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中的政治文化：样态与形塑
孟祥瑞
(常熟理工学院，江苏 苏州 215500)
摘 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中，认知与分歧并存的乡村政治认知、忠诚与疏离共生的乡村政治情感、延续与分化并行的乡村政治价值观，构成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样态，具体表现为留守者政治亚文化、边缘人政治亚文化、村治精英政治亚文化三种亚文化的融合共生。乡村政治文化的内在张力、制度供给缺位与媒体传播错位，是形塑现代乡村政治文化的主要障碍。进一步推进乡村的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是形塑现代乡村政治文化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 乡村振兴；乡村政治文化；治理体系
乡村振兴是一个涉及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治理结构转型与文化繁荣兴盛等诸多维度的统筹发展过程，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曾经保守、同质、封闭的乡村社会逐步从传统规范、家族规约、民俗传统和地域限制中得以解放，卷入以城镇化、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性浪潮之中。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看①，乡村振兴进程及其衍生的制度变迁，不仅改变了村民们的生活模式与职业结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村民们的行为规范和政治认同。那么，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视野中，乡村政治文化呈现出何种样态，又遭遇何种嬗变困境，该如何进一步形塑乡村政治文化？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
一、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中的乡村政治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完善的乡村治理体系和良好的治理能力，需要建构“制度构建——组织建设——政治文化”三位一体、互动耦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其中，制度建设是核心，组织建设是支撑，政治文化建设是基础。在政治文化建设的基础上，通过组织化建设搭建桥梁，实现乡村社会制度化建设的目标。
如果说治理体系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得以顺利推进的“硬件”，那么政治文化建设就是乡村振兴战略贯彻落实不可或缺的“软件”。乡村政治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种亚文化，它是根植于乡村政治体系的一套政治态度、信念和情感，存在于乡村“政治结构、政治体制与个体政治行为、政治观念和政治心理之间的特定领域”[1]。美国学者罗吉斯倾向于乡村政治文化更多地指向于价值系统，即：“在地域限制和权力所威慑的场域中所形成的一种价值观和世界观。”[2]英克尔斯则从政治文化的特征着手，认为政治文化是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过程中，“政治效能、政治认同、政治信仰的杂糅体”[3]。笔者以为，乡村政治文化是乡村政治社会风貌在村民政治心理上的微观映射，是一个涉及政治输出、政治输入、政治反馈的自我调节系统。
按照阿尔蒙德的观点，政治文化可以解构为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评价三个向度[4]84。就此意义上来说，乡村的边界不仅是地理意义中的行政区划边界，而且是包含着迥异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的政治文化边界。作为外驱力的乡村政治社会化与作为内驱力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评价，共同形塑着乡村政治文化的样态。为了探究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中的乡村政治文化的样态，笔者所在的课题组以村民为实验主体，以乡村政治文化为主要对象，以探究乡村政治文化嬗变与治理政策的调适为根本目标，由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共同参与，在江苏省三个村展开了政治文化调查。三个调研点分别是江苏省太仓市新闸村、南通市肖马村和连云港市坡石桥村。当然，选取对象进行共时性研究是有着严格条件限制的②。本文具体选择的三个村处于不同的城镇化程度，也处于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从乡村振兴进程来看，三个村处于“传统形态——过渡形态——社区形态”的乡村样态[5]。在此基础上探寻三个村的政治文化样态，尝试总结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中乡村政治文化的形塑路径。
销售商品赠送同类商品，在用友U8 V10.1财务软件中，对于正常销售的商品应根据销售普通业务核算流程处理，对于免费赠送的商品，不需要确认销售收入，但要根据税法的规定确认“销项税额”，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结转销售成本，且将该部分成本计入“销售费用”账户。
二、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中乡村政治文化的样态
