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新治理模式：设计与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治理需要政府，这是任何人都不否认的。然而，自从有了政府，关于其治理模式的问题，从理论到实践，从未停止过争论和探索。专注于政府治理模式研究的国际著名专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盖伊·彼得斯从分析传统行政模式出发，阐明了各国政府竭力构建新治理模式的原因，并从各国政府主张及部分国家改革实践中，梳理了几种典型的未来政府治理模式。尽管读起来颇感距离我国国情太远，但借用“他山之石”，吸收其中的精华还是有益的。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在对政府职能进行改革的背景下，阅读《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十分必要，并有较高实用借鉴价值。 一、当今政府治理模式出什么问题了 纵观当今社会，无论什么类型的政府治理模式，似乎都在经受着人们的责难，是政府都不作为吗？还是我们需要无政府主义？笔者认为都不是。治理是一件需要付出代价的事情，所以政府就往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机构体系，以承担起管理和影响社会及经济的责任。但是在漫长的岁月和面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似乎并没有赶得上历史对它的要求。所以，全球反对政府治理的呼声也在迅速增长，这给政府首脑带来的一个最为共同性的题目就是：是否将国家资本有效地用于人民的生活之中？要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什么样的政府都企图通过改革的途径来实现，尽管这会遭到一些地位牢固公务员的抵制，但旨在促使政府更为有效运转的改革尝试从未间断过。我们必须明白，任何已经形成的政府治理模式都不是学者们从一些理论原则中推论出来的，而是从各种管理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很难说有一个完美而独特的治理模式。我们把视线放在传统的公共行政层面上，盖伊从中归纳出对政府治理产生影响与作用的六大概念，尽管有其积极的价值，但仍然饱受舆论和社会的广泛抨击。 首先是政治中立的公务员制度。这种制度的基本思想是指公务员不应该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他们的职责就是能够为任何一个具有合法地位的统治者亦即任何一个政党组成的政府服务。这并不排斥对于一项特定的政策公务员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不应该有党派色彩的意见，否则就会导致他们无法忠实地服务于不同党派的政府。推行中立公务员制度的最大问题是政治与行政的分立，在当代多数政府中，公务员都参与了政策的制定，且在政策的执行阶段，也明显地体会到公务员所起到的作用。这样就会引申出一个问题，在既承认公务员参与政策制定的现实，又必须维护民主责任的要求下，应该如何构建政府？对于政府制度的设计者来讲，他们很难在传统观念所强调的公务员中立和现实社会中公众对加强责任的要求之间取得平衡。政治家也越来越意识到公务员在政策制定中所起的作用，并力求弱化这一作用。 其次是层级制和规则，这在政府变革中是最容易受到冲击的一点。近年来放弃对政府部门内部实行层级管理和规章制度式管理的设想越来越多，这主要是因为市场机制越来越明显地被认为可以和政府组织的结构与运行相抗衡，即使在政治上持左派意识形态的政府也开始推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但是，必须正视的是，推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的工作人员必须懂得政府部门基本的价值观念，如果缺乏这些观念，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将面临贪污行为合理化和越权行为得到公然支持的危机。在当代大部分工业化民主国家，治理已经变成一种讨价还价和仲裁调解的过程，并非是层级式的统治过程。如果公务员和其他被委派的官员真正成为企业型官僚，那么他们会越来越不受政治家们的指挥。假设这种情况成为事实，那么政府部门的责任制以及管理规则的概念都将被彻底改变。政府所面临的挑战是，在规则的通用性不高的情况下如何来保证这些规则的公平性和一致性。 第三是永久性和稳定性。公务员在各国已经逐渐演变成一种终身职业，可以获得一定的收入并保障其职业的安全，永久稳定的组织模式已经受到日益强大的攻击，人们开始认识到这种稳定性会造成政府组织功能失调，并由于政府组织内部的不协调带来许多社会与经济问题。于是新的组织模式不断出现，如特别工作组、权威领导人、大部门或跨部门委员会等，甚至还有类似于“虚拟组织”的机构。这种组织的特征是能够跨越常规政府组织的范畴，冲破传统的永久性与稳定性的组织模式，已经在多数国家成为现实。 第四是制度化的公务员制度。在近代工业化民主国家将政府作为法人团体进行管理，但这一制度性痕迹十分浓厚的体制已经面临极大的冲击，政府的人事任用已逐渐失去了永久性的色彩，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可以根据随时变化的工作需要来决定增加或裁减员工。