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击金门：苏联的应对与中苏分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门论文,苏联论文,分歧论文,中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636(2010)01-0004-18
在冷战结束后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中，1958年的台海危机是人们普遍关注和感兴趣的题目，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对事件发展的基本过程也做出了比较完整和清晰的描述。西方学者和中国大陆学者利用的大体是相同的史料，他们的研究几乎也是同时起步的，其主要内容涉及毛泽东的决策、美国的反应以及中美关系的变化。①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扩展了讨论的范围，他们的重点在于蒋介石的对策及美台关系内幕。②然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一个较大的缺陷，即研究者很少专门讨论在这次危机中苏联的立场和态度，以及中苏之间的分歧。尽管不少学者都提到这次危机是导致中苏分裂的原因之一，但大多语焉不详。那么，对于毛泽东突然采取的这次军事行动，赫鲁晓夫究竟如何看待，莫斯科为此做出了哪些决定，中苏之间在处理危机过程中到底有什么分歧？本文试图通过对近年来发现的多边档案文献的梳理，回答这些问题。
困惑：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的目的何在
在这次事件中，最令苏联领导人迷惑不解的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突然决定炮击金门，以至多年后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还感到纳闷：毛泽东究竟要干什么？③其实，这也是学者们在研究中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的问题。关于炮击金门的目的，有人认为是支援中东地区的反美斗争，分散美国的军事力量和注意力，也有人认为是进行国内政治动员，给“大跃进”运动鼓劲；有人认为是试探美国保护台湾的政策底线，以确定对美政策的基本方针，也有人认为是要在远东打击美帝国主义，给它套上一根“绞索”；有人认为毛泽东被美国停止日内瓦谈判所激怒，决定教训一下美国，让它回到谈判桌来，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对苏联在对美斗争中的软弱表现不满，想通过实际行动显示其外交政策独立于莫斯科。讨论的核心最后汇集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毛泽东采取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到底是不是为了占领金门？④现在看来，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有依据的，而这些依据都是来自毛泽东本人说过的话。
问题是，毛泽东谈论炮击金门起因的这些话，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所说的。1958年7月18日，毛泽东最初做出炮击决定时说：金门炮战，意在击美，以实际行动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⑤然而，7月27日毛泽东又突然决定放弃炮击行动。⑥再次决定打炮的当天（8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台湾太远打不到，我就打金马。25日又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打炮的主要目的是火力侦察，考验美国人的决心，还可以声援阿拉伯人民。不说一定登陆金门，也不说不登陆。⑦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公开声明后，9月5日毛泽东在有民主人士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发言说：我们并不是现在就要解放台湾，也不是现在就要在金门、马祖登陆，而是要给国民党一个惩罚性的打击，同时要美国紧张一下，这样来支援中东阿拉伯人民的斗争。⑧当天下午，周恩来请苏联参赞苏达利科夫转告赫鲁晓夫，炮击金门只是要教训金马守军，让它紧张，并不准备登陆。⑨第二天，周恩来和毛泽东分别会见了来访的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再次表示炮击金门不是要打台湾，也不是要登陆金马。⑩9月8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表讲话，说金马就是套在美国人脖子上的一根绞索，还说紧张局势对中国有利，可以进行国内政治动员。(11)危机消除后，毛泽东解释说：金门和马祖“还是留在蒋介石手里好。要解决，台、澎、金、马一起解决。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12)
那么，到底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的目的何在呢？从决策时间上看，支援中东恐怕只是一个说辞，否则就不会在7月下旬中东危机最紧张的时刻放弃行动。(13)而一个月后再次决定实施炮击时，中东事件已经接近尾声了。(14)从决策逻辑上看，试探美国的政策底线并非目的，而是达到最终目标的手段和条件，关键问题是知道美国的政策底线后中国要采取什么行动。所谓“调动美国”，“让它紧张”，都是“试探”的结果，而不是事先的目的，因为当时还不了解美国的底线，如何就知道它会“紧张”，会被“调动”？“绞索”政策也是危机开始走向缓和时想出来的一种说法，是对党内和大众做出的解释。(15)至于为“大跃进”鼓劲的说法，也很难站住脚。鼓舞干劲有各种办法，但唯一不可取的就是在全国上下集中精力和物力实现“大跃进”的同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除非能够事先确定这一行动必然成功，而这一点恰恰是毛泽东心中无数的。如果指望行动本身“鼓劲”，则采用这种激烈的方式大概是最得不偿失的——炮击金门2个月消耗的炮弹在“大跃进”中大概是生产不出来的。(16)无论如何，这个问题是需要搞清楚的，否则就很难理解苏联所采取的态度和措施针对的是什么，特别是中苏之间的分歧在哪里，为何产生。
通过梳理史料和思考，笔者认为，毛泽东决定采取这次军事行动真正的和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仅仅通过炮轰的方式来封锁金门，造成一种气势和压力，迫使蒋介石主动放弃金门，从而实现收复全部沿海岛屿的既定军事战略和安全战略。(17)要实现这一目的，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蒋军缺少斗志，无心守岛，否则只能使战争升级，采取空中轰炸和强行登陆的办法，而这是毛泽东不愿意也不准备实施的；第二，美国置若罔闻，无意干涉，否则中国采取的行动非但无法达到目的，反而会引火烧身，造成严重后果。然而，对于这两点，毛泽东实在没有把握。因此，对于这次战役的真正目的，毛泽东除了在政治局常委这样极小的范围内有所透露外，是无法明言的。至于后来所说种种，都是事态变化后的解释而非初衷。其结果，甚至直接指挥战役的中国军事领导人都摸不清毛泽东的意图(18)，也就难怪苏联人会胡乱猜疑了。(19)
解放全部沿海岛屿是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早已确定的战略方针，但这一进程被朝鲜战争打断了。(20)战争结束后，由于美国新政府采取的“放蒋出笼”方针，蒋军加紧了对大陆的袭扰行动。(21)1954年初，中央军委确定了从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岛进攻的解放华东沿海岛屿的方针。(22)不久后开始的解放浙江沿海岛屿战役导致了令毛泽东一忧一喜的两个结果，忧的是远东出现的紧张局势加速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和签订，喜的是中共的军事压力迫使美蒋做出了主动撤离大陈等岛屿的决定。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危机还导致了一个后果，即开辟了两国之间直接谈判的渠道。(23)这些经验与中共下一步的行动决策和行动方式有着直接的联系。
