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08：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术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地理学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04-0005-19
盘点1978～2008年中国国内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成果①，必须强调其中一些重要成就是在1978年以前的一个或长或短的阶段内，已经着手进行或基本完成的，如集体成果《辞海》之《地理分册·历史地理》（修订本）②、《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分册③、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④、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⑤ 等。此种情况还体现在许多专家学者的个人作品上，如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⑥、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三集）⑦、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和《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⑧、陈桥驿《水经注研究》和《水经注研究二集》⑨、谭其骧《长水集》⑩、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11) 等著作，都是他们适逢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旧作又加以整理充实才付诸出版的。
在1978～2008年的阶段内，有关历史地理学通论性著作或教材的编写出版，已达到10余部，有的还出版了修订本，这对于传播和普及历史地理学知识，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委会所编《历史地理》集刊、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2001年起采用“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名称）编辑的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共发表近2000篇论文及有关学术界活动的报道。此外，还有更多的论文发表在各式各样的学术刊物上。学者们的研究内容，由自然而及于人文，由境内而及于边疆和近邻国家，由一般的研究进展而及于学界人物的思想基调，大大地扩展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在研究时段方面，则出现了重心逐步下移的趋势，即对明清时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探讨，一改1979年前盛行研究古代地理的选题状况，研究指向甚至下延到民国和共和国时期的地理特点及其变化过程(12)。
前几年在跨入21世纪门槛之际，学界内有关历史地理学整体发展和学术史视角的研究论著，已经有相应数量的发表(13)，近年来还有就历史地理学现状和前景发表看法的新作(14)。为反映最近30年学界的研究进展、研究特点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向，本文选择学科组织系统、学界动态反应、学术研究功能等几个方面来做学术评论。本文仅为抛砖引玉之作，虽有一些必要的引述，却挂一漏万，似所难免，敬请识者补之正之。
一 专业转向：归属地理学
关于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时间，现有两种说法。比较流行的说法见张步天所著《历史地理学概论》一书。该书称：“1979年西安会议的召开和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新时期的到来。”(15) 于1981年11月创刊的《历史地理》集刊，编辑署名即为“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从创刊号到最新的第23辑（2008年12月），这样的署名方式一直被很自然地沿用着。
可是，在《科学通报》1962年第7卷第1期（1962年1月17日刊出）第45页上，人们可以查到一则报道，题目是《中国地理学会举行历史地理专业学术讨论会》。这则报道文字不长，第一、二段内容如下：
中国地理学会于1961年11月28日在上海举行了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并宣布成立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
会上提出了十二篇论文。到会者就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性质、作用及今后研究的方向和方法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对不少重要问题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
很有意思的是，在1961年11月28日这一天，中国地理学会还举行了地貌专业学术讨论会、经济地理专业学术讨论会，加上历史地理专业学术讨论会，共有三场，会场都在上海。这些报道的署名也是同样的，都写作“周航”（地貌专业学术讨论会、经济地理专业学术讨论会的报道文字分别在该刊第41～42、42～44页上）。
关于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时间，据马正林讲述，1960年他毕业留校（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担任史念海先生的工作助手，知道1961年史先生去上海开会的事情，史先生回来后还讲起会上情况和工作安排。而1979年6月在西安的陕西宾馆（丈八沟）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专业学术会议，他自己不仅参加了，还是具体筹备人员，当时会议绝无成立专业委员会的议程，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成立了该机构。实际上，1949年后，中国地理学会（归属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对历史地理学一直很关心，在一些地理学家看来，历史地理学不仅是地理学的一个专业，而且还是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6)。1961年11月28日在上海成立其下属的二级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当然是一个事实。1982年9月，笔者参加过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会议主办方即为中国地理学会和复旦大学，在到会的人士中间，有三位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分别是侯仁之、李子川、郭敬辉，还有秘书长瞿宁淑(17)。这些重要“地理人士”到会的情形，在现在举办的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是看不见了。
从那时到现在，历史地理学界内最醒目而突出地反映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存在的地方，一是连续编辑出版的《历史地理》集刊(18)，二是逐渐调整为两年举行一次的历史地理学年会。每次年会的召开，都是接受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郑重嘱托才得以举办的。我们想知道，在中国地理学会同历史地理学界之间起主要沟通作用的学界人物是谁？根据一些资料可以做出判断，这位人物就是北京大学地理系的侯仁之教授(19)。
侯仁之教授，1932年9月入学燕京大学历史系，1940年硕士毕业留校任教。据侯仁之《我从燕京大学来》之叙述，留校任教后，他的“学术兴趣已经从历史学转向地理学”。这里说的地理学，应当是指历史地理学。1946年，他终于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师从身为地理学家的Clifford Darby（达比）教授，而这位“Clifford Darby教授正是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侯先生深受Clifford Darby的影响，并把他所倡导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并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20)。从上世纪40年代的海外留学，到1979年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了让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安家落户，侯仁之已经忙碌了三十余年。
侯仁之关于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的完整阐述，见于1962年发表的《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21)。他说：“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无可置疑的。”在对这句话做的一个脚注里，他又说：“有人把历史地理学仅仅看作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性学科，这是地理学家所不同意的。在中国如此，在外国也是一样。”这篇论文在国内的影响一直很大。到1982年，谭其骧曾论述道：“历史地理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很明显的。”(22) 史念海在为1987年创刊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撰写的“前言”中，认为：“在以前的悠久年代里，这门学科只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自它成为一门现代的科学以后，虽然仍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实际上却已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23) 最后一句表明他已接受了侯仁之的学术见解。说明这一点，实际上是在交代清楚历史地理学界的一次转向，即从过去归属历史学，已渐渐地转向归属地理学；也只有阐明这一点，才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方向及其研究特点。
事实上，发生在我国历史地理学界的这一次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同特定的时代条件有关。简言之，进入1950年代后的国家建设时期，整个形势在强调各个专业要联系社会，要同生产实际相结合。另外，在地理学界，人文地理已被斥为资产阶级伪科学，遭到了人们的批判和遗弃。相形之下，自然地理研究因为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实际用途也很明显，所以受到的影响就不大。据《科学通报》1973年6月号一则报道，以竺可桢、黄秉维、郭敬辉为代表的“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准备编辑出版一套丛书，主题分别为地形、气候、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植被、动物、海域、古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自然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自然条件的综合评价、1949年后的土地利用及自然改造等。当时，这项工作已被列入中国科学院1973～1980年重点科学规划之中。
