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新闻中媒体舆论归责的形成、消退与再生——剖析2010年全球主流媒体环境灾难报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境论文,媒体论文,舆论论文,灾难论文,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1)05-0194-05
2010年是个在全球范围内生态灾难频发的年份：美国发生了建国以来最大的生态灾难——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故；俄罗斯发生了130年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中国出现了大连输油管爆炸与紫金矿业的环境污染事件，如此等等。中西方媒体在灾难报道上有相同的地方：一旦灾难发生，多数媒体越来越否认“天灾”，而把它归为“人祸”，以揭露事实为手段，从而形成媒介舆论的归责机制。有别于法庭的问责，媒体以舆论导向来形成压力以促使问题的解决，这是媒体监督最基本的职能。然而不幸的事，舆论形成以后，往往并未按照解决生态灾难本身的规律发展，媒介往往会找到适当的台阶退出公共舆论空间，从而使得媒介舆论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退出公众视野，最终让媒体自身脱离责任，也使媒体问责得以消逝①。其结果是很多生态灾难年复一年地发生。本文以2010年全球主流媒体生态灾难报道为切入点，从生态灾难报道的产生与消退研究入手，探求媒体退出舆论问责的规律与解决办法，目的是在对此类问题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生态灾难报道中风险归责之形成原因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价值要素以外，生态灾难的媒体舆论归责之所以能够形成，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引起的生态危机，然后又形成社会危机，最后铸成政治危机。这三重危机相互联系又波及到媒介三个生存层面，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导致媒体为了生存与竞争不得不形成媒体在舆论上的生态灾难之归责。
(一)生态危机与草根阶层——媒介的道德压力
生态危机是指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威胁的现象，起源于人类造成的风险。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认为，“我所说的风险，也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先进阶段所制造出来的，首先是指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与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影响的后果。它们所导致的、常常是不可逆转的伤害”[1]。现代工业社会的利润生产主宰着风险生产，而风险最终的承担者是生态物种。然而，贝克所说的这个“人”是经济上处于被支配地位的草根阶层，如环境种族主义所说的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种，却非制造风险而获利的工业主。如果说墨西哥湾石油泄漏造成大量海生物死亡，如果对依靠海生物为生的渔民视而不见，媒体在道德上也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生态危机的爆发与草根命运结合在一起，媒体如实反映是一个起码的道德标准，在环境运动与黑人运动深入人心的美国尤其如此。美国媒体报道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开始于4月20日，美国政府26日宣布受污染区域停止渔业的禁令；很快美国各类媒体就出现了由于生态危机而造成的对草根命运担心的报道，从而开始了媒介对于事故责任的认知与探索。如《纽约时报》的坎贝尔·罗伯森(Campbell Robertson)就是该报报道这场生态灾难中沿岸渔民生活变迁的记者，其代表作品是路易斯安那州沿岸渔民联合状告BP公司的新闻[2]。美国资深环境记者麦克尔·弗洛姆(Michael Frome)肯定道德伦理在环境报道中的作用：“对于环境新闻记者的专业性技术的学习与职业(训练)来说，我认为哲学、伦理学是其基础。每个环境记者为环境所做的每一份报道，都来自于人类心灵和精神的无形价值理念”。
