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生产力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已50周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50年是微不足道的，但在中国却是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值得大书特书的5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把一个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一个文明先进、人民当家作主、正在走向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
人民共和国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回顾半个世纪的历程，可以看到一个引人深思的事实：不论这条路是走得顺畅还是艰难，都同指导思想有关，同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的认识、发展和实践中运用有关。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这五十年大体可分为前30年和后20年。前30年属于探索时期，这个时期的路线，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后20年是飞跃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两条路线是不同的，两者的不同从其理论基础看，主要是它们各自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的不同理解之上。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再认识和发展，后20年的飞跃发展，同对生产力理论的这种再认识和发展密切相关。
一
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是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石，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作中的表达，这一生产力理论主要包涵有如下内容：
第一，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欧洲思想史上，对历史的解释，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神学历史观，另一种是人学历史观。前者认为历史是神创造的，神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主宰。后者反对神学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马克思充分肯定人学历史观反对神学历史观的理论成果，肯定人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但是，马克思又批判人学历史观的不彻底性，后者在思考人如何创造历史时，往往归结为人的思想、意志甚至爱心。这就陷入了历史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比后者高明，他不是停留在人的思想、精神层面上，而是从人的活动主要是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去解释历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是，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所以，只讲人创造历史，而不进一步讲人的生产活动创造历史，充其量只讲对了一半。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进一步证明，物质生产不仅是“第一个历史活动”，而且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写道：“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它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9页，1995年第2版。）马克思认为科学的历史观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注意和重视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这样，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原理，就成为唯物史观的最基本的原理。
第二，物质生产不仅是历史的发源地和社会存在的基础，而且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理论贡献。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决定性因素，这一观点，在马克思以前也有思想家表述过。但是他们的表述只停留在经验事实上，而没有进一步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的贡献就在于他发现和论证了这一规律。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1995年第2版。）这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展变化的规律。在这些规律诸种因素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引起其它因素的或快或慢的变化，引起各种因素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从而引发变革时代的到来，导致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马克思在这里表述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客观的、普通的、最基本的规律。这些规律存在和作用于任何历史阶段上的社会，但在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条件下，这些规律的存在形式、作用性质和特点是不同的，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但不论有多大的特殊性，都不会影响和改变生产力最终的决定作用。
第三，生产力是历史进步的根本标准。既然物质生产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既然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那么，一切能够容纳、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就是进步的，或仍有生命力的社会；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变革，都是合理的、进步的变革。马克思当时提出的生产力标准，是大尺度的历史标准，是解释和评价历史的根本标准。坚持这个标准，是达到正确解释和正确评价历史的关键。但这不是唯一的标准，除此之外，还有政治标准、价值标准、道德标准等等。要全面解释和评价一个社会、一种社会变革，在坚持运用生产力标准的同时，还必须坚持结合运用其它的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认识、评价的全面性、合理性。但是任何情况下坚持生产力标准都是最关键、最基本的，我们必须在坚持生产力标准的基础上，综合地运用其它的标准。
马克思阐明的生产力理论，内容是很丰富的，上述几点只是这一理论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方面，由于这一理论的提出，才有科学的历史观，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科学；无产阶级才有一个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锐利思想武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这一思想武器的运用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二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首先是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但在运用这一理论过程中，也存在过理解上的偏差，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的一些重大的决策上的失误，都同这种理解上的偏差直接相关。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的时候开始，就确立以唯物史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运用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阐析中国革命发生的深刻的根源，特别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的经济和政治分析，为正确地制定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探求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指出，人的社会实践具有多种形式，除了生产活动，还有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等，而“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东西”，这深化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是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他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强调生产力是评价一切政党和检验一切革命工作的标准。他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解放初期，毛泽东继续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还在全国解放前夕，从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的观点出发，毛泽东就预见和部署解放后工作重点的转移，强调城市各方面的工作要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展开，为这一中心服务，并号召党的干部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解放后短短几年，就使频临破产的国民经济恢复过来。社会主义革命展开以后，他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作了可贵的探索，试图创造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特别是1957年初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总结了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当时，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不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动力是什么？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现成的答案，列宁只作了一些推测，斯大林则作了错误的回答。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完全适合”的。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同样没有正确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和任务问题，毛泽东的新著对这些问题作了创造性的回答，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71页。 ）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毛泽东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71—772页。）现在提出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目的就是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新的国家。
遗憾的是，毛泽东在发表上述论著不久，就从对全国形势的错误估计出发，发动了全国性的反“右派”运动，并且从理论上放弃他原来的正确主张，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相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主张“抓革命，促生产”，不尊重经济规律，不按经济规律组织生产、管理生产。这样，毛泽东就放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张，逐步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最后导致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性大悲剧。
邓小平在评论毛泽东的功过时说的一句话是非常公允的：“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但是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人民公社，就是没有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2—103页。）这种对发展生产力的忽视，在理论上则是根源于对生产力决定作用认识上的偏差，过分强调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以至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能坚持把发展生产力当作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不能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去组织和管理生产，导致搞了30年搞出一个贫穷的社会主义，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三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共和国发展过程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这次全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样便开始了生产力飞跃发展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既是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也是理论大发展的时代，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邓小平继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的重要哲学基础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再认识和发展。
