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拉卡托斯的“科学史的理性重建”方法——兼谈与“历史的和逻辑的相一致”方法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文,逻辑论文,理性论文,卡托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3)01-0051-05
在当代西方科学方法论的发展过程中，拉卡托斯在批判归纳主义、约定主义和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把科学方法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拉卡托斯把他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应用于科学史的研究所提出的“科学史的理性重建方法”，对促进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结合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哲学是研究科学发展动态的模式的，而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只有通过科学史才能表现出来，因此，科学哲学与科学史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1]（141页）。但是，在对待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关系的问题上，以前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些科学哲学家认为科学哲学关心的是对现成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把科学活动仅仅局限于检验理论的范围，而把科学发现拒斥在科学哲学之外，认为对科学发现活动的研究是心理学家和科学史家的任务，他们“以至于从来都没能对实际历史发生兴趣；如果实际历史不符合他们的标准，他们甚至会轻率地主张我们整个的科学事业应重新开始”[1]（143页）。而一些科学史家则站在另一个极端，认为“历史是以实例教诲人的哲学”[1]（163页），科学史只关心各种历史事件的前后关系，排斥科学方法论对科学史研究的指导作用。拉卡托斯在批判上述两种对立观点的基础上，竭力主张把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密切结合起来。他一方面要求科学哲学家向科学史学习，以免成为空洞的哲学家；另一方面要求科学史家向科学哲学学习，以免成为盲目的历史学家。拉卡托斯关于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相结合的思想，通过他的“科学史的理性重建方法”具体体现出来。
按照拉卡托斯自己的说明，他的“科学史的理性重建方法”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1)科学哲学提供规范方法论，历史学家据此重建“内部历史”，并由此对客观知识的增长作出合理的说明；(2)借助于（经规范地解释的）历史，可对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作出评价；(3)对历史的任何理性重建都需要经验的（社会—心理的）“外部历史”加以补充。我们可以把上述内容归结为如下两个方面：1.科学方法论指导科学史的理性重建；2.科学史检验科学方法论。
科学方法论指导科学史的理性重建
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哲学应该建立在科学史的基础上。但是他发现，任何历史都带有某种理论“偏见”：在不同的科学方法论指导下进行研究的科学史家所编纂的科学史是各不相同的，特别是他们对史料的选择和历史事实的利用，都受到他们的方法论的支配。为了说明这一情况，拉卡托斯分别考察了归纳主义、约定主义、证伪主义等方法论以及他自己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作为编史学理论对科学史编纂的影响。例如，在归纳主义方法论指导下进行研究的科学史家认为，只有描述了确凿事实的命题和由确凿事实准确无误地归纳概括出来的命题才是科学的，因此，他们只承认确凿的事实命题和归纳概括是真正的科学发现，一写历史，他们首先就要寻找这类命题和概括，只有找到了这些东西，他们才能编纂他们的科学史。受约定主义和证伪主义方法论影响的科学史家分别把科学史归结为较为简单的理论取代较为复杂的理论的历史和判决性实验不断证伪理论的历史。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则认为一部科学史就是进步的研究纲领在竞争中战胜并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的历史。这样，科学史家在不同的方法论指导下所编纂出来的科学史就提供了不同的科学发展模式。