1955年3月22日刘少奇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很说明问题：“我们当前的步骤是解放我国的沿海岛屿，即是解放金门和马祖诸岛。为了有把握地完成这个任务，在军事上我们还要做不少的准备工作，在外交上也要进行严重的斗争。目前，美国想要我们答应不以武力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来交换蒋匪军从沿海岛屿的撤退。……我们的方针是：利用印度、压迫英国，逼使美国退却。假使有可能在不妨害我们解放台湾的条件下，经过国际谈判使蒋匪军撤出沿海岛屿，显然是对我们有利的。我们正在本着这个方针进行外交上的接触，使和平解决沿海岛屿问题同苏联政府建议举行的十国会议联系起来。……我们不放弃任何对我们有利的举行国际谈判的机会，我们也要坚决地有把握地进行解放沿海岛屿和台湾的军事斗争。解放一江山岛逼出了美蒋从大陈岛和南麂岛撤退，这就证明，在我们继续为解放沿海岛屿而斗争的过程中，美蒋为形势所逼而撤出金门、马祖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继续坚决地进行斗争，美蒋是决不会自动撤退的。在斗争过程中，我们要避免同美国发生武装冲突，不要同它打起来，但是对于美国的武装干涉，我们应有足够的估计和准备。”(24)
5月21日，周恩来又向苏联使馆详细通报了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方针：“从亚非国家会议后东西方形势的发展看，我们有可能通过以外交途径与苏联、印度、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接触，主要是中印之间的接触，努力促进中美紧张关系缓和，使美蒋力量首先从金门、马祖以及其他沿海岛屿撤出，然后举行国际会议进行谈判。要解决台湾问题，即撤出美国军队和解放台湾的问题，最可行的办法是中美两国直接谈判。在美蒋力量从金门、马祖撤出以及准备和开始中美直接谈判的过程中，我们与蒋介石集团的代表有可能进行接触和谈判。但实际上，在我们完成福建省的公路和机场建设之前，在完成我们部队的部署之前，甚至在我们未能解放马祖附近的一两个岛屿之前，美国和蒋介石的武装力量不会从金门、马祖撤出的。”周恩来估计到中美谈判可能拖很长时间，甚至根本没有结果，但那时在中国实力增强并做出台湾地区非军事化的保证后，“美国有可能让出沿海岛屿，换取暂时的没有协议的停火”，甚至“可能从台湾撤出其武装力量”。根据上述分析，中国制定了分两步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第一阶段争取“能以和平的方式解放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如蒋军按规定时期撤离，我们将并不采取军事行动，否则就“以武力解放这些岛屿”。第二阶段的目标是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台湾。谈判可以在中美之间和国共之间同时进行，但“这丝毫不排除在必要时以军事途径解放台湾”。周恩来最后说：“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怎么迫使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自己的军队。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蒋介石集团的内部情况和美蒋签订的条约。”(25)
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讲话把中国对台湾及沿海岛屿问题的考虑和对策讲得十分全面、十分透彻：首先通过中美谈判压迫蒋军撤离金马，实现和平解放；此招不行，则采取军事行动迫使蒋军放弃金马，目前还没有做好准备，但已有大陈岛的先例；解决台湾问题是一个长期过程，而收复金马则是比较简单和容易的。(26)因此，当日内瓦谈判陷入僵局，而福建的运输条件和军事准备完成后，对金马采取的军事行动便开始了。
1958年1月中旬，福州军区司令部讨论了关于空军进入福建及对金马作战的方案。他们认为，空军入闽对于保卫国防、打击蒋军都是十分有利的，但考虑到国际政治反应，应避免刺激敌人，空军拟不主动轰炸、不出海作战、不接触美机为好。如果对金门和马祖作战，则采用空军、海军及地面炮火轰击和封锁的办法，不用陆军登陆，即可能迫使蒋军撤离。(27)3月5日国防部长彭德怀托邓小平带信给毛泽东，报告了讨论结果和军委意见：“拟在7、8月开始行动”，“准备在必要时轰炸金门、马祖”。3月8日毛泽东批复同意，但最后行动时间待定。(28)7月15日中东危机爆发，毛泽东立即有所反应。7月17日，正在准备军委扩大会议总结发言的彭德怀向解放军三总部负责人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根据中东局势，空军要尽快入闽，炮兵准备封锁金门及其海上航运，总参立即拟定部队行动计划。(29)未等军方拿出具体方案，7月18日晚毛泽东又召集军队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对炮击金门做出明确指示：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第一次打10万至20万发，发后每天打1000发，准备打两三个月；空军两个师同时或稍后转场南下，分别进驻汕头、连城。彭德怀于当晚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做出安排，炮兵准备于25日轰击金门蒋军舰艇，封锁港口，断其海上交通，空军27日转场。7月19日总参召开会议，进行了具体部署。(30)
从目前看到的材料，当时并没有明确将军事行动限于地面炮火轰击。据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的回忆，在总参各部召开的会议上，“金、马地区的作战仅限于炮击的意图，在最初是不明确的”。特别是解放军刚刚在舟山群岛进行了一次三军联合两栖作战演习，训练岛屿争夺战战术，而参加演习的部队一直未得到返回原驻地归还建制的命令。所以各部队高级将领都在积极进行登陆作战准备。(31)从福建军区前线指挥部党委会议记录看，所谈内容包括使用轰炸机，海军对登陆作战的保障，占领金门后如何加强工事等，会议甚至还确定了登陆的大体时间。(32)看起来，在前方负责指挥的将领对于具体作战方式也不甚清楚。还有，根据福建军区的资料，直到7月20日前线官兵才开始大规模构筑炮兵阵地的工事。(33)而整个战役的指挥权力，是临时决定委任给工作中心已转到地方行政的福建军区政委叶飞的，甚至开始行动的具体时间也交由前线指挥官掌握。7月17或18日叶飞突然接到电话传达的命令后，立即组建前线指挥部，并于19日赶到厦门，开始进行战役准备，于24日完成作战部署。(34)所有这一切表明，尽管早有设想，但确定开始金门战役的决定是毛泽东临时做出的。
对于毛泽东突然作此决定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利用中东危机、美国无暇东顾的时机，发动一次军事攻势，迫使蒋军退出金马。至于美国对此会做出何种举动，中国应该如何应付，自己的盟友苏联又会有何反应，毛泽东显然还没来得及认真考虑。命令下达后，毛泽东冷静地思考了几天，7月27日突然决定暂时停止炮击金门的行动。从毛泽东信中所说“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一句可以看出，他应该是对采取这次行动会导致敌方作何反应有所顾虑。(35)但从后面发生的事情看，更大的可能是毛泽东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敌人按照自己的设想做出反应。
恼火：赫鲁晓夫像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
毛泽东考虑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防止美国对炮击行动做出激烈反应。
在第一台海危机期间，毛泽东就特别注意避免与美军发生正面冲突，如对攻击大陈岛、一江山岛时机的考虑，以及下令让蒋军安全撤出大陈岛。(36)1958年炮击金门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样是美国的反应。很可能就在这时，毛泽东想到了要向美国人显示一下中苏同盟的力量，而尤金大使7月21日提出的关于中苏共同建立海军舰队的建议，恰恰提供了一个机会。毛泽东为苏联人提出的一个有待商讨的建议如此大动肝火，态度粗暴，不仅令苏联使馆和赫鲁晓夫本人如堕五里云雾，也让后来的研究者难以理解。(37)显然，民族感情受到伤害或个人脾气秉性的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毛泽东的行为，至少不是主要原因，尽管赫鲁晓夫当时是这样猜测的。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毛泽东这样做是借题发挥，别有用意。笔者详细阅读了7月21日至8月3日毛泽东分别与尤金及赫鲁晓夫的全部谈话记录，并由此断定，毛泽东在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上向苏联发难，其主要目的就是把赫鲁晓夫本人引到北京，并与他签署一个公开的联合声明。