在课题组实地调研的过程中，以《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以下简称WVS)的问卷调查题目为蓝本，共发放问卷492份，实际回收问卷447份。因为政治文化的弥散性，本研究的问卷并没有完全采用李克特量表的形式，以统计检验为主要方法进行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分析，而是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这也是政治文化调查的常用方法之一。由课题组人员随机对村民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访谈的对象包括三个村的村干部、村庄能人(乡镇企业法人代表、产粮达人等)、普通村民。测评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模块，分别是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观，并通过访谈感知不同受访对象的政治认知、表达、合作和民主监督能力。
(一)乡村政治认知的共识与分歧
在市场化与全民性规范的洗礼中，城乡一体化的乡村制度与文化建设，不仅改变了村民们的生活模式与职业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村民们的政治认知模式，形成了一幅“共识与分歧”并存的图景。村民们对于自身角色的认知普遍提高，但却存在回避政治参与的倾向；主体意识不断觉醒，但却呈现出“碎片化”而非“系统化”的认知谱系。
一方面村民们对于政治体系的一般性认知、输出体系的认知都有着较高的水平。比如在一般性认知方面，绝大多数村民都可以说出国旗、国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在对于输出体系的认知方面，受访村民整体已经具备了较高的参与意识。如在新闸村87.18%的村民认为应该积极参加选举。另外，对“如果您觉得某项政策不妥，您会试图影响它吗？”这一问题的回答，71.79%的村民认为要坚决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且他们能够说出打官司、信访等维护自己权益的手段。但运用spss分析相关数据发现，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并未有显著相关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村民们的政治参与意识提高了，却存在刻意回避政治参与实践的倾向。
另一方面，村民的政治认知呈现出“碎片化”而非“系统化”的认知谱系。如为了考察村民们的民主监督意识，课题组设计了“您认为村干部是否应该被监督？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对村干部进行监督？”这一问题。问卷统计的结果显示，三个村村民认为村干部应该被监督的比例均超过90%，这说明大部分村民都有民主监督的意识。但当访谈中问及如何对村干部进行监督时，大多数村民表示不知道具体途径，这说明村民们的政治认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碎片化”而非“系统化”的。村民对于政治输出系统的认知受到自身文化水平以及乡村社会人文环境的影响，村民们要么不敢监督，要么不知道如何监督，要么成为被拉拢的对象，虽然有民主监督意识，但是却缺乏民主监督的能力和执行力。由于村民对村务内容理解能力的欠缺、村务公开时间的不及时、公开内容的不规范具体等诸多原因，村民们对于公开的内容普遍存在理解偏差乃至不信任。同时，对于公开内容的关注度与村民的利益关切呈显著相关，致富信息、财务开支状况受到村民们的强烈关注，但是其他事项，诸如村庄发展规划、普法讲座等公共事务的受关注程度较低。
“边缘人”政治亚文化中的“边缘”有两种指向，一是“角色边缘”，他们游离于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乡村与乡村之间，他们既可能是外来务工的农民，也可能是去外地工作的本地人。二是“权利边缘”，他们既无法充分享受村民应有的权利，也无法冲破制度壁垒与城乡二元体制的阻隔，成为真正的市民。在调研中笔者发现，“边缘人”相比“留守者”具有更高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责任感。但是这种积极的政治参与背后却存在着“参与偏好”。一者，较高的政治效能感并非意味着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只有政治活动关乎其自身利益时，他们才能更好地参与政治实践。二者，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政治参与客观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他们政治参与积极性。
(二)乡村政治情感的忠诚与疏离
此次的乡村政治文化调查处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初期、乡村城镇化建设的攻坚时期，也是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博弈的关键时期。乡村政治情感稳中有升，但却呈现出明显的分野状态，忠诚感与疏离感的并存，使得影响乡村政治文化现代化嬗变的因素更加纷繁复杂。
在田野调查中，课题组发现这种内在张力的展现是多层次、多方面的。诸如，有的村民认为村集体也是一级行政机构，与乡镇政府、市政府等政府机构，是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有的村民知道参与选举、公正投票不仅是权利也是义务，却不愿意主动参与选举或者不假思索投与亲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乡村政治文化嬗变进程落入“路径依赖”的窠臼，特别是政治人格与政治情感呈现出过渡性特征。当然，外在压力与内在张力的存在，既可能是阻碍性要素也可能是引致变革的要素。因此，传统与现代异质性同构的乡村政治文化，不仅展现出一幅纷繁复杂的乡村政治文化图景，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的重要问题。