然而，拉卡托斯又认为，不管是在何种方法论（包括他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指导下编写出来的科学史，都不可能把全部科学史中的事实容纳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也无法对科学史上所有的科学发现作出理论上的说明。例如，归纳主义的历史学家可以在他的科学史著作中说明开普勒在第谷·布拉赫的周密观察的基础上所概括出的行星运动三定律，牛顿又通过归纳概括开普勒的行星运动“现象”而发现了自己的万有引力定律，安培通过归纳概括自己对电流的观察而发现了电动力学定律等，但他却不能说明凯库勒在半睡眠状态中想象出苯分子环状结构理论的事实。又如，证伪主义的历史学家可以说明一只黑天鹅的出现就可以证伪“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一理论命题，却不能说明为什么牛顿理论经历了那么多反例的冲击还没有被证伪的事实。为了合理地解释上述现象，拉卡托斯将科学史分为“内部历史”和“外部历史”。他把能够按照某一方法论加以规范说明的科学史料称为“内部历史”（或“科学史的理性重建”）；而把一切不能被该方法论加以规范说明的事实（这些事实，只有借助于社会—心理的因素才能说明）称为“外部历史”。对于科学史来说，理性重建或内部历史是首要的，外部历史只是次要的，因为外部历史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由内部历史限定的。因此，评价不同的方法论指导下所编纂的科学史之间的优劣，应以它们的“内部历史”所容纳的历史事实的多少为标准。
试把拉卡托斯上述思想同马克思研究经济学史所运用的“逻辑的与历史的相一致”的方法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在研究经济学史时所运用的“逻辑的与历史的相一致”的方法，首先是从历史事实出发的。恩格斯在评价“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时指出，逻辑的发展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拉卡托斯也认为，研究科学史，也必须要从历史事实出发，他说：“不论科学史家想解决什么问题，他首先必须重建客观科学知识增长的有关部分，……关于知识增长的大多数理论都是关于独立的知识的增长理论：一个实验是不是判决性的，根据可资利用的证据一个假说是不是高度或然的，一个问题转换是不是进步的，这都丝毫不依赖于科学家的信念、个性和权威。”[1]（164页）可见，无论是经济学史研究方法还是科学史研究方法，都必须首先要尊重历史事实，按历史的本来面目说明历史。这就是历史研究中的“历史的”方法。
但是，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同时，又不能在每一细节上都受历史事实的限制，处处被历史事件牵着走。因此，必须运用“逻辑的”方法。马克思在研究经济学史时曾经明确说过：“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是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乎自然的次序或者同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2]（110页）比如，在历史上，土地所有制是先于资本出现的，但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是把资本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因为“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2]（110页）拉卡托斯在科学史研究中也十分重视“逻辑的”方法，他说：“在构造内部历史时，历史学家是高度有选择性的：他要删去一切按他的合理性理论看来是非理性的东西。但是，这种规范的选择还算不上是充分圆满的理性重建。……内部历史不仅仅要选择从方法论上予以解释的事实，有时可能还要选择根本地改进了的事实。”[1]（165页）历史学家在研究科学史时除了应把所有按自己的方法论认为是理性的历史事件重建之外，有时还必须对历史事实加以重要的改正，以说明按照合理性原则，科学史应该如何发展。简言之，在拉卡托斯看来，科学史并不是历史事件的简单罗列，而是“以规范的方式加以选择和解释事件的历史”[1]（167页）。历史研究中之所以要运用“逻辑的”方法，是因为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即使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也会走错步子，也会判断错误，但是，个别科学家产生失误的历史事实，只是科学发展中的偶然事件，并不体现科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如果过分纠缠这些偶然因素，历史研究就会迷失方向。恩格斯则是站在整个历史研究的高度指出：“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2]（122页）
“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虽然是历史研究中所运用的两种不同的方法，但是这两种方法并不能完全分开使用，它们是辩证统一的，正如恩格斯所说，“逻辑的”方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2]（122页），“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2]（122页）拉卡托斯在他的“科学史的理性重建方法”中，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统一起来，他说，在实际历史与其理性重建之间不一致的时候，“科学史的理性重建方法”是在本文中叙述内部历史，指出历史按其规律应该是怎样发展的，而在脚注中按历史理性重建的观点指出实际历史是怎样“举止不端”，说明历史上实际发生的某些事件是如何违反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拉卡托斯的上述思想表明：只有把“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统一起来，在历史研究中才既可以抛开历史的细节而抓住主流，抛开偶然而抓住必然，抛开曲折、偏差而抓住基本方向，在比较“纯粹的状态”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又充分注意到偶然事件对历史的影响，因而通过大量的偶然事件来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科学史检验科学方法论