历史地理学中的自然部分，在性质上同自然地理学一致，在时间上前后相继，因而得到现代地理学家的重视，这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在这套《中国自然地理》丛书中，于是就考虑有一册“历史自然地理”的书籍。直到1982年1月，《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分册才终于出版(24)。按照该书前言所示：这册书各章节从1973年起，就分别由各单位执笔人开始撰写，中间经过了反复的修改，还于1976～1978年，在西安、上海、开封三地举行了三次累计时间达四个月的定稿会议。为了保证质量，还组织本书编委及撰写人员，分别到武汉、南京、郑州、杭州等地的有关单位请教。那一个时期特有的认真工作的态度及其环环相扣的组织方式，无疑有助于吸引较多的地理学者参加历史地理学的著述工作。
从表2所列各章节撰写人员及其工作单位的情况，可见出身地理学或在地理单位工作的人员占有相当优势。该书“内容简介”写得言简意赅，句句如实。其中说，“本分册主要论述我国气候、植被、主要河流、海岸、沙漠等自然地理要素在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变迁过程，进一步探讨我国历史时期自然环境发展变迁的规律”；“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历史自然地理专著。它反映了我国历史地理工作者三十多年来在历史自然地理各领域中的主要研究成果。各章节的资料来源，除了大量历史文献外，还包括了考古学研究和野外实地考察等成果，并且运用了孢粉分析、沉积物分析、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航空航片判读等方法”。在该书“前言”中，也写到编撰者留下的遗憾，那就是“对于自然地理中其他一些要素如地貌、地下水、土壤、动物等在我国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变迁，我们的工作还很不够，没有充分的资料可供探讨，只好暂付缺如”。
上面举出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远非一般性的历史地理著作。它不仅反映了当时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阵容，显示了集体撰述所带来的历史自然地理大发展的特点，留下了至今仍为学界内外所必须参考的大量工作成果，同时，它也是20世纪70～80年代之间很有专业特点的一个事例，将长久留存于历史地理学术史之中。
二 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走势
只要参加过1990年上海国际中国历史地理讨论会的人士都应当记得，这次会议的东道主复旦大学，请学界前辈谭其骧先生做了一个主题报告，题目是《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会后，有多种报刊刊发了这个报告(25)。谭其骧先生保持了自身的治学习惯，就是不空发议论。他在对报告进一步充实修改后，又以《历史人文地理发凡与举例》为题，发表在1992年7月出版的《历史地理》第10辑上(26)。
谭其骧在这个报告中指出了一些现象：“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是地理学的两大分支，同样，历史地理学也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两大部分。建国以后将近三十年，人文地理遭受冷落，大致和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一样，长期废而不讲。我们历史地理学也受其影响，只注重历史自然地理，忽视历史人文地理，除了历代的疆域政区不能不讲外，对人文地理的其他方面，绝少有人肯花力气去钻研。”几乎同时，史念海先生也发表看法，认为过去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受到重视，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则相形见绌(27)。
截止到1990年，我国地理学界在复兴人文地理学方面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此，谭其骧先生认为，“我国从七十年代末以来，也在积极重建这门学科。最近几年地理学界的人文地理队伍已日益壮大，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历史地理学方面，也相应把部分的力量转移到了历史经济、人口、城市、文化等历史人文地理领域。但是总的说来，历史人文地理的发展还是很迟缓的，还远远不足以阐明我们这个历史悠久、广土众民国家的历史时期人文地理的发展过程。这就必然会影响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健全创立和发展，因为当代的人文地理现象都植根于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现象，不了解历史人文地理，也就讲不清楚当代人文地理。所以，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不仅对历史地理说来十分必要，对整个地理学界说也具有重大意义”。他论述的落脚点，就在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和前沿性问题上。
自1990年以来，我国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不断呈现兴盛局面，其突出特点是成果众多，数量远在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之上。不少论著从选题到内容都是别开生面，所提出的新的研究领域（分支学科）或研究区域、专题不断增多，学界新人辈出，不少学者已成当世名家。进入新世纪，整个研究继续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以笔者所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国家重点学科为例，2007年确定的5个研究方向，分别是历史环境变迁、历史农业地理学、城市历史地理与中国古都学、历史商业地理学和历史民族地理学，其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占有大头。从1981年恢复学位制度以来，各所高校的历史地理学位授权点招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其选做的学位论文题目绝大多数属于历史人文地理范围。到2001年，以邹逸麟为主编，王振忠、吴松弟、唐晓峰、韩茂莉为副主编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一书在京出版(28)。历史人文地理学科的研究特点，在于突出和体现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诸多人文地理要素形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深度。该书列出疆域、政区、都城、人口、农业、工矿业、城市与交通、商业、文化景观各章，着眼于各种人文要素的动态变化，展示了当代人文地理基本素材的历史起源、丰富内容和曲折的演变历程，自然就揭示了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形成过程。
就在近20年历史人文地理学获取极大进步的时候，不少人感觉到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好像出现了投入不足、产出较少的情况，二者形成明显对比。2005年11月25日《科学时报》上刊登的新闻报道《历史地理研究缘何遭冷遇？》，揭示了一些地理单位的历史地理研究出现的种种问题。如果把这种情况看作是1990年上海国际中国历史地理讨论会后，学术界响应了谭其骧的主题报告《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开展了较多的“偏人文”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工作，致使历史自然地理出现了滞后的现象，无疑是就表面现象做出的一种简单解释。实际上，若展开深层次的认识，则要比这种看法复杂得多。
资料来源：各种书面材料、电子文本材料及各研究机构负责人或知情人提供，笔者在此谨致谢意。表中缺漏或失误之处，有待识者补充和纠正。
说明1：本表不列某些单位历史地理研究室之前的研究小组（组）；按习惯将科研机构分为研究室、研究所或研究中心两类，并不表明两者之间均有一定的等级关系；新成立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有的是与学院（系）平行的建置关系，直接属于学校管理。
说明2：2004年成立的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以经世治用为理念，致力于‘历史地理’、‘台湾史’、‘历史教育’等领域的研究与发展”（见《国立彰化师范大学》材料介绍，2004年11月编印），已主办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三届，已出版《白沙历史地理学报》6辑（2006～2008年），谨以说明方式备存于此。
以表3为一种资料分析对象，从中可见依托在地理系所的历史地理研究机构逐渐式微的现象。对此尝试着进行解释，暂可提供如下思路：
第一，地理系所本身发生了变化，而且存在着科研上的“短视”行为。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高等院校地理系经历了频繁的更名之风，其结果大多是采用资源、环境、国土、规划、城市、旅游等名词的组合方式，替换掉了内容似嫌模糊、应用性有所不足的老地理系命名，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和作为保障生源的一项有效措施。中国科学院所属科研机构在知识创新工程中不断调整科研布局，跟踪和靠近国际前沿，项目制科研方式成为主要管理形式，同时加强了技术手段的改进和提高。所有这些变化，尤其是在项目经费争取上的硬性要求，都不利于研究“古代”的、将历史文献作为“特殊资料”的历史地理专业人员的存留，中青年学者只得转向了应用研究领域。于是，人去楼空，原有历史地理研究机构就撤销了。
既然时间尺度更为长久的地质学研究在国内外都受到高度重视，同理，历史地理学研究似不应该遭到这样的冷遇。但历史地理学科在我国地理学界受到轻视的情况，主要还是一种非战略思维的“短视”行为在起作用。结果不是这门学科没有作用，而是到用的时候才想到它的重要性(29)。这同长期旅居国外的华裔科学家对中国科研战略选择和部署情况所发表的批评意见是一致的。
第二，由学位管理方面的体制性摩擦所造成。
1990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了正式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新目录中理学学科门类下的地理学，删掉了二级学科“历史地理学”。侯仁之得知后，随即在《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陈述了自己的意见(30)：
