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与东亚发展道路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秘鲁论文,发展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80年代“失落的10年”之后，许多拉美国家的决策者们便开始从东亚，尤其是韩国和台湾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发展中寻求经验和教训。拉美国家通过这些经验教训，在国际金融机构的鼓励下，逐步形成了自己一套理念，即发展经济要注意培育私营企业间的竞争氛围，同时把政府的干预减至最少。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对东亚和拉美发展道路所作的比较分析时，可以发现，拉美从东亚学到的新自由主义的经验是不甚恰当且是导向错误的。它错误地界定了东亚成功的关键和拉美失败的原因。这使新制定的政策更加深了拉美社会经济及政治的危机。那些对东亚经验的片面论述，对于像秘鲁这样的国家而言尤为危险。
我们对二战后秘鲁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比较，将着重于分析他们之间在农业方面政策的不同。不像东亚，拉美的决策者们总的来说，特别是在秘鲁更有一种政策倾向：排斥农业，或仅仅把农业当作城市工业中投资的补充。这种几乎遍及整个拉美的城市工业化倾向，以及对大土地所有者利益的保护，不仅恶化了原先已存在的不平等，削弱了粮食作物的自给能力，更使政局不稳，破坏了持续的经济增长。相对而言，东亚国家（地区），它们促进农村的改革、干预市场。同时对相关的项目进行投资，以支持这些改革，这样便更好地提高了社会境况，使发展得以持续且平衡，政局也稳定，不易受到国际经济变化的冲击。当今拉美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却未着手重新分配资产、改革技术、解决债务工程、以及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业收入，而是固守着这样一些政策：诸如高估汇率，与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者进行“自由贸易”。这都极大地损害了拉美农村生产者的利益。于是，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国内市场的脱节，农村贫穷人口不断增加，并向已经人满为患的城镇移居。同时政局不稳定，国家始终处于极易受国际影响的状态。
发展道路和政策选择
拉美和东亚国家，在大萧条和二战前，都以生产未加工或半加工的原材料来出口。战后，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两地区的国家都及时地从商品出口发展阶段转向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随着先前的食品进口转向地区生产自给，进口替代工业化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关税壁垒和汇率高估，而这又保护了国内工业生产和各类资金，也确保了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政策，并为政府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行政职能。
然而，在韩国和台湾地区，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是在完成了彻底的农村改革基础上进行的，拉美却极力避免在农村进行巨大的再分配改革。在韩国，一半的农村土地在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都已被重新分配。“这一转型……导致人口中4／5的处于底层的人收入上升了20%～30%。”在台湾地区，相类似的巨大农业改革使GNP的13%得到再分配， 最终削弱了地主和债主阶层的政治经济特权，同时，把他们从农业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25%减至6%。这些土地使用权的改革， 加之相应的信贷、服务、市场合作组织的建立，以及在农村对公共基础设施、医疗保健和教育等的大量投资，为进口替代工业化的产品生产提供了食品自给自足生产的基础，同时也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农村收入，并不断发展壮大了农村的巨大市场。换句话说，国内市场在进口替代工业化过程中是相融的，是发展的。
东亚和拉美的发展道路在进口替代工业化走到“尽头”时，产生了更大的分歧。这两地区的国家（地区）对出现的问题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当东亚经济转向出口为主的工业化时，拉美国家则试图“深化”其进口替代工业化。尽管在当地的技术和能源条件下，重新分配可以扩展国内市场并刺激“必需品和标准化产品的大量生产”，但拉美国家仍未加以实施。东亚在转型过程中，得到了美国的资助，使得他们可以得到外汇以满足其进一步工业化，同时又可以保持物价的稳定，并使外国的直接投资和债务处于一个低水平上。比较而言，拉美寻求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即用国内产品去代替各种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在扩大出口的初期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必然形成针对城市高收入者的消费市场；而此时，国内产品的生产却需要进口昂贵的零件和只有大型跨国公司才拥有的技术。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受高度保护工业的效率低下，通货膨胀持续不下，债务偿还难以平衡，国外直接投资和外债急剧上升。