与此同时，等级制也受到挑战，因为随市场机制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测试个人和政策的价值，在政府部门和公务员系统内部，实际的绩效越来越难以被清楚地测量出来，那么以此为基础的等级制也将淡化。 第五是内部管制。传统治理模式的公务员要毫无条件地接受和响应政治家发布的政策命令，这体现了政治家进行控制和施行责任制的功能。在任何社会中，政府部门一向是被管制得最为严格的组织。但是，如果能够给予政府员工更多地发挥其专长和创新精神的自由，那么政府应该能更为有效地运转。 第六是尽可能做到结果的平等。人事管理强调给资格相同的公务员提供平等报酬和工作条件，并且政府部门所做的有关其顾客的决定必须严格做到尽可能相同。即是说，目标相同的顾客所得到的利益也应该是相同的，主张公务员处理公务时应秉公运用法规，平等对待所有顾客。这种平等不仅在现实中的操作和把控有相当的难度，更重要的是引发出了其他有关责任和法律的问题，如顾客期望得到的服务能否实现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碰到正直的公务人员。情况相同、权利相等的公民受到政府的不同对待，这是否合法或违法？或者是否有其他一些授权价值同等重要或更为重要的公共价值？ 不论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对上述六个传统行政体制特征所进行的抨击，都有其合理的价值。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传统的行政体制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总的看来取得了成功，尤其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施行了大量有成效的社会方案，为政府建立了大规模的经济管理制度，制定许多非凡的政策。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开始反思政府治理的问题。尽管在此之前也曾出现过凯恩斯理论及其反对者的声音，但这一次反思似乎形成了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股潮流的出现呢？如果我们回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会发现那正是几乎所有工业化民主国家在经历了一个十分顺利的发展周期以后，出现了经济放慢和发展不稳定的双重压力，政府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通过扩大财政支出的方式来满足日益增加的开支，任何新方案都难以实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政效率的提高能够降低政府提供服务的成本，那么政府就应该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以提高行政效率。正是这种背景，在全球经济体系逐渐形成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急于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这样政府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任何有关降低行政成本、解除管制、提高政府效率的改革措施都会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欢迎。盖伊还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了政府改革的原因：一是人口老龄化导致老人费用支出急剧上升，按照传统方式向人民额外征税进行弥补难以为继；二是在经济增长、分配、就业等老问题继续存在之下，种族、性别、参与、平等问题浮上水面；三是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焦点和政府治理投资来源的稳定组织减少，如工会组织的奉献精神大不如前。基于此，盖伊企图在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市场民主国家去寻求国家和政府治理的新模式。 二、设计新的政府治理模式 对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探讨的必要性，其传统治理模式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固然是个重要的因素。在20世纪末的20多年中，世界已经面临着巨大的变化，一批工业化国家已经步入发达的后工业社会，在服务业中以金融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开始扮演主角，一批工业化国家的消费已经完成由传统的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的过渡，并正向着服务消费品转化。随着整体经济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利益诉求升级，利益群体也开始出现多元化特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向传统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才是所谓工业化民主国家开始探索新的政府治理模式的真正原因。