最近在《第四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名单》和《专业目录修订后调整分布的博士点名单》中，也竟然把“历史地理”一律列入历史学的学部门类，这就造成了学科性质的极大混乱，极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甚至有的重要地理研究机构，也停止了招收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生，其后果必将严重影响历史地理学高级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而这样的人才正是我国目前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所必需的。
陈桥驿出于同样的考虑，将历史地理学单独划归在历史学二级学科位置上的做法视作“官论”，而且直到2000年8月，他才知道做出这一规定的权威部门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31)。
对于这份“官论”，笔者曾撰写过《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调整与历史地理学》一文(32)，意在说明一些基本事实。笔者提供的材料是，1990年国家主管部门颁布的新目录，其基本考虑是把过去一些按行业或部门划分的旧专业，改为按学科归口设置，并在拓宽专业面，调整充实专业内涵上，删掉或归并了一些划分过细、偏窄的专业，增加了一批新专业，所做的目录修订，也并不是针对哪一个学科或专业的。只是这些调整工作，刚好涉及历史地理学，使得一直为历史地理学转向归属地理学而奋斗的专家，产生了不能接受的心情。
那么，这份新目录在使我国地理系所中的历史地理学科所受到的影响方面，应承担多大的责任呢？笔者觉得其责任是不小的。这首先是个定位问题，因定位而出现的偏差，会影响到一些单位或部门的管理人员，觉得在地理系所没有必要保持这个属于历史学二级学科的历史地理学。其次，对出身于理科专业的本科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在研究生深造阶段之后，要准备去接受一份历史学文凭，这在行为个体的选择中，实为一个很难跨越的限制因素。对于今后工作的改进，笔者的主张是：类似历史地理学这样特点的学科，最好的情况还是回到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第1版学科、专业目录上去，在历史学、地理学的一级学科之下都确定有一个二级学科（专业）——历史地理学，研究生毕业时可授予符合培养单位特点的历史学或理学学位。
第三，自然、人文事物本质差异所起的作用。
在历史地理学领域研究以人类社会为旨趣的课题，毕竟是较为方便可行的。其原因在于历史文献中存有大量的人文社会方面的记录文字，而关于自然方面的记录，不是数量偏少，就是准确性不够，难以满足高分辨率或提高精度研究的要求。这同历史文献产生的时代，自然科学不发达、文人不懂科学技术的状况有关。正因为这样，研究自然现象演变的工作，无形中要求参与人员应当具备较高的全面的科研素养，即不仅是理科出身，而且要精通文献和历史。
值得学界内外推崇和骄傲的是，在学术界就有这样一批学者知难而进，不断向前，他们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展开对过去环境变化过程及其演变规律的研究，取得不少骄人的业绩。如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33)、张丕远主编的《中国历史气候变化》(34)、文焕然等的《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35)、张修桂的《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36) 等著作，就是通过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分析，结合自然科学研究原理和方法的运用才撰写出来的学术成果。倘若查询这些学者的学历和知识背景，从他们的身份和获得的声誉来看，他们首先是自然科学家。
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判断，上述知名人士皆为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专家，而非历史人文地理学者，这显露出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两者的差别。十年前，台湾学者姜道章写过一篇论文——《历史地理学研究主题的回顾与展望》，提出过一个观点：“从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来看，‘历史自然地理学’不是历史地理学，从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研究主题，以及就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来看，这种二分为‘历史自然地理学’和‘历史人文地理学’，是一种错误的观念。”(37) 读过此文，笔者在《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理论背景》一文中曾对此略事讨论(38)。当时所持最重要的一条依据，“即地理学之下有自然地理，按照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其下必有历史自然地理，这是符合事物内在结构的逻辑推理”，因此判断，将“历史自然地理”归之于历史地理学领域之内，具有充分理由。
现在看来，此论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姜道章论文中包含有三点理由：一是“地理学的研究是以人为中心，不涉及人的研究不能说是地理学的研究”；二是援引中、美、日、英各国的部分资料，皆云历史地理学归属于人文地理学；三是引用的诸多文献，专家们均未论及“历史自然地理学”主题。既然说到国外的情况，这里有必要引用一段熟悉欧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葛剑雄教授的论述。他说：“我曾经与美国、日本、英国和西欧的同行交换过意见，他们对我们能进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感到很惊奇，因为他们基本上只有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原因很简单，他们能利用的历史文献年代较短，无法对长时段的自然地理变化作研究，而较短时间内的自然地理状况与当代差别不大，基本可以用现代地理学的方法来研究。”(39) 差别在于，文明古国中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巨量历史文献资料，也就具有使用历史文献研究历史自然地理的独有条件，我们在研究中会遇到外国学者不曾遭遇的问题，尤其是文献资料同其他地质资料进行衔接时很特别的难题，这都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取得外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中很难有的学术业绩。
至此，我们已经基本说明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两类研究主题在具体研究中所存在的差别，是缘于研究对象本质属性上的不同，现在看来这种差别还是无所不在的。由于这种差别，导致了不同分科划分的历史和现状。在1978～2008年期间，借助社会条件的变化形势，这两类研究主题既有相辅相成的地方，也有此起彼伏的走势。这不是一种预设，而是合乎事物本质属性的学科演变过程。
三为现实服务：形势推动和主动介入
在历史地理学界，可以举出许多事例来说明学者们内心的情愫，即要用自己生平所学，为国家多做实际工作。不过，这之前还是要做一些必要的回溯，以了解那个离我们渐行渐远时代之特征。
1960年6月号的《地理知识》杂志，发表了笔名“北地”的文章，题目是《历史地理的研究必须为生产实践服务》。文章的后面部分说：“根据以上所述，说明生产任务不但已经向历史地理提出了要求，并且在今后的年代中，还会向历史地理提出更多、更为复杂的要求。历史地理如果不能满足社会生产的迫切需要，而长时期落在客观实际的后面，则必然会限制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历史地理学既然作为一门科学存在，如果要建立与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也必须密切联系实际，因为理论要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使历史地理学获得生命力，才能循着科学大道迅速前进。”很显然，这种语气的文章现在已见不到了，其中所透露的意思，是将历史地理学作为一个同生产实践有关的部门或专业来看待。这同今天的情况很不相同。
次年，黄盛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历史地理学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一文(40)，也强调“历史地理学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许多工作”，然后在改造和利用自然方面、减少和对付自然灾害方面、介入各种区划和规划工作、参加国家的文化建设方面，谈了他自己的意见。由于黄盛璋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所以他的一些研究同国家的建设事业直接有关，如1958年发表的《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等论文(41)。
1985年10月，国家教育委员会高教一司文科科研处编印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选编》（第1辑），历史学中选入了3项，分别是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葛剑雄执笔）、章开沅撰写的论文《论辛亥革命时期爱国主义思想的特征》、马正林撰写的论文《由历史上西安城的供水探讨今后解决水源的根本途径》(42)。其“前言”介绍，选入成果24项，“就学科讲，有的属于基础学科，有的属于应用文科，但都直接间接地产生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受到了社会重视”。由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同人类的活动舞台——地理环境有关系，所以，具有同今天的社会实践发生联系的一面，这是它的一个显明的学科特点。
若要在历史地理学界推出最富有学术激情的学者，那仍然是侯仁之教授。侯仁之早年即从顾亭林（炎武）那里体会到深刻的“经世致用”思想。他解读顾亭林，认为“他生在明朝末年，痛感社会政治腐败，人民生活于困苦患难之中，于是他立志编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在全书的序文中，就写下了如下两句话：‘感四国之多难，耻经生之乏术。’于是他开始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痛斥当时读书人的虚浮学风，进而公开提倡‘保天下者，匹夫有责’”。一直到2001年侯先生90高寿回顾往事之际，仍然不忘说出“顾亭林经世致用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我”这句话(43)。进入了共和国时代，侯仁之身上表现出了旺盛的研究热情和精力。他深入城市，进入沙漠，就近研究首都北京，卓著之成果，无不展现对国家的一片热忱和挚爱。“文革”结束后不久的1978年8月20日，侯仁之在书房写到：“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科学工作者，虽已年逾花甲，也深深感受到这科学的春天的无限生机。她给我以青春的活力，促使我在新的长征路上跑步前进。”(44)
