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版本校勘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鲁迅论文,王国维论文,版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4)06-0049-04
《鲁迅与王国维》是郭沫若1946年9月撰写的学术论文，同年10月发表在《文艺复兴》
2卷3期上，次年即收入郭沫若的《历史人物》一书中，由海燕书店出版，是为《鲁迅与
王国维》的最初版本。1951年2月，海燕书店再版发行《历史人物》，郭沫若没有校改 ；1956年新文艺出版社版的《历史人物》，经过了郭沫若的增删校阅修订；1959年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12卷的《历史人物》，即根据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的 版本编入。我们依据1951年海燕书店版《历史人物》(以下省称51年海燕版)和1959年人 民文学出版社版《沫若文集》第12卷的《历史人物》(以下省称59年人文社版)所收录的 同一论文《鲁迅与王国维》，勘比校对，整理异同，以期从中找寻郭沫若校改、增删文 字的思路与轨迹，寻绎作为学术大师郭沫若的思想历程，甄别学术史家郭沫若对民国著 名学术人物价值判断的是非曲直，从一个侧面钩沉20世纪50年代初期郭沫若学术思想与 学术估价的心境。
一
51年海燕版与59年人文社版之《鲁迅与王国维》，虽然没有本质的不同，郭沫若也没
有对同一著作的多个版本作颠覆性的改写，但从其错落有致的文字改动中，似乎可以看
出，不少更改处，看似不经意，其实处处充满了郭沫若自己的某种潜存于心的价值判断
。将51年海燕版与59年人文社版之《鲁迅与王国维》，进行反复的校读与覆按，我们可
以很清楚地分划出前后两个版本具有四个方面的错异与差别：
(一)称谓发生重大变化，似乎透露郭沫若内心思想转型的玄机。51年海燕版之《鲁迅
与王国维》中的关于王国维的称呼皆为“先生”，而在59年人文社版《鲁迅与王国维》
中将“先生”删除而直呼“王国维”其名；称“王先生”均改为“王国维”或单呼其姓
“王”。对王国维称呼的变更有26处；例如59年人文社版《历史人物》中的语句为：“
而王国维先生却中止在了一个阶段上”；“王先生进学部做官也是出于罗的引荐。辛亥
革命以后，罗到日本亡命，王先生也跟着他”。59年人文社版《沫若文集》中则改写为
：“而王国维却中止在了一个阶段上”；“王国维进学部做官也是出于罗的引荐。辛亥
革命以后，罗到日本亡命，王也跟着他”。
59年人文社版《历史人物》较之51年海燕版对鲁迅的称呼除保留三处仍称“鲁迅先生
”外，都一概直呼“鲁迅”之名。如51年海燕版《历史人物》中的字句为：“但我自己
也委实傲慢，我对于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向很少阅读的”；“鲁迅先生的朋友关系便幸运 得多。鲁迅先生在留学日本期中便师事过章太炎。”而59年人文社版《沫若文集》中的 《鲁迅与王国维》则改写为：“但我自己也委实傲慢，我对于鲁迅的作品一向很少阅读 ”；“鲁迅的朋友关系便幸运得多。鲁迅在留学日本期中便师事过章太炎。”等等。这 样的改动达37处之多。涉及到鲁迅与王国维的合称时，51年海燕版《历史人物》的称谓 是“两位先生”，在59年人文社版《沫若文集》中都为“两位”。如51年海燕版为：“ 两位先生的履历，就这样，相似到实在可以令人惊异的地步。而两位先生的思想历程和 治学的方法及态度，也差不多有同样令人惊异的相似。”而59年人文社版则改为：“两 位的履历，就这样，相似到实在可以令人惊异的地步。而两位的思想历程和治学的方法 及态度，也差不多有同样令人惊异的相似。”同样的变更在59年人文社版有14处。
(二)关于民国核心学术人物的评价出现了很显著的变化。《鲁迅与王国维》所评价的
是浙江籍著名学术人物，自然在行文中涉及到了既是浙江籍著名前辈学者也是民国时期
学术领袖人物的章太炎与蔡元培。51年海燕版《历史人物》有2处称呼“太炎先生”，
而59年人文社版《沫若文集》中的《鲁迅与王国维》均改为“章太炎”；51年海燕版《
历史人物》有3处称呼“蔡元培先生”和“蔡先生”，而59年人文社版《沫若文集》中
则一律改为“蔡元培”。
