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复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哲学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世纪中后期的中西文化广泛接触的背景下，中国传统哲学面临着西方哲学的挑战与考验。作为中国哲学的承续主体——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应付这种挑战的呢？他们在哲学理论上有些什么创获呢？今天的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种创获呢？以改铸中国传统哲学为目标的严复中西哲学比较与结合，可能是我们回答上述课题的理想途径。
一、一般哲学理论的中西比较与结合
古代中国哲学理论，从主要趋势看，宇宙观上是气化论〔1〕， 矛盾运动观上是循环论，天人关系观上是天人合一论〔2 〕，社会历史观上是复古求安论〔3〕。严复以近代西方哲学理论为参照， 对中国传统哲学理论资源进行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开掘与反省。
1.“进化”与“气化”。在古代中国哲学中，“气”在多数场合被规定为万物的本原，所谓“天地合气，万物自生”〔4〕。 “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5〕。 严复对古代气化论坚持的是“气本”与“化”两层内涵，并认为正是在这方面，古代中国气化论与西方近代进化论具有相通性和互补性。严复认为，作为天演化基础的“力”，正是古代中国哲学中的“气”：“今世科学家所谓一气常住，古所谓气，今所谓力。”〔6〕这样， “气”便具备了与“力”在天演进化中的同样功用——“通天地人禽兽昆虫草木以为言，以求其会通之理，始于一气，演成万物。”〔7 〕“气化”与“进化”亦可等而观之——“一气之转，物自为变。此近世学者所谓天演也。”〔8 〕进化论与气化论的比较沟通，为中国哲学的气化论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从而有助于克服古代气化论的朴素性和猜测性；同时，“气”概念的引进，对进化论哲学本体的建构具有积极意义。所以进化论与气化论的比较融合，在理论上可视为建设具有形上意义进化观的一种尝试；在实践上，则为进化论的中国传播提供了思想基础。
2.“质力相推”与“乾坤相推”。乾坤是古代中国哲学中表达矛盾思想的一对基本范畴，“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9〕严复认为， 乾坤的对立依赖关系与西方自然哲学中的质力矛盾关系具有相同意义。他说：“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10〕仅就矛盾关系而言，这种比较沟通是有合理性和启发性的，由质力关系理解乾坤关系，赋予乾坤范畴以新的意义。但乾坤之对立是一种主辅式对立，乾即阳即尊，坤即阴即卑，如果严复将乾坤矛盾关系改造成为质力矛盾关系，我们可以说是由自然哲学上对乾坤矛盾理论中所含等级性的一种纠正。另外，在能量守恒与运动往复方面，严复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也找到了对应者。他说：“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11〕物理学上的能量守恒与道德学上人的精神恒存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但它似可给我们这样一个提示：中西方对事物能量守恒性认识有相似性，但他们获得这种智慧的对象、途径不一样，西方出于对自然的索解，中国出于对人类精神的体悟，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
3.“恃人力”与“委天数”。严复将中西天人关系观的差异概括为：“中国委天数，西人恃人力。”〔12〕但这种基本性差异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中没有可以汲取的天人关系观，也不意味着西方哲学中不存在需要否定的天人关系观，严复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首先，中西天人关系观的本旨是一致的，即明善复初或修身事帝。但中国倾向于天灾人事各不相涉之事理，西人则以安生利用为处理天人关系之极则。严复说：“夫中国以学为明善复初，而西人以学为修身事帝，意本同也。惟西人谓修身事帝，必将安生利用为基，故凡遇中土旱干水溢，饥饿流亡，在吾人以为天灾流行，何关人事，而自彼而论，则事事皆我人谋之不藏，甚且谓吾罪当伐，而吾民之可吊，而我尚傲然弗屑也，可不谓大哀也哉！”〔13〕其次，中国哲学中以柳宗元、刘禹锡为代表的“以法胜天”的天人关系观与西方哲学中赫胥黎主张的“人治”天人关系观是积极可取的。严复企图通过对中西天人关系观的融合会通，以建构一种以“恃人力”为基本精神的天人关系思想，这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命运的规定，也反映了严复希望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主体力量的实用而向上精神。