7月22日与尤金的第二次谈话是毛泽东约定的。在滔滔不绝接连几个小时的讲话中，毛泽东严厉地指责了苏联人对中国的一系列错误言行，令听者感到问题十分严重。最后，毛泽东把态度缓和下来说：“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我也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他来，我们还可以发表个声明，吓唬一下帝国主义”。(38)7月31日，惴惴不安的赫鲁晓夫果然来到了北京。在当天举行的会谈中，赫鲁晓夫不厌其烦地向毛泽东解释苏联所提出的建议，并一再保证绝无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谈话间，毛泽东不经意地提到：“我们应该就会谈发表一个公报，也许我们可以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惊魂未定的赫鲁晓夫很容易就上钩了，他马上答道：“这是个好主意。让他们猜一猜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这方面准备派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和费德林同志参加公报的起草。”毛泽东接着说：“我们这方面是王稼祥同志和胡乔木同志。我们应该吓一吓帝国主义者，他们会被吓着。”(39)第二天的谈话就比较轻松了，赫鲁晓夫谈起阿联总统纳赛尔访苏，并说：“发表会谈声明是纳赛尔提出的，我们同意，效果很好，对我们有利。”毛泽东立即接过话茬，不无用意地说：“他们只知道发表了声明，不知道葫芦里装的什么药。第一、要斗争；第二、要讲策略。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有利。”(40)赫鲁晓夫当时没有听出这里的话外之音，但事后回想起来，应该明白毛泽东的用心了。
在8月3日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想法。关于苏联代表团回国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想组织一个比较隆重的欢送仪式，搞上四五千群众，排出仪仗队，再邀请各国使节参加，你看如何？赫鲁晓夫有些惊讶地说：昨天已经谈好，还是像来的时候那样安排我们回去。又说，我来之前我们也是这样商量的。毛泽东说：我本来提出了三个方案，公开来，公开去；秘密来，公开去；秘密来，秘密去。但公报是每一个方案都要搞的。赫鲁晓夫还是坚持不要公开，以免给敌人提供造谣的材料。毛泽东则认为，来时应该秘密，走时就不必了，但可以简单些。(41)结果，前往南苑机场送行的只有中国领导人和苏联代办。不过，同时还发表了会谈公报：“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42)
回到莫斯科后，赫鲁晓夫还没有想到毛泽东的用意，他在第二天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得意洋洋地报告了中国之行的成果，会议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良好的访问”。(43)为了表示与中国的团结一致，在会谈公报刚刚签字后，莫斯科时间8月3日上午10时，苏联电台便中断了预定的节目，开始广播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的消息，随后又反复播报会谈公报。据驻苏使馆报告，连日来苏联各大报对中苏会谈反应热烈，以大量篇幅发表消息、社论，各单位纷纷组织读报、座谈和群众大会。在大规模的宣传中，苏联舆论强调这次会谈具有历史意义，公报充分显示了中苏之间“坚如磐石”的团结，甚至转引了越南报纸的说法：社会主义阵营是“以中苏为首”、“以中苏为核心”的。同时，报道还突出了对帝国主义的谴责和不怕战争的精神。(44)
对于毛泽东来讲，苏联的这些举动正中下怀。(45)其实，毛泽东如此做法，无非是想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中国日后采取的行动是经中苏双方协商决定的。果然不出所料，公报发表后，在北京的各国使馆都猜测，“两国军方可能会采取某些行动”。(46)蒋介石的高级顾问陶希圣称，赫鲁晓夫飞往北平，是指示中共如何在亚洲发动新的骚扰，新任参谋总长王叔铭预感“显有重大事件”发生。(47)蒋介石则在当天的日记中认为，“此一行动乃为九年来俄共与毛匪双方勾结之最重要”的会议，并告蒋经国，中共“进犯台湾之期在即”。(48)美国的情报机构和媒体也十分关注，并纷纷猜测。(49)杜勒斯认为，会谈公报是中苏在合伙试探美国是否会在苏联拥有弹道导弹的情况下在某些地区表现出软弱。(50)炮击开始后杜勒斯进一步判断，中共对金门的军事行动“很可能是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7月末在北京会晤时达成的一致行动”。(51)中央情报局则断言：“我们有证据表明苏联没有鼓励中共挑起危机，但苏联显然默许并支持了中共的炮击行为，因为苏联人相信这不会导致中共和美国之间的大规模敌对行动。”(52)蒋介石也认为，这次行动是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时做出的“郑重决定”(53)在中共采取军事行动时，让对手感受到中苏同盟的存在和中苏团结的力量，这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反应。
然而，赫鲁晓夫却像傻子一样一直被蒙在鼓里。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提到台湾问题。(54)事后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不无得意地谈到：“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轰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其实，赫鲁晓夫在7月底8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了一句话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55)时隔一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解释自己的决定时又说：美国人“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当时所以没有跟你们谈，是因为我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没曾想他们调动这么多兵舰”。(56)
炮击金门的行动对莫斯科确实是很突然的，因为通过中国的通报和自己的观察，当时苏联并不认为中共在台湾问题上会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1957年4月苏联使馆的报告就认为，尽管“依然十分重视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卫”，但中国政府奉行的是“和平解放台湾的基本方针”。(57)1958年2月5日尤金大使在一份关于台湾问题的详细报告中提到，蒋介石对台湾的控制正在衰落，美国正在通过减少援助来对蒋介石进行节制，反对他如此强烈的反攻大陆的愿望。两个月后尤金又报告，4月5日他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进行会谈时，讨论了最近杜勒斯对台湾的访问。他们注意到，杜勒斯在台湾只停留了不到两个小时，而与蒋介石进行实质性谈话的时间就更短了。由于相信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正在减少，蒋介石在谈话时显得紧张不安。(58)7月25日，即炮击前不到一个月，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给苏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长达75页的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其中竟没有一段是专门讲述台湾问题的，只是在论述对美政策时才顺便提到，对于美国不断制造“两个中国”局面的阴谋，中国政府认为必须给予更加有效的反击。(59)此外，苏联人知道中共对台湾问题十分敏感，也不愿过多干预这类事情。自7月以来，中国政府多次就某些国际会议和联合国机构的代表问题对苏联外交部提出交涉，坚决反对可能导致“两个中国”存在的现象。(60)以至苏共中央不得不出面，“请中国派负责台湾问题的同志与苏联使馆在8月初进行座谈，介绍有关台湾的情况”。(61)
