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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08（2010）11－0017－05
中国共产党执政已经六十多年了，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在经济迅速发展、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今天，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党面临着怎样才能长期执政、保证长治久安的问题，换句话说，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进入21世纪以来，一系列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教训以及敌对势力颠覆我国政权的各种活动都告诉我们，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不能不认真思考。我们党通过长期革命斗争取得政权，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成就，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是事实，但这并不等于说党的执政地位自然而然就是巩固的。在新的形势下，应该在认真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居安思危，切实做好各方面工作，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
一、共产党是为人民执政的，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我们是为谁执政的。这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前提。
应该明确，我们是为人民执政的，掌握政权是为人民谋利益。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除了人民的利益外，共产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指出了这一点。他们强调：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毛泽东也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2]“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3]。
这本来是党建理论的常识，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在入党时就十分明确的事情，但近年来却被一些所谓的“理论家”搞得混乱不堪。比如，有的党建专家公开宣称中国共产党是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政党；有的党建专家则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假设出发来探讨党的建设，认为党的一切制度建设都要从自私自利的本性出发，否则就是空想的、无法执行的。在他们看来，仿佛不谋取私利就违反了人的本性，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种违背党的根本性质的言论，出自党建专家之口，见诸党的报刊，并被称为“理论创新”，岂非咄咄怪事!
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党掌握的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巩固执政地位，说到底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乃至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自党成立以后，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的革命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是代表和反映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制度。备受欺凌的近代中国所提出的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历史要求，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中国人民所渴望的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化为美好的现实。我们讲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说的就是它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执政的党。党的性质，决定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是抽象地、一般的讲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而是讲党要牢固地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掌好权、执好政。对于共产党来说，离开了社会主义，执政地位就会丧失，甚至自身也难以存在。所以，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上，必须强调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即加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执政能力建设。
然而多年来在不要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思想影响下，有的党员、干部对为谁执政、为什么执政这个问题淡漠了，仿佛只要能够稳住自己的领导地位、牢牢掌握住政权就可以了，至于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似乎就不必过问了。他们对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试图夺取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的行为，对自由化分子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的主张，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理论在我国泛滥的情况，一概漠然视之，无动于衷。他们认为，只要掌握了领导权，只要掌握了警察和军队等国家机器，执政地位就是稳固的，至于这个政权是什么性质的，可以置之不理。殊不知，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不存在了，如果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不可能保得住。戈尔巴乔夫曾经设想，在苏联取消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以他为总书记的苏联共产党还能够执政，实际上却是“黄粱一梦”，一旦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共产党不仅不能执政，反而落得个被解散的下场。退一步讲，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共产党保住了执政地位，那个党也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共产党了，不愿为社会主义掌权的党，实质上已经不能叫做共产党了。试问，搞资本主义要共产党干什么!搞资本主义、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只能是资产阶级政党（不管它叫什么名字）。所以，我们在探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时候，有一个前提：我们要加强的是为社会主义执政的能力。我们并不是为执政而执政，执政本身并不是目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键是要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呢？应该着重从经济基础、阶级基础、思想基础等几个方面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三、必须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4]党要长期执政，就必须不断强化这个经济基础，换句话说，必须巩固和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巩固和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只有不断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制度才会是巩固的，我们的政权、党的执政地位才会是巩固的。这就是我们坚决反对对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私有化的根本原因。正如江泽民指出的那样，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要积极开拓，勇于进取，但决不搞私有化。这是一条大原则，决不能动摇。如果把国有资产大量量化到个人，并最终集中到少数人手中，那样，我们的国有资产就有被掏空的危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经济基础。那时，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们靠什么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靠什么来巩固人民的政权，靠什么来保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落后，发展又不平衡，我们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还需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将其“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5]。