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良[1]2004年在《《史记》《战国策》对战国历史记载之比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史记》、《战国策》共同记载的战国时期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通过综合运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分别考辨了《史记》与《战国策》叙事不同、详略不同(其中又细分为《史记》详于《战国策》、《战国策》详于《史记》、《史记》与《战国策》互有详略叁种情况)国名不同、人名不同等四个方面的得失优劣。 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在所考辨的四十八条相关记载中，《战国策》的记载比《史记》更为可信的仅为少数，而《史记》可信的则为多数，之所以《史记》对战国这段历史的记载要远胜于《战国策》，究其原因，《史记》是司马迁一人所独立完成的着作，有着强烈的求实精神的司马迁，对所采用的史料皆做过认真的考辨工作。而刘向作为《战国策》的编定者，他只是把几部内容相似的材料按国别编辑在一起，删其重复而已，并没有做史实的考订工作，所成之书并非他的“一家言”，因而《战国策》只是一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并不是专门的历史着作。正是司马迁、刘向对待战国纵横家所述史事的不同态度和处理的不同方法成为决定二书在记载战国史实方面优劣的根本性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战国策》所记是战国纵横家或所谓策士的言论，他们的说辞旨在悦其人、动其心，以使被游说者采纳自己的策谋，至于所举事例是否符合事实并不为他们所注重，甚至许多事例出于他们的虚拟或增饰，因此《战国策》中存在不少失实或错误的记载，也就不足为奇了。
韦莹莹[2]2017年在《苏秦史传文学形象及其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苏秦史传文学形象脱胎于《战国策》,成形于《史记·苏秦列传》;苏秦为燕间齐的间谍形象在《战国策》和《史记》所主的合纵六国故事底本中并不明显。在司马迁笔下,侧重塑造的是苏秦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卓越非凡的政治才能;以及困厄时百折不挠、发迹后知恩图报、才智过人、功绩显赫的“进取”形象。太史公认可苏秦合纵六国的功绩,将其作为苏秦生平事迹的主要内容,而将苏秦为燕间齐之事迹一笔带过。这就突出了苏秦合纵六国的功绩和苏秦机智雄辩的正面形象,淡化了苏秦“反覆之臣”的负面形象。苏秦隐忍就功名、衣锦还乡的史传文学“进取”形象一经《史记》定型,便自此深入人心。历代有关苏秦的文学作品无一不受其影响,受中国古代士阶层文化和科举选拔制度的影响,唐宋诗歌侧重于对苏秦进取功名、穷微困厄文学形象的接受和传播;受发迹变泰文学题材和通俗文学发展的影响,元杂剧《冻苏秦衣锦还乡》和明传奇《金印记》侧重于改编敷演苏秦衣锦还乡事迹,借此发泄不平之气、批判世态炎凉。史传文本《史记·苏秦列传》交代苏秦史料虽有抵牾之处,但并非完全不可取。根据太史公论赞词及《苏秦列传》处理苏秦事迹的倾向,可以推断太史公对苏秦其人是持有肯定态度的,并且《史记·苏秦列传》极有可能为太史公为苏秦刻意撰写的翻案之作。
王会斌[3]2016年在《战国令书制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战国令书,战国命令文书的简称,它是战国时期各国家传达命令信息的一种工具,具有命令性、强制性、公务性、合法性和文本性等基本特征,被书写或刻铸在竹木、金属和玉石等载体上,体现了战国统治者的统治意志,是战国统治者统治国家,协调统治阶级相互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各种关系时所使用的重要手段之一。战国令书制作是将战国时期各国家传达的命令信息转化为实物令书的一项工作,是战国令书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战国令书制作研究就是要对这项工作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探讨,如在战国时期统治阶层用什么人来制作令书;根据统治者颁布命令内容的不同这些人都使用哪种令书进行制作,这些令书都起源于何时;在制作令书时他们都采用了什么样的格式、语言、载体材质和规格,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等等。