面对毛泽东的“突然袭击”，莫斯科当然十分恼火。时任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的贾丕才在危机中曾随同葛罗米柯访华，他回忆说：“那时，中国人是我们的盟友，无论是作为盟国还是作为共产主义伙伴，他们都有义务向我们通报他们的意图。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正在台湾海峡游弋，而中国人在没有与我们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便贸然发动炮击。”(62)当时赫鲁晓夫不便公开暴露盟友之间的矛盾，但他心中的恶气终于在一年后与中共领导人会晤时发泄出来。赫鲁晓夫不仅表示反对中国处理沿海岛屿问题的做法，而且埋怨毛泽东事先没有告知这一情况。尽管毛泽东进行了辩解，赫鲁晓夫仍然赌气地说：“我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同意不同意，那是你们的事。”他一再强调，苏联很不了解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政策。(63)赫鲁晓夫这样说，是因为莫斯科当时承担着社会主义阵营盟主的责任。当中国面临危机时，国际主义的理念和义务要求苏联必须出面保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和利益。
尴尬：莫斯科不得不为北京提供核保护
炮击行动开始后，苏联的反应很平静。8月24日赫鲁晓夫曾发表了一个公开讲话，在谈到国际形势时，他只讲了中东问题，而丝毫没有提到在远东发生的事情。(64)显然，他不知道炮击行动为什么会发生，将有什么后果，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8月26日中国外交部主动通报的情况非常简单：“这些岛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我们无论如何要解放这些领土，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美国对于我们的打击行动持有何种立场目前尚不清楚，但是我们认为，美国人未必会参与这一地区的冲突。”(65)这种轻描淡写的说法，当然是在安慰莫斯科。直到8月31日，《真理报》才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指责美蒋“在远东地区组织实施了军事挑衅行动”，并表示了支持中共的立场：“解放台湾及其他所有属于中国的沿海岛屿是中国人民的内部事务”，“如果今天有谁企图通过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进行威胁的话，那么他不应该忘记，这是在威胁苏联”。(66)莫斯科迟迟不以官方名义对危机做出反应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苏联人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67)况且，事态的发展也没有那么严重。
然而，几天后美国做出的激烈反应就令苏联紧张起来，也让中国人感到不安。炮击金门前，毛泽东思考再三，犹豫不定，就是担心这次行动会导致美国的干预，所以他想方设法避免刺激美国。准备炮击的指示下达后，8月20日毛泽东又决定，暂时不打马祖，集中火力炮击金门。(68)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集彭德怀、林彪、王尚荣和叶飞商议。听过汇报后，毛泽东只问了一句：炮击会不会打死美国人？叶做了肯定的回答，因为美国顾问配备到蒋军营一级。毛考虑了十几分钟，再问：能否避免打到美国人？叶答：无法避免。毛随即宣布散会。这时林彪给毛写了一张字条，建议可通过正在与美国人接触的王炳南透露一点消息。毛未作批示，把字条送给叶飞看。叶虽不同意，但感觉事情重大，未敢表态。22日继续研究，毛泽东考虑，先打几百发炮弹，由小到大。叶飞则倾向于突然袭击，由大而小。毛最后决定“照你们的计划打”，并要叶留在北戴河指挥，与彭下榻一处。23日一早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并通过叶飞告知前线：不打地面目标，只打水面船只，使用炮弹3000到6000发；打地面时，不打其指挥机构；不打美国军舰及岛上的美国人。上午10时35分，彭德怀传达了最新指示：“1、小打，主要打敌之舰艇，待敌还击时，再大打；2、暂时还不打，看几天，待敌大批船只来后再打；3、把金门、马祖保留下来，二年内不考虑。”午后彭德怀又提出，同意福建前指的意见，还是大打，按时炮击，“估计美军不会参加”。15时，毛泽东最后表示同意彭的意见。于是，17时30分开始实施炮击，重点目标是金门的指挥机构、炮兵阵地、雷达阵地和停泊在料罗湾的军舰。(69)“最猛烈的炮击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共打出2.8万发炮弹。(70)
炮击开始后不久，毛泽东看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经过反复研究和争吵，白宫终于亦步亦趋走上了有限干预的立场。(71)还在炮击前，美国就不断通过军事援助加强了台湾的防御能力：美国第七舰队两艘巡洋舰驶入台湾海峡巡弋，海军陆战队航空兵进驻台南机场，拨给蒋军6架最先进的F-100喷气式飞机，40枚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并帮助装备一个斗牛士地对地导弹营。(72)战役开始后，8月26日美方通知蒋介石，太平洋战区司令根据美军台湾协防司令史慕德的建议，同意驻琉球海军陆战队、空军第二全天候战斗机大队即调往台湾；第六舰队艾塞克斯号航空母舰和4艘驱逐舰自地中海调来台湾，加入第七舰队，另调中途号航母和驱逐舰若干自珍珠港来台；即刻交付台湾2艘登陆艇；待台湾飞行员经培训可单独飞行后，陆续移交F-100飞机；在60-90日内，增强驻外岛地面部队的武器装备；调胜利女神地对空导弹一个中队驻台，视蒋军训练情况交付；数日内再提供3艘登陆舰及其他舰艇若干。史慕德当晚即前往金门视察。蒋方要求美军直接协防金门，美方称：美国援台，蒋即可增兵金门。(73)9月2日美方又通知，美国海军可以在三浬之外海面为蒋舰护航，空军则接防台湾，蒋军空军可增援金马。(74)9月3日，美国会授权总统拨借8吋榴弹炮12门给蒋，即日由琉球启运。(75)美国援助的这些新式武器和装备在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更让莫斯科和北京紧张的是白宫的政策性声明。
炮击的第二天，蒋介石就要求美国总统发表声明，“表明美国对外岛局势的坚定立场”。8月27日蒋又致电艾森豪威尔；要求美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帮助协防金门、马祖；第七舰队承担海峡安全责任，帮助护航；授权美国驻台协防司令便宜行事。(76)从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公开表态看，直到8月底，美国只是对局势表示关切，谴责中国的“侵略性”行为，声明美国对保卫台湾的义务，而没有表明是否帮助蒋军防守金马。(77)实际上，此时美国已经制定了应急计划。8月29日，艾森豪威尔召集会议专门讨论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应对危机的行动计划。会议确定分三个阶段对中共的军事行动做出反应：1、只要中共不企图攻占任何主要岛屿，美国将只坚持在国际海域护航；2、如果中共发动大规模进攻，美国军队很可能需要给蒋军以直接的援助，包括攻击沿海空军基地；3、如果中共进攻台湾和澎湖列岛，美国军队将适当扩大行动范围，并由总统决定是否使用核武器。参联会一致认为，不向国民党人通报该计划。(78)9月2日，美国军方甚至向国务卿说明了在未来危机升级的情况下，美国将如何使用核武器、使用哪种核弹头的问题。(79)
尽管华盛顿内部讨论的情况并未泄露，但美国人的强硬态度是越来越明显了。8月29日，陆军部长布鲁克在汉城对记者说，如果中国人“低估或误解了”总统或杜勒斯的声明，“将要因此而后悔”。9月1日又在结束访台时发表讲话：“如果共产党进攻金门、马祖而以为这仅将导致一场有限战争的话，那他们实在是在冒极大的危险。”(80)其实，毛泽东应该已经感觉到依靠武力是无法取得金马的——只用炮击吓不走蒋介石，采用空军轰炸和陆军强攻，又会导致战争升级，引来美国人。(81)8月3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决定，对外宣传应该避免对登陆金门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表示。(82)福建前线指挥部因未见到新指示，在一篇广播稿中仍然对蒋军施加压力，说“对金门的登陆进攻已经迫在眉睫”。毛泽东见后，立即提出批评，并于9月3日责成中央军委起草了《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再次指出炮击金门“是一种持久的斗争”，并规定：目前不宜进行登陆作战；炮击也要有节奏，打打看看；海空军不得进入公海作战；不准主动攻击美军。(83)同一天，毛泽东下令炮击暂停三天。9月4日晨，电台广播了中国政府声明，宣布12浬领海线。(84)在当天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提出，美舰入侵我领海，我有权自卫，但不一定马上打炮，可以先发出警告，相机行事。同时准备与美国恢复谈判，还要开展宣传攻势，但不要说过头话。(85)显然，毛泽东变得谨慎了，并且已经准备好退路。宣布扩大领海权，不过是最后一次警告美国不得为蒋军护航。但是在白宫看来，这是试图迫使美国放弃已经做出的决定。于是，9月4日杜勒斯发表新港声明，宣布美国“认识到确保和保护金门和马祖已经同保卫台湾日益有关”，并且已经做好军事部署，以便一旦总统做出决定时立即“采取既及时又有效的行动”。(86)台湾报纸也跟着鼓噪：美国正在考虑对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采取从护航直至“投掷原子弹”等“五种行动”。(87)台海局势顿时紧张起来。(88)