在盖伊看来，任何政府治理模式都必须面对以下四个问题：最基本的问题是诊断，任何改革的尝试都意味着人们对变革的期望，每一个新的模式本身就说明了人们对政府部门存在问题的根源有个清晰的认识。但是，在进行错综复杂的政府改革时有必要了解问题存在的原因，以帮助我们对问题的认识。第二是结构，即应该如何组织政府部门，当今最为常见的就是采取分级分层的方式，重要的政府部门由内阁成员领导。但是，也有不少国家开始采用一些新的结构方式，其实摆在公务人员面前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合适的政府结构及其与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第三是管理，即应该如何聘用、激励和管理政府部门成员，以及如何有效地控制政府的财政资源。传统而陈旧的人事管理制度，首先会受到挑战，他们开始效仿私人部门的管理制度，并逐渐减少政府对其工作人员所承担的长期义务。这种制度同样以主导的管理特征和强有力的中心机构，以预算和购买规则的办法来实施对资源的预先控制，而这种控制是以遵循中心领导的指令形式来完成的，按层级划分的领导在一定程度或许有一点自主权，但在重要管理事务上必须执行规定，新的治理模式倾向于改变这种思维，赋予低级官员更多的自主权和决定权。第四是职业公务员在决策过程中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这会涉及许多有关政府决策程序及其内容等方面的问题，但关键还在于什么样的公务员制定出什么样的政策。对此，人们更多地倾向于采取以市场为基础的手段排除决策过程中官僚们的影响，同时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必要检查法规条例的影响作用，因为这些法规条款是立法和执法机关用以确保决策正确的工具。最终盖伊认为上述四个问题都包含着公共利益的概念，其出发点是如何缔造一个好的政府。基于这样的设想，作者提出了市场式、参与式、弹性化和解制式四种政府模式。这些模式都试图从不同角度来回答这样的问题：政府应该如何来治理？政府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等等，而正是这些问题的解决，政府实现所采取的改革过程及政策变革使公众受益。我们通过对四种政府模式的比较分析来看看工业化民主国家未来的政府治理模式究竟有些什么基本的特征(见表1)。
从这些基本概念的内容，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其实任何国家都不是绝对的遵循单一的市场模式，它只是一种对自由竞争优越性及其对一个理想化的交换与激励模式的治理追求而已。这四种政府模式都是时代的产物，一方面，市场化已经成为所有企图改革政府人士的口号，甚至有人认为，所有社会和经济问题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解决，几乎不存在应用上的障碍问题。另一方面，当代思潮十分重视参与式政府模式及其各种变化形式。这促成了人们对政府新治理模式的关心，但就像世界上没有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一样，无论采用哪种模式都会带来许多问题，同样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是，如果今天的政府回到过去，韦伯式的行政官僚体制，那更是行不通的；理性的选择是，从国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努力探索适合自己的政府治理模式。 三、四种政府新模式的比较分析 (一)关于诊断的比较 从诊断角度分析的市场式政府模式的主要障碍是官僚垄断，这是基于组织成员，尤其是机关最高长官对自身利益的关心，导致了政府官僚体制的极度膨胀。以公共服务为由向其经费提供者索要更多的经费，官僚职业的永久性，尤其是他们对信息的垄断，使其在与立法机关打交道时处于有利地位。如果官员们心怀私欲或者自我放纵，就可能利用其机关职务的垄断权力来最大维度地寻租。同时，政府及其官僚体制的以市场为导向的观点假定，公共部门内如各机关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这些机关能够采取各种各样的策略掩饰它们的活动，从而逃避公众监督的视野。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市场式政府模式的正能量方面，即充分运用市场模式及其机制作用，使组织和个人不断受到激励，从而大大提高公共部门的竞争效率。 参与式政府模式在诊断上的障碍特性是层级节制，从观念形态上讲，它与市场方法相对立，该方法所倡导的治理意识形态是反对市场的，并致力于寻求一个政治性更强、更民主、更集体性的机制来向政府传达信号。参与式政府模式认为层级节制是最直接的罪恶，这是基于传统官僚体制的层级节制，由上而下的管理形态限制了员工对其所从事工作的参与，由此产生距离，并降低了他们对组织的承诺。参与式政府模式在方法认识上比较关注较低阶层的员工和组织，这种模式的基本假设是：大量有能力、有才华的低级员工不能得到很好使用，而恰恰这些员工与顾客和公共部门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关系最为密切，对于计划执行他们认识最深最直接、掌握的信息也较多。