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战国国家权力的运行机制、实现途径和秦汉社会令书制作进入成熟期的原因。本文共分7章,第1章前言阐述选题缘由及选题意义,并通过对战国令书制作相关概念的界定及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确定了本文写作的主旨及框架。第2章对战国令书制作的种类及其源流进行考辨。战国时期的令书已经形成了命书、“令”书、诏书、告书、誓书、檄书、律法书、式法书、释法书、判决书、盟书、符书和节书等十数种门类。这些令书种类的历史演化与当时社会复杂变化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第3章主要对战国令书制作者的身份进行辨证。战国令书制作者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发令者;二是书写者。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如制作令书的知识过于专业、事情秘密、形势紧急及史官和书吏不在时,某些无身份职责的人员也会被赋予临时的令书制作权,另外,某些部门长官有时也要亲自书写令书。这与战国时期官僚体制尚未完善,官吏职能专业化不强有关。第4章对战国时期各类令书的书写格式及用语进行探微。因令书种类的不同,有的令书包含发令者、受令者、发令时间、发令地点和命令内容等较完整的要素,有的令书要素则缺失很多,这主要与各自的文体功能有关;在用语风格上,有的令书追求简洁、质朴和准确,有的令书则追求灵活、生动和达意,这主要与令书文体功能、书写格式及当时盛行的诸子论理文风有关。第5章对战国令书使用的载体材质及规格进行探究。战国令书的载体材质主要有竹木、金属和玉石等。令书因种类和等级不同,在载体材质与规格上存在较大差异。如律法书、“令”书多用竹木材质书写,盟书多用玉石材质制作,其形制又有简、牍、圭、璋等的不同,尺度则有一尺、一尺二、二尺、二尺四寸等的差异。这主要与日益成熟的战国官僚科层制对令书功能的不同需求有关。第6章重点分析了战国令书制作中各项因素的种种关系。如令书种类在原有令书种类基础上的内容变革;部分令书种类发生裂变形成新的令书种类,但原令书种类并未完全消失;部分令书种类的内容与形式均出现了某些变化,但却承袭了前代不断衰落的趋势;部分令书种类在前代并没有出现,为应对新的时代及功能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等。再如令书制作者之间具有上下等级;战国令书制作者职能不但有主导与辅助的区别,还有总揽与分管的不同;战国令书制作者看似各自独立,但却为同一系统服务等等。而这种种关系产生及变化的根源在于当时不断进步的社会生产力与滞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巨大冲突。第7章主要阐述了战国令书制作的特点及其影响。战国令书制作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军事与司法方面的令书所占比例较大、令书载体与规格带有深刻的战国官僚科层制特征、令书制作体系处在向专门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发展的过程当中。其主要影响,不仅保证了战国令书系统的其它环节顺利运行,维持了战国当权者统治的稳定,促进了战国官僚体制的建设,同时也为秦汉令书制作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参考。
王景[4]2013年在《楚怀王时期的楚秦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楚怀王在位的叁十年是楚、秦交往的关键时期：第一,楚、秦自春秋时期就开始的十八世同盟关系在怀王时期破裂,楚秦之间爆发了叁次足以影响战国局势的大战,战国主要诸侯国均被卷入了战役；第二,楚、秦两国国势在怀王时期出现极大的转折,楚国开始由盛至衰而秦则逐渐成为凌驾于东方六国之上的强国；第叁,怀王时期的楚秦关系也对秦末掀起的反秦起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仅项氏政权以楚怀王之孙心作为号召六国余裔的象征,司马迁的《楚汉之际月表》也将楚国作为纪年的正统。本文注重研究楚怀王时期的楚秦关系,以求厘清楚秦交往变化对战国局势的影响,主要分为六个章节,按照叁个层次进行论述：第一章和第二章作为论题的背景,对先秦时期楚秦关系进行综合论述。第一章首梳理春秋至战国初楚秦关系的概况；最后分别简述战国初期楚、秦两国的发展状况。