进口替代工业化对拉美农业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通常对农业实行“隐性”税收。高估汇率使出口失去竞争力，使农业收入减少，同时又把国内生产的主要食品价格压得很低以辅助工业的发展，并使城市消费者得益。在拉美的这段时期里，农业收入的变化导致了农村投资的减少，基本食品的匮乏；加重了农村的贫困，使大量无家可归的农民和小农转入城市。而此时，城市里都已有大量工人在争夺着少量的工作。
在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进入第二阶段——资本密集型阶段时，政府更加强调了这一倾向。而且，除了农业劳动者，许多小、中型的农民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因为他们缺乏大制造商和出口商们的资本来争夺“那份原本用来提高工业投资的份额”。这种大规模生产机械化导致了大量劳工的转移。总之，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从整体来讲，造成并加重了其经济的恶性循环：农村的土地日益集中，使农业大量剩余人口流入城市，从而使城市产生更多失业人口。
在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过程中，东亚模式对维持农业更广泛的发展需求表现得更为敏感。所以，这些成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寻找到了一条“相对温和灵活”的进口替代道路：“他们极少忽视他们的农业部门”。当以出口为重点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开始时，台湾和韩国通过各类政策（包括反对低价位进口）来防止贸易中农业地位的下降，保证农业方面的收入。在战后的一段时间，这两个地区对于新兴农业技术的提高都作了大量的投资（即所谓的绿色革命），同时对确保教育进步以使农民更大程度地运用这些技术也作了相当大的投资。
结果，在东亚，劳动力经过重新组合分配后，从农村地区转入城市地区，并不像拉美国家那样，是由于农村的贫穷、被忽视或暴力而产生的一个震动过程，而是由于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令人瞩目的发展，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国内城市和农村大众消费市场的扩大。尽管工会组织在这一时期受到抑制，但城市工人的工资仍有所提高。因为“农村生活标准的不断提高，为城市劳动阶层提供了一个隐性的议价能力，而这又恰恰是拉美劳工所缺乏的”。正如雷恩斯（G.Rains）所说，“一旦企业成熟，有了一定基础，并有农业做支持的话，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就会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以吸收社会中的失业者”。在韩国和台湾地区，据统计，为剩余劳动生产产品提供的出口使得大量工人从农村迁出，使剩余劳力问题得以解决。这一过程也同样反映在经过10年多的内部劳力再分配后，工资的突然上涨。
拉美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中的内向和高收入消费的倾向，相对而言，就缺乏这样的为大量流出农村的剩余劳力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相反，它还形成了劳工贵族和相应的大量贫民窟。当农民们由于农村的悲惨景况而被迫移至城市时，他们也被迫融入了所谓现代的小规模非正规经济中。
而且，第二阶段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还需要大量的投资，而这些投资又都是从当前消费和外部积累中获取的。由于严格受保护的内部市场有利可图，许多跨国公司纷纷跳过关税壁垒进入拉美，建立以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为主的地区分公司。他们靠自身的能力或与当地官僚联手在很大程度上干预着拉美的经济政策。相比较而言，在东亚，当跨国公司涉足时，他们早已牢固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并全面地实施各类政策。“东亚与拉美最重要的不同点，就在于东亚有组织良好的行政官员体系，以及明确的促进资本积累的方针，并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作先导，同时也对这种外资的引入作了限制，通过这种政策手段来使引入的外资符合本国长期发展的利益。”
最后一点，由于外国贷款几乎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借债对许多拉美国家的政府十分具有诱惑力。所以，拉美国家大量借债，以至债务急剧上升，更容易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诸如利率上调、货价降低、以及跨国公司的种种投资决策等等。
虽然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轨迹并不绝对理想，但这两个地区的平衡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还是巨大的。就业、工资和收入分配等状况都由于吸收了过剩劳力而有所提高。这些正面的改革反过来也为东亚相对的政治稳定提供了基础。相对而言，拉美政治的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持续的失业（或非正规就业）、低工资、日益加剧的收入及城乡间的差距。库茨涅兹U字理论的收入曲线上升段持续地向未来延伸，并非由于“经济法规”方面的问题，而是发展战略的无效所致。
秘鲁发展中对农业的忽视