(二)社会危机与草根新闻——媒介的舆论压力
社会危机是指在社会系统或子系统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会力量因为目标和利益不一致而导致的一种社会紧张状态。在生态危机出现以后，大众传媒就面临着内部利益保护与外部舆论不一致的冲突与对抗。大众传媒主要依靠广告生存，像BP这样的公司无疑是媒体巨大的广告主，不能轻易对其批评。然而，因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兴起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渠道霸权，使得与生态环境亲密接触的草根阶层重新找到发出声音的机会。大众媒体也因应草根需要而产生了草根新闻，其核心特点在于“展示草根阶层只要不再相互孤立、只要团结起来为共同利益而斗争，他们就有机会提高自己的生活境况”。草根新闻是地方性的新闻，与草根阶层的命运相关，“草根民主在主流媒体被排除着，因为报纸、广播与电视公司的大媒体主的利润来自于不民主的体制，大媒体所有者希望其持续不变，因此草根新闻记者在寻求独立的新闻出口”[3]。
现实生活中，这样独立的出口在网络上随处可见，一些大媒体如纽约时报网、华盛顿邮报网均设有博客，而且成为新闻线索的重要来源，传媒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草根新闻无处不在，从而形成了“无影灯”的效果。如“亚拉巴马地方新闻网”(www.al.com)在漏油当天就开设了“墨西哥湾石油泄漏”(GULF OF MEXICO OIL SPILL)的专题报道，专栏有“第XX天”、“最新消息”、“您的报道”(专题博客)、“拯救墨西哥湾”等。亚拉巴马州南岸直面墨西哥湾，是原油泄露的受害者，“亚拉巴马地方新闻网”又是地方性媒体，所受大广告利益干扰小，而必须为当地草根说话，故报道较为迅速而又全面。而全国性大报，如纽约时报网在5月2日才有风险归责政府的报道：“美国政府错过堵住漏油的最好时机”。也就是说，当地方新闻媒体、博客与网络社区等草根新闻纷纷在舆论上探究责任之时，大媒体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开始对生态危机的原因进行归责，从而使得归责走向主流媒体，顺应了因舆论压力而造成的社会危机之大势，形成共振。
(三)政治危机与媒体归责——公意与市场选票的压力
由生态危机造成的道德压力、由社会危机而形成的舆论压力进一步促成了草根阶层或其他公众对政府的执政理念与能力的信任危机，这就上升为政治危机。故当今世界多数国家领导人都很重视亲民与关注草根。如在美国，奥巴马是一个被草根阶层抬出来的黑人总统，社会中下层是其执政的民意基础。政治危机的核心是“公意”对抗政府之道德基础，而媒体表达这种“公意”的量化标准是民调。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发生的4个多月时间里，美国各大媒体有各种形式的民调新闻发布，以站在这种政治危机“公意”的立场加以归责。往往一个民调被多家媒体联合署名来评论，如美联社6月4日发布的民调被CBS做评论并联合署名以刊出。民调目的在于归责，认为63％的受调者认为奥巴马政府在遏制原油污染上应该做得更多；70％的人认为BP公司应该做得更多，并认为奥巴马政府遇到“政治危机”[4]。
大媒体之所以通过谨慎的形式——民调发起归责，其主要在于为了获得市场的“公意”，即市场选票，量化形式为发行量、收视率与点击率等。美国报业市场环境江河日下，如2008年总收入下降16.6％，为378.5亿美元，一年内减少75亿美元；2010年第一季度报纸广告收入依然下降10％。其他除互联网以外的媒体均面临缩水的压力。故此，大媒体亟待获取公众信心，而生态灾难与广大的草根命运直接相连，市场选票的压力促使其更快地向生态灾难的当事方发起舆论归责。
二、媒体生态灾难归责的消退途径
媒体之生态灾难归责形成以后，就变成了公众事件，需要职能部门出面解决，从而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然而，媒体对生态灾难的归责有着更复杂的社会与思想根源，媒介舆论归责多数都未达到此一目标，往往会先行逃离舆论场。客观上，由于媒体舆论的先行逃离，很多生态灾难的归责并没有真正解决，故此本文称之为“消退”。以下是媒介生态灾难归责的几种常见的消退方法：
(一)人之本性式消退