第二章重点研究楚怀王继位前的战国局势：认为魏惠王“王道秩序”的失败导致战国秩序发生变化,使楚秦关系出现裂痕。第叁章至第五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将楚怀王在位叁十年分为叁个阶段,每一章对应一个阶段,分析了在合纵连横背景下的楚秦关系。第叁章以楚怀王元年至十二年为合纵连横的第一阶段,以襄陵之役为转折点：襄陵之役前秦意图将楚纳入自己的连横体系中；襄陵之役后,楚国脱离秦国加入合纵,并成为第一任纵长。第四章以楚怀王十叁年至十八年为合纵连横的第二阶段,以楚、齐重新合纵为分界,之前楚、韩、魏叁国合纵意图伐齐,齐、秦相合；之后楚、齐相善,秦则试图斩断楚、齐关系,最终在丹阳之役时形成了秦、韩、魏连横对抗楚、齐、宋合纵的局面。第五章以楚怀王十九年至楚顷襄王二年楚怀王死秦,分别从秦武王、秦昭王两朝论述楚秦关系的变化：在此期间,楚怀王因为楚、秦复合而失去纵长地位,形成了外交内困的局面。第六章是本文的结尾部分,重新分析怀王时期派系斗争问题,并对楚国血缘宗族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探析。本文探究了派系的组成、主张,并辩证地对“亲秦”“亲齐”的传统观点进行了相应地评论,并分析了派系斗争出现的原因,最后从血缘宗族的角度,探寻怀王时期的昭、景、屈叁姓对于秦汉历史的影响。
李波[5]2016年在《《战国纵横家书》文学性研究》文中认为《战国纵横家书》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部内容类似《战国策》的帛书古佚书,全书共二十七章,一万一千余字,除十一章可见于传世文献外,其余十六章全为佚文。本篇论文主要从文体类型、人物形象、谈辩技巧及语言特色四个角度分析了《战国纵横家书》的文学性特征。论文的绪论部分介绍了论文选题的理由及意义和国内外关于本书的相关研究成果。正文第一章对《战国纵横家书》的概说分为叁个部分,首先辨析了该书的成书时间及内容分批情况;其次考证《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的关系,以唐兰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战国纵横家书》应是《苏子》一书的部分留存篇章,而反对者则认为《战国纵横家书》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刘向在编集《战国策》时所参考的原始本子之一,由于《苏子》一书早已亡佚,笔者对第一种看法持保留意见,而通过考证认为第二种说法也不准确。今本《战国策》并非刘向编集的原貌,而是有所亡佚并经过后人增补修改过的,我们不能确定见于《战国纵横家书》的十六篇佚文是否在《战国策》亡佚的篇章之中。因此,对于《战国策》与《战国纵横家书》我们只能在研究时两相参照而难以确定其源流关系。本章最后介绍了《战国纵横家书》的作用,该书作为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考订之功,具有珍贵的文本与史料价值。论文的第二章围绕着《战国纵横家书》中各篇章所属的文体类型展开,该书所涉文体大致包括书信体、论说体和记事体叁类,其中书信体十一章,论说体十叁章,记事体叁章。对每类文体,论文都从其特征和作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并结合具体篇章加以论证。论文的第叁章着重论述了《战国纵横家书》中的纵横策士形象,其中苏秦的形象最为鲜明。这一章首先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与社会等方面介绍了纵横策士产生的时代背景,接着遵循从一般到个别的原则分析本书中的纵横策士形象。《战国纵横家书》中出现的纵横策士有十数人之多,但除苏秦外,他们不但出场时间短且相关资料有限,故论文将除苏秦外的纵横策士归为一体,于他们的个性中提炼共性,重点突出他们的忠君爱国、能言善辩及机智变通。苏秦作为“合纵”策略的“代言人”,在帛书中显得个性突出、血肉丰满且富有人情味,与《战国策》中脸谱化了的苏秦迥然不同。论文的第四章将《战国纵横家书》中纵横策士所使用的谈辩技巧分为五类,每一类都是从帛书所载的游说辞中归纳总结出来的。论文的第五章紧承第四章,将论述的重点放在纵横策士的语言特色上,纵横策士们往往使用多种辞格,以比喻、夸张、引用、排比、反问等方式增强语辞的说服力。作为出土文献的《战国纵横家书》,其整体语言风格不同于《战国策》的“辨丽横肆”与“铺张扬厉”,显示出简洁质朴与委婉含蓄的特点。