如果能够让这批人被埋没的思想与才华得到适度发挥，那么政府将表现得更好。因此，政府功能要得到最好的实现，就是要鼓励那些一向被排除在决策范围外的组成人员，使他们有更大的个人和集体参与空间。从更大的范围看，参与式政府模式的倡导者还鼓励参与不仅包括直接从政策获益的公务员，还应该包括广大的公众群体。 作为最受关注的弹性化政府模式，尽管在东、中欧及许多发展中国家中的试验均告失败，但由于其具有的应变能力并能有效地回应新的挑战，仍然受到改革传统政府治理模式者的青睐。弹性化政府模式指政府根据环境变化制定相应政策的能力，它在诊断上的障碍特性就是稳定性，弹性化政府模式的倡导者认为公务员习惯安定的生活，偏好终身任用制度，这种永恒不变的政府结构，是有效治理的障碍，是保守政策的渊源。迄今为止，政府公务人员铁饭碗和公共组织永久性的负面影响已经遭到来自各方面的责难，于是弹性方式就成为改变公共部门现状的一种可行方案。 解制式政府模式认为只有充分发挥公共部门潜在的能力和创造性，才能使政府效率得到提升。所以，这种模式提倡取消一些限制和制约，政府机构不仅工作效率更高，而且还可能产生新的创造性工作，以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解制的主要指向就是解除内部控制，以提高公共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它在诊断上的障碍直指政府内部管理措施，认为正是这些措施的存在，阻碍了政府实现效率和效能的目标。由于政治家通常不信任公共组织，选民也有这种倾向，因此导致在公共管理者身上的控制越来越多，结果就转换成公共管理者认为他们缺乏足够的自由空间来有效地开展工作。 (二)关于结构的比较 市场式政府模式认为，传统的公共部门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依赖庞大、垄断的部门，这些部门难以对外界环境做出积极有效反应，且组织规模庞大和复杂性以及所提供的服务成本过高，是政府低效率的根源。所以，解决公共组织在结构方面所存在问题的方法是分散决策和政策执行的权力，打破大政府垄断的最基本方法是利用私人组织和半私人组织来提供公共服务，权力分散也可以通过将大的部门分解成若干小的机构或通过将职权下放给较低层的政府机关等方法来实现。设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组织体系，有助于对所设置的权力分散机关的成绩进行有效监督和充分估量。市场式政府模式所提出的结构上的改革意见，不仅针对整个行政机关的宏观层面，而且也可以用在组织内部的微观层面上。 参与式政府模式在结构上追求扁平化，缩减高低之间的层级。如果低级员工感觉到在决策中可以发挥更多的洞察力和专业能力并因此受到激励而提供优质服务，那么控制性的层级节制只能阻碍组织产生良好的绩效。扁平化还进一步考虑了关于消除中间管理层次以节约开支。但是，到目前扁平化的结构设想大多流行于私人部门，以此作为政府模式的选择之一，的确有待于实践的验证。 弹性化政府模式在结构上的设计，本质上追求的是虚拟组织。他们设想在政府内部采用可选择性的结构机制，以取代那些自认为拥有政策领域永久权力的传统部门机构，这被称为结构上的弹性化。主张不断撤销现有组织，这样可以避免因组织僵化所造成的困扰，使政府拥有较大的弹性，这可以快速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作出反应。市场方法是以市场检验来评估计划和组织的绩效，但弹性方法则将是否具有弹性作为标准。因此在政府结构问题上，弹性方法的倡导者企图建立摧毁组织的原则，形成一种虚拟的机构，其基本的内涵是：政府可以大规模的缩减公共部门，并开始利用越来越多的非部门机关和半政府组织开展工作。尽管这些组织的机构不正式且编制很少，但它们既保持了组织弹性又能提供公共服务。如果能将组织相对于正式化而进行某种程度的虚拟化，这种组织对外部的变化将有更强的适应能力。虚拟组织的概念实际上是关于在组织间建立网络系统这一思维的正式体现。但比较现实的问题是：这些永久性程度很低的公共组织既无固定的集会场所，也缺乏正式的机构，这些组织对实现政策目标是否承担有共同的责任？ 解制式政府模式对于组织结构方面的特性十分模糊，倡导这种模式的人认为，结构远不如用来控制公共组织及其成员的法规和程序那么重要，他们甚至接受传统的官僚行政体制的结构，因为他们认为，政治领导者在政府内部设置的控制机关，并不如他们想象中的那样起作用。所以，解制式政府模式并不强调集中化的控制结构，相反，它允许单个组织制定并执行自己的目标。可以这样说，解制式政府模式在关于组织结构上是基本没有特定内涵的。 (三)关于管理的比较 市场式政府模式在管理上最核心理念就是按劳取酬，这是因为他们从来认为在这种模式下公共部门的职员不应该与私人部门有什么区别，他们质疑公共部门长期以来维持的那套神秘的公务员管理制度，提出的改革方向是以市场为基础来展开。例如公务员的薪酬，在传统的人事制度中，在同一系统、同一级别的人员，不论其工作业绩如何，都能获得同样的报酬，这在市场式政府模式的设计者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必须以工作成绩来确定报酬，这一原则无可非议，但接踵而至的难题是怎样测量出个人或组织的工作成绩？尤其是根据工作的结果所产生的影响而不是根据所做的事情来测量工作成绩，这个测量就变得更难以进行。所以，市场式政府模式对公务人员进行按劳取酬能否做到真实客观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怀疑。 