(三)字句或人名的增删、变动，看似不经意，实际上表露了建国初期郭沫若学术境界
。在涉及到鲁迅与王国维时，51年海燕版《历史人物》中为：“在两位先生生前我都不
曾拜见过”，而59年人文社版《沫若文集》中的《鲁迅与王国维》中则改写为：“不曾 见过面”；《鲁迅与王国维》在涉及文学团体创造社与鲁迅的关系时，郭沫若在51年海 燕版《历史人物》只罗列了麦克昂(郭沫若化名)、(蒋)光慈、(郑)伯奇三个人；而在59 年人文社版《沫若文集》中加添了“成仿吾”的名字。
(四)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前后两个版本有着明显变动。51年海燕版《历史人
物》中对鲁迅与王国维的评语为：“而认识了他们的伟大却都是在他们的死后”；而59
年人文社版《沫若文集》中则改成：“在他们的死后，我才认识了他们的卓越贡献”；
51年海燕版中涉及王国维著作时，郭沫若说：“我参考过《宋元戏曲史》。读过后，认
为是极有价值的一部好书”；但在59年人文社版《沫若文集》中则删除了文中的“极” 字；51年海燕版中评价鲁、王学术价值时，郭沫若的用语为：“但他们用科学的方法平 回治旧学或创作，却同样获得了辉煌的成功”；而在59年人文社版《沫若文集》中将“ 成功”改写为“成就”；对蔡元培的评价语，51年海燕版是“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 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59年人文社版《沫若文集》则改写为 ：“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的贡献相当大”。
二
建国初期的50年代，郭沫若为什么要对《鲁迅与王国维》这一学术论文作出那么大的
修改?郭沫若潜存于心的学术评价标准究竟是什么?这四个层面的增删、更动、改写如何
透露50年代郭沫若的学术心境?在评价已经逝去的学术巨人时，同是学术领袖的郭沫若
内心是否内存着或纠缠着个人的学术恩怨?在纯粹的学术史家的评价中，郭沫若如何将
政治意蕴曲折地表露在自己的论著修改中的?从学术估价与思想评判的角度分析，郭沫
若对《鲁迅与王国维》一文的篇幅不大的修改与增删，表明郭氏对鲁迅和王国维的外在
评价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对这两位浙江籍著名学者的评语以及郭沫若对他们的尊重
的重心，似乎有了些细微的变化。王、鲁之于郭沫若，孰轻孰重，虽然很难见分晓，但
郭沫若对王国维的推崇，并且以私淑弟子视王，郭氏的不少著作以王国维的论著为学术
研究的基点，这就可以反映出郭沫若对王国维更加尊敬些。而对鲁迅，郭沫若则不然。
从生理年龄分析，鲁迅年长郭沫若11岁，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年辈划分，郭沫若显然是 鲁迅的晚辈。但从文学艺术创作的领域观察，天才型的郭沫若在创作了《女神》以后基 本上奠定了自己在新诗歌运动中的特殊地位。郭沫若在文学创作、文艺理论批评、翻译 文学、戏剧等领域的独创性，可以与鲁迅已经在文坛的领袖位置相征逐。鲁迅为文学青 年所拥戴，但却与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产生了不愉快。郭沫若是抱着与名人争鸣而出 名的思路而奋起与鲁迅笔战的。作为一位天才型的文学大师，郭沫若创作灵感的飞动， 诗人瑰丽的幻想，艺术天分的张扬，留学日本的知识储备，年轻人的豪情冲撞，以及当 时经济的困窘，这一切都是激励郭沫若与传统的，老辈的，名人的权威挑战的内在因素 。所以对鲁迅，郭沫若并没有怀着尊崇的心态去膜拜。倒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所积染成习 的“文人相轻”的作风，形成了“轻薄为文哂未休”的状态。
1927年年底，为了恢复《创造周报》，郭沫若曾邀请鲁迅合作。对于第一次联系的结
果，郭沫若的描述是因为自己的一篇给《学灯》栏编辑李石岑的信的发表，而惹起了鲁
迅先生和其他朋友们的不愉快，屡次被引用来为我乃至创造社同人们藐视翻译的罪状。
和鲁迅的合作不仅半途而废，而且不幸的是更引起了猛烈的论战，几乎弄得不可收拾。
对于这些旧事的重提，郭沫若表露出自己的遗憾，并且很抱憾平生不曾和鲁迅见过一次