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去外婆出生的地方，也是唯一一次。从此，没有人再在外婆的面前提“山里老太太”，这是个家里永久的禁忌词汇。不提，也许可以假装遗忘；提起，就是一次残忍的撕裂。
总体观之，乡村政治情感正历经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同时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经历市场化与城镇化进程洗礼的乡村社会，其社会经济边界与文化边界不断拓展，村民们的认知接纳度、情感包容度增强，村民们对政治体系的矛盾与复杂的心态主要源于政治输出体系，特别是基层政府的具体行政策略，而非某些西方学者所言的“政治犬儒主义”。
(三)乡村政治价值取向的分化与延续
政治价值观是政治文化的内核，寻求乡村政治文化的嬗变与形塑逻辑，乡村政治价值观是无法忽视的，其是最能反映政治文化样态的基本变量。在乡村振兴进程中，政治输出体系形塑着政治社会化客体的价值取向与思维逻辑，其实质上是乡村互动关系重塑与政治价值观革新的导向性过程。学界的既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乡村振兴进程中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面向，如村集体经济、乡镇企业、乡村民俗文化等，但是对于乡村政治价值观与嬗变模式的研究，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
“留守者”政治亚文化总体来说是一种消极的政治文化取向。这里的“留守者”主要是指留守家庭的老人、妇女。对于这些村民而言，政治参与无论是理念还是形式，都似“海市蜃楼”，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即、虚无缥缈的存在。整体而言，“留守者”的政治效能感较低，留守者政治亚文化是一种依附型政治文化。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观点，乡村政治文化的价值维度主要有权利观、权威观、民主观三个面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乡村社会人口流动加速、职业结构与社会结构调整、生产模式与文化模式转型，乡村政治价值观呈现出多元与杂糅、延续与分化的并存性状。第一，从权利观的角度来看，村民们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现代权利观念深入人心，特别是涉及个人利益与权利，如选举权、被选举权受到损失时。但是村民们的法治观却呈现出“人治”与“法治”的分野，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徘徊在“求人”与“求法”之间。第二，从权威观的角度审视，随着乡村一体化进程中乡村样态的改变与地域限制界限的突破，传统乡土社会安土重迁、族长权威与权力崇拜等权威观念逐渐消解，隐含着从生存价值观到权利价值观的转向过程。第三，从民主观的角度来看，村民们的民主观表现为较为明显的过渡形态，即处于从传统儒家的“臣民”思想到现代化的“公民”价值观的转型过程之中。虽然乡村政治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总体契合，但是传统观念仍然存在着较大程度的延续性，如政治人格倾向于权威、对于政治权威有较高程度的崇拜等。如此观之，乡村政治价值观作为乡村政治文化的内核，即使历经乡村样态与格局的重塑，但依然保留着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历史遗产。
(四)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中的政治亚文化
利希巴赫认为，“传统与现代价值诉求迥异，传统与落后的乡村政治价值观是落后的，不契合时代发展的。”[6]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异，是乡村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阻碍因素，也是权威主义传统的根基所在。乡村振兴进程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乡村样态的转变，从村庄到社区，从村民到居民，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演化。从纵向来看，村民们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价值观向现代性转向，尽管仍然存在共识与分歧认知模式、忠诚与疏离的情感状态、延续与分化的价值指向，但无可否认，参与型政治文化正逐渐形成。从横向来看，在乡村社会内部，因不同职业群体、年龄群体等差异，乡村政治文化具体又表现为“留守者”政治亚文化、“边缘人”政治亚文化与“乡村精英”政治亚文化三种亚文化的融合共生。
中药材作为特殊的农产品，某一中药材品种全国种植面积小，生产量小货紧则价扬，种植过多则卖不出去，且没有其他用途，药价变柴价。据有关专家介绍，市场对药材的需求是有限的，其总量只有粮食作物的0.1%～0.2%、水果的1.5%、蔬菜的0.28%。由于中药材市场需求不稳定，种植户对市场缺乏调查，中药材市场需求信息掌握不够，盲目跟风种药材，很容易遭受挫折。
近年来，国企频繁进行改革改制、重组、收购等操作，对应企业的管理模式、经营体系、产权结构等也随之发生改变。国企充分落实深化改革要求的较少，但是进行结构调整、规模扩张的趋势较为突出。企业审计团队的规模逐渐朝着稳定化方向发展，审计对象缩小，但是审计内容大幅扩张，增加了相关作业人员的工作量；同时深化改革下，逐步突破了地域界限、行业界限，导致审计监督工作的难度大幅增加；此外，改革后，一些企业的收入、负债等存在较大偏差，降低了同期数据的可参考价值，受会计评估等政策的改变，深化改革下审计难度大幅增长。
7.2 追肥 分别在萌芽前、花期、果实膨大期和采果后施入。追肥以氮磷钾复合肥为主，结合适量的速效性肥料。花期和果实膨大期重点施高钾复合肥。前3年幼树期，每次追肥20～30 kg/亩；第4年之后，每次追肥40～50 kg/亩。根据梨树生长势增减追肥次数和施肥量。结合地面追肥，适时喷施叶面肥，促进花芽分化和果实发育。