秘鲁广泛的土地使用权改革在军人政府第一阶段（1968～1975）开始实施。这一改革除了受到农村方面不合理征税条款的限制外，还没能像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那样，有相应的辅助政策来确保新的土地使用权在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得以通行。
在改革之前，大土地主们构成了乡村统治阶层的核心，他们赞同自由资本主义和（静态的）国际比较优势理论，从受其控制的农业出口部门和由跨国公司控制的矿业出口经济中获取利益。鉴于这种思想上的倾向和实际的物质利益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土地主阶层有效地限制了工业经济发展的策略。
改革一开始，政府便反对所有上述做法，骤然加大了政府对促进工业化和社会项目等的干预；使公有部门所占的份额从占GNP的11 %上升到26%，同时外资所占的份额从21%降至8%； 激进的农村改革法案也使财富和社会权利关系转入了乡村。这种种新的政策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政府制度的环境下产生的，而这一环境的基本要素和伴随而产生的问题的根源则有以下几点：
第一，地方性工业资本家十分软弱且大多都屈服于外资。虽然他们受益于军政府的工业促进政策，但却得不到当权政府的信任。结果，与军政府所采取的工业促进政策相违背，他们也忽略了就业问题。
第二，公有制经济超出了政府的行政控制能力。秘鲁政府对其宏观经济管理的能力从未有多大改观，这主要是由于飞地的特性和其出口经济集中化所有权模式的结果。跨国公司不希望也不需要有很多政府的积极干预。所以，无论政府还是地方私营企业都没有积累到企业的或宏观经济的管理经验，或建立起任何合作渠道。
第三，农民便被忽略于政治进程之外，他们很难对农业部门政策的形成产生任何影响。同时，在出口部门内和沿海主要的城市中心，工会和贫民组织都有很强的能力去大规模地反对或支持某种对于城市现代化方面的特殊要求。其中就包括对低食品价位的要求。
所以，除了歧视高地食品的农业政策外，军政府的改革还对高地畜牧业者进入市场表现出歧视的态度。因此，卡巴赖罗（J.M.Caballero）在1984年便断言：从60年代初起，秘鲁经济政策便有“亲城市化偏见”的特征。
这类政策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综合起来得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军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提高农业外延服务的有效性，所以对农村的信用贷款的规定总是被置于次要的地位。
其最后结果使高地农业生产更严重地脱节于沿海城市的消费，食品进口急剧增长，减少了农民的收入，以及人口不断地从农村涌入城市。对沿海地区畜牧养殖业的刺激和支持，更缩减了以畜牧业为主的高地农产品市场。同时，秘鲁农村工业的跨国公司也越来越要求出口来满足他们需要：“国际市场剩余的奶制品和粮食，高估的汇率和国内的通货膨胀都刺激了”这一过程。
秘鲁对农业结构性调整的结局也是很不幸的。军政府致力于由上而下地组织大型生产性公司。这是由于他们相信，只有这样的机构才能在规模经济条件下获得利益，并在采用先进技术和耕作方法的过程中，确保生产力的提高。由于缺乏合作成员的参与和对合作成员的负责态度，大多数机构被行政的技术管理人员所控制，他们多利用职位来谋取私利。同时，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甚至也使那些管理完善、对参与者负责的公司甚感为难。70年代末，国家内部的腐败和经济的失败使大多数公司解体。相对而言，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是在有各类服务和支持为前提的条件下，从小规模农业生产和多目的合作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最后要提一提另一点原因：城市消费者的模仿心态。这种心态使得人们对印地安农民生产的高地农作物带有偏见。“城市消费者更希望有与‘成熟的资本主义’食品口味相一致的消费食品。”（这种模仿的倾向，当然与种族、历史不无关联，因为高地土著居民的公民权一直都未得到承认。）
在秘鲁向平民政治转型的过程中，泰里（F.B.Terry）（1980 ～1985）政府开始分割各公司，但他仍保留了不利于农业的政策，同时也削弱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能力。卡西亚总统（A.Carcia ）开始注意到要改变宏观经济政策以使农村获益，并同时加强政府的职能，但他并没能实现自己良好的愿望。
自1990起，新自由主义的稳定和由藤森总统（A.Fujimori ）推行的结构调整政策更加重了国内市场的脱节：据统计，在1992～1993年，农业生产下降了17.7%，低于1988—1989年的水平， 总额也下降了52.8%。当时，政府所实施的法规中还包括解散农业银行。同时，随着结构调整的逐步实施，非但没有提高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能力，反而抑制了这一能力的发展。
国际环境和经济发展理论
拉美之所以忽视农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关于秘鲁，除了已经提到了一些原因，即其他还有一点原因，结构主义思潮及国际环境的广泛影响。
从国际环境来看，在东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里，激进的再分配政策无疑是一种防御措施，以对抗中国和朝鲜的共产主义革命对韩国和台湾地区农村可能造成的影响。无论是在台湾地区还是韩国，“在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的延续过程中，仅有的都市阶层的利益都由于军事上的失败而化为了泡影。”在拉美，相对而言，农村革命的威胁就小得多，因为美国政府和美资跨国公司，在维护传统权力关系中有利可图，这点可追溯到本世纪初。
