崇厚开缺候议，另派曾纪泽赴俄议约，“曾约”给中国争回了不少权利，曾纪泽本人则因此而受到朝廷嘉奖及西方各国的尊敬，但李鸿章却认为“曾约”为中国争回的权利“于中国并无实济，”并慨叹“士大夫之愚惑，朝廷之无人”〔24〕。他在给郭嵩焘的一封信里甚至还主张“纵能恢复无用之新疆，而腹地脂膏，逼削殆尽”〔25〕，认为中国以通商、赔尝军费换回伊犁，得到的实是“有名而无实。”〔26〕显然，李的态度是要放弃伊犁。
1879年，日本出兵琉球，制造了琉球事件。琉球是中国属国，事件发生后，朝廷大臣大多以为日本吞并琉球、废琉球为县，触犯了中国的体制，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态度。有的从国防需要出发，也主张不能对日让步，如驻日公使何如璋说道：“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日人改为郡县，练民兵，球人因我拒绝，甘心从敌，彼皆习劳苦、耐风涛之人，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求一夕之安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纡，今日弃之，患更深也。”〔27〕李鸿章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他虽曾邀请美国总统格兰特出面调停，但是在他心灵深处，实是要听任日本所为，放弃琉球。如他曾说道：“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近于日本，……中国受琉球朝贡，本无大利，……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28〕在这一事件中，日本为换取进入中国内地通商权利，曾提出以琉球南部的八重屿、宫古岛分与中国，这就是所谓的“分岛之议”。对这于一动议，李鸿章也持否定态度，认为：“南岛枯瘠，不足自存，不数年，必仍归日本耳，……以内地通商均沾之实惠，易一瓯脱无用之荒岛，于义奚取？”〔29〕——这是两弃。
次说两和：1875年，英驻华使馆翻译官马嘉里在云南边境持枪行凶，被当地居民打死，这就是所谓的马嘉里事件。英国利用这次事件，向清政府提出了广泛侵略要求，英使威妥玛甚至以下旗绝交、调集军舰来华相威胁，一时中英两国面临着战争的危险。面对这次事件，当时一班中朝士大夫放言高论，欲“藉以报仇雪耻”，与英“决一死战”〔30〕。对这种论调，李鸿章则给予了严厉斥责，认为中国若与英开战无异于服“大黄芒硝，一剂立毙。”〔31〕在处理这一事件时，他自始至终均是主张和平手段解决，并不惜对英让步，主持签定了《中英烟台条约》。
越南也是中国属国之一，法国在吞并南圻之后，于80年代初又不断向北圻发动进攻，妄图吞并整个越南，围绕越南问题，中法之间产生了激烈冲突，并终于走上了战争道路。在中法冲突中，李鸿章自始至终也持主和立场。认为中国“兵单饷匮”，“海防空虚”，即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32〕并在中国取得镇南关大捷胜利后，主张趁胜议和，同法国签定了屈辱的《中法新约》。——这是两和。
再说两战：1874年，东亚新兴之国日本追蹑西洋列邦之后，悍然武装侵略我国台湾，制造了台湾事件。台湾事件发生后，驻日公使何如璋没有及时将情况通报国内，总理衙门对这一事件“视若淡漠”，有人甚至有“彼自寻衅，番界势难禁止”之语〔33〕。对于这一事件，李鸿章却一反一贯的对外主和立场，态度趋于强硬。他认为：“生番亦中国百姓”〔34〕，不能放手不管。当时日本海军拥有两艘铁甲船，力量强于中国，总理衙门认为“设防恐不足恃。”〔35〕李鸿章则认为中国水师虽不敌日本，但陆军仍可一战，主张要象“狮子搏象”那样，倾全力“备集而后动，谋定而后战”〔36〕。此外，他还认为可利用“民气”驱逐日军，如他曾说道：“台地民气可用，康乾中历经助义杀贼，今岂无……，略除重敛暴征，鼓舞以作其气，彼见不得志，或渐思撤退耳。”〔37〕为了了结台事，中日最后签订了和约，以贴补日本50万两兵费，日军撤出台湾。对此，李鸿章则颇有微言，他在给沈葆桢的一封信里说道：“五十万之数，……似援九年津案赔偿法俄各国人命共五十万，先后一律，弟初尚拟议，所害者琉球人，非日本人，又津案戕杀领事教士，情节稍重，碍难比例，今乃以抚衅代兵费，未免稍损国体，渐长寇志。”〔38〕
日本在侵台湾、占琉球之后，又将侵略矛头指向了中国属国朝鲜。80年代初，日本在朝鲜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对于这些事件，李鸿章也与对待台湾事件的态度一样，持非常强硬的立场。他曾说过：“琉球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设得步进步，援例而及朝鲜，我岂能默然尔耶？”〔39〕当日本在朝鲜挑起壬午与甲辰事变时，李鸿章则毫不犹豫、果断迅速地派兵定乱。为什么要这样？中法战争期间，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说得清楚：“往者日人之哄朝鲜，赴机宜速，今者法人之图越南，调发宜缓，盖敌势有强弱，事理有纠葛也。”〔40〕——这是两战。