这一下轮到莫斯科着急了。9月5日赫鲁晓夫打电话给驻华使馆，说他准备派葛罗米柯秘密去北京，通报苏联对台海局势的看法。苏联政府正在起草一封措辞强硬的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希望就此与中国同志交换意见。(89)9月6日葛罗米柯到达北京，并分别会见了周恩来和毛泽东。关于这两次谈话，目前尚未发现档案文献，但有双方当事人的回忆录。对于谈话的主要内容——中方表示既不要占领金门，也不会解放台湾；苏方表示完全赞同中国的立场和策略；双方交换了周恩来9月6日声明和赫鲁晓夫9月7日信件的文本，并赞同对方的做法等等——回忆录的描述都是一致的，差别仅在于毛泽东是否要求苏联给以核保护。(90)葛罗米柯回忆的毛的说法大意是：美国可能冒险，中国已有考虑。如果美国进攻中国，甚至使用核武器，中国的策略是诱敌深入，待美军进入华中地区后，苏联再使用一切手段对其实施打击。(91)陪同葛罗米柯访华的魏列夏金回忆说：毛泽东表示，中国不怕核讹诈，如果美国实施核打击，中国政府将退守延安继续斗争。(92)阎明复当时担任毛泽东的翻译，他的回忆比较详细：当毛泽东说到如果与美国作战将采取关门打狗的做法时，葛罗米柯说，对你们的这种战略我不能评论，但是要考虑现在是原子弹时代。这时毛泽东回答说：“原子弹有什么可怕？我们现在没有，将来会有；我们没有，你们还有嘛。”又说：我们的方针是自己承担这场战争的全部责任，不要你们参加。我们不同于国民党，不会拖苏联下水。至于同美国作战，那是将来的事情，不是当前的问题。当前我们不会打台湾，这点请转告赫鲁晓夫。(93)笔者判断，中方的回忆比较全面和准确，而葛罗米柯显然是按照他当时的理解或事后的需要，过分强调了毛泽东要求核保护的意愿。(94)从危机前后发展的过程看，毛泽东的确没有想过甚至力图避免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一旦美国参与进来，中国也会想方设法化解危机。但在表面上，中国一定不能示弱。(95)这当然就需要显示中苏同盟的力量，就需要苏联给以援助。不过，毛泽东所需要的只是一种威慑力量，这种威慑即使不能制止美国参与，至少可以防止事态扩大。因此，苏联政府和领导人的介入，还是必要的，对于赫鲁晓夫信函的内容，毛泽东也是满意的。
9月7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研究一下赫鲁晓夫的信件，并写出书面意见交葛罗米柯带回。毛认为，应肯定的正确部分占90%，可商量的地方只有几段，并建议信中应对中美双方的声明有所评论。葛罗米柯于当天回国，苏共中央主席团立即讨论了中方的意见，认为都是“正确的和认真的”。经过修改，赫鲁晓夫的信件于7日晚交给美国，同时在电台播出。(96)根据俄国的档案，9月7日周恩来与葛罗米柯还有一次谈话。周恩来用直截了当的语言表述了毛泽东暗示的意思：在猛烈炮轰金门时，中共中央已经考虑到美国在这一地区发动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包括使用战术核武器摧毁我们的城市。这时苏联不必参战，只需对美国发出严重警告。只有在美国动用更大的核武器并以这种方式冒险扩大战争的时候，苏联才应该使用核武器给以报复性打击。(97)此外，苏共中央在9月27日致中共中央的信函中也复述了周恩来的这段话。信中说，葛罗米柯转达了周恩来9月7日的谈话内容，苏共中央感谢中共中央不使苏联卷入战争的“高尚气节”，但是在中国遭受敌人进攻时，苏联不会袖手旁观。“苏联拥有不仅能制止战争，而且能够毁灭我们共同敌人的可怕的武器”，如果在中国受到核打击时苏联却不来援助，那将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灾难”。“我们可以说，对中国的攻击就是对苏联的攻击”。毛泽东后来（10月15日）在给赫鲁晓夫的亲笔回信中说，中国领导人被“你对马列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的无限忠诚深深地感动了”，并对此表示“衷心感谢”。(98)应该说，毛泽东这次接受苏联的帮助，并非虚情假意。(99)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声明，宣布愿意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100)同一天，赫鲁晓夫在给美国总统的信中打开了核保护伞，他“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明智态度，不要采取可能招致不可挽回的后果的步骤”。在评价美国的声明时，赫鲁晓夫指出：“在目前美国早已不是原子武器的垄断者的情况下，它想用原子武器来吓唬其他国家的企图完全是徒劳的”。在对周恩来的声明表示赞同后，赫鲁晓夫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并郑重声明：侵犯中国也就是侵犯苏联，苏联将尽力维护中苏两国的安全。(101)应该说，这个表态对于制约美国的决策，不是没有作用的。(102)大敌当前，一致对外，莫斯科似乎已经忘却了对中国擅自采取军事行动的不满。然而，随着危机的继续，中苏之间的分歧开始扩大。
分歧：中苏关于处理危机的不同方针
周恩来的声明和赫鲁晓夫的信函并没有使危机平息下来。由于美国军舰按原计划进行护航，9月8日国共之间再次爆发大规模炮战，蒋舰被击沉、击伤各一艘，美舰不战而退。(103)同一天，美台海军在台湾南部举行联合两栖登陆作战演习。(104)在澄海空战中，蒋军以损失1架战机的代价击落米格飞机5架，击伤2架。(105)9月11日，因蒋军炮击厦门大学和美舰再次护航，解放军开始了第四次大规模炮击金门，发炮2.5万余发。(106)同一天，艾森豪威尔发表电视演说，宣布美国无法接受让其撤军的建议，表示美国在“武装侵略”面前决不后退。(107)军事冲突显示出加剧的趋势。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试图打通另外的渠道。9月8日和10日，周恩来两次接见新加坡《南洋商报》驻香港特约记者曹聚仁，请他转告台方，最好主动从金马撤军，国共可以再次谈判。还答应只要不让美军护航，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准许蒋舰向金门运送给养。(108)9月10日，周恩来还批准了中方为中美大使级会谈起草的协议声明（草案），其重要内容是：中国政府必须收复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如果蒋军主动撤走，则不予追击。此后一定时期内避免使用武力实现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解放。(109)9月13日，为了缓和局面，毛泽东指示炮击改为“打零炮”，“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110)
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毛泽东在中方代表王炳南临行前当面指示他，会谈时多用劝说的方法，不要用板门店谈判那样过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111)但会谈一开始便陷入争吵，王炳南为表示诚意，在休息后宣读了中方的协议草案。美方拒不接受，并于18日提出自己的方案：先停火，再讨论。中方提出指责后，美方表示，只要事实上停火即可，中方亦不能接受。(112)谈判陷入僵局。针对美国的停火方案，周恩来正式提出了要求美国先行从台湾海峡撤军的主张。9月18日周恩来接见安东诺夫，向他详细解释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策略。周在说明了中方的反建议后指出，中方停止开炮的前提条件是美国军队必须从台湾撤走。如果美国接受这一条件，那么双方才可能真正举行关于和平解决台湾地区有争议问题的谈判。鉴于多数亚非国家的立场与中国存在分歧，周恩来表示，希望中立国敦促美国对蒋军撤出金门做出保证，以此作为对其停火方案的支持。周还说，为了强化关于美军撤离台湾地区的要求，中国打算加强针对金马的炮击力度，如果蒋军胆敢轰炸中国内地，将给予全力反击。可以预计，到那时蒋介石会要求美军直接参战，而美国将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总之，“我们不想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急于（与美国）达成协议”。(113)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方案非常赞赏，认为这个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114)然而，莫斯科的想法却不一样。