今年世界生态灾难频发，大国耀武扬威，限制核武扩散谈判毫无进展，这不仅引起世界媒体的关注，也引发科学家与思想家的担心与忧虑。媒体企图通过事实报道以在舆论上引导各类生态灾难的问题根源。如2010年8月9日，英国《每日邮报》刊载了对斯蒂芬·霍金的采访。作为当代最伟大的天体物理学家，霍金对生态灾难有着足够的重视，霍金警示人类正在进入“越来越危险的时期”，人口和资源的矛盾将愈发突出；日益发展的科技对环境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从古巴导弹危机到目前的核武危险乃至环境灾难，都是源于人类的自私本性。如果人类不能在下两个世纪进行太空移民，人类将会毁灭[5]。霍金的话语一出，立即被世界范围内的媒体转载，甚至用来分析当前的生态灾难与生存危机之原因。霍金的判断没有阶级区别、地域特征、政治形态差异，而是把当代的生态问题统统归责于人的自私本性。媒体只要在舆论上归咎责任，人之本性使然就是一条普遍的原因。
当然，如果真的归咎于人的本性，那无疑相似于归责于天灾，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一种悲观主义的结论。当代的生态保护主义强调人的积极性与可变性在生态灾难面前的能动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环境保护主义者多是乐观主义者，他们假设的前提是在人类末日到来之前，通过顺应生态规律来挽救荒野以挽救人类自己。如果媒体把责任都归咎于人的本性，反倒束缚了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无疑又把问题推给了老天爷从而坐以待毙。
(二)赔偿式消退
从中国来看，2010年最大的生态灾难莫过于7月开始被曝光的紫金矿业污染。除了央视、中青报、《南方周末·绿版》等传统主流媒体之外，新浪、网易、腾讯等门户网站也都开辟专栏对此一事件进行事实的呈现，以达到舆论空间的风险归责。以新浪为例，该网以“紫金矿业污染福建汀江”[6]为标题开辟专题网页进行报道。从7月13日到10月底，进行不间断地滚动报道，共出版最新新闻百余条。该网13日以“紫金矿业铜矿污染福建汀江9天后方披露”为题，称“此次污染事件发生在7月3日，但紫金矿业一直未对此做出公告”，在舆论上予以归责，明确而清晰。但该网在8月26日以“福建检查组称紫金矿业污染源隐患已消除”为标题而峰回路转，并最终以“紫金矿业因污染福建汀江事件被罚款956万元”(10月7日报道)作为了结，后来逐渐退出公共舆论空间。
这是国内媒体对此一事件较为典型的报道方式。美国生态伦理学家利奥波德(Aldo Leopold)认为：“大地共同体中的大部分成员都不具有经济价值”；“在威斯康星，当地所有2.2万种较高级的植物和动物中，是否有5％可以被出售、食用或者可做其他的经济用途，都是令人怀疑的”[7]；也就是说，利奥波德认为生态圈中有95％以上的物种不具有经济价值，无法以经济来计算。生态灾难的成本评估往往只考虑了5％具有经济价值的要素，而没有计算95％以上生物的生态价值，从而再一次完成了下一次风险的再生产。其实，此次事件中经福建省环境监察总队现场调查，直接的经济损失为3187.7万元，并未估算生态成本，故此对于紫金矿业来说，这是大灾难小成本。媒体通过这种赔偿式报道而退出舆论引导的归责，并非风险社会媒体职责的全部。此后紫金矿业股票之一路狂涨，实属对媒体先行逃离舆论场的嘲弄。
(三)推诿式消退
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发生以后，英美两国媒体都以极大的热情紧密关注此事。纽约时报网在“科学”专栏里开辟了“墨西哥湾原油泄漏”[8]专题；华盛顿邮报网与泰晤士报网、独立报网也都开设了专题网页全面观察与报道。但是，同一个事情却表现出不同的认知。美国媒体多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英国”BP，先后详细报道美国会对BP的CEO托尼·海沃德长达6个多小时的“拷问”；深度分析在5～6月奥巴马在各种场合特别强调责任在于“英国”石油公司；甚至在6月8日，奥巴马总统接受NBC电视采访要求追究事件的责任时，用了“我想知道该踢谁的屁股”这样粗鲁的语言，矛头直指“英国”石油公司。相比于美国，英国媒体的舆论归责却大相径庭。《每日邮报》6月19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奥巴马对英国的仇视源自其祖父曾在狱中遭英兵虐待”，否认BP负有责任；《每日电讯报》更以“奥巴马正在谋杀我们的养老金”为标题，指责奥巴马狮子大开口、要求BP全额埋单，将吞噬大批BP股民的养老金；《金融时报》也认为，奥巴马的言辞中充满了一种“原始的民粹主义”和“仇外情绪”；路透社则认为BP有39％的股权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在美雇佣2.28万人，为美国提供58亿美元的税收[9]。双方的媒体舆论归责完全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相互推诿中逐渐退出舆论场。