前面已经提到，拉卡托斯把科学的历史分为“内部历史”和“外部历史”，而且认为一部科学史越是能够把更多的历史事实包容在自己的理性重建（内部历史）的框架中，就越能反映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由于任何科学史都是在一定的科学方法论指导下编纂的，因此，评价科学方法论的进步与否，不用直接对这种方法论本身进行评价，只需评价在它指导下所写成的历史（内部历史）。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拉卡托斯以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为例，把证伪主义方法论指导下所重建的科学史同科学发展的实际历史进行对比，指出证伪主义的编史学理论是与科学发展的实际历史相冲突的。
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是必须能被经验证伪的理论，观察命题、基本陈述作为经验基础是唯一可以证伪理论的东西。但波普尔又认为观察命题或基本陈述并不是无误的，这种可错的命题或陈述之所以能够成为证伪理论的经验基础，是因为它是被科学家们所一致约定接受的。如果一个科学理论同科学名流公认的“基本价值判定”相冲突，这个理论就被证伪了。拉卡托斯指出，按照波普尔的这个观点，证伪主义方法论就非被证伪不可，因为证伪主义方法论是与科学名流公认的“基本价值判定”不一致的。根据证伪主义的基本原则，科学家必须事先规定在什么实验条件下他将放弃自己的甚至是最基本的假设，也就是说，必须事先说明自己理论的“潜在的证伪者”，但牛顿派科学家并没有按照波普尔的这一规则行事，因此，就应得出牛顿力学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不是科学理论的结论。然而，波普尔本人以及最伟大的科学家都高度尊重牛顿理论，这说明了牛顿理论是科学名流公认的科学理论。“这样一来，牛顿的‘独断主义’便是对波普尔定义的‘证伪’：它公然反抗了波普尔的理性重建。[1]（174页）
退一步讲，波普尔的上述规则中对理论的“潜在的证伪者”的说明从理论的“硬核”退到保护带，也会把甚至最杰出的科学家说成是非理性的独断主义者。因为根据波普尔的规则，理论一旦被反例所否证，就必须放弃该理论。但对于重大的科学理论来说，总是有已知的反例存在的。事实上，科学家们在自己的理论遇到反例的时候，他们在科学研究中并没有按波普尔的要求放弃自己的理论，而是通常不理睬各种各样的反例，把注意力集中在正面启发法上，不让反例分散自己的精力，他们希望随着研究纲领的进步，这些反例会变成证认理论的证据。拉卡托斯举洌说，多数物理学家并没有把水星反常的近日点看成是对牛顿理论的证伪，并因而看成是拒斥牛顿理论的理由，而是把它看成是一个疑例搁置起来，留待以后的某个阶段再解决。这就说明，把波普尔认为的显著的反例看成是无关紧要的反常这种方法论态度，是最为出色的科学家共同接受的，这又“证伪”了证伪主义方法论。
还有，波普尔认为根据一个矛盾的体系进行研究，应无一例外地看成是非理性的。但拉卡托斯却指出，科学史表明，一些最伟大的科学研究纲领就是在矛盾的基础上进步的，如微积分和朴素集合论、玻尔的研究纲领、狄拉克的δ函数等这些在矛盾基础上进行研究的例子，都是反波普尔的方法论的，都构成了对证伪主义方法论的进一步“证伪”。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证伪主义方法论是与科学名流公认的“基本价值判定”相冲突的，“这样，科学名流的好几个‘基本’评价就‘证伪’了波普尔的科学定义和科学道德标准。”[1]（175页）
除此之外，波普尔还认为应根据他的条件把理论的暂时接受重建为理性的：任何科学理论在产生之后先是被“确认”，这个时候即使有反常存在，他也是对一切反常现象熟视无睹（即否认反常的存在），只是在一个反常被推崇为“判决性反证据”之后，理论才会受到这种“判决性反证据”的反驳。拉卡托斯指出，证伪主义方法论的这一规则又一次违背了历史事实，因为多数重要的科学理论生来就是遭受反驳的，只是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才得到进一步说明。以牛顿研究纲领为例，这个理论在诞生之初，许多反常（或“反例”）向它涌来，几乎把它淹没，但经过许多科学家的长期努力，牛顿研究纲领终于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甚至把一些反例转化为证实事例，确立了这个纲领的主导地位。
拉卡托斯虽然对证伪主义的编史学理论提出了批评，但又肯定了这种方法论的历史地位。他指出，证伪主义方法论与它的辩护主义前辈相比，能够把更多的历史事实容纳在自己的理性重建之中，“使历史学家能够将科学史中更多的实际基本价值判定解释成合理的”[1]（183页）。例如，先前的那些理论曾一度将燃素说从科学史驱逐到了非理性信念的历史中，而波普尔的方法论却恢复了燃素说的科学地位，把它纳入到自己的”内部历史”中。因此，证伪主义方法论与先前的那些方法论相比，尤其是与归纳主义相比，有了明显进步。
