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研究与语言研究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科学研究中，方法论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任何一次科学的发现或创新，实质上都是研究方法上的变革。语言科学的发展同样依赖于研究方法的更新或变革。西方语言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是把语言作为科学来研究还只是本世纪初的事，尤其在过去近四十年的时间里，语言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呈现出研究方法各异，语言学流派林立，新学科层出不穷的局面。那么，如何认识和把握语言研究中的科学方法？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关于语言研究的基本问题
语言研究同哲学研究一样，语言学家面临种种问题需要给以回答。在诸多问题面前，语言学家，不管愿不愿意，也不管自觉不自觉，都必须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语言是什么的问题，正如哲学家首先必须回答世界的本源问题一样。
对于语言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似乎很简单，其实不然，因为“语言”一词的外延是宽泛的，比如我们有多种类型的语言：自然语言、人工语言、符号语言、形体语言、动物语言等等。语言学家所关心的是自然语言，是区别于其他非人类交际系统的语言，他们想知道人类自然语言有哪些共同特征，是如何区别于其他非人类语言的。
语言学家观察到，人类自然语言有其独特的结构特征，这些特征使人类自然语言区别于其他非人类语言的交际系统。一般认为人类自然语言有如下几个特征：（1）任意性（arbitrariness）。人类语言是有声的，声音是传递意义的，记载声音的符号和它所指称的对象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声音和意义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内在联系。（2 ）双重性（duality）。人类自然语言系统中存在两套结构：声音结构和意义结构。数量有限的语音单位（音位）可组合成大量的意义单位（词），进而可组合成数量无限的句子。（3）创造性（creativity）。 人类自然语言中包含一套有限的语法规则，语言使用者可利用有限的规则构成和解释无限的话语。一个说母语的人，不可能说过和听过属于该种语言的全部话语，但他可构成和理解从未听说的新话语，知道哪些话语是合格的，哪些是不合格的。（4）置换性（displacement）。人类自然语言不仅能表达与直接情景相联系的信息，而且能表达非直接情景的信息，也就是说，我们使用语言可表达现在所发生的事件，也可表达过去和将来所发生的事件。（5）文化传递性（cultural transmission）。人类自然语言是世代相传的，语言的继承不是像动物那样简单地生物遗传，而是通过学习才获得的，儿童学习母语的同时获得了说该种语言群体的文化。因此，语言具有文化传递性。上述这些特征是人类自然语言所特有的，是其他非人类语言不具备的。在符号学的视角下，语言学家总结出人类自然语言有多种结构特征，这些特征至少说明两个问题。（1 ）对语言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绝非能用“是”或“非”简单地给以回答的。（2）人类语言的本质呈现出多元性， 对语言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因此也是多元的。所以，语言学家给语言下的定义有很大不同，反映出语言的复杂性。下面列举的是莱昂斯（Lyons ）曾介绍过的关于语言的几种定义〔1〕。
（1）语言是通过意志所产生的符号表达思想、 情感和想往的纯人类和非本能的手段。（Sapir，1921.8）
（2）语言是社会群体用于交流合作的一种任意的声音符号系统。 （Bloth and Trager，1942：5）
（3）语言是人类利用惯常使用的、 听说的任意符号相互交际和作用的惯例。（Hall，1968：158）
（4 ）语言是符号系统……几乎完全取决于纯粹的或任意的约定俗成。（Robins，1970 a： 9—14）
（5）语言是由一套有限的成分所构成的、 长度有限的无限句子的集合。（Chomsky，1957： 13）
如果对上述五种定义稍加分析便不难看出，语言学家在回答语言是什么的问题时“视点”是不同的，有的把视点放在“功能”上，有的放在“系统”上，有的放在“惯例”上。这就造成了语言定义的不同。
综上所述，我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对语言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导致了不同的语言观。
二、关于语言的几种基本观点
语言可从不同的观点来加以研究，这是在回答语言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时语言学家所达成的共识。然而，在语言研究中，这个基本问题又直接引发了另一个问题：作为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应该研究有关语言的什么？如果说对于前者的回答是多元的话，那么对于后者的回答更具有复杂性，因为后者要以前者为前提，语言学家在回答后一个问题时，必须对前一个基本问题的诸多答案加以选择并作出取舍。明确这一点也许我们才会弄清为什么语言研究中存在着如此诸多的语言学观点。
索绪尔有句名言：“语言观创造了语言研究方法”。因此讨论语言研究方法之前有必要进一步搞清关于语言研究的几种基本观点。
1.语言的社会观
语言的社会观，即从社会学的观点认识语言。这种观点的代表是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是社会的产物。他首先区分了语言与言语的不同，语言（Langue）是存在于同一语言社团成员大脑中的抽象系统，是集体心智的产物。而言语（parole）则是个人的行为，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要受语言系统制约。因此，区分语言和言语就是要区分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索绪尔同时把语言视为符号学的一部分。社会中充满着各种符号：服饰、手势、体态、建筑等等，而语言是一种特殊符号。语言符号是声音形象和概念的结合，作为整体的符号是由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个实体成分所构成的，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和线性两个特征。语言符号系统的价值存在于符号的结构关系之中，这个系统中存在两种结构关系：组合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和联想关系（associative relation）。索绪尔强调作为科学的语言学应研究语言而不是言语，即研究语言符号的共时系统，而不是研究语言符号的历时变化。
很显然，索绪尔承认抽象实体的存在，语言这个抽象实体是社会事实。那么语言学要研究什么呢？答案很清楚，就是要研究社会事实。他提出语言学的对象是语言，而不是言语，实际上是主张语言可以独立地作为实体对象进行研究，从而为语言学的科学地位奠定了基础，开创了现代语言学。
2.语言的心理观