“村治精英”是指具有较强影响力，具有调动乡村社会资源与乡村权威价值分配能力的人群。一般来讲，“村治精英”包括体制内精英，如村委会主任、村支书，体制外精英，如乡镇企业创立者、农民企业家、种田能手、村庄能人等。相比于普通村民而言，村治精英是乡村社会的核心行动者，他们既是村民利益的代言人，又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政治权力向村集体渗透的代理人。正是这种复杂的角色定位，使得村治精英的政治取向复杂多元。调查数据显示，“村治精英”相较于“留守者”和“边缘人”来说，不仅具有更强的主体意识，政治实践经验也较普通村民高得多，因此更加倾向于参与型政治文化。
三、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中乡村政治文化的形塑
1.乡村产业振兴与政治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以权力机构为代表的政治机构，是生产关系的重要体现，而文化作为政治系统运行的软件，是经济体系与政治体系在民众微观心理层次的映射。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物质条件的满足是人们自我需求、尊重需求、社交需求等需求层次产生的基础，生理需求基本满足之后，村民才能有条件进行政治参与。
(一)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中形塑乡村政治文化的困境
在乡村产业振兴进程中，村集体经济迅速腾飞，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市场化洗礼使不少村民们摆脱过去的“隐形乡村”的束缚，以令人敬佩的努力和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到市场竞争之中，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种决定性作用不仅反映在乡村产业振兴领域，而且反映在政治文化领域。正如王沪宁所说：“真正能够动摇村落家族文化的应该是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变革。”[8]探究乡村进程中乡村政治文化的转型路径，也需要充分借助市场主体和第三组织的力量，完善人民契约精神，夯实政治文化嬗变的基础。因此，要继续推进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转型，促使乡村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全面转变，以提升村民们的政治参与意识与政治认同。
首先，从体系情感而言，村民们的体系忠诚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如通过“作为一个中国人，您是否感到自豪？”这一问题测试村民们的体系情感，坡石桥村、肖马村和新闸村的村民选择“非常自豪”的比例分别为80.95%、85.9%和92.28%，呈现出依次递增的状态。其次，从村民对于政治输出体系的情感来看，三个村的村民对于政治输出体系均保持着较高的情感度，但是呈现出“感情边际递减”的情感模式。具体表现为对于中央政府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情感最深，对于基层政府的诉求与期望值较高，却带着“恨铁不成钢”的失落感。最后，从对政治输入体系的情感来看，村民们对于政治沟通的态度积极，对于政府官员的态度和信任感愈强，但是仍然无法忽略村民们对于政治沟通的疏离情感，大多数村民对于访谈中涉及的政治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还有个别村民更是直接跟调查人员说“莫谈国事”。三个村村民的合作意愿主要集中于耕农和代耕农(租种田地者)，而务工的村民政治冷漠的现象较为突出。坡石桥村是一个孟姓为主的村落，其有着较强的宗族内聚力，但是因为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宗族权威也逐渐消解。新闸村已经成为一个新型的乡村社区，紫薇苑四区的落成标志着该村基本完成了土地城镇化，意即不少学者所指出的“农民上楼资本下乡”过程，村民们之间的合作主要表现为经济上的合作，如农作物、花卉等的种植与销售。村改居虽然从空间上缩小了传统村落的地域范围，但邻里之间的疏离性却从精神上缩小了村民们的合作空间。总体来看，尽管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村民们面对拆迁、土地征用等利益分配问题时，对政府官员的期许进一步提升，对不同政治组织的信任程度也进一步分化，但村民们的政治情感仍然是积极取向的。
如果说，乡村政治文化是乡村振兴战略得以有效实施的软件，则政治法律的制度供给是乡村振兴战略得以有效实施的硬件。从调研的情况来看，制度供给层面主要有以下几点不足之处：目前我国涉及民生与基层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较为完善，但不可忽视的是，关乎群体性事件、环保生态等的相关法律法规在乡村社会适应性不强。这主要表现为，一者法制与规约的不健全可能引发村民与基层政府的矛盾升级，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乡村的政治认同；二者不健全的政治参与渠道制约了村民们的政治诉求表达，也限制了其自身合法权利的实现，政治效能感的降低导致乡村冷漠的产生。
另外，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自媒体的兴盛，微信、微博等通信工具的兴起，使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更多渠道来获取政治信息、释放政治情感，进行政治评价，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感受不同政治文化的冲击与碰撞。然而，利益与世俗文化的驱使，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呈现出“城市中心主义”的倾向。在此传播情境之下，乡村政治文化呈现出边缘化倾向。这使不少村民，特别是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缘人”的文化自尊心受挫，降低了乡村政治文化的政治认同。