4.“力今胜古”与“好古忽今”。在古今关系和社会发展秩序方面，中西哲学存在完全相左的意见。就古今关系言，中国好古，西方尚今。严复说：“尝谓中西事理，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14〕严复这一比较基本上抓住了中西古今关系观的主要特征，中国哲学以古为美、为真、为善。西方哲学则相反，文艺复兴虽是借助古希腊哲学的形式，而所提倡的是以人为中心、肯定人价值的人文哲学；法国18世纪哲学也是以新的哲学内容、哲学形式出现，并以建设新社会制度为目标。用“力今胜古”的古今关系观取代“好古忽今”的古今关系观，是严复这一比较的明显追求。就历史发展秩序方面看，中国哲学主张循环论，西方哲学主张日进论。严复说：“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方人以日进无缰，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进化之极则。”〔15〕用“一治一乱”概括中国哲学对社会历史发展秩序的看法基本上符合事实，“五德终始”、“黑白赤”、“元会运世”、“元享利贞”所反映的正是这种循环史观；西方哲学以“日进无缰、既盛不可复衰”为学术进化极则的意义在于，哲学不是否认事实上的社会历史发展的挫折性，而是说，西方哲学内具着一种积极向上、将历史不断推向未来与进步的精神。严复认为中国哲学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由严复对中西古今关系观、社会发展秩序论等方面的比较倾向可以看出，严复致力于一种蓬勃向上的社会史观的建构，它在学理上对于克服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恋古情结、循环史观、反文明倾向具有积极意义；在实践上，对于培养当时中国人关注现实、开拓进取的品格和鼓舞中国人从贫弱中奋起的勇气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总体上看，严复在一般哲学理论上的中西比较与结合是有成绩的。在宇宙观上，他沟通结合了气化论与进化论，这对于克服气化论的朴素形式、资助其实证科学的内容，从而推动气化论哲学的近代转换产生了积极影响。在矛盾运动观上，严复以西方近代自然哲学比较、解释了古代中国哲学中相关观点，并着力于古代矛盾运动观的近代改造，一种具有近代自然哲学色彩的矛盾运动理论开始形成。严复批评汲取了中西天人关系理论的积极内容，特别批评了中国哲学中“委天数”的悲观倾向，对确立以人为核心、突出人在自然中的主体地位的“竭天”、“制天”的天人关系理论在中国近代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具有积极意义。在社会历史观上，对古代中国历史哲学中的尚古论、循环论及反文明倾向进行了清理，从而把“力今”、“日进”、“崇尚文明”等思想引入近代中国历史哲学，从而建立起具有近代特征的社会历史观。因此我们认为，经过对中西宇宙论、矛盾运动观、天人关系论、社会历史观的比较分析、改造融合，严复大体上构造了一种初具近代色彩的哲学理论。
二、哲学方法论的中西比较与结合
知识方法是哲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严复认为，西方富强的基础是科学的知识方法，建设富强中国的知识方法基础，必须借鉴、引用西方的知识方法，使之与中国传统知识方法的“善”者相结合，从而内化为中国哲学的方法论。
1.“以心亲物”与“心止于符”。如果说玄学本体的不可知性，对于建构形而上学并无什么妨碍，那么知识本体的不可知性却意味着所有知识方法的无法建立。因此，把握中国近代命运的现实动机，富强中国的价值追求，以及西方富强于经验知识的成功经验，使肯定知识本体的存在与这种本体的实物性格，既是逻辑的结论，也是现实的要求。严复认为庄子“心止于符”与贝根（培根）“以心亲物”正是从一般的和根据的意义上肯定知识本体的存在性。严复说：“积意成我，意恒住故我恒住，则如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一言，此为之的解。何则？我而外无物也；非无物，虽有而无异于无也。然知其备于我矣，乃从此黜格物穷理之说，又不可也。盖我虽意生，而物为意因，不即因而言果，则其意必不诚。此庄周所以云心止于符，而英儒贝根（培根）亦标以亲物之义也。”〔16〕严复站在经验论的立场上，批评了中西哲学中否认知识本体存在的种种观念，肯定知识本体的存在性及其实物性，为知识方法论的展开确定了前提。