武思梦[6]2016年在《战国前期的韩国研究》文中提出韩氏无论是在为晋卿时期还是立国之后,力量都较为单薄。韩氏家族是晋国公室桓叔之后,被称为“桓族”。春秋初年,在晋献公“灭公族”、“尽灭群公子”的背景下,做为“桓族”的韩氏在被打击之列,几乎遭遇灭顶之灾。晋灵公时期,在赵盾的举荐下,曾“畜于赵氏”的韩厥出任司马一职,由此韩氏逐步发展,成为晋国的望族。韩氏之所以能够在晋国诸大族中胜出,成为叁家分晋之一的强宗大族,首先是韩厥、韩起在晋国的军功及他们对韩氏家族的经营,其次是与赵、魏大族的同盟关系。晋国尚军功的政策,以及晋、楚争霸的大背景都为韩氏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分晋之初,叁家依然保持着同盟关系,称为叁晋。在魏文侯的主导下,叁晋联合伐齐攻楚,所向无敌,终于在公元前403年,迫使周天子为叁家“正名”,立为诸侯。立国后,韩国最迫切的要求就是打开通向中原的道路,向中原地区发展。早在叁家分知氏时,韩氏就有了“吞郑”的计划,并为灭掉郑国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随后,韩国在进攻中原的过程中,不断地攻占蚕食郑国的辖地,韩国的都城由平阳迁到了原属于郑国的宜阳,之后又将阳翟作为攻郑的前沿军事基地,形同陪都。在公元前375年,韩国终于灭掉郑国,并把韩国的国都迁到新郑。然而,韩国内部的局面并不容乐观,由于公族势力强大,韩国的几次迁都又形成了不同的势力集团,如公室与大族之间、各个大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酿成了韩相侠累遇刺和韩哀侯被弑事件。韩懿侯继位后,并未对其父韩哀侯被弑的事件进行追责,究其原因当有以下四点:第一,韩懿侯与韩严是同一利益集团。第二,韩懿侯势单力薄,他继承君位是各利益集团相互妥协的结果。第叁,韩国刚迁都郑不久,需要公族势力的支持,来对抗郑国旧族的反抗。第四,叁晋联盟破裂,外患滋生。但可以肯定的是,韩懿侯时期,君权得到了强化。这也是韩懿侯之后,韩昭侯能够任用申不害为相,进行顺利改革的原因。改革前,韩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对外关系方面,叁晋联盟破裂,韩国承受着来自魏国的强大军事威胁。韩国内部的主要问题则是,公族权力强大,政治日益腐化,灭郑后郑人仍然有很强的反抗情绪。韩昭侯八年(公元前355年),韩国任用申不害为相,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君权、任贤使能等。申不害改革,使韩国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基本形成。首先表现在君权的强化,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将世袭大族改变为国君可以任免调遣的官吏,任命官员的权力收归到国君手中,加强了国君对官员的控制力。另外,韩国对官员实行文武分职,对封君权力进行限制,国君掌握军队调动的权力,在地方上实行郡县二级的行政管理制等,这些都是君权走向专制的表现。改革之后,韩国在外交上倒向魏国,两国之间有了短暂的和平。但是改革也带来了严重的弊端,韩昭侯过度用“术”,大大限制了官员的主动性,严重影响了行政机关的运转效率。另外,一边倒的投向强大的魏国,使韩国在外交上变为被动。韩昭侯统治时期,韩国国势开始衰退。首先,韩国对内管理措施的失误,以及外交政策的欠妥,是影响韩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原因。另外,韩国西临王室、东邻强魏的地缘位置,也使韩国很难向外发展。韩国在战国七雄之中,是始终属于较弱地位的诸侯国。
宋丽娟[7]2014年在《战国邦交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战国时期,诸侯并立,这时的邦交不仅关系到邦国兴亡,而且是争夺霸主地位、兼并土地人口、进而一统天下的有效途径。因此,战国各诸侯国开展了丰富多样的邦交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包括邦交思想文化、邦交礼仪文化、邦交制度文化等等绚烂多彩的邦交文化,这些都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宝贵遗产,但是目前学界对战国邦交文化研究的总体上来讲偏弱。本文在研究文献史料和继承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历史学和文化学理论的指导下首先对战国时主要诸侯国的邦交关系进行了梳理,然后对战国邦交思想、邦交礼仪、邦交艺术、邦交策略、邦交途径、邦交制度等邦交文化的内涵进行了分门别类的阐述,最后探讨了战国邦交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对当今中国外交的借鉴意义,总括了战国邦交文化所呈现出的独特时代烙印,以期能对战国邦交文化形成较为全面、客观的认识。