面。对于其中的原因，郭沫若认为是挟着些意气和傲慢。因为自己的傲慢，“对于鲁迅 的作品一向很少阅读，记得《呐喊》初出版时，我只读了三分之一的光景便搁置了”。 一直到鲁迅去世以后，亡命于日本的郭沫若“才靠朋友的帮助搜集了鲁迅的遗作的一部 分，零星地读了一些”。[1]但有一点郭沫若是不能漠视的，那就是民国时期鲁迅思想 与文风的影响力、号召力与战斗力了。1940年在纪念鲁迅诞辰60周年大会上，郭沫若在 致词中就说：“他的思想和精神是永恒的。……鲁迅先生的伟大诚然不是我们所能比拟 的，他在思想，文学与革命的斗争的各方面都放射了不可比拟的光辉。”[2](P270)可 以说鲁迅的光辉与伟大又让郭沫若是无限的仰视。所以在51年海燕版中写道：“我很抱 歉，在两位先生生前我都不曾拜见过。”临文处处“先生”，晤面称为“拜见”，似乎 表明了郭沫若对已经死去的鲁迅的尊崇，而其间是大有隐情的。而这一隐情与当时政治 情势的变动具有密切关系。鲁迅是民国政府的反对派，自然其他的党派就要或隐或显、 或直接或间接地援引鲁迅，以为文学与思想的代言人。中国共产党与鲁迅的切近，实际 上是将鲁迅引为知己的。自然地，鲁迅的思想意识、创作方向、文学批判矛头就对准了 民国政府。当被公认为中国20世纪的思想家、文学大师鲁迅逝世后，中国共产党自然要 高举鲁迅的旗帜，将鲁迅塑造为“民族魂”。郭沫若对鲁迅的些微的、纸面的、外在的 变化，有必要与当时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政治诉求相一致。如此，郭沫若的政治生命、 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与社会活动，便有了根基，有了后援。
鲁迅逝世以后，基于政治目的的高举鲁迅文化旗帜的领袖如何确立?是否郭沫若即是后 鲁迅时代的文化旗手?郭沫若如何认同鲁迅?这些问题需要从政治的层面给出答案。1936 年鲁迅去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合发出了三份电报，一份给鲁 迅家属，一份是《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一份是《为追悼与纪 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毛泽东也是治丧委员之一 ，中国共产党给予了鲁迅高度的评价。[3]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在全体干部会上作《 反对党八股》重要讲演，会场上散发了一个题名《宣传指南》的小册子，第一篇是从《 苏共(布)历史简要读本》上摘下来的，第三篇就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4]毛泽 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多处提到鲁迅的笔法和鲁迅的精神。也正是为了 斗争的需要，此时中国共产党极力地树立郭沫若的学术思想领袖地位。1941年在重庆举 行了隆重地纪念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和五十寿辰的祝辞、纪念活动。周恩来的祝 辞是：“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是新文化 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 ，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2](P5)郭沫若成为继鲁迅之后的中国文化 的旗手。他在国统区成为动员人民，打击敌人，争取民族独立与祖国进步的一面光辉的 旗帜，也因此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无限景仰。
从政治意蕴上和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尊师重道的道德伦理分析，郭沫若都应该要一如既
往地尊重民国时期以鲁迅和王国维为代表的文化旗手和学术重镇，而不该是59年人文社
版《沫若文集》中的《鲁迅与王国维》所看到的些微变化。既然郭沫若在建国初期以修 改增删《鲁迅与王国维》而改变了对鲁迅与王国维的部分尊重与某种判断，那么，潜藏
其中的变化玄机究竟是什么?