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了巩固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是，应该看到，决定我们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也是公有制经济。没有了公有制经济，或者公有制经济丧失了主体地位，上层建筑就会相应的发生变化。那时，政权就要靠私有制经济来养活，就不得不为私有制经济服务了，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发生动摇，因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不需要、也不允许共产党执政了。正如南方一位县委书记所说的那样，没有了公有制经济，私营经济占了主体地位，富人就会向我要权，而穷人就会向我要钱，我靠什么执政？社会主义失去了自己的经济基础，社会就会改变性质，变得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共产党执掌的政权也就失去了根基，就无法继续执政，更谈不上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了。这种情景，我们是可以想见的。
然而不能不指出，有相当一批干部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对两个“毫不动摇”的态度是不平衡的，他们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热情非常高，千方百计地给予扶植，提供种种优惠，而对发展公有制经济则不感兴趣，甚至有一种厌恶的情绪。有的地方党委书记公开要求限时出卖国有企业，把消灭国有企业作为自己的政绩，刮起了一股卖国有企业的歪风。如果不纠正这种思想和做法，让它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这个地区政权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一个一个地区这样变了，全国就危险了。所以，在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时，必须明确提出，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这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应该清醒地看到，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私营经济财大气粗了，它们不会安于“补充”地位，而是要想当主体了。如今私营经济同公有制经济争夺主体地位的斗争越来越明显。2009年8月13日《南方周末》刊登的一篇题为《国有经济何妨正名为“非私经济”》的评论员文章，就是一个典型。文章说：“从命名上，说非公经济这个词儿本身，已包含价值上的优劣判断，揭示了个体户和私企的从属地位。”“今天私营经济的私字，已不再像刻在海丝特·白兰太太额头上的红A字了。它不仅不再是一种耻辱，而且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何不名正言顺，别再用非公经济来称呼它，直呼其名为私营经济。而对那些并未真正体现公有精神，在竞争领域与民争利的国企何妨称为‘非私经济’呢？”这篇代表资本家说话的评论员文章，赤裸裸地表露了私人资本的狂傲。过去，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所以把私营经济称之为非公经济；现在，私营经济壮大了，自认为可以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了，于是要求把主次颠倒过来，要把公有制经济称之为“非私经济”了。
然而不得不承认，近年由于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有的地方出现了私有化的现象，国有企业被大量廉价出卖，公有制经济遭到了严重削弱，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岌岌可危。面对私营经济的挑战，现在是到了大声疾呼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的时候了。否则社会主义制度就会有丧失自己的经济基础、共产党就会有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
四、必须巩固和加强党的阶级基础
任何一个政权，都有自己的阶级基础，都要依靠这个阶级才能实行统治，同时也都要代表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从来没有什么“全民”的国家，因为国家本身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能讲“全民”，国家就应该消亡。我国政治上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但对敌对势力实行专政，民主与专政是统一的。
但是，人民是分为不同的阶级、阶层的。应该把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与各个阶级、阶层的特殊利益区分开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前除了极少数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之外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不管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是私营企业主以及其他新的社会阶层，绝大多数对此持赞同态度。党必须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这是执政为民的根本内容，也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途径。但是，除了共同利益之外，不同阶级、阶层还有自己的、独特的利益，因而相互之间还会发生矛盾。例如，私营企业主是靠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发财致富的，他们和工人之间不可能不发生矛盾。私有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私有企业主就会在政治上提出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会与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冲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妥善地处理这类矛盾，保证社会协调发展。处理这类矛盾是需要有相当高的领导艺术的。毛泽东在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时，不仅严格区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且在人民内部区分了依靠对象和团结对象，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前提下，正确地处理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这些思想。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只有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时刻维护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劳动群众的利益，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才是稳固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应该从维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一点不应该有丝毫动摇。例如，我们确定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是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政策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能够为将来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创造物质条件，因而是符合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我们并不是抽象地认为“保护私有财产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并不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制定这一政策的。我们坚决反对“私有制万岁”、“人间正道私有化”等荒谬言论。我们制定政策始终是以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执行任何政策都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离开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支持，党的任何政策都无法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