究其原因，在于工业社会生产财富时也生产了风险，工业社会的国家是一个利益的实体，财富被人分配，风险问责却无人认领。贝克认为，当社会生产财富时，也系统性地把社会对风险的生产带了进来；如此，这个匮乏社会的分配问题与分配冲突，也转变为开发现代社会里风险分配的逻辑过程(贝克，2004，P003页)；因此，贝克推论反思现代化社会里，全球化和风险的动态发展将消弱工业化民族国家现代性及其基础。媒体是这个利益实体里的一个子系统，自然就会把责任推向相关的其他民族国家实体，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故就在英美两国之间演绎了财富——风险生产与分配的不同逻辑。
(四)转移式消退
国内媒体甚为关注的另一个生态灾难是大连输油管爆炸事件，如同紫金矿业污染，为了吸引受众注意力，各大媒体都跟踪报道此事。据“财网”之“大连油罐爆炸谁之责任？”专题报道，2010年7月16日晚的一次泄露约有1500吨原油入海；海上漂游分布约为183平方公里；灭火过程又有500吨泡沫入海。这一污染对周围的大气、海水、生物、养殖、航运、旅游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以号称中国第一大新媒体门户网站的腾讯网为例，事故发生后该网就以“大连输油管道爆炸起火”[10]为标题开辟专题，在“最新消息”中从事故当天到8月10日，有百余条新闻连续出版，并有意引导舆论发现事故责任。8月3-4日以“中石油通报大连火灾原因 系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为标题揭露事实；后以“大连爆炸承包商难觅踪迹 据称中石油负次责”为标题开始退出舆论场。媒体显然不能以“承包商难觅踪迹”之由脱离舆论引导，而是采用了转移话题的方式逐步淡出舆论归责。8月1日以“大连全民总动员出海清污”、“上万市民海边清污保卫大连 各地市民快递头发”为题描绘人民战争；8月10日以“大连石化承认曾召开表彰大会 称为鼓励士气”为题结束整个专题报道，从而退出了此一事件的舆论场。
舆论归责的转移式消退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源，从而使得造成灾难的元凶逃脱了惩罚，而下一次的风险又被生产出来。究其根本，是因为媒体缺少反思的现代化精神，无法追根求源地顺着责任探究下去，过早退出舆论场，也就避免了各种麻烦。正是从这个角度，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认为，工业社会的财富生产与风险生产是连续与休止之间的缠绵交织，其中，“财富生产的逻辑主宰着风险生产的逻辑”。因此，在现代化过程的反思当中，生产力和与之相伴的生产关系已经不再是无辜的了[11](P.XXV)。然而，动摇这种关系远非媒体所能企及。
三、风险社会里的媒介问责之理论框架与实践
舆论以事实为依据在公共空间形成风险归责是促使问题解决，也是媒体的职责。从东西方媒体的实践来看，媒体都有先行逃离舆论场的情况，故而这不是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抑或政党理念优越与否的问题，而是后工业社会普遍存在的风险问题。对于生态灾难报道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公众认知原因、解决问题以避免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而多数媒介目前的归责与消退显然不是按照这一方向发展。
(一)风险与超越——西方媒介问责的理论探讨
生态灾难之所以频繁发生，在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看来是这个社会财富生产的逻辑主宰了风险生产的逻辑，技术经济“进步”所取得的权利会越来越笼罩在风险的生产阴影之下。故此，生产力已经不再是无辜的了。问题的核心在于，现代化的风险及其恶果转移到了植物、动物、人类生命等有形与无形的生态物上，形成无法逆转的危险。因此，要超越风险，就需要从制度与文化上改变工业社会以来的运行逻辑。因此，贝克探求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重组风险社会的现代化模型[12]。但贝克的理论重在解构，而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虽然他也一直在强调“超越”，像一位砸碎所有陈旧之家居摆设的孩子一样惊惶不定。