应注重学科最新成果和技术的运用 在介绍国内外最新理论或国家政策的同时，还应增加最新的技术成果的应用，加强教材的时代性和科学性。
(二)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中形塑乡村政治文化的路径
伴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那个曾经“与世无争、隐形无闻”的乡村社会，在市场化与城镇化的洗礼之下，已经成为了经济迅速发展、百姓安居乐业、乡村文化繁荣的代名词。在此进程中，异质性政治文化在外在冲击和内在转化的逻辑中，改变了村民们的政治认知模式、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乡村政治文化的嬗变模式呈现出矛盾与震荡、兴替与更新的格局。可以说，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中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形构了乡村社会的样态，并形塑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路径。进一步推进乡村政治文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形塑具有高度政治认知、积极政治情感以及高尚政治人格的政治文化模式，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的必经之路，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反思政治文化调查的结果，不难发现乡村内源性的乡土基因与外源性的市场等排斥力量，是阻碍乡村治理制度、社会组织、政治文化三者调适耦合的决定性要素。乡村振兴进程中乡村政治社会化的效果欠佳，不少学者将其归结为村民的“双重政治人格”：一方面当诸如政策制定者、研究者这些“外人”进入到乡村社会时，村民们会“极力配合”地表现出较高的政治参与动机与政治参与意识；另一方面当“外人”不在场时，则又表现出参与公共事务的冷漠。正如梁漱溟先生曾慨叹的：“号称乡建运动而乡村不动。”可是否真的存在“乡村不动”？为什么民俗热闹的乡村社会却并没有展现出对政治活动的热衷？是村民缺乏自组织能力还是乡村政治文化亟需重塑？
乡村政治文化的嬗变过程不仅存在着外在压力，也存在内在张力。外在张力表现为现代性维度与传统乡村政治文化的融合之困，内在张力表现为“自在文化”与“自为文化”之间的碰撞。在双重困境中，乡村社会已经迸发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政治文化精髓，但是受乡村形态影响的消极文化内核，如政治人格倾向于权威、对于政治权威较高程度的崇拜，以其强大的吸引力造成了某种价值真空，影响了社会主义乡村政治文化现代转型与发展。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7]
2.乡村文化振兴与政治文化氛围。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与机构运行的“软件”及微观政治心理的映射，是文化大系统的组成部分。文化系统论认为，政治社会化过程是一种包含文化输入、转化、输出的系统性过程，也是文化供给与需求不断契合的平衡过程。从文化需求来看，村民表现出政治认知的分歧、政治情感的冷漠、政治参与的疏离，但村民们也渴求更多的文化供给，希望乡村社会有更多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普法讲座、文娱活动、兴建书屋等。这都说明应该进一步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进而营造良好的政治文化发展氛围。基层政府应该充分发挥政治社会化的导向作用，挖掘乡村政治文化资源，引导更多非营利组织、社会团体参与乡村文化振兴过程，进而推动乡村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嬗变。阿尔蒙德认为:“政治信息的连贯性与持续性，是政治信念与政治价值观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而其中媒介要素起着桥梁作用。”[4]77网络浸润的乡土社会与信息爆炸的虚拟世界相互交织，改变了传统的乡村文化供给模式。应当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如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形式，推动政治信息的垂直化传输，将政治社会化中心向乡村社会倾斜。十八大以来，各项惠民政策、政治信息，特别是民主生活会、民主决策日等政策的持续推进，提高了村民们的政治认同感。因此，各基层政府尤其是宣传部门应该进一步重视各项政治社会化媒介的导向功能，纠正“城市中心主义”的传播倾向，营造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
3.乡村组织振兴与政治文化重塑。弗里茨·海德的认知平衡理论认为，民主的观念并不是凭空生成的，政治认知与政治情感的产生，必然依赖于制度化的组织实践平台。村民自治正是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依托平台，当然这一平台的实际效果还取决于各种支撑要素的关系状态。乡村政治文化建设与乡村组织振兴互为依托，其变迁方向与嬗变逻辑受制于相应的制度供给。反思村民自治的各项实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依托于现代民主政治理论的科学实验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模式为何在中国“水土不服”？村民为何难以适应村民自治制度的框架规则？从传统的角度来看，基于血缘与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宗法结构，与以契约精神为指引的现代合作组织有着本质隔阂，也就无法建立起符合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社团组织。托克维尔指出，“社团的价值之一在于集体行动与合作能力的培养。”[9]因此，要积极推动乡村社会自愿联合共同体的构建，强化制度建设与结构转型，不断促进乡村社会的政治文化现代化重塑。