语言的心理观，即从心理学的观点认识语言。这种观点的代表是当代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他批判了建立在行为主义心理学刺激—反应理论基础上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了关于语言本质的最根本问题。比如，人为什么会说话？人是怎样学会说话的？人的语言能力或语言知识到底是什么？一个儿童为什么会说他/她从未说过的话？ 为什么会听懂他/她从未听过的话？他认为靠对语言的描写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 因此创造性地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发起了我们所称的乔姆斯基革命。
简单地说，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一个受规则制约的系统。他区分了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行为（performance）的概念。 同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界定有些相似但本质上有较大差别。语言能力指语言使用者（理想的说话人和听话人）关于母语的语言知识，语言行为指具体情景下的语言实际运用。语言使用者的语言知识即有关母语的一套语法规则。语法规则是有限的，而使用这些规则生成的语句是无限的，这说明语言具有创造性。这一点明显受洪堡特语言具有创造能力思想的影响。他提出语言能力模式，主张对语言能力作出形式化描写，开创了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语言的先例。语言能力模式表现为由深层结构生成表层结构的转换过程。
乔姆斯基发展了笛卡尔关于“固有结构”的思想，认为语言具有内 在的属性，人类具有天生的语言机制或说普遍语法。儿童为什么从小就学会了说话？为什么放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就能习得那种语言？其原因就在于人类与生俱来的习得那种语言的大脑机制。因此，研究语言的最终目的是揭示人脑机制的实质。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和普遍语法的思想成为当今发展心理学的理论基础。
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和索绪尔的“语言”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是个人的，是人脑的特性之一，而索绪尔的语言是社会的，是集体心智的产物。如果说索氏把语言视为社会事实，那么乔氏则把语言视为心理事实。那么，在乔氏看来，语言学应研究心理事实。然而，不管他们的语言观有何不同，但两人都认为语言可以独立地作为客体对象加以研究。
3.语言的社会功能观
语言的社会功能观，即从社会功能的观点认识语言，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当今最有影响的语言学家韩礼德。他是当代语言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因为他从各家流派中吸取精华来建构自己的语言理论——系统功能语法。韩礼德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是一个在社会情景中用于表达不同功能对语义进行选择的多层次网络系统。首先，他把语言视为一种社会符号。所谓语言是“社会的”暗含着同一语言社团成员共有有关这一语言的声音和文字系统、词汇语法、意义和情景的知识；所谓语言是“符号”暗含着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表达有关那种文化的意义，正如一种文化群体共同认同并构成那种文化的其他符号系统如服饰、建筑等能表达意义一样。他指出使用语言不只是说话人自身讲话，而是社会群体相互交谈，因此他提出语言具有三大功能：表义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 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我们使用语言表达我们对世界的经验，所以，语言具有联系这些经验的经验意义和逻辑意义；我们使用语言进行相互交往，所以，语言具有人际意义；我们使用语言把我们的经验、逻辑和人际意义组织成线性的、连贯的整体，所以语言具有语篇意义。这三种功能没有主次之分，其关系为语篇功能为表义功能服务，表义功能为人际功能服务。也就是说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我们总是使用一定的语篇结构通过字面意义表达特定的意图。 韩礼德发展了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和弗斯（Firth）关于语境的思想， 认为情景语境以三种方式影响语言使用。情景语境包括语场，即实际发生了什么，包括言语事件的内容和目的；语旨，即涉及言语事件中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关系；语式，即语篇自身的性质及在言语事件中语言的情景特征，在语篇中产生并体现出来的。韩礼德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语言是由不同层面组成的系统，也可以说是系统的系统。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涉及两大层面：超语言层面和语言层面。超语言层面（extralinguistic levels）包括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语言层面（linguistic levels ）包括语义内容（content）（语义层）和表达形式（expression ）（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各层面之间相互联系，构成语义选择的网络，低一级层面是对高一级层面的体现，比如超语言层面体现于语言层面，语言层面中对“意义”的选择体现于对“形式”的选择，对形式的选择体现于对“实体”的选择〔2〕。概括起来说，语境决定语义，语义决定形式。
韩礼德区分了语言潜势（linguistic potential）和实际语言行为（actual linguistic behaviour）一对概念。 语言潜势指语言为人类表达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活动提供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而实际语言行为是具体情景下对语言的实际运用。同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语言观不同，韩氏语言观明确表明语言不能作为独立的客体对象加以研究，他明确反对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乔氏语言观，指出语言高度形式化无法全面解释语言事实。所以，韩氏认为语言不能同社会和文化相分离，必须研究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
前面曾提到过，语言观决定语言研究的方法。既然存在着不同的语言观，那么在语言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自然的了。
三、关于语言研究的方法