拉美除了在不同时期，有着地区霸权的特殊利益和相对势力，在它发展策略的选择中，还刻意模仿了美国的模式。这一对北美高档消费模式的模仿不能有效地“保护被排斥人群的政治经济利益”。同样，拉美上层对欧美奢侈消费模式的模仿使本地手工业的发展陷入了困境。相比较来看，东亚的上层创造出一个繁荣的手工业，形成了奢侈消费的本土模式，进口仅作为一种补充。这在扩大手工业过程中，产生的多重效果都是非常可观的。相对而言，拉美上层的生活方式则更多地依赖于进口，而且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这种依赖性日益加重。
再看发展理论。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有意削弱了农村寡头的经济政治权力，并形成了一批“新兴”工业精英。结构主义对于地区农业经济的鉴定是：它之所以生产力低下是由于大庄园和小农庄并存。此两者都被视为现代化的障碍：大庄园是因为它的借贷思想，小农庄则是由于他的小规模导致的低效率。
由小规模农业不会有高效率这一前提，可以导出：政策应当引导鼓励土地主们实行现代化的生产，同时土地改革也应引导促成一个高效的中型或大型资本农庄主阶层，以及他们之间的生产合作体。从而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于规模经济中获取利润。然而，这种小规模农业不能获益的论断却在韩国、台湾地区及其他国家不攻自破。因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小规模生产者能够通过运用新技术来提高生产力，并通过多用途合作组织，控制市场、加工、信贷和农业基础建设，从而获得规模经济的效果。
拉美政府的政策抉择同样源于50年代的经济发展理论。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工业劳动力也被视为对社会有益无害：那些从事于零边际效益经济活动的劳力被那些城市中高效益的行业所吸收。毫无疑问，他们并没有鼓励忽视农业，但在他们的理论中却包含了一种明显的反农业倾向。事实上，经济发展已被视为是在农业向工业化转变的过程中发生的，而基础广泛的农业发展所带来的潜在雇佣和自我雇佣产生的后果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
回顾从前，我们也许会问那些50年代的理论家们：为何当农业投资还能提高其边际效益时，劳动力应该转移到城市；有什么可以确保工业利润的再投资而不是消耗于奢侈品或存入外国银行；又有什么可以阻止资本家用资本代替劳力，尤其是在要求涨工资的呼声不断和工会组织日趋成熟的环境中。这些问题都揭示出：在发展理论形成的过程中，内含着反农业的偏见。
结论
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要鼓励并创造机会来闯出一条平衡发展的道路，并确立起一种“更有效、扎根于国内市场又与国际经济相融合”的模式。东亚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可模仿的模型，但它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相对有利的基点。它发展的一大主要正面经验是，在发展中注意了农业转型平衡的重要作用。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把农业与国家经济的其他部门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发展国内经济市场和打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拉美，对农业的忽视则是被作为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自由主义战略的一个部分。
今天，我们要面对这样一个被教条地接受的观念：对市场——不稳定的出口市场——的依赖、放弃国家对经济刺激和规范化行为、减少用于社会项目的开支，这会吸引到外资，并使拉美重新以新的立足点融入国际经济舞台。然而，这种种吸引外资的努力却导致了汇率高估，泡沫经济和货币严重的贬值。这便是缺乏坚固的国内基础而盲目融入世界经济的典型。而且，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又是与那些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实际政经历史相矛盾的，虽然这些国家在二战后的时期里有着巨大而平衡的发展和变化。
目前对于拉美，尤其是秘鲁的经济恢复政策都错误地界定了这一地区经济问题的原因。我们认为这并非由于政府的过多干预而是由于内部政治、社会、经济间权力关系和思想观念的偏向所造成的。这种思想上的倾向使得收入和资产没有得到再分配，以促进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增加就业机会。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时，腐败无效的政府机构并没有重视平等和民主发展的问题，而现在同样腐败无能的政府正在实施着将要付出更大代价的经济政策，因为他们仍未关注其社会、政治、经济的后果。这里还要强调一点：那些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是在得到大量双边及多边，尤其是美国的协助下“起飞”的，而并不是依赖于外国的直接投资和私人银行的贷款，因为这将使稀少的资金大量转移到发达国家。
我们对于农业的强调可能会误导人们认为：是国内市场而非融入国际经济才是新兴地区发展战略的关键。但这是错误的。因为市场的融合程度是与对受外部影响的抵抗能力密切相关的，如利率、市场进入、商品价格等。由对太平洋和美洲的比较而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拉美寻求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加重了其依赖性，而东亚则在其他相应政策的条件下，通过提高出口来增强了自己对外部影响的抵抗力。
摘自《拉美视角》1998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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