同一个李鸿章，为什么对待边疆与属国所出现的危机，其态度竟然如此不同？这与我们前面所说的“力”的原则是密切相关的。
李鸿章在分析天下大势时说道：“今则东南沿海，疆寄万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械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41〕。以中国如此孱弱的国力，显然不是西洋各国的对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侵略者纷纷南驶，尚能执守成约，这给李鸿章等造成一种错觉，认为“洋人图我者利也、势也，非欲真夺我土地也”〔42〕，西方列强之逼中国开关，主要是为了传教、通商。“今之所患，惟俄与倭。”但是，中俄两国壤地相接万余里，处处可以生衅，且俄国国力也远在中国之上。“以一中国，敌数强国，战备固不易言。”〔43〕因此，对于西方列强英、法、俄诸国只能委曲将就，隐忍徐图。日本就不一样了，日本是新兴之国，其国力当时并不比中国强，但它距离中国近，从一开始即暴露了它对中国更加凶狠的面貌。李鸿章认为日本“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44〕从实力强弱的比较出发，从对中国威胁的缓急出发，台湾事件后，李鸿章便将国防重点放在对付日本上，将日本确立为中国竞争的对手。他之主张放弃琉球，在台湾、朝鲜问题上则坚不让步，显示了李鸿章要收缩国防战线、蓄积力量、专精对付日本的企图。“力”的原则在他处理边疆与属国危机时，实起着一种杠杆作用。
三、力量平衡的追求与失落
前曾说过，这一时期李鸿章将扩充中国的实力确立为自己的追求目标，那么，中国的国力应该扩充到什么程度，也即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细究一下可知，李鸿章追求的终极目标实是想要实现同西方列强形成力量上的平衡。为了达此目标，须分两步来走：
首先，实现与日本力量的平衡。李鸿章权衡当时中日两国形势，将重点放在海军力量扩充上。台湾事件时，日本拥有两艘铁甲船，中国水师由于没有铁甲船，不能入远洋作战，只能听任日军在台所为，无如之何，这给李鸿章以很大刺激。为了达到与日本力量的平衡，台事后他即上疏朝廷要求筹购铁甲，并渐渐形成了建立以铁甲船、快船为核心的近代海军思想。他曾屡屡说道：“中国南北海口甚多，防不胜防，……非拥铁甲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45〕，“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46〕，“我等欲振兴水师，必当致力于快船。”〔47〕于铁甲船、快船之事，反复三致意焉。铁甲船，相当于战列舰，快船，相当于巡洋舰，它们是近代各国海军进入远洋作战的利器。李鸿章致力于建立以铁甲船、快船为核心的新水师，其目的即是要赋予中国水师深入远洋作战的能力，更确切地说，即是为了要制御日本海军。“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48〕在他的呼吁与主持下，1888年，中国终于建成了北洋水师，拥有大小船只近25艘，约4.5万吨，并拥有镇远、定远（均为7350 吨）这两艘亚洲最大的铁甲船，使中国挤入了世界海军强国之林。“当时日本只有17艘军舰，可以作战的仅五艘，而且其中三艘机器陈旧，速度迟缓，已非海上利器”〔49〕，已远远落在了中国海军之后。北洋水师成军时，就海军实力来说，中国已经实现了与日本力量上的平衡。正是由于中国海军力量得到了强有力扩充，因此，直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东亚洋面一直是比较平静的，东亚地区所出现的短暂和平局面，实与中国国力的扩充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次，实现同西方列强力量的平衡。与日本达成力量平衡只是实现他终极目标的一个重要步骤。其终极目标是什么？这在他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说得非常清楚：“海上如练成大枝水军，益以铁舰、快船数艘，南略西贡、印度，东临朝鲜、日本，声威及远，自然觊觎潜消，鄙人窃有志焉，愿执事之力赞其成也。”〔50〕这段话论者往往嗤之为是李鸿章在吹牛、说大话，笔者认为，从他思想逻辑的发展来看，这种想法的产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他的终极目标实是要在中国建成强大海军，控制越南、印度、朝鲜及日本，确立中国在亚洲的领袖地位，潜消西人对中国的觊觎之志，领导亚洲对抗西方，与西方形成一种力量上的平衡。