论文分为绪论、正文、总结叁个部分。绪论。交代研究战国邦交文化的缘由,界定了战国时间范围、“邦交文化”等基本概念,对战国邦交文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正文部分共有八章,一到七章分别对战国邦交文化的内容进行了论述,第八章探讨了战国邦交的功能和特点：第一章重点立足于七国,分别对七国的邦交关系以时间为线索作了概述。第二章阐述了儒家的“仁义”主义、道家的“无为”主义、墨家的“兼爱”主义、法家的“耕战”主义、纵横家的谋略主义、兵家的“慎战”主义为代表的战国邦交思想。第叁章介绍了战国邦交制度,其中包括邦交机构和人员的组成、特点、如何选拔邦交人员、邦交人员所需要的素质。第四章先从整体上论述了战国邦交礼仪的“损益变化”,然后分别阐释了以朝觐、聘问、会盟、飨宴、遣使的礼仪仪式以及朝觐、会盟、聘问对邦交的实际效能和作用。第五章重点从精心雕琢的辞令、灵活多变的修辞、严谨缜密的逻辑、精准的攻心策略四个方面论述了战国邦交艺术中的语言艺术,总结了战国邦交语言艺术的特点。另还简略地论及了邦交艺术中的行为艺术和神情艺术。第六章介绍了合纵连横、远交近攻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战国邦交策略的内涵及运用成效。第七章对经济、军事、联姻、质子、置相等战国邦交比较特殊的途径与方法做了论述,这包括对它们的目的以及如何影响邦交等问题作了探析。第八章先是从对当时的影响以及对后世的启示两方面彰显战国邦交的功能,然后从邦交文化各个方面的特点阐述了战国邦交的特点及形成的时代原因。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对全文的内容和主要观点警醒总结,并反思自己研究的不足之处。
陆琦杨[8]2016年在《先秦时期出奔事件研究》文中提出“出奔”是先秦时期的一种普遍而特殊的政治事件,其历史源远流长,在春秋时期达到高峰。就影响而言,出奔事件及其衍生物对先秦社会历史发展一一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政治与社会变化一一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本文以出奔事件及其相关因素为切入点,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来展现先秦时期出奔事件的整体情况与其中若干重要细节,并且关注出奔事件与春秋战国时代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除绪论、结语外,本文共有六章和余论,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一部分作为本文的研究基础,主要是对先秦时期出奔事件数据展开统计分析。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第一章从时空维度概述出奔事件在先秦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分析出奔事件的产生原因,并依据不同标准为出奔事件划分类型；考察出奔者群体的身份变化和相关的“出奔之礼”问题。第二章主要讨论出奔者选择出奔地的影响因素或条件以及出奔者的最终结局。第二部分包括第叁章至第四章。这两章是本文的创新之处,重点考察春秋战国出奔者与从亡者、未从亡者、本国同僚或世交旧识和出奔地国君、贵族等周围人群之间的人际关系,以及这些人际关系如何影响出奔者与出奔事件的发展。第叁部分包括第五章。该部分聚焦出奔事件的衍生事件,诸如导致春秋时期列国会盟、国内盟誓和先秦时期征伐或军事行动等因素,以此讨论出奔事件与当时政治军事斗争的联系。第四部分即第六章。这一章主要关注出奔事件与春秋战国时代变迁之间的关系,侧重于分析出奔事件对春秋时代变迁的影响,而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春秋时期政治形势变化和社会阶层变动两方面。第五部分是结语和余论。前者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后者是在史料稀缺的条件下主要讨论夏商西周出奔事件的一些问题。
