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对美外交思想和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对美论文,外交论文,时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以太平洋战争为线，大致分成两个阶段。他指出了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并付诸实践。毛泽东在这一过程中制定的对美外交的战略和策略，标志着他的外交思想的形成，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原则对战后的中国和新中国的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 美国 外交思想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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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史，是从抗日战争时期与美国关系开始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亲手掌握着党的外交路线。在这一时期，他制定了与美国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这表明中共在外交战线上进入成熟期，展示了毛泽东作为卓越外交战略家的风采。
一
从1936年至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前，为毛泽东的对美外交的第一阶段。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而且也打破了帝国主义势力在远东的平衡。面对新的政治格局，毛泽东把中日战争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从国际关系的大角度加以审视，把争取美国支援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的重点。此阶段进行的是民间外交。1936年7月，他从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作为开端，继而接见了史沫特莱、尼姆·韦尔斯、T·A·彼森、欧文·拉铁摩尔等美国记者和来访者。其中卡尔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作为美海军观察员访问过延安。毛泽东最初的对美外交思想正是通过与他们的谈话和当时党内文件、宣言、文章等表现出来的。（一）将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区别开来。毛泽东在争取世界进步力量与日本法西斯作斗争时，告诫全党“不应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的区别。”①他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认识出发，指出中国人民的斗争和美国、西班牙、德国人民的斗争“都是为了世界的进步”②，彼此应互相支持。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某些民主国家也会支援中国，但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助我抗战的最可靠的友人，是其广大的人民，而不是其政府”③。日本侵略中国后，许多美国人民自发地组织和成立了“中国人民之友”、“太平洋关系学会”、“泛太平洋协会”、“中国学会”等等，对中国人民的斗争，在道义上、经济上给予援助。毛泽东高度赞扬了他们的正义行动和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他热情地接待了美国记者、学者和友好人士，称赞他们“到我们这里访问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为了友谊。”④通过他们，向外部世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号召反法西斯的国家“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⑤。
（二）将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区别开来，充分利用美日矛盾，争取国际一切力量，以打败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二次侵华战争，企图独霸中国，进而征服世界，这样就直接损害了美英在远东的利益，它们对日本的侵略绝不会袖手旁观。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国帝国主义完全为着它自己的目的，和日本帝国主义是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⑥美日矛盾将使美国成为援华抗日的最重要国家之一。美国政府反对日本的态度，还影响亲英美的国民政府，“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⑦。将帝国主义区别开来，并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是毛泽东提出与英美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和与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客观依据。
（三）提出与美国建立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这是中日战争的严峻形势决定的。中日战争是20世纪30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日本之间进行的一场生死决战。双方力量十分悬殊，落后的中国要战胜强大的日本，就必须组织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抗敌御侮，调动世界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支援中国。为此，1935年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改变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与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建立反日联合阵线。毛泽东将资本主义世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法西斯国家，另一部分是反法西斯民主国家。美国是后者。1936年，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就指出：日本不仅侵略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美日的矛盾，决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⑧。他多次赞扬美国政府的反法西斯的行动。1938年5月3日，他在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时，指出“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的谴责法西斯蒂，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的。”⑨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提出了著名的救国十大纲领，其外交政策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⑩。苏德战争爆发后，美国公开谴责德国新的侵略战争，它与德日予盾加剧。毛泽东正式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11)。