甲午战前，由于李鸿章对力量平衡的不懈追求，中国国力较昔已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充，海军发展尤为显著。然而甲午一战，中国惨败在日本之手，从此中国江河日下，更加孱弱不堪，李鸿章的努力与追求失落了，其自强自立的言论成了世人笑柄。他的努力与追求最后之所以会失落，仍同他所倡导的实力扩充未能得到充分展开有着密切关系。
这一时期，西方列强纷纷完成了工业革命，日新月异，国势之强大，中国难以望其项背。同时的日本上下一心，官民一致，掀起向西方学习的浪潮，国势也蒸蒸日上。中国的洋务运动，则举步维艰，成绩有限。伦敦《特报》曾载有英国名流宓鸽的一段议论，对中日两国之进行扩充国力作了比较：“日本之心乎实学也，全国皆意兴郁勃，甚至枋国之大臣，亦皆有一鼓作气之概。中国不然，其兴高采烈者，不过主持此议之数人，质诸舆评，不谓然也。甚至垂绅搢笏之显官，诵读诗书之儒士，类皆深恶痛绝，斥为‘用夷变夏’，而于他国之良法美意，非闭目无所见，即掩耳而不欲闻。是故日本则自以维新名其朝，新气一吹，如春风之来广漠，衰黄合退，嫩绿丛生。中国则一傅众咻，偶有见明识卓之新人，悉遭地下陈人之沮尼，虽以贲获之猛，不能曳潜蚌以附青云。似此两两相衡，后来之收效如何，盖不待智者而始决矣。 ”〔51〕中日两国风气各异，与两国的体制有关。 日本由于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向西方学习能全面推行，阻力很少。中国不过想在古老的封建制度之“体”上，嫁接一些西方资本主义之“用”，因此，人才、风气仍然凝结不解。特别是传统的科举制，成了中朝士大夫空谈学问、仕宦的可靠保证，李鸿章虽多次呼吁要求对之加以变通，终因阻力太大而未果。落后的体制、凝固的风气，严重影响了中国国力的扩充，使李鸿章力量平衡的愿望难以实现。
除了体制、风气等因素外，中国国力未能得到充分扩充，李鸿章本人也要负有重大责任。李鸿章曾说过：“鄙人论事，惟求实求是”〔52〕，他可谓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但他并不象林则徐那样“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的表现往往是避祸而趋利。虽然他的主观愿望是要利国家，但他又将这与他个人的进退联结在一起，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一旦遇到阻力，他往往徒有感慨、知难而退。譬如在万寿山工程筹款问题上，他的表现即是明显一例，虽然他认为此事“工程太大，费用不赀”〔53〕，但他并不敢伏阙上疏，据理力争，并且听任动用海军饷，这对中国海军的发展无疑是给予了致命一击。成也肖何，败也肖何，他宁可放弃自己孜孜以求的理想，也不愿放弃邀恩固宠的机会。并且，他又不象曾国藩那样讲“道”学，注重道德境界的超越，他的一生都是讲奔競、讲功利，因此，近人高伯雨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官僚。”〔54〕这些个人素质上的缺限，也严重影响了他所举办的事业，最终导致了他理想与追求的失落。
综观李鸿章的实力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力”的理念是他举办洋务新政的出发点，而扩充实力则成了他举办洋务新政的落脚点，在处理边疆与属国的危机时，“力”的原则成了他立场趋附的一根杠杆，其终极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实力强大的中国，领袖亚洲，与西方列强形成力量上的平衡。可是，由于落后体制的限制，由于其个人素质的影响，他所举办的洋务新政并未能使中国的国力得到充分扩充，不但未能实现同西方列强形成力量上的平衡，反而惨败在日本之手，从此以后，中国的国力更加脆弱，完全走向了他愿望的反面。尽管这样，李鸿章确立的实力思想，却给衰弱、落后的近代中国提供了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动力，并一直影响到以后的维新及革命运动。
注释：
〔1〕《李肃毅伯奏议》卷4，“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2〕〔4〕《李肃毅伯奏议》卷4，“筹议海防折”。
〔3〕《李文忠公外部函稿》卷14，“论维持朝鲜”。
〔5〕《李文忠公外部函稿》卷6，“倭使森有礼署使郑永宁来署晤谈节略”。
〔6〕《李文忠公外部函稿》卷7，“宴会酬应说话”。
〔7〕《李文忠公外部函稿》卷7，“与英国威使问答节略”。
〔8〕《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2，“复曾相”。