李晶晶[9]2011年在《先秦策士研究》文中认为由于对策士理解的层面不同,长期以来,策士这一课题始终围绕着纵横策士、策士的形象、言辞特色以及人生价值这些方面进行研究,策士作为特定的一类人,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先秦时期尤其是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社会,各类士人纷纷各显神通,作为混杂于众多士人中的策士更是鲜有引起学者注意。但是,学术界关于策士这一课题的研究,是士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着人们对先秦历史和文化背景的认知以及对先秦社会思想的全面认识,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文章在大量搜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科学、全面地分析,通过从横向上对征引材料所显现的先秦时期策士的内涵和典型性特征的剖析和从纵向上对策士在先秦时期的发展分析这两个层面对先秦策士作一个比较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全文主体共分为《策士内涵演变考》、《先秦策士内涵的流变》、《先秦策士典型特征探析》、《先秦策士在春秋战国的发展》四部分来对先秦策士问题进行研究。第一章《先秦策士内涵演变考》主要通过对古代资料的整理,对先秦策士的内涵进行整体的梳理、考证和界定。首先,通过“策士的记载及其内涵的界定”得出了策士是一个晚出的概念,在司马迁的《史记》中第一次出现,自宋朝开始,策士一词开始大量出现在历史文献之中,在漫长的时间段中策士共出现300多次,其中宋辽金的文献中涉及策士概念达80多次,元代出现15次左右,明代将近80次提及策士,清代更是多达100多次。其次“策士演变原因分析”从士缘起的多元说、不同视角下策士的多样化两方面探讨了策士具有不同称名和含义的原因,从而对策士在大体上做了一个定位:策士是士中文士的一种,他既有文学之士的智能、谋士的策略,而且还具备辩士的机变,他们狭义上单指战国时代游说诸侯的纵横之士,广义上泛指出计策、献谋略的人。第二章《先秦策士内涵的流变》由夏商和西周时期的策士、春秋时期的策士和战国时期的策士叁方面组成,首先商和西周时期的策士数量不多,但大多有“官”的身份,更多的变现为一种谏言。其次,春秋时期的策士表现为谋臣策士的角色,他们是士一种建言献策的形态。最后,战国时期的策士既包括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与鲁仲连、张孟谈为代表的高才秀士共同组成的纵横策士,还包括当时的不治而议论之士。纵横策士是现今学术界对策士的普遍理解,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纵横家实为当时的“显学”,另一方面与《战国策》的编纂和传播息息相关。第叁章《先秦策士典型特征探析》从时代特征方面考察了先秦策士的典型特征:策略与辩论、先秦策士的炫才以及经济和思想上的矛盾。“策略和辩论”是先秦策士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策士最主要的特征之一,由于策士要宣扬自己的学说、向诸侯灌输自己的观点,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就必选通过建言献策和辩论来实现,并且在游说的同时注重自己的方式和技巧。“先秦策士的炫才”包括自身在游辩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姿态、言辞和策士彼此之间的炫耀才华。“经济和思想上的矛盾”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策士的出身有逐渐贫寒化的趋向,同时战乱频仍,先秦时期的策士大多经济窘迫;但他们思想有一定的独立性,这就造成了经济和思想上的矛盾同时体现在了先秦策士的身上。第四章《先秦策士在春秋战国的发展》从宏观上对先秦策士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过程进行了阶段性的概括,并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第一,春秋时期的社会变动为先秦策士在数量与类型上提出了新的需求,策士进入了自身的发展阶段。第二,从春秋中、后期起至战国末期的这段争霸与兼并战争中,各个诸侯国的崛起使的社会对于策士的需求大量增加,各个诸侯国上至侯王下至私人都争相养士,为策士的产生提供了一种客观的条件;其次,游仕之风大兴的时代氛围中,策士都希望能在这个时代得到发展,同时世卿世禄制的逐渐被打破为积极进取的策士们实现自身的价值提供了直接和间接地条件。第叁,策士在战国末期随着纷争局面的结束而逐渐进入自身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衰微阶段。