2.“格物穷理”与“读书穷理”。知识本体进入主体认识范围，便成为客体对象，成为知识的来源。中西古代，都把书本圣人之言作为获取知识对象。但西方近代哲学家很快发现了以书本为知识唯一对象的危害，号召人们从书本走向自然，读无字之书。所谓“吾人为学穷理，志在登峰造极，第一要知读无字之书，倍根（培根）曰：‘凡其事其物为两间所有者，其理即为得所宜穷。所以无大小，无贵贱，无秽净，知穷其理，皆资妙道。’”〔17〕而同时代的中国哲学却没有由书本转向自然。严复用赫胥黎的话委婉地批评了中国以书本为知识对象的求知方法传统。严复说：“赫胥黎言：‘能观物观心者，读大地原本书，徒向书册记载由求者，为读第二手书矣。读第二手书者，不独因人作计，终当后人；且人心见解不同，常常有误，而我信之，从而误矣，此格物家所最忌者。而政治、道德家，因不自用心而为人所蒙，经颠倒错乱而后悟者，不知凡几。诸公若问中西二学之不同，即此而是”〔18〕。这就是说，以书本为知识唯一来源，不仅不能获得直接可靠的知识，而且由于书本主观性太强，又因人作计，可能导致谬误流传。而近代中国现状是要求人们面向现实生活，将认识能力放在近代中国问题的解决上，因此，如果说严复强调把自然作为知识对象的理论依据是西方经验论哲学的话；那么近代中国社会的现状便是其事实的根据。
3.“严于印证”与“师心自用”。知识正确性检验是知识方法中重要内容，严复认为，中西哲学在这方面也大异其趣。在中国，知识正确与否，不是验于事实，而是验于古书，所谓“不实验于事物，而师心自用，抑笃信其古人说者，可惧也乎。”〔19〕因而本质上中国哲学从未考证一理之真假，所谓“中国人士，经三千年之文教，其心习之成之多，习矣而未尝一考其理之诚妄。”〔20〕西方恰恰相反，一理一事都要放在事实中检验，严复说：“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事事物物而当然，而后定之为不易。”〔21〕这也正是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兴隆之基础：“三百年科学公例，所由在在见极，不可复摇者，非必理想之妙过古人也，亦以严于印证之故。 ”〔22 〕因此，知识正确性检验只能置于事实经验上，不能在书本里；但也不能在头脑中，陆王心学“师心自用”的认识检验观，正是一种主观臆断论，必须批评。严复说：“夫陆王之说，质而言之，则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知，果相合否？不复问也。自以为闭门造车，出而合辙，而门外之辙，与其所造之车果相合否？不复问也。”〔23〕中国传统哲学以经书典籍为检验知识的唯一标准，不仅不能解决知识正确性检验问题，反而导致人们埋头经书，封闭人们视野，禁锢人们智慧。近代西方哲学主张以事实实验为知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在理论上它可改造传统哲学对于知识检验方法之结构——由书本转换为事实；从实践上看，它把人们的精神与注意力引向事实，拓宽人的视野，为人智慧的施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天地。
融合中西哲学方法论，是为了建设新的格致之学，严复的目标是否到了呢？严复以西方经验论哲学为根据，确定了实物性知识本体，从而为改变传统知识方法的方向提供了前提；把握知识的基本途径，是知识方法的又一个基本前提，严复接受了穆勒、洛克、赫胥黎等思想家的观点，主张知识获得以感官为首要的、基本的途径，从而确立了获取知识的正确方法；在知识正确性检验方面，严复进一步贯彻了经验论哲学精神，将中国传统哲学以书本为知识正确性检验依据转换成以实验事实为知识正确性检验依据，从而确立了知识经验的实证方法。由此可以说，严复的中西知识方法的比较与结合，基本上确立了一种类似近代西方经验论哲学的知识方法体系，对中国古代哲学方法的近代转换产生了积极作用。
三、哲学范畴的中西比较与结合
哲学范畴的改造是哲学体系改造的一项重要内容，无论是范畴形式抑或范畴内容，随着哲学一般理论的改建、哲学方法论的改建，哲学范畴也必然会作相应的改建。质言之，哲学范畴的中西比较与结合，是严复推动哲学变革的内在要求。
1.对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的改铸。“气”是古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唯物论学派中，“气”是万物的本始；在唯心论学派中，“气”是万化的根据。所有古代中国哲学派别不能离气讨论哲学，但“气”时常带有神秘性。严复对“气”进行了近代解释，他说：“今夫气者，皆谓之有受拒力之物也，其重可以称，其轻可以觉，虽化学所制六十余品，至热度高时，皆可以化气。”“古所谓气，今所谓力也。”〔24〕引以“力”释“气”，“气”的神秘性被驱除，“气”的猜测性被否定，“气”具有了近代气息和物质性规定。另外，严复对“心”也进行了改造。认为“心”乃主体认知能力，而非认识对象，所谓“吾心之所觉，必征诸物之见象，而后得其符。”〔25〕这就否定了“心”的本原地位；基于近代心理学、生理学、医学成果，指出人之情感论思非“心”所为，乃脑所主，所谓“一人之身，其情感论思，皆脑所主”〔26〕。从而否定了“心”主思维的错误观念。“心”范畴的如上改造，使“心”之哲学范畴回归为心理学范畴、医学范畴和生理学范畴，这无疑是“心”作为范畴意义的一次重大变革。