9月6日以后，苏联关于台湾海峡局势的报道有了明显增加，大量发表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公众对中国支持的言论。(115)9月18日安东诺夫交来另一封语气更加强硬的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共中央对此十分满意（只改动了两处用词），认为它是一份“非常好的和鼓舞人心的文件”。三天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信件的全文。(116)对于苏联的做法，就连美国的情报分析官员都认为，“不论这些声明中宣传的成分有多少”，“目前的危机已使苏联在台湾问题上做了最强硬的支持共产党中国的表态”。“北平似乎并没打算在台湾问题上实现真正的和解，这种立场无疑较以前得到苏联更多的支持”。(117)美国人显然被表面现象蒙蔽了。实际上，中国的强硬态度只是为迫使蒋军撤离金门所做的最后努力，而苏联政府在表示对中国支持的同时，还另有一番考虑。中苏同仇敌忾的外表，掩盖了他们内在的分歧。
9月16日赫鲁晓夫在克里米亚接见中国大使刘晓，除对台海紧张局势表示不安外，还提出一个建议：为打破美蒋在太平洋地区的海空优势，苏联打算向这一地区派遣一支空军部队，帮助中国制止美蒋的侵略阴谋。周恩来召集众人商议后于23日致函毛泽东，拟对苏联的建议表示欢迎，只是图-16轰炸机何时进驻及指挥权问题，还需双方另行商定。毛泽东在复电中提出，中苏合作采取何种形式为妥，苏联空军是以志愿军、雇佣军还是正规军的形式参战？几天以后，毛泽东给赫鲁晓夫回信，婉言谢绝了苏联的建议。(118)10月4日赫鲁晓夫又来信，提出向中国提供导弹部队问题。毛泽东考虑的方针是：“地空导弹应卖给我，由我使用，他们派少数人来教。”(119)赫鲁晓夫的建议并非只是说说而已，9月25日苏联军方报纸报道说：我们的战士已经做好准备，一旦需要即可提供援助消灭侵略者。(120)但在中国人看来，莫斯科似乎是不怀好意。事隔两个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说，苏联要派导弹部队和空军到福建前线，我们没有同意，因为他们说这些部队要由他们自己指挥。看来，他们还是想控制我们的沿海，控制福建，就像美军驻扎在台湾一样，以后我们有什么动作都得问他们。(121)刘晓在回忆中说得比较客气，认为苏联这样做是想把台湾问题纳入苏美争霸全球的战略范围，以改变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122)
无论如何，中国的拒绝令赫鲁晓夫十分不满，他后来抱怨说：战役开始前，中国人要我们提供武器援助和空中掩护，后来我们打算派航空师去，他们反应却非常激烈，暗示这个建议使他们受到了侮辱和伤害，他们不需要这种援助。其实我们除了想帮助朋友加兄弟外，没有别的目的。(123)炮击金门前十几天，周恩来确实致函赫鲁晓夫，说台湾已经向美国要求供应F-100型超音速战斗机，因此急需苏联提供米格19-C型歼击机30架、C-5型导弹32000发等武器装备，并要求一个月内运到中国。(124)苏联的建议大概就是针对这件事提出的。中国拒绝了苏联空军和导弹部队的援助后，米格19飞机和导弹于10月份运抵中国。(125)不久，苏联又答应了周恩来提出的提前试制图-16轰炸机的要求，同意向中国发放制作许可证。(126)赫鲁晓夫最终还是按照中国的要求提供了援助，但从他两次主动要求派苏联部队参战的情况看，莫斯科未必没有自己的考虑。
除了对援助的方式有不同意见，中苏在如何利用外交手段消除危机方面也存在着很大分歧。中国主张通过中美及国共之间的直接谈判解决问题，苏联却反复呼吁由联合国或多边国际会议处理危机。在9月7日给美国总统的信中，赫鲁晓夫没有直接对周恩来一天以前提到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倡议表态，却暗示可以召开多国会议，通过“共同努力”消除远东危机。葛罗米柯9月18日在联大的发言，也完全没有提及业已开始的中美会谈。而赫鲁晓夫在给艾森豪威尔的第二封信中，只是在谈到“没有积极成果”时，才提到这次会谈。(127)9月17日《人民日报》以“各国舆论注视中美会谈”为题的报道，提到了华沙、开罗、雅加达、仰光。在这串名单中，令人注意地没有莫斯科。(128)中国政府一向认为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不希望在国际范围进行讨论。9月18日，外交部转发了中联部的一个通知，其中特别提到，关于台湾问题，“防止向联合国呼吁，如有人提出，中国绝不接受；不允许任何人干涉中国内政”。(129)外交部长陈毅9月20日发表声明，借批评美国公开表达了这种意愿：“中国政府对于正在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寄予希望的，杜勒斯却扬言要把中美两国之间的争端提交联合国。而人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是被无理剥夺了的，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美国对于中美谈判究竟有多少诚意。”(130)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为了在苏联的参与下尽快消除危机，还是决定把台湾问题国际化。
9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了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紧张局势的措施，即争取10月初在新德里召开包括中、苏、美在内的十国首脑会议，讨论台湾问题，并委托苏联使馆通知中国，苏联政府将给各国首脑发信，以取得他们的支持。苏联政府还打算就此事与联大主席联系，希望得到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理解和支持。(131)安东诺夫于当天向周恩来递交了苏联政府的新建议，周答应尽快给予答复，并长时间阐述了中国的立场，核心意思就是：中国并不急于解决台海问题，并坚持反对将这一问题交由联合国裁决。(132)9月28日，副外长张闻天便起草了给苏联的书面答复，说明中国不怕事情拖下去，认为“苏联除公开表示支持我国以外，似乎不必忙于提出什么具体建议，对于各方面希望苏联出面斡旋的要求，也应该表示不急”。至于十国首脑会议的建议，现在提出还为时过早，其内容也还值得研究。(133)未等中国政府做出答复，9月30日安东诺夫又送来赫鲁晓夫给美国总统的第三封信，主要内容就是建议召开十国首脑会议。周恩来当时就转达了中国领导人的初步看法，并请他转告赫鲁晓夫。(134)10月5日，周恩来正式向安东诺夫详细讲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即决定暂不收复金门，准备发表一个告台湾同胞书，从10月6日起，停止炮击7天，此外还建议同蒋介石直接进行谈判，和平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至于莫斯科的建议，周恩来明确说，苏联政府不应发出第三封信和提出召开十国会议，最好还是继续要求美国撤军。安东诺夫提醒说，赫鲁晓夫信件的基本思想是避免爆发大战，特别是原子战争。周恩来则指出，现在战争的危险已经减少了。(135)苏联不得不收回了自己的建议。
周恩来的估计是有根据的，因为毛泽东这时已经决定放弃收复金马的初衷。10月6日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台海局势便渐渐趋于缓和了。但此时中苏之间又出现了新的分歧，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响尾蛇导弹事件。在9月24日温州地区的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发射了5枚美国刚提供的“响尾蛇”导弹，其中一枚坠地而未爆炸。中国政府发动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并将导弹的部分残骸作为美国的罪证在北京展出。(136)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正在研制空对空导弹的苏联军方的极大兴趣，并提出把导弹残骸送往苏联进行研究。但苏方几次索要，中方开始不予理睬，后来又推说正在研究这枚导弹，不能提供。这个答复使赫鲁晓夫非常气愤，于是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还通过苏联顾问表示了对中方做法的不满。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而无法复原的“响尾蛇”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自动导向系统的红外线传感器。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这件事伤害了我们的感情。(137)