还有长期工作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史念海教授，也是一位身处书斋、关心国计民生的前辈学者。经过长时期的艰苦探索，在1992年5月的“西安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史先生提出了“有用于世”的治学理念。他在《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的报告中(45)，阐述了自己的认识：（1）历史地理学有利于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2）这种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活动，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过程，到第二阶段时是认识且掌握了一定的客观规律；（3）不仅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有用于世，就连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也同样有用于世，其研究范围还在不断扩大。最后，史念海强调说：“可以想见，为世所用是一门学科能否长期存在并且发扬光大的关键所在。中国历史地理学本来就是一门为世所用的学科，问题是如何发扬光大，使它更易为世所用，使它更能发挥出为世所用的作用。”可以说，从《河山集》初集的结集(46)，到《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47)、《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的出版(48)，一直到2001年3月史先生病逝之前，让历史地理学为世所用的精神发扬光大，是他一生的追求和理想。
还有一例，即1990年代长江三峡工程的兴建，这在当时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同时也吸引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学者们。以陈可畏为首的项目组向院里申请重点科研项目，获得了批准，之后产出的项目成果即《长江三峡地区历史地理之研究》的著作。据陈可畏介绍，从事该项目研究的“目的是为了配合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建设，从历史地理角度，总结、分析三峡地区的历史地理演变及其经验、教训，对三峡地区今后的农业（包括林、副、渔业）、工商业（包括手工业、交通运输）及文教、卫生事业、旅游事业的发展，文物古迹的保护与利用，特别是如何利用三峡水库和治理长江，来缓解长江中下游的洪灾，如何利用三峡水库和长江水北调，以解决华北、西北地区的缺水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供中央和有关的领导人作参考”(49)。项目开展1年多，项目组成员外出考察，“回京以后，各人编写成初稿，最后由主编汇总、成书；同时写成一篇五万多字的报告，上报中央和有关单位，供他们参考”。这个项目成果的一个去向，就是“上报中央和有关单位”，作用就是“供他们参考”。
这里再补充一些我们所知道的史念海先生在满足社会应用方面的学术成果。1983年夏秋之际，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马文瑞，利用中央领导到陕西延安视察的机会，建议史念海教授撰写一部《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的著作。书稿很快完成，1984年7月马文瑞撰写了序文，1985年3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次性印数为30600册。序文中说，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关于实现中国北方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重要指示，向干部群众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这方面的历史地理知识，推动陕西以至整个黄土高原地区的种草种树事业，“我建议史念海教授编写这样一本书”，“作为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借鉴”。这部书的下发对象，首先是工作在黄土高原农业战线的干部群众。
1991年5月，史念海完成《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的论文，随即由其所在单位提出具体建议，“备函送请白清才省长审阅。白省长采纳了建议，并批交省林业厅研究办理。省林业厅会同西安市林业局等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将有关意见向白省长提出报告”。下面是陕西省林业厅的正式行文《关于史念海教授建议解决西安用水问题的意见报告》(50)：
省人民政府并白省长：
收到省政府44号批信后，就史念海教授关于解决西安用水困难问题的建议，我厅同西安市林业局等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征求了有关专家的意见。现将有关意见报告如下：
一、九一年，我厅就史念海教授撰写的《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论文中的建议，曾向省政府递呈了意见报告，提出了五项建议采取的措施。我们认为，从恢复秦岭北坡森林植被，增强水源涵养功能来考虑是完全可能，也是根本解决西安用水困难问题的重要措施。建设这项工程意义深远。
二、建议将西安秦岭北坡，即蓝田、长安、户县和周至四县山区部分的水源涵养林建设，纳入到西安用水的配套工程中去，作为秦岭林区水源涵养林的重点建设项目，列入计划，切实加强经营管理。
三、建议西安市政府成立水源涵养林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由市林业局牵头实施工程建设，制定相应政策，征收水源林建设费用。
四、史念海教授提出在秦岭北坡普遍密植灌木的建议，不够全面。我们认为应因地制宜种植灌木、乔木和经济林等。有条件的地方应重点营造水源涵养功能较好的针阔混交林和乔灌复层林，特别应以复层林为主。
这是一份不多见（事涉历史地理学）的主管部门回复上级领导的政府内部公文，比之“上报中央和有关单位，供他们参考”的事例，这篇送上去的论文及其建议不仅有了回音，而且还得到一些具体落实的工作意见，表明学者们的建议得到了采纳。这一过程，也反映出史念海教授的科研成果很有分量，其关心西安城市用水问题的意见受人尊重。
总的来说，无论是当国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要求各行各业都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时期，还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阶段，出于责任和道义，任何一名社会成员都应当为国家着想和出力，关键是看怎样做。其中有所不同的是，一个理智健全的社会或时代，会尽可能地让学者发挥聪明才智，期待他们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最好的贡献，而不必让所有学科都去直接同生产实际相结合。
有的学者为现实服务的意识很强，在形势推动和主动介入两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一致性，做出了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成绩，成为社会所关注和景仰的公众人物，这是一个学科有活力有社会应用价值之表现。还有不少学者喜爱做专门而较为纯粹的学术研究，在艰深或冷僻的基础性课题研究中尽显其才情，这是一个学科根本之所系，希望之所在。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真正对现实起了合理推动作用的东西，一定是历经艰辛探索、包含真知灼见的学术珍品。类似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发挥了沿革地理学的最大长处，做出了确切反映我们所经历的多民族共同缔造的伟大国家历史疆域政区系列演变图幅，乃是许多学者集体潜心数十年的研究成果。许多行政级别很低、位置很偏僻的地名，单独看起来并不重要，当汇入这套集中了7万多个地名，方才构成祖国历代疆域版图和政区演变地图之时，就显示出一种巨大的、整体性的、难以超越的感受和效果，人们就会放弃轻视任何一个小地名研究工作的意义的想法。这套地图的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同在，无论什么时期，都将得到学界和社会的尊重。这正是一个以学术价值展现学者自身贡献的典型事例。
总之，学者可以而且应该关心社会，参与能够发挥学者自身学识和作用的社会事务。如有的学者提出这样一种表述，“我们历史地理工作者，要为政府当好参谋，通过研究历史上的地理环境变迁对人类造成的正面、负面影响，以理服人，为政府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第一手资料。历史的发展为历史地理学这门年轻的学科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我们要把握住这个机遇，揭示过去，预测未来，创造人类美好的明天”(51)。根据各人的实际情况，还可能有更多的关心社会和服务于社会的途径。
如果要走向经世致用的道路，那么应该向前辈学者学习，拿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贡献于社会，包括走出校门，走向实际，找到和针对现实中的问题，利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资料，开展积极的研究工作。
如果工作做不扎实，自己也不走出校门，走出校门也不深入实际工作，仅是喊得多，做得少，或者是做得虚、做得空，没有过硬的成果贡献出来，那也于世无补。这样的为现实服务，是缺乏实质内容的，既无法持久，也难于发挥历史地理学“经世致用”的效能。
四 新学科新思潮对历史地理学的影响
对历史地理学影响最大的学科莫过于历史学和地理学，甚至包括环境学科，它们同历史地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里，我们不去探寻它们之间的密切关联，而是将眼光放在其他学科或思潮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影响方面。
1.环境考古学的影响
考古学是一门比历史地理学还具有资历的学科，而环境考古（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的概念则于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提出，至60年代方形成为一门学科，传入我国的时间已在八九十年代。1990年10月，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周昆叔研究员为代表的国内地质、考古学者，聚集在西安市的临潼县，召开了首次“中国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会议文集——《环境考古研究》（第1辑）次年在京出版(52)。1994年年底至1995年间，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刘东生院士的提议和指导下，成立了“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从此，我国环境考古学研究走向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阶段。
在《环境考古研究》（第1辑）上，考古学家苏秉琦、地质学家刘东生、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分别题词，事涉四个学科，说明环境考古在中国的发展有其特定背景。侯仁之院士的题词是：“史前环境考古是历史地理学必不可少的延伸，历史时期环境考古更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内容。”以研究年代划分范围的考古学，分为史前考古学（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历史考古学（有文献记载后的历史阶段）两大分支，20世纪初又增加了体现工作性质的“田野考古学”。这样看来，侯仁之先生下笔有神，所提史前环境考古、历史时期环境考古二者的区分是根据充足的，而且随即同历史地理学相联系，指出环境考古两个时期同历史地理学的关系。题词虽短，却是至今国内对于环境考古同历史地理学关系最早最清晰的阐发。