我们说语言观决定语言研究的方法有两层意思：一是对语言的不同看法导致了研究方法的不同，二是对语言的不同看法本身就包含着研究方法的区别。所以，讨论研究方法问题既要从基本的语言观出发，也要从语言研究的历史发展来考察不同语言学派之间内在的联系，从而找出共同的东西。
1.从语言研究的历史发展来看，语言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规定性的、描写性的、解释性的〔3〕。
19世纪以前的语言研究可统称为传统语言研究，即从古希腊到18世纪这一历史时期。传统语法是规定性的（prescriptive），因为语法家试图建立语言规范或使用标准来规定人们的语言行为。传统语法主要以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为研究对象，把书面文字形式强加于口语说话形式，把受教育人掌握的拉丁语作为其他语言的范式。例如，规定语法家罗波特·屡斯（Bobert Lowth）于1762年出版的《英语语法简论》一书，就是按拉丁语语法范畴来描述英语语法的。
从18 世纪后期到本世纪的五十年代， 语言研究主要是描写性的（descriptive），尤其是自索绪尔之后， 规定主义作为“非科学”已被抛弃。对语言进行描写，就是对不同时期的个别语言的结构和使用进行全面、系统、客观、精确的描述，重视语言研究的客观性和系统性，按照语言的本来面貌来描述语言事实，语言是怎么说的就怎么描写，而不是规定语言应该是什么样。因此，口语语料分析给予了优先地位，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完全遵循描写主义的研究方法。今天，描写主义已成为语言研究的基本原则。
到本世纪六十年代，语言研究已从描写转为解释。所谓乔姆斯基革命就是指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变革。乔姆斯基认为，我们无法对语言材料作穷尽的观察和描写，单纯地描写是远远不够的，语言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语言的本质，解释人类语法的普遍特征，即人脑机制。从此，解释性（explanatoriness）成为当今语言研究的主要特点， 解释力的强弱已成为判定一种理论是非的标准。
2.从语言学流派的基本观点来看，语言研究可概述为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
形式主义（formalism）和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是当今语言研究的两种主要方法，前者以乔姆斯基为典型代表，后者以韩礼德为代表。这两种对立的研究方法，在历史上分别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观点有着渊源关系〔4〕。
英国语言学家利奇（Leech ）曾对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差别作过精辟概述。形式主义倾向于把语言看作心理现象，功能主义主要把语言看作社会现象；形式主义倾向于把语言的普遍现象解释为来源于人类共同的语言基因遗传，功能主义倾向于把语言的普遍现象解释为来源于语言在社会中使用的普遍性；形式主义倾向于把儿童对语言的习得解释为学习语言的内在能力；功能主义倾向于把儿童对语言的习得解释为儿童在社会中交际需要的发展和能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形式主义把语言作为自治的系统加以研究，而功能主义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5〕。 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注重研究形式，后者注重研究意义，前者注重研究语言的内部规则系统，后者注重研究语言的外部联系，前者强调语言的封闭性、规范性和客观性，后者强调语言的开放性、选择性和人文性。但韩礼德作为功能主义的代表与其他功能主义流派又有些不同，他试图把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研究，也可以说他基本上采用综观的研究方法。
3.从语言研究的现状和发展的趋势来看，多层面、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已成为主流。
随着语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语言研究单纯地注重语言系统或抛开语言系统强调语言的使用都是不可取的。既然语言的性质是多元的，所以要进行多层面、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语言是一个多层面立体网络系统，它是由内层（语音层、词汇层、语法层、语义层）和外层即语用层所构成的整体。内层中的每一层都与语用层相联系，因此每一层都可联系语言的使用加以描写或解释。这也说明了七十年代后会产生语用学的原因。语用学作为一门新学科是对语言的跨面研究，它和音位学、语法学、语义学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补充。这就打破了传统上系统研究的封闭性，形成了各层面交叉研究的开放性局面。
当语言研究打破自身的封闭性，探求它与外部的联系的时候，语言学便具有了符号学性质。在符号学的视角下，语言既是社会的、心理的、认知的、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与社会、心理、思维和文化等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当今人文学科中产生了诸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人类文化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等交叉学科。这些交叉学科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即从不同的领域认识和揭示语言的本质。
这种对语言进行多层面、多学科的跨面研究的结果，必然使我们对语言性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语言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也将越来越清晰了。
概括起来，本文所要阐述的是，语言研究必须回答一个基本问题：语言是什么，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导致了不同的语言观，语言观不同决定语言研究方法的不同。
注释：
〔1〕参见John Lyons,( 1981)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 3—7.
〔2〕〔4〕胡壮麟对韩礼德的语言观作过深入研究，详见《当代语言理论与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1～64页。
〔3〕刘润清在他的《西方语言学流派》（外研出版社，1995 年）一书中对此作了精辟概述，参见作者所写的结束语。
〔5〕见G.Leech,(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Longman,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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