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要金融购并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理论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市场势力理论(Market Power)
市场势力理论认为，购并活动的主要动因是因为藉购并可以减少竞争对手，从而能相应增强自身对经营环境的控制，提高市场占有率，扩大市场份额。而市场份额的扩大，可以使企业获得某种形式的垄断，这种垄断既能带来垄断利润，又能保持一定的竞争优势，因而可以增加长期获利的机会。对金融机构而言，通过购并增强市场势力主要源于以下几种情况：一是需求下降、服务供给过剩，几家金融机构合并，可以使本产业取得较有利的地位。二是国际金融竞争使国内市场遭受外资银行强烈渗透和冲击，金融机构合并组成大银行，可以对抗外来竞争。横向购并、纵向购并和混合购并虽然作用机理不同，但都能达到扩大市场势力的目的。横向购并通过行业集中，减少了本行业中的银行数量，使购并后的银行对市场控制力得以增强，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垄断；纵向购并使银行业务范围扩大，利润来源增加，市场影响增强；混合购并则扩大了银行的绝对规模，使其拥有相对充足的财力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达到独占或垄断某一业务领域的目的。基于此，市场势力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增大银行规模将会增强银行实力，大则不倒(Too Big To Fail)。
从理论上看，市场势力理论用于解释银行购并是完全合适的。因为对于经营“同质服务”的商业银行来说，规模越大，可能筹措的货币资金就越多、业务面越广泛，相应地收益越高。这一点在1980年就已被惠延顿证明过。惠延顿通过调查发现，大银行利润的变动比小银行变动要小得多，说明大银行抗市场环境变化的能力比小银行强得多。也因为如此，市场势力理论近年来已成为国际银行购并的重要理论依据。90年代以来的银行购并，个案所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所产生的金融“巨无霸”越来越多，几乎都是为了扩大市场份额，提高竞争能力。而当今世界资产最大的前10家银行均为购并银行也说明了这一点。
“大则不倒”是否就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肯定规模可以给银行带来效益的同时，至少有两点不能被忽略：一是大银行或超大型银行的出现可能导致过度垄断，降低市场的竞争性，从而可能降低对消费者的服务水准。根据美国有关组织1998年对300家银行的调查结果，在调查前两年内，美国银行业收费的上涨速度是美国通货膨胀的两倍，而收费最高的恰恰是大银行。二是规模的巨大膨胀也许会带来管理上的困难，从而影响效率。1999年穆迪公司降低了合并后的新瑞士银行的信用等级，可见大银行未见是好银行。最近，1998年由UBS和瑞士银行公司合并而成的UBS宣布一分为三——瑞士UBS、UBS资产管理公司和UBS华宝，至少可以证明，当规模经济的最优点被超过以后，规模的发展即成为不经济。正如美国西北银行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查德科瓦泽维奇所说：“你惟有通过成为更好才能变得更大，而不是变大就能变好。”
二、效率理论(Efficiency Theory)
效率理论认为，购并活动能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并增加社会福利。该理论有一个基本前提假设：购并的交易双方管理效率是不一致的，具有较高效率的A银行购并较低效率的B银行后，B行的效率将会被提高至A行的标准，从而AB行的整体效率得以提高，购并后的银行所产生的效率会超过购并前两银行单独经营时所产生的效能之和，即1+1＞2。
效率理论适用于解释旨在取长补短或优势互补的银行购并，如1996年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购并案。东方汇理是成立于1875年的一家老牌银行，在国际业务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拥有设在65个国家的240多个国际网点，但在1994年出现了巨额亏损。农业信贷银行是法国最大的银行，具有百年历史，几乎垄断了法国所有的农业信贷业务，但国际业务量很小。1996年，一个为摆脱亏损困境、一个为拓展国际业务的两家银行联姻了，东方汇理被农业信贷全资收购，双方实力均因此而大为增强。农业信贷的总资本增至259亿美元，按资本实力成为当年世界第4大银行；东方汇理虽然在地位上成了附属行，但由于农业信贷将其原有的国际业务全部转入该行，其国际网点和经营能力更加充实。
效率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分支是多角化理论(Pure Diversification)。该理论认为，当购并方和被购并方各处于不同业务领域、不同市场，且这些部门的产品没有密切的替代关系时，这种购并就是多角化购并或称混合购并。多角化经营可以使银行扩大投资回报的来源和降低来自单一经营的风险，使购并双方实现地区、业务等方面的优势互补，共享商誉、客户等资源，从而可以发挥“协同效应”(Synergy)。例如，原美洲银行的业务主要集中在美国西海岸，美国国民银行则以美国东海岸为主要市场，两家银行合并后组成的新美洲银行就成为全美首家分行连接东西海岸的银行，实现了地区性互补。日本东京银行长于国际业务和批发业务，三菱银行则在日本本土业务和零售业务方面有明显优势，二者的合并构成业务互补。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之间的合并属于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并，通过产品交叉销售扩大了自己的业务领域。根据多角化理论，银行通过购并可以降低进入新行业的成本，克服进入新市场的各种壁垒，从而有效地占领市场。因此，一些管理优良的银行已将购并视作其业务和机构扩张的最主要途径。例如，1985年以前，汇丰银行只是立足于香港的一个地区性银行，在过去的15年里，经过十数起购并，其资产已于1999年达到5470亿美元，并已成为国际最佳银行之一。