〔9〕《李文忠公外部函稿》卷18，“论海防兵单未可轻言战事”。
〔10〕〔11〕《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6，“复陈筱舫侍郎”。
〔12〕〔13〕《李肃毅伯奏议》卷4，“复议制造轮船未可撤折”。
〔14〕参阅拙著《李鸿章的国防战略思想》，《南开史学》一九九二年第一期。
〔15〕《李文忠公尺牍》第一册“复宁绍道薛”。
〔16〕《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8，“复丁稚璜宫保”。
〔17〕〔20〕《李肃毅伯奏议》卷四，“筹议海防折”。
〔18〕《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5，“致曾劼刚通侯”。
〔19〕《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3，“复金眉生”。
〔21〕《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22，“复张幼樵侍讲”。
〔22〕《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22，“复丁稚璜宫保”。
〔23〕〔25〕《李肃毅伯奏议》卷5，“筹议交涉伊犁事宜折。”
〔24〕《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22，“复王壬秋山长”。
〔26〕《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复郭筠仙星使”。
〔27〕《李文忠公外部函稿》卷10，“何子峩星使来函附”。
〔28〕《李文忠公外部函稿》卷10，“复何子峩星使附”。
〔29〕《李文忠公外部函稿》卷14，“请球案缓结”。
〔30〕〔31〕《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8，“复鲍华潭中丞”。
〔32〕《中法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五，第158、257页。
〔33〕〔34〕〔35〕〔36〕《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6，“复沈幼丹节帅”。
〔37〕《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6，“复沈幼丹节帅”。
〔38〕《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4，第29页。
〔39〕《李文忠公外部函稿》卷10，“密议日本争琉球事”。
〔40〕《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24，“复张香涛中丞”。
〔41〕《李肃毅伯奏议》卷4，“筹议海防折”。
〔42〕《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2，“复曾相”。
〔43〕《李肃毅伯奏议》卷4，“筹议天津设防事宜折”。
〔44〕《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4，“复黄子寿太史”。
〔45〕《李文忠公外部函稿》卷12，“条议海防”。
〔46〕《李文忠公外部函稿》卷13，“议请定购铁甲”。
〔47〕《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21，“复李丹崖星使”。
〔48〕《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第498页。
〔49〕参阅戚其章《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海军》，载《齐鲁学刊》1982年第2期。
〔50〕《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23，“复黎台民京卿”。
〔51〕《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183—184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
〔52〕《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第29页。
〔53〕《李文忠公尺牍》第10册“致两广制台张（香涛）”。
〔54〕高伯雨《中兴名臣曾左胡李》，第84页， 波文书局（香港），197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