邓小平是一贯重视发展生产力和坚持生产力标准的。他在60年代提出的著名的“猫论”，是在一个特殊时期，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的生产力标准。后来在“文革”中被“四人帮”当作“唯生产力论”进行批判。但即使在当时的重重压力之下，邓小平也没有动摇，在代替病重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他力排阻力，整顿秩序，狠抓生产，力图挽救频临破产的经济，让人民生活好过一点。“文革”结束，邓小平刚复出，便亲自领导和指导开展拨乱反正的斗争。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重申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提出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他反复强调，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以外，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发展生产力，一切围绕着发展生产力，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战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9页。）表现了坚定的、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理论家中间，邓小平是最强调发展生产力的一位。这同中国长达几十年的沉痛教训有关，同中国仍存在贫穷落后的状态有关，更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的深刻理解和创造性发展有关，同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时代性课题的科学的回答有关，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贡献。
第一，强调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针对“四人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谬论，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又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1—172页。 ）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之上，这本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阐明的道理，但被“四人帮”的极左言论搞乱了，“四人帮”鼓吹“富则修”，在全社会传播一种变态的“恐富症”，以至人们视贫穷为光荣，不想富，也不敢富。邓小平重申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重申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把人们从极左思潮中解放出来，为进一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确认了思想前提。
第二，在讲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有各种不同说法，有人从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去界定，这种说明方法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指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毛泽东晚年实际上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导致他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邓小平在这里概括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邓小平的概括包涵社会主义的任务、手段和目的等三层意思。这三层意思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的统一构成社会主义的本质。但在三者的统一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则是最基本的方面，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是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实现其最终目标的基础。道理很清楚，只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的、高度的发展，才能最终达到消灭剥削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第三，邓小平在讲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已讲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即解放生产力和发展上产力。邓小平提出这点的根据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它们之间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不会表现为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邓小平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很清楚，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只有不断发展生产力，才能不断增强综合国力，使社会主义建立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因而，解决这一矛盾唯一的方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四，阐明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动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等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没有矛盾，不等于不存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邓小平同意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即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邓小平据此对中国社会矛盾进行具体分析，得出必须进行改革的结论。他说：“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5页。）又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社会主义需要改革，在邓小平以前，已有人看到这种必要性。邓小平的贡献在于，他阐明了这种改革是由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所决定的，同时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进一步解决了改什么、怎样改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曾经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以后，社会主义的任务就转向“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似乎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已经结束。但是将近30年的实践说明这一认识是不全面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原因在于其中还有一个体制问题，体制是制度的滑润剂，体制问题不解决，制度仍然是寸步难行。解放后几十年推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也使生产力取得相当的发展，但总的说来还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际上这种体制越来越成为束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桎梏。因此，改变这种体制，用市场经济体制代替它的改革，就成为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动力。所以，“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第五，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深刻揭示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内在的决定性因素。他说：“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我们常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8页。）又说：“马克思说过，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页。）历史上的劳动力、生产资料，都是渗透一定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知识的，马克思提出“生产力也包括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1页。 ）是一个正确的论断，但在马克思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还远远没有达到“第一”的地位，马克思看到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还无法作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概括，但在当代，以电子、信息为中心的科技革命，使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生产力中的科学技术因素，已经成为首要的、涵盖一切的支配性因素。邓小平作出的第一生产力的概括，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历史性变化，是对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重大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六，对生产力标准的新概括、新发展。马克思、列宁把生产力的发展当作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邓小平一贯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新的历史时期又进一步发展这一基本观点。马克思和列宁主要阐明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进步的标准，邓小平继承马克思和列宁这一思想，并用来衡量、评价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步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只有坚持生产力标准，才能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邓小平处在开放改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因而他讲得最多，阐述最为深刻的是作为行为标准的生产力标准。这是他60年代提出的“猫论”的进一步发展。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1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切有利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标准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60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里实际上已把生产力标准看作是具体的、直接的行为标准，后来，邓小平根据实践的发展，再进一步完善这一标准。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的南方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邓小平在这里把生产力标准同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标准统一起来，这样在运用生产力标准时，就更为准确、全面和完善。
人民共和国建国50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后20年辉煌发展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邓小平所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威力。坚持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能顺利发展；相反，片面理解这一理论，在实践中违背这一理论，就要吃苦头，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邓小平同志逝世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以邓小平创造性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为指导，正在开创新的发展局面。21世纪将是中国发展更加迅速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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