2.对中国哲学范畴含义模糊性批评。进行中西哲学范畴比较、沟通的同时，严复对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的不科学性、模糊性提出了批评。比如，“气”含义模糊，它可用于解释一切现象、但又缺乏规定性。严复以西方近代自然哲学为基础，即兴作了说明。他说：“今所谓气者，皆谓之有受拒力之物也，其重可以称，其动可以觉。虽化学所列六十余品，至热度高时，皆可以化气。”〔27〕用“力”规定“气”，“气”之含义就不能随便使用。又如“天”。严复说：“中国所谓天字，乃名学所以歧义之名，最病思理，而起争端。以神理言上帝，以形下言苍昊，至于无所作而有因果之形气，虽有因果而又不得言之适偶，西方各有异字，而中国常语，皆谓之天。”〔28〕其含义模糊不清。严复进一步指出，古代中国哲学范畴的模糊性决不仅体现在上述有限的几个范畴上，可以说整个古代中国哲学范畴都存在改建的任务。他说：“他若心字天字道字仁字义字，诸如此等，虽皆古书中极大重要之立名，而意义歧混百出，廓清指实，皆有待于后贤也。”〔29〕不过他把全面改造哲学范畴的任务交给他的后人。
严复中西哲学范畴的比较与结合，具有一些特殊价值：第一，它广泛地比较沟通了中西哲学中的一系列范畴，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因扩大到范畴领域而趋于完整；第二，近代西方哲学范畴参照的介入，对丰富解释古代中国哲学范畴的方法和赋予中国古代哲学新内容，都具积极意义；第三，严复提出哲学范畴界定问题，批评了古代中国哲学范畴的模糊性、非科学性局限，对改建古代中国哲学范畴提出了方法论意见。而严复自觉地对本土哲学范畴提出批评，则表明中国哲学自我反省能力和发展能力的提高。
四、论评
严复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铸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以下我们再作一总体评述。
1.近代性与承接性。“近代性”是一个相对概念，本文的“近代”是指西方17世纪到19世纪。这个时期的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密切相联，具有突出的实证性、经验性、科学性、技术性色彩。严复中西哲学比较与结合正是以近代西方哲学为参照以检讨古代中国哲学的，不仅在古代中国哲学中塞进了近代哲学内容，也资助了科学的、实证的基础，从而对克服古代哲学的朴素性、猜测性产生了积极效果；严复中西哲学比较与结合，也提出了建设哲学方法论问题，如范畴概念界定的逻辑学、实证学依据，哲学本体建构的形上要求与经验知识的统一等，从而对推动中国哲学科学化、技术化发生了重大作用。上述两个方面都体现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主要精神，因此可以说严复中西哲学比较与结合，推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近代化进程。作为“承接性”哲学理论，应具备如下三个条件：1）具有破坏和重新解释旧哲学的新内容；2）具有新内容的哲学理论对现实有比旧哲学更强的应答能力；3 ）具有“新”内容的哲学理论在精神上、内容上与未来更新的哲学是可通约的和衔接的。严复中西哲学比较与结合正好具备这三个条件。经验论哲学、进化论哲学、逻辑哲学是严复中西哲学比较与结合的主体内容。经验论哲学以克服旧哲学中先验性；进化论哲学以克服旧哲学中的循环史观；逻辑哲学以克服旧哲学中不注重论理之倾向，说明严复中西哲学比较与结合对旧哲学具有破坏性。严复中西哲学比较与结合，是西方近代哲学与古代中国哲学中的“善”者结合体，不仅理论上为中国哲学所接受，现实中也为中国社会所接受，说明严复中西哲学比较与结合比旧哲学有更强的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包含着西方近代经验论哲学、进化论哲学、逻辑哲学的严复中西哲学比较与结合，事实上已成为理解和接受现代西方哲学理论和将中国哲学推向未来的思想基础。因此可以认为，严复中西哲学比较与结合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在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之间起到了“承接性”作用。