“志愿服务精神是一种公民精神，其核心是服务和团结的理想，是共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信念。”[3]而志愿服务“是志愿者通过各种服务性的行动去实现和体现对社会事业的服务与奉献，或实施和完成对有困难的社会群体及个人的服务与保障。”[3]从志愿服务精神与志愿服务两者的关系来看，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行为的道德价值需通过志愿服务精神来衡量，而志愿服务精神又是志愿服务的本质体现，志愿服务是志愿服务精神得以展现的物质条件基础。
首先，加强基层自治，强化民主建设。基层民主建设虽较为完善，乡村社会自治的互动性良好，村民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不断凸显，但是仍需要进一步强化乡村自治的制度设计，以推动乡村政治文化的社会主义现代转型。其次，按照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图，落实户籍、医保制度改革，打破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公，突破权利壁垒限制，真正跳出“城市中心主义”的固化思维，强化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改革，制定倾向于农村的公共医疗与财政政策，使村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升村民们的政治认同感和政治效能感。最后，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基层特别是乡村社会的战斗堡垒，是乡村政治社会化的中坚力量，也是党在基层的代言人，其肩负着维持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重任，也是各项政策制度在乡村社会落脚与生根的重要保障。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中，推动乡村政治文化重塑，必须在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础上，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结语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对乡村政治文化样态的调查是一场宏大的社会实验，整个乡村社会都是试验场。在调查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远比预想的要复杂，以村民自治为主要表现方式的乡村制度实践与乡村政治文化的匹配与调适，不仅是政府决策部门、执行部门单向的政治输出，也是涉及到国家权力、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村民集体的多重博弈的结果。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中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过程，形塑了国家、社会与村民的耦合结构，表现为从无到有、从国家单向建构到国家社会双向互动的发展过程。因此，如何处理国家权力、乡村治理、村民自治的关系，如何寻求国家顶层设计、基层制度构建和农民个人需求之间的共生点，是需要进一步理性思考与探讨的问题。
注释：
由于串线的每一步都是沿着正六边形的一条边进行运动，所以将每一条边赋值为（见图6）．假设每圈运动起点坐标为，则有上行线和下行线在第圈运动到第步的坐标表达式，即当时，有；当时，有；当时，有；当时，有；当时，有；当时，有．
① 诺斯认为多数情况下,制度变迁“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性的且是经济依赖的”。
水泥及粉煤灰的微观电子扫描图(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如图1。
② 本文并非以极端的古典进化论为立论根据，不拘泥于从历时性角度考察乡村政治文化变迁，而是认同新进化论学派对文化变迁多线进化理论；本文也不是探寻政治文化变迁的普遍规则，而是力求以白描式的书写和比较研究，通过对特殊案例的比较分析来呈现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中的乡村政治文化的嬗变与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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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7408(2019)07-0097-06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苏南乡村政治文化变迁与治理政策研究”(KYZ2017074S)阶段性成果；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城镇化视域中的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研究”(2017SJB1404)阶段性研究成果；常熟理工学院校级科研项目(KYZ2016104Z)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孟祥瑞(1987-)，男，江苏连云港人，常熟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文化与乡村治理。
【责任编辑：张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