此后，中国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又召开了三次，并都出版了会议论文集。2005年后，《神木新华——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系列报告》(53)、《澧县城头山——中日合作澧阳平原环境考古与有关综合研究》(54)、《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55) 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环境考古研究带来了新的推动力，也为早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环境背景资料。只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的身份，都是考古学者。
自1942年日本学者提倡“考古地理”概念，到1996年小野忠凞的《日本考古地理学研究》著作之专章“考古地理学之意义”在我国的《历史地理》第13辑上发表(56)，传入过程有嫌缓慢。过了近10年，国内方问世了考古地理著作(57)。小野忠凞认为：“考古地理学之意义，简捷明了地说，就是以地缘性、空间性的遗迹、遗物等实物史料为研究对象，解明人类在已经过去了的年代的地理现象的学问，当属于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前述环境考古学，是指用进行环境科学研究的各有关技术和方法来做的考古学。由于用在环境研究中的技术和方法来自不同的学科，特别是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和生态学，因此环境考古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名称，它主要包括地质考古学、动物考古学和考古植物学(58)。这些权威解释使我们明了，考古地理学是在历史地理学体系上产生的，环境考古学则是考古学的一支新学科，来自东西方不同的学术思潮终于汇流到了中国。
就研究现状来考察，我国环境考古学已有自己的学术组织（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体现了考古学同第四纪环境研究的交叉，学术成果则愈来愈丰厚，而相对来说考古地理学的理论方法及其成果则较少。历史地理学以研究全新世1万年以来的地理环境为己任，就必须联合环境考古研究者，参加环境考古学的学术讨论会，提出基于自身研究所产生的问题，譬如早期聚落的形状和类别、早期人类对不同地形的适应和利用方式及迁移动因、早期动物的自然移动及在人的作用下发生移动的区别方法等，对有文字以前的地理环境及人地关系，展开独立的或合作性质的研究。
2.文化人类学的影响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以人作为直接研究对象，并以其为基础和综合理解为目的的学科。它的研究角度无外乎是从生物的和文化的两种角度展开，所以就有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划分。文化人类学又有广义、狭义的理解，而狭义文化人类学的理解，往往是基于民族学的立场展开的。
现今的人类学研究早已离开了关于原始种族体质类型和原始社会文化报道的阶段，开始进一步从体质、文化、考古和语言诸方面对人类进行广泛综合的研究。历史地理学中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如同地理学中的人文地理学，重视研究地球表面人类活动（精神和物质）或人与环境之间关系所形成的人文现象分布、变迁及其地域差异(59)。在不同的人类活动形式之中，又可见不同特点的地域表现特点。
曾几何时，带有一股清新之风的社会变迁、社会转型概念及其专题阐释在历史地理学界出现了。人类学所习说的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是指社会制度在结构和（或）功能上的变化，面对人类活动作用下的环境变化状况，探讨其间人类活动的作用方式，正需要这种细致入微的阐释(60)。
在以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凡涉及人类活动，多为大写的“人”或“人类”，看不见整体面貌之下、之内的人的具体情形，缺乏按照性别、阶层、年龄、族群等至关重要的考量要素区分开来的不同部分的人群，这同所选择的研究区域过大有关。同时，也反映学界人文主义地理学思想的有所缺失。而当进入县域下的乡镇、村寨这样较小研究区域时，就需要借助或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时至今日，“以人为本”的理念及其表述，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竟带来了新的意味。解析人的行为意义，阐释人对环境的认识及其选择的多样性，人类对环境的机能的、心理的适应性，探及在各种生产形式上的自然表现，无一不是需要深入历史场景去加以深入理解的，而这些都离不开文化人类学知识的熏陶和观摩。
仅仅以整体的人类作为分析对象，这自然会影响到研究结果的准确真切性。譬如，对区域开发过程（包括不同地貌单元），对人类的生产活动所带来的对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其中既无基于生存权方面的对于劳苦大众开发活动的同情体察，也没有考虑所有制因素下人的行为之收敛或放开，不去建立相应的环境影响评价参照，只是一味斥之为对环境的破坏，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特定条件下人之行为。
此外，还有人类地理学专著的出版(61)，亦在提示我们——对于边远或边疆地区、政区交界地带、少数民族分布地区诸多研究课题来说，文化人类学这门立足于人类学和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在具体应用中所享有的无限魅力和深远影响。
3.社会学（社会史）的影响
为了深化研究主题，一些年轻的历史地理学者开始眼光朝下，走向民间，关注的阶段集中在明清和民国时期，着意于从普通的乡下获取对研究区域内社会组织、群体的考察认识，了解当地人对于环境的认知方式和经验，这完全符合社会学的研究方式。在具体操作中，他们不由自主地接触和学习到社会史的若干研究方法。
这方面比较成熟的专题研究和理论阐释，自然当推及意在理解中国史内在发展规律之关键的中世理论——共同体理论(62)。学术界提出的诸如豪族共同体、村落共同体、水利共同体、地域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国家共同体等概念和解释模式很多，这不仅是诸多学科协力研究的结果，而且还浸润着西方汉学思潮的多种影响。
到80年代初期，在地域共同体论述之后，学术界又有了地域社会观点的强调和阐释。森正夫对此的阐释是：“一方面孕育出阶级间的矛盾与差异，另一方面为了达成广义的再生产而面临了共通的现实课题的诸个人，在共通的社会秩序下，经由共通的指导者、指导集团之指导，而被统合于同一地域场域。这样的场域我们称之为地域社会。”(63) 这一方法概念，相对于世代生活于同一地域或地点的村社人群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活动单位和相互制约的场所。无论怎么说，就人类及于环境演变的作用而言，这都是极为重要的论述内容。
社会学理论中还有一种“社会控制论”，也被历史地理学者选来用作研究手段。邹逸麟为冯贤亮博士论文《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作序，里面写到：“本书是在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比较新的角度对江南地区社会的长期稳定的内在因素所进行的全面考察，主要从行政管理、地方防护、水利调控、灾害应变机制、宗教和民间信仰意识等方面，分析中央、地方政府和民间三大层面，如何培育自然和社会两种环境变化的应对能力，即所谓社会控制，使社会长期处于稳定的秩序和发展势态。”(64) 该书出版以后，“社会控制论”的观察视角不胫而走，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继续深入，类似这样的主动采纳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做法还会增多。
地域的社会组织是复杂多样的，氏族部落、家庭、家族、社区、邻里、各种社会集团被作为研究对象以后，学者必须寻求一种历史地理学之外的研究方法，这首先是社会学及其社会史的研究。尽管方法来自社会学，但研究主题却是历史地理学的。
4.环境史研究的影响
环境史研究属于1978年以后逐渐传入我国的学科。国内环境史研究学者认为：“其实，就所涉及的问题来说，环境史并非20世纪的新创。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它原来是以‘历史地理学’的形式发展的。直到70年代初，‘环境史’实际上还是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在论述自然环境中第四纪变迁和史前变迁时惯用的术语。中外学者在追寻环境史兴起的原因时，都提到了多学科知识的积累和交叉以及环境史的悠久历史。这表现在：生态学、人类学、地理学、考古学和环境学等学科的发展从历史学外部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启示；而英、美的历史地理学、美国的边疆学派和法国的年鉴学派等则从历史学内部为环境史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此类观点无疑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65) 同其他学科的大量交叉，当为晚出学科的一个特点。
尽管较多的环境史研究者不大可能离开历史地理学的论著，去研究中国的环境史题目，但环境史毕竟有自己的学术思想，那就是它专注于历史上人与环境接触的界面、方式及其展开的过程。需要提示的是这里说的不是“人地”或“人与地”。美国环境史学会及欧洲环境史学会创建人J.唐纳德·休斯的最新著作《什么是环境史》介绍说，环境史“作为一门历史，是对自古至今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作为一种方法，是使用生态分析作为理解人类历史的一种手段”(66)。也就是这些缘故，国内学术界对环境史还有生态史、生态环境史的不同称法。
环境史研究及于历史地理学的影响在哪里？它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地方又在哪里？笔者思忖还是在于——有在特定环境里生存的人群。因为有了人群这个研究对象，研究者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志向，把生态眼光、界面选择、鲜活故事的工作做完，做精彩。1995年台湾出版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67) 中所收大多数论文正是这样，2007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68) 所收大多数论文也是这样。
相对于国内历史地理学已经形成的研究风格而言，“人”的位置在哪里太不重要了，作品中间或者看不见，或者又太大（多为整体的人），缺少有名有姓的人、有名称有记号的人群。谁若设想在这样的框架里多做一些人文性质的分析，有时会面临不被看作属于历史地理研究的质疑。在J.唐纳德·休斯著作里有这样一段话：“有几个历史领域与环境史关系密切，因此常常很难划出一条严格的分隔线。而且，如斯蒂芬·多弗斯评论的，‘很难确定历史地理学和环境史的界线’。历史地理学家发现他们能安然无恙地跨越与环境史之间的边界，写出一些环境史佳作。”(69) 这说明具体做工作时，还是不必设置过于严格和清晰的界线为好。
5.GIS技术的影响