参与式治理方式在管理上更加注重政府部门能否运转良好，其基本前提是低级员工和服务对象能否直接参与管理决策，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看，参与式政府模式还更加关注能否把社会利益融入到治理之中，他们更加偏重于团队的意识，比如在服务质量的管理方面就提倡类似于生产企业的全面质量管理方式。 弹性化政府模式强调临时性组织对管理具有明显的意义，因为临时方法强调管理者必须具有调动劳动力以适应变化需求的能力，既可以为政府节省开支，还有利于人口老龄化社会产生双薪家庭，适合当代经济所需要的任用制度。弹性化的人事管理还存在有可能出现的潜在价值，我们一直追求公务员对政府的承诺来体现其价值，但多数方法都难以实现这种似乎带有理想色彩的目标，但弹性化人事管理的确有证据显示公务员会被这种新的管理方式所激励而不会唯金钱至上。对很多公务员来讲，到公共部门任职并不像市场方法那样是纯粹基于市场经济的考量，而是希望通过其在政府中的职位来实现其对某些政策价值所承担的责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警惕，弹性制度和临时性任用公务员，对其廉洁、忠诚和责任等价值观念的影响也可能上升。 解制式政府模式的管理含义包括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一方面该模式认为传统的政府结构和管理形式并非像评论家所批评的那样糟糕。另一方面，解制式政府模式类似于参与式政府模式，认为政府要想发挥其创造力，那么组织中的各个层级都应该参与，尤其不能约束低层员工，总体上解制式政府模式相对更倾向于管理自由化程度。但这显然必须建立在较好的公务员价值观基础上，包括为任何政治领导忠诚服务，操守清廉、正直公平等，如果没有这些前置条件的存在，解制式政府模式的自由化管理将难以实现其目标，甚至可能导致政府危机出现。 (四)关于决策的比较 这涉及政策的制定及其实施。对政府市场化观点的人来讲，一方面提倡将官僚体制的职能分散给多个“企业型”的机关，这些机关授权独立自主的制定政策，这种分散职能的行为可能是根据来自于市场信号而产生，也可能纯粹建立在公职人员的个人判断之上。另一方面，他们又期望这些拥有自主权的组织能尊重上级部门制定的政策或命令。在此，政府市场化模式其实还是认可政治领导人是政策的负责人，但很明显这与其对公务员独立自主权的赋予显然是相互对立的，即便是这对矛盾得到解决，市场式政府模式也会给政策制定带来权力分散后可能出现的难以协调和控制的问题。 参与式治理方法在政策制定上提倡由下而上。这种观点偏好分权化的决策甚于僵化的科层制，认为低级员工对政策制定会有相当的(但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力，这是基于对基层员工拥有更多的第一手信息。但由于参与式政府模式关注低级员工，因此它往往忽略高层官员的参与，但这些人往往在政策制定中处于决策层的位置，所以形成决策的博弈与冲突在参与式的政策制定中往往出现。但持这种观点的人坚定地认为，在任何政治体制中，官僚机构中的低级员工对政策都有相当作用，大部分政府决策并不取决于政治家，而取决于大量的社会工作者、警察、税务人员及其他低级官员。因为这些人每天都必须对特殊个案做出许多决策，这些低级员工拥有对个案处理的相当自由裁量权，所以必须增强他们对政策制定的参与。由于高层决策与低层参与间难免形成一些矛盾和冲突，所以参与式治理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往往通过多层次的协商来达成一致。 弹性化治理方式在政策制定上很少涉及公共部门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所起的作用。他们提倡富有实验性的政策概念，且一直在提倡所谓“实验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政府必须勇于尝试创新的政策，而不只是知道是否去做。基于此，弹性化治理方式主张政府应该非常谦虚，面对问题总是说，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好？但我们认为应该试一试。很明显这种谦虚的后面也可能产生中央集权控制能力的丧失，一旦出现什么意外的情况，政策的效能将无济于事。 解制式政府模式在决策的选择上更多倾向于企业化，尽管解制式政府认为应该赋予官僚组织更强的决策角色。他们的逻辑思路是，既然这些组织是思想和专业知识的汇总体现，那么就应该允许它们有更多决策权。其实，这个逻辑暗示了组织中的低层员工由于具有专业知识并与周边环境发生直接的关系，所以应该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从中可以看出，解制式政府模式在决策的问题上与参与式政府模式非常相似。但解制式政府模式有一点理论基础非常重要，如果允许官僚机构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那么就应该考虑如何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上，而这个基础正是以低层员工为代表的层级。 到此，我们基于盖伊所研究的政府四种治理模式在其特性上的差异化比较分析，归纳出以下的四类特征表(见表2，下页)。
