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十本优秀经济学著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著作论文,优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广东经济出版社，共同发起了推选“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本经济学著作”活动。历时两年多的推选过程中，25名全国知名学者、专家参加的论证评选委员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数以万计的经济学著作，进行了反复遴选，先后提出了83本和52本备选书目，最后经无记名投票而选出十本优秀经济学著作。这十本书是：孙冶方著《社会主义经济论稿》；马寅初著《新人口论》；薛暮桥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于光远著《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王亚南著《中国经济原论》（又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研究》）；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蒋一苇著《论社会主义的企业模式》；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厉以宁著《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吴敬琏、刘吉瑞合著《论竞争性市场体制》。
新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十面旗帜
追寻新中国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脚步，人们发现，新中国经济建设中每一个闪光的足迹，无不浸透着中国经济学家的心血，无不与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紧密相连。这十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就像连系中国经济的长链条中十个关键的环节，谓之宝藏，丝毫不过，我们看一看这些著作就会产生认同感。
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在五六十年代就系统地批判了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主张利用价值规律来管理国民经济，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论稿》一书的核心内容。该书是孙冶方先生在60年代受中共中央委托所写的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以最小的费用取得最大的效果，即为全书的“红线”，提出用利润指标作为考核企业的主要指标。
人口问题不单是重大社会问题，也是重大经济理论问题。“少听了一句话，多生了几亿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简直就是一面明镜，时刻警示人们尊重规律，实事求是。该书的主要观点是主张控制人口增长，反对从苏联传到我国的所谓人口不断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错误观点。到70年代末，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成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本从中国经济建设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专著，即为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所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该书在分析问题的方法上，开始摆脱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某些形而上学的思想束缚，分析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转的规律性。
第一本从理论上系统论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学著作，则是于光远先生所著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该书的核心思想是：不能用理想的社会主义标准来判断我国的社会形态是不是社会主义，纠正了传统理论的错误观念，提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性质，是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的阶段，也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
已故经济学家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虽是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却对新中国克服旧中国的经济顽疾起了明显的指引作用。该书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经济结构、经济运作、主要矛盾和发展方向，以及旧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等等。可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结合当时中国实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此书在建国后，尤其是50年代有较大影响。
1987年辞世的经济学家卓炯在《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书中得出结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取消社会分工，那么，商品生产也必然存在。该书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只要存在社会分工，就存在商品生产。这个观点在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公认卓老是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一位先驱者。
《论社会主义的企业模式》的作者蒋一苇先生也于1993年逝世，作为一名工业经济专家，他详细阐述了国家与企业关系问题上的“企业本位论”和职工与企业关系上的“职工主体论”。两论的核心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民主。这个观点产生过积极影响。
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主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汇聚了集体的智慧，历时三年多，根据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深度探索了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双重体制的转换问题。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最能反映他学术观点的就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他在书中提出：从政府、企业、市场三者关系来分析，在经济非均衡条件下，市场调节的局限性十分突出。主张加速企业运行机制的改造，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使中国经济逐步从非均衡状态转向均衡状态。
素有“吴市场”之称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与刘吉瑞合著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针对有些人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全面讨论了如何建立适应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竞争性市场体制问题。该书首次出版，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之前，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张目的作用。
新中国近50年的历史，是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今天的经济理论，也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这十本著作本身体现了中国经济学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发展，以及在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这十本书代表了新中国各阶段经济理论的发展水平，是新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十级台阶、十面旗帜，具有历史里程碑的意义。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十本著作的特点
要从50年的历史中推选出几本有历史性影响的经济学著作，惟一可以依据的应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把尺子。一本著作的一种观点，是否有先进性、科学性，主要看它是否符合且推动历史发展的大潮流。综观这十本经济学著作，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第一，这十本著作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进行探索的。以前批判马寅初先生的观点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实际上马老先生的观点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对社会发展起促进或者起延缓作用的思想。十本书的作者都积极参与了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实践，这些书可以说是作者们对所得经验的总结。
第二，这十本著作，所涉及的时间跨度较大，可以说基本上是近50年来我国经济理论著作的代表。如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原论》是50年代的代表作；卓炯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60年代的代表作；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其理论的酝酿是在70年代；余下的大部分著作都属于80年代和90年代。这十本著作的学术价值都比较高，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中国经济理论发展史上也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和较重要的地位。
第三，这十本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建设好社会主义新中国，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探路出力。这十本著作的作者都是根据所处的具体环境中遇到的重要社会和经济问题展开研究的，书中的内容所反映的都是建国后我国社会，特别是经济发展以及改革中最有影响、最重大的问题。如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原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如何克服旧中国的经济弊病也确实起了很好的指南作用。又如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一书反映的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重大的社会问题。而厉以宁先生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则主要围绕经济发展中如何使我国经济逐步从非均衡状态转向均衡状态这个重大问题而展开论述。
第四，这十本著作都立足于现实，从实际出发，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言之有物；这些著作不仅是学术著作，同时也是理论色彩浓郁的美文，书中的精彩之处自然数不胜数。十本著作的思路都很开阔，敢于冲破“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落后思想束缚，大胆推出自己的见解。如卓炯在《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应该说是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很好的起点；蒋一苇的《论社会主义的企业模式》、吴敬琏等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以及刘国光主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都是围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而提出的观点和建议，其指导性强，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
第五，这十本著作再现了新中国50年来经济理论的发展轨迹，对中国改革和建设有重大贡献。这种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层次：一是推动了我国的经济体制变革；二是促进了经济政策的科学化；三是帮助企业进行了战略选择；四是不断地为人们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保障。从50年代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60年代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稿》，再到改革开放时期于光远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厉以宁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等，就是新中国经济建设各个阶段在理论上的升华，都可以反映出各个时期的现实情况。
第六，这十本著作，不仅是影响中国经济建设历程的著作，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50年经济建设曲折前进的一个缩影。顺着这十本书回顾一下就能看清楚：凡遵循这些理论，适时把理论见解转化为政策的，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就会大步推进，如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蒋一苇的企业本位理论，吴敬琏的市场经济理论等。凡违背且批判这些理论，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就会受挫折、走弯路、吃大亏，如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批判孙冶方的“利润挂帅”等。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建国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走过的是一条曲折的道路，到7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经济才得以恢复并走上了较高速度发展的轨道。
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这些著作。这些著作是在几十年时间内出现的，生活是不断前进的，我们不能要求过去几年或几十年前出版的著作的全部观点都能为历史所检验。更何况，作者虽有敏锐的历史预见，但又不可能避免当时所处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因为历史给老一辈经济学家所创造的条件无论是实践的还是理论的都很不充分，给他们设置的障碍又那么重重叠叠，强加于他们的政治压力与思想包袱却那么沉重，以致他们虽毕生努力也难免留有一些旧思想的阴影。这表明：经济学家们在当时冲破思想牢笼而获得的一点成就是何等地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