2.发端性与启发性。严复中西哲学比较与结合的发端地位可由两方面确证。一为著名思想家的评论。梁启超称严复是第一个使中西思想发生关系的人，他说：“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30〕蔡元培称严复是向中国思想界介绍西洋哲学的第一人〔31〕。钱基博则认为，胡适时期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始于严复。他说：“夫以西学识古，以实验治学，后来胡适新汉学者之所持以为揭帜，而实导之严复。复常以为中西二学，兼途并进，或者籍自他之耀、祛旧知之蔽！”〔32〕一为事实的根据。五四时期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梁漱冥都是当时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积极参与者。比如胡适对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涉及到道家的自然哲学与进化论、墨子的经验论与西方的经验论哲学等内容，这显然是严复中西哲学比较与结合的继续与深化；而当代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所涉及的中西宇宙观、中西哲学范畴、中西知识方法、中西人生哲学等，正与五四时期中西哲学之比较有着明显的承启关系，所以，言严复中西哲学比较与结合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之开端，是合乎事实的。严复中西哲学比较与结合也给我们一些有价值的启发。其一，通过严复中西哲学比较与结合，我们发现，中西哲学在发展历程、对事物的认识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如对世界存在性、对天人关系的理解等，而中西哲学的相似性存在正是中西哲学可以融合、世界哲学之所以可能的基础。其二，透过严复中西哲学比较与结合，我们发现中西哲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对知识来源的理解，对社会历史发展秩序的看法等，中西哲学差异性存在则说明哲学之发展需要有个性的渗透。其三，严复中西哲学比较与结合说明，会通不同哲学体系以建设理想的哲学，必须以不同哲学的比较研究为前提。此外，严复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造，主要以西方近代哲学为基本依据，西方哲学的科学性、实证性、逻辑性与中国哲学的人文性、玄学性、模态性有很大差别，也就是说，从人类思维的宏观特征看，中国哲学并不是应该抛弃的，而是有其独到价值的。所以，严复用西方近代哲学评判、裁剪中国传统哲学，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体系。因此，如何吸收外来哲学而又不使本土哲学丧失其特有价值，严复中西哲学比较与结合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注释：
〔1〕参阅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第一篇，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 〕汤一介：《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3〕参阅肖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上卷第一篇，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王充：《论衡·太和》。
〔5〕张载：《正蒙·太和》。
〔6〕〔8〕〔24〕《庄子评语》《严复集》（五）。
〔7〕《原强》《严复集》（一）。
〔9〕《系辞上·传》。
〔10〕〔11〕《天演论·自序》《严复集》（五）。
〔12〕〔14〕〔15〕《论世变之亟》《严复集》（一）。
〔13〕〔21〕〔23〕《救亡决论》《严复集》（一）。
〔16〕〔19〕〔20〕〔22〕〔23〕《穆勒名学》案语（王木式主编《严复集》）（一）。
〔17〕〔18〕《西学门径功用》《严复集》（一）。
〔25〕《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序》《严复集》（五）。
〔26〕《天演论·导言》案语《严复集》（四）。
〔27〕〔29〕《名学浅说》夹注，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28〕《君学肄言》案语《严复集》（四）。
〔30〕《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志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32年版。
〔31〕《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参见蔡元培著《中国伦理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32〕《现代中国文学史》钱基博著，岳麓书社（长沙）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