媒体问责是西方媒介社会责任理论在风险社会里一种专业领域的理论探讨。英国学者丹尼斯·麦克奎尔(Denis McQuail)认为媒介逃离社会责任的根源在于商业利益关系。他认为应该通过四种媒介问责的框架加以解决，分别是法规框架(legal-regulatory)、市场框架(financial/market)、公众信任框架(public trust)和政府控制框架(government control)[13]。事实上，这些媒介问责的框架都有局限性，从贝克的理论来看，当工业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建立在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地“合谋”上，这些政府框架、法律框架均是为财富生产之逻辑而设立的，而有“远见卓识的国家”并未出现；其市场框架与公众信任框架则建立在公共道德基础之上，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与伦敦大学古德史密斯学院的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教授极力否认在工业社会中普遍存在这种道德基础，因为生活在消费文化中的大众尽显“煮蛙效应”。那么，媒介揭示生态灾难风险的力量只能存在于相对较小的具有后工业风险意识的社会知识阶层，也只能从这里开始超越风险社会的尝试。
(二)解决的出路——西方媒体的专业主义尝试
媒体之所以不愿意继续在舆论上引导并探究风险之责任，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利益。摆脱财富生产逻辑对风险生产逻辑主宰的现状一直是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核心。媒介的求真与舆论监督是传统新闻专业主义的领域，是令人引以为傲的“第四权力”，可以被剥离出来，然后重新进行非市场化运作，从而需要第三只手的介入。美国网络媒体在此方面已经有较为成功的实践。随着环境恶化与传统媒体的难以为继，公众健康问题受到更大的威胁。为此，2002年在弗吉尼亚州创建了一个为公众利益而服务的网络媒体“公众健康新闻网”(Environmental Health News)。该网秉承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以保护环境与公众环境健康为使命，以调查性的科学新闻为主要形式。在2010年BP石油公司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中它是少有地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为公众揭露真相。该网媒主要人员多是传统媒体里的精兵强将，如现在的编辑马拉·科恩(Marla Cone)曾经在《洛杉矶时报》做过18年的环境记者，获得过包括2次Howard Meeman奖在内的多个著名奖项。目前该网媒获得包括Jenifer Altman、NY Community Trust、Kendeda等在内的15家基金的资助。因此，它摆脱了经济上的困窘，使“超越”风险在形式上成为可能。
其实，美国公众相当期待并高度评价这一秉承传统媒体专业主义精神的媒体运作形式。2010年获得第一个普利策新闻奖的网络媒体Propublica也是一个保护环境的非盈利网站，它获得Sandler基金的支持，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美国学界早就指出过大报网络版的这种趋势。2009年10月19日《华盛顿邮报》刊载了一篇“找到新闻报道的新模式”一文，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迈克尔·舒德林教授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新闻学教授小伦纳德·唐尼。他们认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委托撰写的《重建美国新闻事业》中的新闻报道模式应该得到公众支持。该报道认为，建立新型的“新闻生态系统”需要全社会的支持，通过慈善基金、补贴和政策扶持等多种形式，让媒体拥有可靠的财力保障和多样的新闻来源，使得传统的新闻形式与专业精神适应多媒体与数字通信系统的互动能力，更重要的是亦可坚持新闻报道的独立、原创与可信。
注释：
①“媒体问责”(Media accountability)这个概念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出现与“责任”(responsibility)相连(McQuail，1997，2005)。在诸多讨论媒介问责的文献中，英国传播学者McQuail受到英国文化协会(The British Council)与NHK之邀请，1997年3月18日于东京“广电伦理”研讨会上做了《媒体对社会的问责：原理与方法》(“Accountability of Media to Society：Principles and Means”)的主题演讲，探讨了媒介问责的原理与方法，在后来研究中经常被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