（四）批评美国政府的绥靖主义。毛泽东在号召与美英等民主国家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同时，提醒人民不要忘记美国帝国主义的本性。一则它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点在于“都要剥削中国”(12)；二则美国政府的战略重心是“先欧后亚”；三则资产阶级追求高额利润的本性驱使美国把大量军火与战争物资卖给日本，大发横财。这些决定了美国政府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时，又往往妥协、纵容，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中国，与日本做交易。在太平洋战争前，英美曾多次与日本政府密谈，欲召开太平洋会议，压迫中国政府议和，以避免与日本矛盾激化。毛泽东不断地与这种绥靖主义作斗争。他尖锐地指出，美国政府的“不干涉”政策，其目的“在于纵容战争，自己从中取利”(13)。它标榜的“中立”，实际上是“以便在将来出台活动，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14)。毛泽东指出，如果中国完全殖民化，太平洋的未来就是一片黑暗。美英等国应该知道，中国如果战败，它们“将不能安枕”，“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15)。他要求美国政府放弃“中立”政策和孤立主义，以实际行动支援中国。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英不愿两面作战，酝酿东方慕尼黑阴谋。1941年春，美国与日本开始谈判，企图以出卖中国部分权益为代价与日谋求妥协，将祸水引向苏联。毛泽东告诫全党：“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16)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美英站在苏联方面，对德国持强硬立场，但对日本仍在让步。11月7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时局的广播讲演中，敦促美国应毫不踌躇地向德国宣战，“同时，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美国应和中国及英国一道，以实力制裁日本法西斯。”(17)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终于放弃了对日的绥靖主义，与日本作战。
二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为毛泽东对美外交的第二阶段。此阶段由民间外交发展到官方外交。珍珠港事件后，美国被迫向日本宣战，至此，“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18)。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标志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美国由于地缘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其战略是在欧洲取攻势，在远东取守势。因此在远东的政策是积极支持中国抗战，实行“以华制日”的方针。它与中国正式建立军事同盟，并将中国列入四大国家之一。它的战略目的：一是用中国拖住日本，“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19)；一是使中国在战后成立一个亲美的国家。为此，美国政府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一度制定了扶蒋联共的政策。1942年7月下旬，美国军事观察组（迪克西使团）抵驻延安，标志中共外交工作的开始。
鉴于以上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制定了全面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和政策，并付诸实践。其主要内容是：
（一）肯定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认为，世界政治势力的划分不应以意识形态为标准，而应以是否反对法西斯为标准。他在致周恩来的电文中指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20)他与中共中央高度评价美英对日作战，指出美英等国与日作战“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战争”(21)。战争使美英政府及统治阶级，与中国人民站在反日的一条战线上，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当与美英等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
随着战争的发展，对于美国政府采取的反法西斯的政治、军事、经济的行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及时给予支持和赞扬。1942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战五周年的宣言中，指出大西洋宪章、26国宣言和苏英同盟条约及苏美协定的签订，都谴责法西斯主义，规定战后的世界是自由的、民主的、和平的世界。不扩张领土，不干涉别国内政，各国人民有选择政治制度的自由，不让法西斯侵略主义再有抬头的可能。对此中国共产党“拥护这些宣言”(22)。在中共“七大”上，他再次肯定大西洋宪章和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克里米亚等国际会议的决议。因为这些决议“都是有利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和维持世界和平的”(23)。对美英等国政府宣布废除对华的不平等条约，对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对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等均表示欢迎。对美国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反对中国内战的政策给予肯定。1944年11月10日，他在致罗斯福的信中写道：“我还要感谢你为着团结中国以便击败日本并使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成为可能的利益之巨大努力。”(24)
（二）与美国政府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实行全面的合作。毛泽东十分重视美国。这是因为美国是当时唯一能在军事、经济上大规模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和美国正式建立军事同盟。毛泽东要求全党冲破国民党的种种禁令和约束，积极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活动。在政治上，与美国建立战友关系；在经济上，要求美国大力援助中国，在战后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在军援上，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只援助蒋介石集团的错误作法，应“国共平分”(25)。在军事上，协同盟军共同抗击日军。他制定了“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的既定方针(26)，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美合作。欢迎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并向它提供日军情报及气象资料，在所辖区域组织营救美军飞行员；批准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在新四军第五师范围内建立无线电网。对于美海陆军在华登陆的计划，毛泽东给予有力的支持，先后致电八路军山东军区、新四军军部、浙东纵队、东江纵队等指挥员，积极作好准备，配合盟军驱逐日寇。他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指出，全党“唯一的任务是配合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27)。1945年1月9日，毛泽东为了争取美国，直接与罗斯福会谈，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他和周恩来愿意访问华盛顿。
（三）要求美国促进中国民主改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抗战与民主视为一柄刀的两面。“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28)。蒋介石的专制政治是民主的最大障碍，也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祸源。在争取民主，反对专制的斗争中，毛泽东采取联美抑蒋的策略。在中国，美国式的民主有着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不仅不怕美国民主的影响，而且愿意欢迎它。他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影响是起决定作用的，美国政府能够制止内战并迫使国民党朝民主政体前进。他在与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谈话时，希望美国设法帮助在中国实现民主。他要求美国官员在会见中国官员时“可以多谈民主”。在华的每一个士兵也应当成为民主的一个活广告。这样“我们中国人就会考虑你们美国人的民主概念”(29)。