对往昔地理事物的关注和研究，构成了历史地理学的思考主线。采用历史学方法提取文献资料，再使用计算机技术手段保存、处理、管理和分析这些可以看作是地理空间数据的资料，在国内外已经发展到建立“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Chinese History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的阶段。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地理信息中心、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复旦大学CHGIS项目于2001年1月8日正式启动，由罗斯基金会提供资助。该项目试图建立一套中国历史时期连续变化的基础地理信息库，为研究者提供GIS数据平台、时间统计以及查寻工具和模型。该项工作的基础分别来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8册）、施坚雅（加州大学Davis分校）开发的中国空间结构模型（包括中国宏观区域经济／社会市场系统的8个层次）、William Lavely（华盛顿大学）推动研制的中国时空计划（CITAS）数据库、Robert Hartwell（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唐至明时期6个时间断面的历史GIS数据、Lawrence Crissman（格里菲斯大学）的当代中国县级行政界线（1980～2000年）连续变化GIS数据。谭其骧的学生要把他主编的地图集数据化，这是现有技术条件下对原有历史地理学成果的一种发扬光大。
据有关方面介绍(70)，该项目设计的目的是为学术研究提供一个GIS数据平台，并充分考虑了数据的灵活性，允许更新版本以及变更数据的特征属性、空间形态以及有争议的政区实体等。该项目试图建立的这个可靠的、开放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其长处在于可以保持地理要素之间关系的修改和更新，这正是它胜于纸质印刷地图的地方。只要有新的内容，新“版本”在互联网上一发布，就可供用户下载使用。目前，CHGIS数据1.0版至4.0版的面世，标志着该项目已取得越来越成熟的阶段性成果。
学界对此的评论及产生的联想是，该项目已取得初步的成果，为我国历史地理信息平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学在定量化、信息化研究方面，与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它的大部分研究成果依然还停滞在定性描述之中，从而造成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研究结果，因缺乏量化指标，很难与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衔接，不能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凸现其重要的科学价值，进而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应用与推广，为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71)。历史文献资料难以进行定量化处理，这是历史地理学科的特点；采用GIS技术开发历史地理论著成果，研制新产品，GHGIS项目给学界提供了足够的启示作用。
五 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创新和突破
在西方世界，于1975年在英国创刊的《历史地理学杂志》（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是十分专业的国际刊物，它代表了英语世界的历史地理研究水平。据有关论文介绍(72)，在创立《历史地理学杂志》以前，英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H.C.Darby）的论文，都是发表在其他学科各种不同的专业杂志上。如果拿英国《历史地理学杂志》同1921年11月在南京由地学研究会创办的《史地学报》相比，我们早了54年（《史地学报》在1926年10月停刊）；同1934年3月1日禹贡学会在北平创办的《禹贡》半月刊相比，我们早了41年（《禹贡》半月刊在1937年抗战期间停办）；同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编的《历史地理》集刊（1981年创刊）相比，我们仅晚了6年；同北京环境变迁研究会主编的《环境变迁研究》集刊（1984年出版第1辑）相比，我们仅晚了9年；同陕西师范大学主编的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出版第1辑）相比，我们仅晚了12年。这些情况说明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起步并不算晚，1978～2008年间的发展堪称快速。
英国《历史地理学杂志》于1975～2004年期间发表约600篇左右专题论文，每期容量有限，仅能发表4～6篇论文，稿件刊出时间约为2～3年，且主要发表欧美学者的论文（1975～1997年英、美、加三国学者发表论文占80％以上）。该刊所反映的历史地理学科发展趋势表现在以下方面(73)：
（1）研究区域的国际化。尽管由于作者群方面的原因，研究区域主要分布在英格兰、美国和加拿大，但涉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论文也不少。据统计，1975～1997年的404篇专题论文中，所研究的地域包括非洲、南美洲、大洋洲、欧洲和亚洲的48个国家和地区。2004年以后，研究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更加广泛。国际知名历史地理学家的主要活动地域，如同其研究范围和地域一样，主要是在欧美。
（2）研究主题的多样化。据统计和归纳，1975～1997年的404篇专题论文中，共涉及26个方向，分别是：a.理论、综述、文献；b.政治与行政地理；c.探险与地理制图；d.环境变迁与灾害；e.景观；f.社会；g.乡村与区域社会地理；h.区域聚落；i.城市网与城市化；j.城市经济结构；k.城市社会结构；l.经济发展；m.自然与资源管理；n.土地与利用；o.农业、畜牧业；p.商业贸易；q.工业制造与工业；r.通讯、交通；s.文化；t.休闲与旅游；u.宗教；v.健康、卫生与医疗；w.教育；x.人口；y.移民；z.民族与女性……这里呈现的是研究主题多样化的色彩。
（3）研究时段的近现代化。由于历史和文明进程的时间不同，研究传统和学术兴趣各异，《历史地理学杂志》专题论文所关注的时间段，主要是17世纪以来的环境变化，有些专题论文甚至是研究最近几年的地理现象。
此外，为《历史地理学杂志》撰稿作者的身份，也呈现着多样化的特点。他们不似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研人员多为历史学、地理学专业背景，而是五花八门，专业、职业很不相同。如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赛明斯教授曾经说过，历史地理学在西方一些学者看来，是属于人本主义的东西，与科学无缘，历史地理学者是跟画家、诗人相近的人物。
在日本，颇有传统的东洋史学界，二战前后出现了一批以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见长的著名学者，如小川琢治、小牧实繁、白鸟库吉、青山定雄、松田寿男、日比野丈夫、森鹿三、前田正名、松崎寿和、保柳睦美、斯波义信等人。但从1980年代以来，却少有新人继承者。现在活跃在学术舞台上的妹尾达彦、鹤间和幸、谷口满、原宗子等教授，主要是在都市史、断代史、农业史的领域内从事同中国历史地理有关的研究。在主办学术期刊方面，日本的历史地理学会编辑的《历史地理学》（1959年发行，季刊）、《历史地理学纪要》（1959年发行，年刊）等一直都在出版发行，所发表的论文，则是以日本的历史地理研究选题为主。2001年古今书院出版的《历史地理调查手册》一书(74)，所用实例皆来自日本。作为具有地理学性质的专业学科来说，其较多致力于本国的学术研究，是比较正常的情况。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本学科的国际最高水平呢？2000年，复旦大学葛剑雄在一个题为《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报告中谈到“中国历史地理学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75)，他说：“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到今天，究竟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呢？对此，既不应夜郎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以研究对象为标准，即就对中国历史地理现象的研究而言，中国学者所取得的成果无疑最多、水平最高……我国一些重大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如《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地震地图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有关环境和历史气候变迁的论著等，都达到了当代世界最高水平。但由于这些论著都是用中文发表，除了地图以外，其他还很少为国外所知，也无法进入国际检索系统。以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标准，我们还很难说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因为理论和方法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中，还应有普遍的适应性，才能为国际历史地理学界所承认。”这一论述，对于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来说，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出于专业熏陶养成的习惯，历史地理学者对于新史料的发掘保有永久性的兴趣和奢望。他们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疑难问题，也如同自然科学家一样在做着各种周密的设计方案，以期有朝一日实现自己的梦想，使之获得解决。但是，如下两方面内容，却可能是整个学科所面对的主要研究方向。
只要同其他学科相比较，历史地理学具有的时空发展特点总显得最为突出。在时间上的历时性特点、在空间上的层次性和广达性特征、在人地关系层面上的社会包容性和人地关系复杂性。人类社会同自然环境相向共处数千年，留下的世代相续的文字记载和技术处理资料，构成了可供吸收众多学科之长的历史地理学进行长期研究的四维演变空间。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说：“为什么我提地理科学而不是简单地称地理或地学？因为我要突出地讲地理科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汇合。”(76) 既然历史地理学已经历史地走到今天，基于它的学科特点和长处，历史地理学面对的一个任务就是要为地理学，同时也是为历史学，设法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汇合”中趟出一条道路。在踏过不同学科之间的篱笆之后，瞄准这一方向，做出属于本学科的创新性见解和贡献。
20世纪70年代里，“环境变迁”概念逐步传入中国(77)，中国地理学会等单位1985年在重庆召开了“环境变迁学术讨论会”。出于对国家的环境保护国策确立和若干环保政策出台的理解和响应，学术界也开展不同形式的环境变迁研究工作，这中间就涉及对历史上的人类活动该如何评价的重大问题。2003年9月1日，我国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受这一事例的启发，历史地理学界及相关学科和环保人士，对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环境影响评价的纷乱状况，也应当建立起符合历史事实、历史认识和环境评价范式的若干原则（范式）。具体讨论中建议思考如下几点内容：