郭沫若本人在政治、学术、文化上发生了巨大变转，自然就要将这三个层面的优越感
与学术文化领袖的风头曲折迂回地表现在对旧著的修改与更动中。但这一更动与增删不
能过于刻露，不能表现霸气，而应该是恰到好处地体现郭沫若自己的身份，学术上平起
平坐。王国维堪称民国时期“新史学”的开山祖，作为史学家，王国维的甲骨学、“古
史新证”、文字音韵训诂学、古器物学是当代史坛无法逾越的学术空间。而郭沫若是当
之无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在将民国史学转轨到新中国史学方面郭沫若又
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从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到1952年《奴隶制时代》的出
版，郭沫若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娴熟地运用于中国古代史分期的研究，由于
得到毛泽东的支持，郭沫若的“春秋、战国封建说”被定于一尊，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
学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为当时以郭沫若为学术领袖的新史学人物所推
崇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学术准则。
三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郭沫若提出了“人民本位”的思想法则，这一准则成为以后郭
沫若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核心。建国初期，郭沫若用“人民本位”衡量学术人物，判
断学术史，对他以前尊重或推崇的著名学者鲁迅与王国维在内的学术人物自然就要重新
审视了。作为与政治紧紧相关联的学术领袖郭沫若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是有自己的好恶标
准的，他认为自己的好恶标准用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5]这一“人民本位”观按我
们的理解就是“人民思想观”、“平等思想观”，世间没有高不可攀的尊者和伟人。所
以可以把51年海燕版中的“两位先生生前我都不曾拜见过”在59年的人文社版中改变为
“我都不曾见过面”，那样一种对两位先生的仰视很自然地变为平视。郭沫若是新中国
的学术领袖与文化旗手，在民国时期向新中国时期的学术思想转型中，郭沫若的政治地
位、学术地位是很高的，他自然要在一个层次上与民国时期的著名学术人物拉开距离，
表现得更具有新时代学术文化领袖的气度，这就决定了郭沫若潜意识中对他曾经尊崇的
学术前辈的平视甚至鄙视。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是对人类文化遗产批判性地继承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郭沫若对民国时期文化学术人物再评价的态度与观念。作为学术史家以
及建国初期的学术领袖的郭沫若在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的大讨论中，他并没有写作具
体的文章来针对某人某事，但在修改自己的旧作中表露了他的思想与观点。前后两个版
本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有了很大的改动。59年人文社版《沫若文集》中的《鲁
迅与王国维》直呼“章太炎”，而与51年海燕版《历史人物》尊称章太炎为“先生”大
不相同，这一现象也值得钩沉。章太炎为晚清民初的国学大师，在古文经学、小学、音
韵学、诸子学、佛学等领域具有广泛而渊博的知识。郭沫若与章太炎的学术路径不同，
他走的是罗振玉、王国维经史考证的路线。罗、王之学与当时的章黄学派是隔阂的、分
歧的，郭沫若作为罗、王之学的后起学人也没有从党同伐异的角度与章黄学派有文脉之
争。倒是郭沫若青年时代的经学老师系王闿运的三传弟子，在经学问题上调和今文与 古文，与章太炎的偏执古文经学有冲突；章太炎曾经为川籍著名经学家廖平撰写墓志铭 ，[6]而郭沫若似乎也间接地接受过廖平的影响。但这些都说不上作为晚辈学者的郭沫 若与章太炎究竟有多么深的关系。为什么郭沫若将先前的“章太炎先生”而径直改为“ 章太炎”呢?除了郭沫若心中所牢守的“人民本位”外，与章太炎的政治态度与建国初 期从政治层面上评判近代学术人物有很大关系。如果新中国的学术领袖对民国时期的著 名学者顶礼膜拜，自然就很扭曲历史人物评价的是非标准。这应该说是郭沫若评判章太 炎的内在隐情。蔡元培在郭沫若的《鲁迅与王国维》中先是被尊称“先生”，后是被直 呼“蔡元培”；郭沫若对蔡元培的评价由“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改变为“有名的自 由主义者”。这些看似寻常、细微的更动，实际上透露郭沫若对蔡元培这位民国时期学 术领袖人物评价的内在改变。中国伦理学、哲学、美学等是蔡元培所研究的学术领域， 他长期置身民国时期学术文化教育的核心(民国初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 院院长)，在学术思想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郭沫若作为蔡元培的晚辈，对蔡是崇敬的 。但郭沫若的学术路线与蔡不同，郭也非学院派学者，自然与蔡元培没有什么关系。倒 是蔡元培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与郭沫若有些微的学术关联。50年代郭沫若自 己的政治身份与学术地位与民国时期蔡元培具有相似性，从内心情愫来说，郭沫若是很 难以过高评价蔡元培的。
郭沫若50年代的学术心境与文化器度，折射着一位学术大师的智慧与睿思；同时也表
露出郭沫若内在的精神高亢与外显的对民国时期学术大家的睥睨与不屑。政治身份的核
心化，诗人气质的肆情，私人恩怨的泛起，在郭沫若的精神境地都会产生或持久或间歇
的影响，直接间接地妨碍郭氏对民国学术史家的评判尺度的客观化运用。而更重要的一
点是，建国初期对政治评判的强化，突出政治层面的判断标准，对郭沫若的学术研究与
文化批判发挥了巨大影响。对《鲁迅与王国维》这一著名论文的修改、增删、更动，反 映了郭沫若秉持政治意念衡准民国学术史、学术人物的内在心境。
收稿日期：2004-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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