中国要实行民主，就必须结束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1944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建立联合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这与美国政府调处国共的路线有契合点，即通过民主的方式推动国共联合。因此毛泽东于11月10日，与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于延安在《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即五点协定）上签字。这个协定的核心是组织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虽然中共的政体方案在内容与目的均与美国有着质的不同，但毛泽东利用美蒋矛盾，努力寻找共同点，提出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使蒋介石陷入十分被动和尴尬的境地，也是检验美国所谓在中国帮助进行民主改革的试金石。
（四）提出与美国进行经济合作的设想。首先，毛泽东指出，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非但不消灭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因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对无产阶级更有利(30)。中国经济十分落后，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这是一件互利的事情。其次，只有美国有经济实力可以帮助中国在战后恢复经济，实现工业化。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认为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战后中国必须工业化，欢迎美国在中国投资。中美在经济上可以互为补充，取长补短，彼此不会竞争，这是因为中国没有大规模的重工业，也“不能期待与有高度专业制造业的美国相竞争”(31)。美国的重工业及一些专业化的制造业需要出口市场。中国和远东则需要这些产品。最后在与美国经济合作的同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毛泽东指出，对于一切外国的援助，中共是欢迎的，但必须以不丧失领土主权、国家独立和民主为前提。欢迎外资，但不欢迎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它窒息国家的经济发展，只使当官的发财。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首先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2)。他强烈批评蒋介石政府长期执行对日妥协，出卖国家权益的外交路线和一味依靠外援的错误政策，提倡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他欢迎外援，但不能依赖它。他的独立自主不仅指国家主权，而且也包括国家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建设方面。
（五）与美国扶蒋反共政策作斗争。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它一方面主张联合共产党，另一方面又执行着无条件片面援蒋的政策。它的联合政府的主张，其根本目的是诱使中共交出军队，全国统一在蒋介石领导之下。蒋介石否定了赫尔利与毛泽东达成的五点协定后，赫尔利转而支持蒋的三点协定草案。毛泽东指出：“美国的态度令人不解，五点建议是赫尔利同意的，现在他又要我们接受牺牲我们自己的蒋介石的建议。”(33)蒋的三点建议等于要中共完全投降，交换条件是他给中共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赫尔利说中共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34)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公开宣布实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毛泽东立即强烈谴责了这种政策的反动性。6月11日，他在中共“七大”闭幕词中指出：“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35)7月10日、12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评蒋介石参政会演说》（收入毛选时，题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和《赫尔利政策的危险性》（收入毛选时，题为《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他尖锐地指出，赫尔利和蒋介石“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破环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36)。他警告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若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防碍抗日战争，在将来，防碍世界和平”(37)。
三
抗日战争时期国际国内各类矛盾复杂多变，毛泽东在这个大舞台上，主要通过与美国进行的外交活动，展示了他卓越的外交才能。他制定的外交方针、策略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民族解放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他外交思想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仍然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他的高超斗争艺术，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区别就是指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个性。抗日战争自始至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运运。毛泽东十分娴熟地从各个矛盾的总体上找出矛盾的特殊性，用以指导中共的外交实践。在外交活动中，他始终将美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苏联、美国统治者和美国人民严格区别来开，强调中国人民、苏联和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主体作用，对国际统一战线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决定的意义。他将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区别开来，是他反对左倾关门主义，提出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依据。他将美国政府和蒋介石政府区别开来，制定了联美抑蒋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抗战和民主的进程。
美国政府从本国利益出发，随着国际冲突的变化和远东区域政治力量的消长，不断调整对日的外交政策。毛泽东密切注视美日动态，将美国政府对日政策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加以区别，以制定相应的政策。九一八事变后，由于美英日在远东的平衡被日本打破，彼此矛盾日趋尖锐，毛泽东提出了与美国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阵线的可能性。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美英法等民主国家拒绝与人民和苏联妥协，并且进行掠夺战争。毛泽东得出这是一场帝国主义“疯狗打架”的战争结论(38)。为此他制定的政策“是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揭穿这种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不管是战争的甲方或乙方，把他们看做一样的强盗”(39)。这样便将美英法等国排除在国际统一战线之外。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侵略营垒反侵略营垒最后分明，毛泽东提出与英美及其他国家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在变动中考察一切事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始终是毛泽东处理一切问题的基本思路。