（1）对历史给予历朝历代提出的时代任务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给予细致的说明和阐发。譬如农业生产的推广、农业地区的扩大、边疆地区的屯垦、1949年以后新的粮食基地的建立，这是工业革命以前时代所承担的历史任务，或者是1949年后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部署。这些时代任务的完成，是历史评价工作需要考虑的第一要素，同时也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重要参考指导。简言之，历史环境影响评价是历史评价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历史环境影响评价的展开，不可能也不应该脱离历史评价的基本原则和思想。对过去时代提出评价上的“环境标准”，因超越历史条件，其说法应该受到置疑。
（2）历代政府和民众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组织、从事生产活动的。受一个时代知识、资金、技术、人力、政策、管理等条件和水平的限制或制约，人类的社会经济行为会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或不足，并对自然环境带来诸多干扰和影响。有时是不合理的开发方式占上风，常常体现为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这在当事的方面是无可奈何的，在后来的评论者方面却是可以分析和理解的。如果仅仅以落实“环境破坏”的史实为研究目的，就很难把环境变迁研究工作引向深入。尚且，自然本身所具有的自我修复能力、人类对自然环境施行的适应、修复、协调工作，均不应该予以忽视。人类在学会巧妙适应、利用自然资源的功课中，事实上是不断进步的。这中间人类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修复能力在不断增长，保护环境的自觉意识也在逐渐理性化。不能仅仅注意到以往人类活动的挫折和失误，而人类从失败中如何寻求技术改进，调整技术路线，汲取经验教训，减缓人地矛盾，推进了以前时代留下的难题的破解工作，解决了前人遗留的一些问题，这些内容及其做法更值得进行研究。
（3）历史环境影响评价属于复杂性研究课题，“环境破坏”的事实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成立，需要予以证实。任何地域的环境变化都含有自然演变的性质和内容，加上人为因素之后，其间的人类一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机理十分复杂，环境变化本身具有多方向性（合理使用、优化、退化、恶化等）。由于自然、人文驱动力因素的改变或调整，其间会出现收缩、反复、转化、叠加等多种演变形式。在从事这一复杂性研究课题时，作为大多数人一同展开的社会生产活动，在什么意义、什么场合、什么条件下，可以判断为“环境破坏”，这需要予以证实，需要给出进行“环境破坏”判断的原则或范式。
总之，历史呈螺旋式方向发展，历史环境影响评价的尺度，需要着眼于整个历史过程。意在改善人类生存条件而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事实上都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所以，做历史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所取时间段，既要注意到断代史上的事实效果，也应该从整个历史过程及其结果来判断评价。这个历史过程的下限，就是最近的时期。这样做的理由，是包含了人类活动从干扰影响、到修复协调自然环境过程的全部内容。
如果单单因为伐木砍树、开垦土地、引水改水的行为，就判定为“环境破坏”的话，当事人的感情是受不了的。如将这样的判定指向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广大人群（他们基本上是劳苦大众），那只有今日的学者来为他们代言。因为，人类正常的社会生产活动是必须展开的，对他们的讨论和评价必须建立在环境伦理学的意义之上。
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发生，相应区域的自然环境就会受到影响。对这种影响的判断研究，需要明确的是：第一，这种影响的方向是什么、在哪里？需要给予判明；第二，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判别？它的程度高下不等，其意义也就相去甚远；第三，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在自然资源的利用上必然是要有所作为的，对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历史地理学界要面对最有意义的方面或方向进行工作，总结历史上的人类活动，评价其对环境影响之大小得失，用含有真知灼见的研究结论，来参与今天的社会实践活动。
收稿日期 2008—12—12
注释：
① 凡进入本文写作视野的论著，除少量外，基本上都发表或出版在本文的撰述时限内（1978～2008年）。限于学术评论的性质，对所论述到的学界人物，不是在做专题分析的场合，均不标示头衔及特意的尊称。
② 《辞海》之《地理分册·历史地理》（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78年版。该书《后记》云：本册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修订。
③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④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地图出版社1979年版。下册编辑工作始于80年代初，1990年出版。
⑤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7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8册，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
⑥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⑦ 史念海：《河山集》（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版；《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⑧ 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齐鲁书社1982年版。
⑨ 陈桥驿：《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⑩ 谭其骧：《长水集》上、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1)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2) 据阙维民《历史地理学前沿报告（2003～2006）》（《中国社会科学前沿报告2007》，中国书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一文的分析，在已检索到的1283种（篇）论著里，在所涉及的“世纪”方面，以19世纪下半叶为最，达729种（篇），19世纪上半叶还有714种（篇）。在所跨越的“时段”方面，清（91）、明清（36）、当代（39）的统计数字，反映了学术界研究指向下延的趋势。
(13) 华林甫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1949～1999）》，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林頫编著：《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4) 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现状和前景》。笔者写作期间获得该文作者赠阅的电子版文本，在此谨致谢意。
(15) 张步天：《历史地理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16) 1949～1979年期间，中国地理学会的多种回顾性论述，一般都包含有历史地理学的专篇介绍。如侯仁之所写《历史地理学》，见《十年来中国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还有И．В．萨莫伊诺夫：《历史地理学》，见中国地理学会编《苏联地理学四十年》（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改革开放后，作为展望中国人文地理学专辑的《人文地理》1996年增刊，约请邹逸麟先生撰写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与成就》一文（第44～48页）。
(17) 《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会刊》，1982年9月，上海。据会议纪要，这次会议是继1979年6月在西安召开全国历史地理专业学术会议以后又一次空前的盛会，到会人数105人，收到论文121篇。除大会报告者外，其余的论文则分别在环境变迁、城市历史地理、地区开发、气候水文等四个分组上进行报告或分发评阅。
(18)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专业刊物为《历史地理》，所署编辑团体为“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委会”，办公地点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1999年起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截止到2008年年底，已在上海人民出版社连续出版了《历史地理》集刊23辑。
(19) 侯仁之具有地理学家的身份，他曾任中国地理学会第三届理事会（1963年11月至1979年12月）副理事长、第四届理事会（1979年12月至1985年5月）副理事长、第九届理事会（2004～2008年）名誉理事长，1980年12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20) 侯仁之：《我从燕京大学来》，见《晚晴集》，新世纪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4页；陈光中：《侯仁之年谱简编》，见《侯仁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21～326页。
(21)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1994年，作者将该文收入《历史地理学四论》时做了修改，作者对此的说明是：“这四篇论述都初见于《北京大学学报》，其间相隔既久，前后行文难免有重复之处，已尽可能作了删节，个别字句也小有更改，这是应该说明的。”见《历史地理学四论》之“序”，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
(22) 谭其骧：《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谭先生于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23) 史念海：《前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期。类似史念海先生的学术见解，在学界仍然是存在的，尽管具体表述可能有所不同。