如果说，金融“航空母舰”的出现是效率理论的直接后果，1999年11月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生效，似乎为效率理论提供了更有力的政策支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而全的金融机构一定比小而专的金融机构享有更高的经营效率。下表显示了1983-1992年美国不同规模银行的绩效。
1983-1992年美国不同规模银行的绩效比较
单位：%
银行规模资产净收益率 贷款损失准备金率
小型银行
0.63
0.56
中型银行
0.78
0.53
大中型银行 0.71
0.67
大型银行
0.37
0.66
（前10家最大）
资料来源：李文军《银行越大越好吗——兼论银行规模问题》，载《国际金融研究》1998年12期
从表中可以看出，前10家规模最大银行反而拥有最低的资产盈利率，毕竟，银行是一种管理专业化色彩很强、要求很高的特殊企业，规模与效率之间没有绝对的正相关关系。前不久，美国花旗、英国西敏寺、荷兰商业银行集团都最终缩小或放弃了设立投资银行业务部的设想，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三、交易费用理论(Transaction Costs)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交易费用理论又称内部化理论。这一理论从微观的层面入手，把交易（而不是市场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认为购并的主要动因在于降低银行的交易成本。
交易费用理论的创始人科斯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互相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企业的重要特征是通过企业家而不是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和组织经济活动。购并是银行这种企业组织以企业机制对市场机制的替代过程。具体来说，当交易费用（企业利用市场机制时所需支付的费用，如为寻找交易对象而支付的信息费用，为谈判、签约而支付的签约费用，为监督执行合约而支付的履约费用等）很高时，就通过企业家将交易内部化——将原来较小规模的银行与外部市场的交易转变为合并后的大银行的内部交易——来节约成本。因此，交易费用的节约是银行购并的主要动因，银行内部的协调管理费用越低，银行购并的规模就越大，购并的最佳点应在降低交易费用与由于扩大规模而增加的内部监督管理成本相等之处。
威廉姆森发展了科斯的研究。在市场交易增大导致购并行为发生的假设下，威廉姆森分析了产生较高的市场交易费用和购并的原因，并把它们与环境因素结合起来解释市场机制的失灵。在威廉姆森看来，由于人的因素（如机会主义、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等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市场机制失灵，企业只有用内部机制来代替市场机制，即通过购并重组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企业组织中较强的合作意识加上有效的内部控制与决策，使得购并比市场机制更能有效地配置资源。
交易费用理论用于解释银行纵向购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业务相近的银行合并往往伴随着大量分支机构和人员的裁减，银行组织机构更精干合理，既减少了硬件设施的耗费，又降低了各项管理费用，使合并后的银行在成本较低的条件下扩大业务范围，提高盈利水平。例如德意志银行收购信孚后，将裁减5500个职位，预计每年可节省开支17亿德国马克；日本住友银行和樱花银行合并后，计划于2002年3月前削减6300个职位，随后两年进一步裁员3000人；瑞典银行集团北欧斯安银行收购德国联合经济银行后，可使其节省经营成本5.4亿克朗。如果说这些预计的数字尚缺乏说服力的话，下面的例子也许更能证明该理论的主要观点。1995年8月28日美国大通银行和化学银行合并，在原有业务交叉的领域精简机构和员工，使银行经营成本大大降低，盈利状况随之大为改观。1996年第一季度，收益增长率达到了44%，其中组织辛迪加贷款和投资银行业务手续费收入增长了4倍，股票和债券交易收入增加了3倍，扣除预计的合并经费，纯收益达9.37亿美元。
交易费用理论进一步认为，交易费用的节约，使金融服务的价格下跌成为可能，可以对消费者和社会带来净福利的增加，因而兼并应受到更大的鼓励。这是世界各国银行购并不断发生的理论依据，也是有关垄断法不再对规模庞大的银行购并实施制裁的原因所在。
但银行购并的实践似乎不如理论界乐观，购并后的银行可能会出现管理层次增加、沟通不畅、信息失真等问题，而且，购并双方的运作机制和企业文化实现真正的整合也并非易事。凡此种种决定了企业内部组织协调不一定能完全替代市场交易，即使可以替代，管理费用也不一定比交易费用低。前已提及的1996、1997年美国大银行服务费用快速增长明显有悖于交易费用理论；2000年2月穆迪公司的一份报告也认为，台湾3家公营金融机构——台湾银行、土地银行和中央信托局的合并不一定能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原因就在于它们在整合和大规模裁员的实施方面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