通过考察台海危机从爆发到消除的全过程可以看出，中苏之间在对外政策方面已经出现分歧，并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在确定基本方针时，苏联主张缓和，而中国强调紧张；第二，在协调双方的具体措施时，苏联主张行动一致，而中国强调“以我为主”。
从苏共二十大到莫斯科会议，赫鲁晓夫一直坚持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总方针。在危机爆发前3个月，苏联主持的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制定了缓解国际紧张局势的新措施”，决定单方面裁军，并与北约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38)而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就做出了“东风压倒西方”的论断，并认为战争并不可怕，即使核战争也不必惧怕。(139)苏联驻华使馆认为中国炮击金门的行动将“导致恶化国际局势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并促使美国方面采取战争边缘政策”。(140)中国驻苏使馆则批评苏联在中东危机中的做法“谨慎有余，政治勇气不足”，“害怕引起战争，急于摆脱紧张争取缓和”。(141（在危机高潮时，赫鲁晓夫在指责美国时提出：在我们的时代，“实力地位”和“战争边缘”政策是不可能得逞的。(142)毛泽东却大讲中国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紧张局势“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从而破除对美国的迷信和恐惧。(143)尽管此时双方都没有直接批评对方的外交方针，但心里都清楚，中苏之间在对外政策的沟通方面已经出现了障碍。当然，赫鲁晓夫的缓和并不是一味退让，否则他就不会在台海危机刚刚结束时便闹出了柏林危机。(144)而毛泽东的“战争边缘”政策也不是不留余地，否则他就不会适时地放弃炮击行动了。(145)不过，这些行为并不说明他们背离了各自已经确定的基本方针。(146)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由于双方都坚持自己的主张，这种分歧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严重。
苏联一贯强调，社会主义阵营要统一行动，特别在对外政策方面要协调一致。后来因台海危机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争执时，赫鲁晓夫严肃地说：在重大问题上，“我们必须协调国际政策”，并有必要“通过外交部的渠道就我们有分歧的重大政治问题交换意见”。(147)其实，毛泽东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也认为社会主义各国应该统一行动，例如在处理波匈事件的善后工作及莫斯科会议期间。(148)但是对于台湾问题，中国历来认为属于内政。正如危机期间中国外交部给驻外使馆的一份指示电所说，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至于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步骤”，“要由我国根据情况来决定，不容许任何人干涉”。(149)尽管中国也留有余地，承认与美国的关系属于外交，但实际上在危机期间，很难划清对蒋关系和对美关系之间的界线。毛泽东有意对苏联隐瞒这次军事行动，拒绝苏联派军队到中国参战，反对苏联召开十国首脑会议的建议，无疑都是以实际行动在显示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对此，苏联大使馆当时是有体会的：“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的时候他们会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150)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理念中，以谁为主，是否需要统一行动，对于中苏而言实质上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问题。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共的这种态度明摆着就是对莫斯科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地位的挑战。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者，苏联有义务承担起保卫各国安全的责任，何况还有中苏同盟条约作为法律依据。所以，尽管对毛泽东的做法不满，但是当美国进行核讹诈时，苏联必须出面反击，当中国需要援助时，苏联也不得不照单提供。从这一点讲，赫鲁晓夫参与解决危机的意图，与其说是要控制中国，不如说是要控制局势，是希望事态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纳入苏联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当然没有忘记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更没有忘记在危机中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抗美国、稳定局势，但恰恰是这次危机损害了这种作用的发挥，也给中苏同盟关系笼罩了一层阴影。
注释：
①西方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有：Gordon H.Chang,Friends and Friends:China,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Soviet Union,1948-197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182-199; Shu Guang Zhang,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1949-1958,Ith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Chapter 8; Qiang Zhai,The Dragon,the Lion,and the Eagle: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8,Kent OH: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4,Chapter 9; Thomas Christensen,Useful Adversaríes:Grand Strategy,Domestic Mobilization,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1947-1958,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Chapter 6; Appu K.Soman,Double-Edged Sword:Nuclear Diplomacy in Unequal Conflict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50-1958,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2000,Chapter 5; 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Chapter 7; Michael M.Sheng,Mao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Superpowers in the 1950s:A New Look at the Taiwan Strait Crises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Modern China,Vol.34,No.4,October 2008,pp.477-507，以及罗伯特·阿奇奈利：《“和平的困扰”：艾森豪威尔政府与1958年中国近海岛屿危机》，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 《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113-168页。