(24) 据内容简介，《中国自然地理》是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组织全国各有关单位的地理工作者撰写的一部专著。这部专著共分：总论、地貌、气候、地表水、地下水、动物地理、植物地理、土壤地理、古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海洋地理、自然条件与农业生产等12分册。
(25) 陕西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在1991年第1辑刊发了谭其骧先生的报告。
(26) 谭其骧：《历史人文地理发凡与举例》，《历史地理》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2页。
(27) 史念海：《河山集》（四集）“自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28) 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中国人文地理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9) 这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葛全胜研究员的分析意见，见《历史地理研究缘何遭冷遇？》一文，《科学时报》2005年11月25日（记者王卉报道）。
(30) 侯仁之：《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1992年，第1～5、8页。
(31) 陈桥驿：《学论与官论——关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学术界》2001年第2期；收入阙维民主编《史地新论——浙江大学（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118页。
(32) 侯甬坚：《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调整与历史地理学》，见《历史地理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9页。
(33)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编辑小组编：《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75～489页（该篇首页下有编者注：“此处根据作者修改后的版本付印”）。
(34) 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中国气候与海面变化及其趋势和影响”系列成果第1都，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
(35) 文焕然等：《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36) 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7) 姜道章：《历史地理学研究主题的回顾与展望》，私立中国文化大学地学研究所、地理学系研究报告（台湾），第9集油印本，1996年5月。
(38) 侯甬坚：《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理论背景》，孙进己主编《东北亚研究——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4页；另收入《历史地理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2页。
(39) 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1～9页。
(40) 黄盛璋：《历史地理学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人民日报》1961年3月16日；又收入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41) 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地理学报》1958年第4期；又收入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第6～41页。
(42) 国家教育委员会高教一司编：《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选编》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2页、第33～43页、第44～52页。
(43) 侯仁之：《我从燕京大学来》，见《晚晴集》，第30～44页及“晚晴集自序”。
(44)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有关侯仁之先生经世致用方面的言行，学界已有专文研究，见丁超：《经世致用——侯仁之学术生涯的思想基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辑）。而侯仁之先生的治学思想，已为其学生所继承发扬，见韩光辉《应用历史地理研究》一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45) 史念海：《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辑。
(46) 史念海：《河山集》，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
(47) 史念海、曹尔琴、朱士光：《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8) 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2年版。
(49) 陈可畏主编：《长江三峡地区历史地理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0) 史念海：《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在这篇论文之后，附有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关于根本解决西安城市用水问题的建议》（1991年5月4日）、陕西省林业厅的《关于史念海教授建议解决西安用水问题的意见报告》（1992年4月24日）及史念海教授收到陕西省林业厅陕林造字（1992）53号公函抄送本后的附记。
(51) 徐卫民：《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历史地理学透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辑。
(52) 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5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神木新华——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系列报告》，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田野报告第35号，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54) 何介钧、安田喜宪：《澧县城头山——中日合作澧阳平原环境考古与有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5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56) ［日］小野忠凞撰，王妙发译：《考古地理学之意义》，《历史地理》第1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261页。
(57) 高蒙河：《长江下游考古地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8) 荆志淳：《西方环境考古学简介》，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40页。
(59) 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前言”，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0) 邹逸麟主编的“500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丛书”已于2008年推出（上海人民出版社），其中有陈业新的《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冯贤亮的《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尹玲玲的《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杨伟兵的《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等。
(61) 曾昭璇等：《人类地理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62) ［日］古川道雄撰，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世界汉学论丛”之一，中华书局2002年版。
(63) ［日］森正夫：《民众叛乱、社会秩序与地域社会观点——兼论日本近四十年的明清史研究》，《历史人类学学刊》2007年第5卷第2期。
(64) 邹逸麟：《序》，见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5) 梅雪芹：《20世纪晚期的环境史及其学术意义》，见《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9页。
(66)(69) ［美］J.唐纳德·休斯撰，梅雪芹译：《什么是环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67) 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下册），台湾中研院经济研究所出版，1995年版。
(68) 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版。
(70) 禹贡网站：http//yugong.fudan.edu.cn；美国编纂处网站：http//fas.haryard.edu/～chgis。
(71) 葛全胜、何凡能、郑景云、满志敏、方修琦：《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地理研究》2004年第23卷第3期。
(72)(73) 段伟：《三十年的发展与成就——兼论〈历史地理学杂志〉的贡献》，郭声波、吴宏岐主编：《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第583～594页。
(74) 有薗正一郎等编：《歷史地理調查ハンドブック》，东京：古今书院2001年出版。
(75) 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9页。
(76) 钱学森：《关于地学的发展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部编：《地理科学资料汇编》，1991年1月，转引自侯仁之：《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77) ［英］高迪：《环境变迁》，邢嘉明等译，海洋出版社1981年版。原名Environmental Change.威廉·伯奇主编“现代地理学问题丛书”之一，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证。2000年，我国学者黄春长也撰写出版了《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