最后是本文的结语,本文的策士是基于策士宽泛意义的基础上来进行讨论的,先秦策士的内涵就经历了夏商和西周时期的策士,春秋时期的谋臣策士以及战国时期的策士叁个阶段,他们有着典型的特征和自身发展规律,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柯镇昌[10]2011年在《战国散文文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战国散文文体为研究对象,研究的文本包含出土文献、传世文献中的散文作品以及史传散文中着录的成文,系统地探讨了战国时期散文文体的大致风貌。其中涉及的散文文体有论、说、命令、律令、檄、谏、议、对、表、盟、誓、诅、祝、书、传记、典记等多种,论述的内容涉及到这些文体的概念辨析、溯源分类、体制特征、风格风貌、文化意蕴、嬗变历程、后世影响等。本文的绪论部分简要交代文章的选题意义、前人的研究状况和本文研究的思路、方法等。第一章主要论述战国时代的名称、分期与特征、文体的概念与分类,战国散文的基本概况及其文体分类,探讨战国散文在文体分类与界定时的特殊性与解决方法。第二章以战国论体为研究对象,认为战国论体文按照体式的不同可以大致分为语录式、对话式、寓论式、专论式和解注式五种。第叁章以战国说体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战国游说、传说和小说的概念、体制和风格特征。第四章以战国诏令类文体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战国命令体、律令体和檄体的概念、体制及后世流变。第五章以战国奏议类文体为研究对象,探讨战国谏体、议体、对体和表体的概念、体制及写作特色。第六章以战国祝盟类文体和书牍类文体为研究对象,探讨战国盟誓载书、诅祝文及书信等文体的大致风貌。第七章以记体文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战国传记、典记的概念、写作规范与风格特征。通过上述考察,本文得出以下一些结论:第一,战国时期是散文文体进一步发展和成熟的时期,尽管后世多种文体在此时还没有出现,但其文体功能、体式及风格特征已经逐步显现并不断成熟。第二,战国时期各种散文文体的创作以论体和说体最为丰富,占据了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中的绝大部分。战国散文以议论、记叙为主,抒情散文颇为少见。在体式上既有思路多变、不拘一格的诡异之文,也有大量形式单一的公式化文章。第叁,多种战国散文文体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记言服务,记言是文章的主体和精华。第四,在艺术手法上,各种文体的散文都注重修辞,尤喜对偶和引经据典,不以推理为能;又其语言风格多样,虽不乏瑰丽之辞,但总以简明洗练为主。第五,战国散文中的虚构成分日渐增多,是其文学性显着提升的重要因素。先秦散文经历了由记述到告述和追述,再到表述和论述,最后到注述和拟述的过程。战国时期是记述、告述以及表述和论述日渐发展和成熟的时期,也是拟述正式出现的重要时期。拟述的出现,对于文学走向自觉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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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秦史传文学形象及其影响研究[D]. 韦莹莹. 广西民族大学. 2017
[3]. 战国令书制作研究[D]. 王会斌. 吉林大学. 2016
[4]. 楚怀王时期的楚秦关系研究[D]. 王景.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5]. 《战国纵横家书》文学性研究[D]. 李波.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6]. 战国前期的韩国研究[D]. 武思梦. 河南大学. 2016
[7]. 战国邦交文化研究[D]. 宋丽娟. 西南大学. 2014
[8]. 先秦时期出奔事件研究[D]. 陆琦杨.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9]. 先秦策士研究[D]. 李晶晶. 河北师范大学. 2011
[10]. 战国散文文体研究[D]. 柯镇昌. 上海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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