（二）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不是教条，而是充满着辩证法，表现出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尽管外交策略随着形势的变动而不断调整，但毛泽东对美外交的一些基本原则是坚定不移的，主要有：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前提是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土和主权绝不能丧失；中国共产党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中国必须结束一党专政，实行联合政府，在此之前，中共绝不交出任何武装；坚决反对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1944年11月中旬，赫尔利背弃与毛泽东达成的五点协议，转而为蒋介石的三点反建议作说客，毛泽东在复王若飞的电文中指出：“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40)1945年1月下旬，赫尔利又提出一个补充办法，即由美、国、共各派一人组成军队整编委员会，由美国派一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41)
毛泽东在与美国政府打交道时，又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正如他在致王若飞的电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共除拒绝牺牲联合政府和民主精神外，“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在与赫尔利会谈时，毛泽东在蒋介石作为抗日领导，中共军队接受全国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和美援物资分配方面均作了让步。同时表示，蒋介石若同意五点协议，他本人可以与蒋介石见面。赫尔利背信弃义转而支持蒋介石后，中共欲发表五条协定草案，并决定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为“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42)。对此赫尔利恼羞成怒，十分狼狈。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指示五条协定草案可以不发表，“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暂缓成立，报上也不宣传，可放口头空气。现在全国总的任务是建立统一中国一切力量的民主联合政府，其他的不提”(43)。这种一张一驰的斗争艺术有利于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有利于扩大美蒋矛盾，赢得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日和民主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三）制定了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毛泽东十分成功地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运用于国际舞台上。他把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也分为进步、中间、顽固三种势力，美国帝国主义是顽固势力，具有两重性。在太平洋战争前，有与日本矛盾的一面，又有与日本妥协的一面。与中国建立同盟关系，有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一面，又有扶蒋反共的一面。为此中国共产党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斗争是联合的手段，没有斗争就不可能巩固和发展国际统一战线，也不可能有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地位。在太平洋战争前，毛泽东重点批评美国的绥靖主义。在欢迎美国出面调停国共关系时，他对其反共的一面，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
斗争的目的是联合，所以必须掌握斗争的度，即以不破坏国际统一战线为原则。他认为，中日矛盾是主要矛盾，在这个矛盾没有解决之前，一切矛盾都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在“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他指出：“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决不会退让。”我们“对美国的态度是，只要它是打日本，我们就愿意同它合作”(44)。在与美蒋作斗争时，他提醒全党斗争要留有余地，要有原则地妥协。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发表反共声明，标志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由扶蒋联共转为扶蒋反共。毛泽东十分巧妙地用敲山震虎不点名的战术，批评美国政府的决策人，同时呼吁“为了共同战胜日寇与建设世界和平，我们希望一切愿以平等待我的公正的美国舆论界、政府人员及军队人员积极起来，纠正赫尔利式的错误政策，因为这个政策的结果只会拖延对日战争的胜利与破环世界和平”(45)。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对美国的外交实践中，表现出的外交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对国际统一战线的巨大贡献，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威望，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和反共政策，对战后的中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收稿日期：1995年4月20日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40页。
②③④⑨(12)(13)(14)(28)王占阳、王小英：《中外记者笔下的毛泽东》，沈阳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174、94、150、94、169、171、209页。
⑤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1、395页。
⑥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34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8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355-356页。
(11)(16)(23)(30)(35)(36)(3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806、804、1084、1060、1103、1111、1115页。
(15)(27)(38)(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49、737、467、474-475页。
(17)(18)(19)(20)(33)(34)(42)(43)(44)(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9、344、345、311、564、563、564、564、602、612-613页。
(21)(2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8、409页。
(2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194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97页。
(25)《南方局党史资料》（一），第242页。
(26)《毛泽东、刘少奇致张云逸等电文》（1944年9月10日）。
(29)(32)〔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256、260页。
(31)毛泽东1945年3月13日与谢伟思的谈话。
(40)《毛泽东、周恩来复王若飞》的电文（1944年12月12日）。
(41)《毛泽东复周恩来的电文》（1945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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