四、从政府新治理模式中得到的启发 一是各国政府纷纷寻求改革的途径，以寻找更好的治理方式。从其根本原因而言，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国家、政府治理和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将永远处于进行时中。 二是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越来越凸现出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民主国家无一例外，企图找出几种全能的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其实是不可能的。盖伊从所谓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利益要求出发，提出了四种经典模式。客观地说，他从问题导向出的这些模式定义，都内含着科学的成分，也针对不同国情的国家提出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但是，诚如盖伊自己所说：“任何模式的成功取决于解决的方法是否完全存在的问题，每种模式都有失败的可能，对于所有模式来讲，主要危险在于超越了自身的范围，并设想对某些政策和问题有效的机制对所有的政策和问题都有效。每一种模式都有自己特定的不足之处，如市场模式最根本的弱点在于它所设想的行为方式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所以，这些模式不是万能的。 三是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即便是处在同一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不同的国情特色。企图用同一模式来作为同类国家的政府治理模式是行不通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从这些模式中获取对本国政府治理模式设计的有益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四种治理模式的分类比较是有参考价值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若干地方都声明这些模式主要是针对工业化民主国家的，但随着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的迅速崛起，纷纷进入中高级收入阶段，且多数采取了市场化取向，所以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仍然可以从这些模式中得到启示。 四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全面推进政府职能改革，其基本方向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同时发挥好政府的职能作用。与此同时，还致力于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所以，对工业化民主国家的政府治理模式的设计思想，对我们都有借鉴的意义。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市场式政府所倡导的运用其他部门的管理技术，有助于我们逐渐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二是参与式的团队意识、注重扁平组织管理以及通过协商方式进行决策的理念，对于当前我们如何在政府中防止官僚主义的滋生和更好地发挥科学民主实现科学决策很有意义。三是弹性化组织模式中的决策试验理论对于我们当前研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更多地注重决策辅助、决策效果引入第三方评估等创新工作很有启发。四是解制式政府尽管有着比较明显的无制度主义色彩，但其倡导的相对管理化自由幅度，注重低层管理人员的智慧发挥，对于我们广纳贤言，充分利用弹性工作制度挖掘广大公务员的创造力很有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已经明确了我们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大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了要尽快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这是一项系统而长远的工作，我们在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路的同时，也不排除科学吸纳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有益经验。盖伊在《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中阐述政府治理模式的系统理论，就可能是这些有益经验的一部分。 *该标题为《重庆社会科学》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政府治理模式——读〈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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