拉卡托斯认为，他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相比，又体现了新的进步。因为按照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以将更多的历史事实解释成理性的；可以将更加古老、更加孤立的基本价值判定统一在一个方法论体系中，作出首尾一致的论述；可以作出新的、使辩护主义者和证伪主义者都感到惊讶的基本价值判定。例如，坚持和发展一个“被反驳的”或前后矛盾的理论，在证伪主义看来是非理性的，而按照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认为这完全是理性的行为。再如，在归纳主义和证伪主义看来，对新颖事实的成功预测对于一个科学理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理论领先于事实的发现还是落后于事实的发现，这并不重要，只有理论与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才是决定性的。而按照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成功地预测新颖的事实构成了一个研究纲领的重要证据并因而构成了内部历史的关键部分”[1]（158页），哪一个理论最先预测了新颖的事实，哪一个理论只是迎合了届时已知的事实，这是关系到理论的进步与退化的重大问题。在拉卡托斯看来，理论和证据之间的次序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哥白尼理论之所以是进步的研究纲领，就在于它预测了金星盈亏这一事实；第谷派的天文学理论之所以是退化的研究纲领，就因为它只是通过事后调整说明了业已观察到的金星盈亏。哥白尼理论在事实之前，而第谷理论在事实之后。这样，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就可以对领先权的争论作出合理的说明，认为某些领先权的争论是完全必要的，应当放到内部历史中加以叙述，而以往的任何方法论都无法对领先权争论作出合理的说明。还有，在证伪主义者看到经验事实即时证伪一个理论的地方，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指导下的历史学家会发现一场复杂的持久战：竞争不仅仅是理论和所谓的“判决性实验”双方的冲突，而且在实验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竞争的理论。在证伪主义者认为一个理论在产生之初不存在反常的地方，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则预言在可能矛盾的基础上进步的研究纲领中存在着许许多多已知的反常。在约定主义者看到一个理论在简单性上胜过另一个理论的地方，研究纲领方法论则预言人们将会发现该胜利是由于旧纲领的经验退化和新纲领的经验进步。在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看到非理性的变化的地方，研究纲领方法论指导下的历史学家将会证明该变革是理性的。“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怎样把其他编史学家认为是外部的许多问题变成了内部问题。”[1]（160页）“因而，发现新颖的历史事实，将越来越多充满价值的历史重建为理性的，就标志着科学合理性的进步。”[1]（185页）拉卡托斯关于科学史检验科学方法论的思想，从科学史研究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了“逻辑的与历史的相一致”的方法。“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不仅仅体现在作为编史学理论的科学方法论必须尊重历史事实，按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历史进行理性重建，而且还在于任何编史学方法论都必须要经受实际历史的检验，在检验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拉卡托斯所倡导的“科学史的理性重建方法”虽然是一种科学史研究方法，但由于它体现和丰富了“逻辑的与历史的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所以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科学史研究的范围。无论进行哪一个领域的历史研究，历史学家都要受一定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影响，摆脱不了哲学对他们的支配。“问题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3]正因为如此，拉卡托斯在科学史（历史）和科学哲学（方法论）的关系问题上，始终把科学哲学（方法论）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拉卡托斯的“科学史的理性重建方法”近年来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这些批评虽然未必都完全合理，但其中也包含有一些中肯的意见，这反映出“科学史的理性重建方法”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尽管这样，这一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值得肯定的。
［收稿日期］2002-06-18
标签：科学哲学论文; 波普尔论文; 证伪主义论文; 科学史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科学论文; 拉卡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进步主义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牛顿论文; 牛顿力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