不能把团结对象当做依靠对象。应该看到，像私营企业主这样的社会阶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具有两重性的。一方面，他们对发展经济具有积极作用，因而我们党对他们实行鼓励和支持的政策；另一方面，他们与工人阶级之间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有矛盾的，而且他们的唯利是图的本性有时也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因而我们党也要加强引导，把他们的活动引导到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上来。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我们有的干部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淡漠了，他们经常站在私营企业主一边考虑问题，替私营企业主谋利益而不惜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个人私利而“傍大款”、投靠资本家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经济学家更是拿了私营企业主的钱，宣扬“富人有钱是因为他聪明，穷人没钱是因为他笨”这一类掩盖剥削、诬蔑工人阶级的无耻谰言，这种言论在媒体上一度比比皆是。据调查，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都有所下降，有人甚至把他们称之为“弱势群体”。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农民群众是我们党的主要依靠对象，他们成为“弱势群体”，这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讽刺。对于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纠正和制止，听之任之，我们党就会脱离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就会失去他们的支持。一旦出现这种状况，社会主义制度就失去了自己的阶级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会变成一句空话。要知道，一旦出现某种危机，指望资本家支持共产党，那是指望不上的。
前些年一系列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有一位学者提出，颜色革命表明，一个政权，不怕有人反对，就怕没有人支持。这是有道理的。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任何一个政权总会有人反对，这是不可避免的。政权巩固与否，不在于是否有人反对，而在于在关键时刻是否有人支持。我们不仅要警惕敌对势力的颠覆活动，更要注意加强和巩固政权本身的阶级基础，始终获得基本群众的坚定支持。一旦丧失了基本群众的支持，政权的危机就会出现，当敌对势力发起进攻时，就会迅速垮台。苏联政局剧变的教训就在于此。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走上资本主义化道路，侵犯了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严重脱离群众，工人农民不再支持共产党了，所以当叶利钦宣布解散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就没有能力组织反抗，就只有束手待毙，任人宰割。苏维埃政权就是垮在失去工人、农民的支持上的。
五、必须巩固和强化党的思想基础
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映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事态变化的走向，科学地制定战略和策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也是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根本保证。正如江泽民指出的那样：“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这样人口众多的民族，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为指导，如果没有以正确理论为基础的强大的精神支柱，那么，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将是不可想象的，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就谈不上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就不会有美好的未来。全部近代中国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6]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尽管不同阶级有不同的思想，因而呈现出多元化现象，但总是由在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思想居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指导思想总是一元的。统治阶级都是利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来为巩固自己的政权服务的，决不允许指导思想出现多元化。美国一贯标榜思想自由，然而一旦出现某种思想危及资产阶级统治的情况，它就会立刻撤下“自由”的假面具，露出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面目。例如，美国法典第18篇第2385条规定：“任何蓄意鼓吹、煽动、劝说或讲授推翻或摧毁美国政府的行为，包括因此而印刷、出版、发表、传递、出售、分发或公开展出任何书写品或印刷品，都要处20年徒刑或2万美元罚款，或者两者并罚。”美国共产党党纲上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其领导人就因此而身陷囹圄。所以，指导思想多元化是任何国家都不存在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基础，决不允许搞什么指导思想多元化。有人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实际上其目的也不是真的要实现什么“多元化”，而是要求资产阶级思想合法存在，并让它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消解社会主义的主流思想，抽掉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支柱，进而瓦解社会主义制度。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就有这方面的教训。苏联共产党丢失政权并在顷刻之间瓦解，社会主义制度迅速崩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上理论上出了问题。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意识形态是突破口。从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前后经过30多年时间，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导致党内及社会上思想混乱、思想政治上彻底解除武装，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
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这方面我们也存在不少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着重批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经过多年的工作，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已日渐式微，这是解放思想的伟大成果。但是，应该看到，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迷信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人公开宣称，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甚至主张“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要求用新自由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迷信西方理论的洋教条主义，在我国思想领域以及改革实践中的影响正在上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有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有之；任意修改、随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搞得面目全非的有之。漠视甚或公然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中需要十分重视的倾向问题，绝不是细枝末节。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7]。如果让这种状况继续下去，社会主义事业将岌岌可危，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将大大削弱，甚至会丧失执政地位。要知道，如果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来改造我们的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就将不复存在，那也就不需要共产党执政了。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执政兴国的历史重任，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艰巨任务。我们一定要自觉地维护大局，加强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扎实工作，确保我们党长期执政，确保社会主义社会长治久安并逐步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迈进。
［收稿日期］201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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