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深入，主要的成果见：徐焰：《金门之战（1949-1959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廖心文：《1958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31-36页；沈卫平：《“8.23”炮击金门》，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年；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8章；章百家、贾庆国：《对抗中的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级会谈》，《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40-51页；宫力：《两次台海危机的成因与中美之间的较量》，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第36-75页；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赵学功：《第二次台海危机与中美关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61-72页；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第52-59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章；牛军：《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37-50页。
②台湾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一些纪念文集中，如唐淑芬主编：《八二三战役文献专辑》，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4年；国防部军务局编印：《八二三台海战役》，台北：国防部军务局，1996年。这方面的专门论著不多，主要有张淑雅：《台海危机与美国对“反攻大陆”政策的转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6期（2001年12月），第231-297页；黄文娟：《没有硝烟的“战争”——1958年台海危机期间的美台关系》，《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辑（2006年6月），第189-211页；张力：《〈王叔铭将军日记〉中的八二三战役》，“战后中华民国军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2008年8月。
③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ев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3,№2,c.80-81；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03-405页。
④参见前引书目，美国学者之间的讨论还可见戴超武：《美国历史学家与50年代台湾海峡危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5期。
⑤张爱萍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193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26-327页。
⑦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74、76-77页。
⑧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77-178页。
⑨周恩来接见苏达利科夫谈话记录，1958年9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以下简称外档），109-00833-04，第94-103页。
⑩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78-181页。
(11)《毛文稿》第七册，第391-395页；《人民日报》，1958年9月9日第1版。
(12)毛泽东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9月15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429-1431页。
(13)7月25日美英法分别函复赫鲁晓夫，同意召开安理会各国首脑会议，但采取了拖延态度。（《人民日报》，1958年7月28日第1版。）8月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继续在苏联和保加利亚进行军事演习，并呼吁召开联大非常特别会议讨论美英从中东撤军问题。（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1958年8月4日，РГАНИ，ф.3,ол.12,д.996,л.1-11//Ф урсенко А.А.(2л.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с .328-332。）
⑩8月8日联大召开紧急特别会议，讨论中东危机。8月20日美国总统发表讲话，表示愿意有条件地撤军。8月21日联大紧急特别会议通过提案，要求外国军队尽快撤出中东。（《人民日报》，1958年8月10日第1版；8月22日第1版；8月23日第1版。）
(15)毛泽东特意嘱咐要公开发表“绞索政策”。吴冷西：《忆毛主席》，第80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68-869页。
(16)据台湾军方估计，到10月6日，落到金门的炮弹共474910发。（王叔铭：金门炮战作战检讨总讲评，1959年3月25日，台湾国史馆，特交档案·分类资料2090:B军事，100:8CKSP。）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金门炮战后，利用炮弹皮制作的各种菜刀竟成了台湾的走俏商品，至今盛誉不衰。
(17)这样的结论，以往已有研究者做出，并进行了合理分析。（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194-195页；牛军：《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第47-48页。）笔者的提法、依据和思路与前者略有不同。
(18)参见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人民日报》，1993年12月24日第5版。
(19)这一点，当时似乎只有蒋介石看得最清楚。炮击行动发生的第三天，蒋便在日记中写到：中共使用的是困扰的方法，其“不敢正式攻击金马之企图甚明”。蒋介石日记，1958年8月25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University of Stanford。笔者2009年5月去胡佛档案馆查阅时，蒋介石日记1955年以后的内容尚未开放，遂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罗敏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淑雅待8月开放后代为抄录有关炮击金门的内容，故直到12月笔者才得到罗敏和张淑雅发来的有关日记的抄录件。笔者在此对二位学界同仁表示感谢。
(20)笔者的相关讨论参见《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3期，第34-53页。
(21)详见杨国宇主编：《当代中国海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89-199页。蒋军发起的最大一次突袭行动是1953年7月的东山岛登陆战，详见国防部文史局编印：《海岛攻防战史》，未刊，1959年，第12-31页；孙淑文：《战后国军海军陆战队的重建与迁台初期建军发展之研究》，《军事史评论》第13期（2006年6月），第204-206页。
(22)徐焰：《金门之战》，第171页。
(23)关于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研究，除上面列出的研究成果外，还可参见张淑雅：《金马撤军？美国应付第一次台海危机策略之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1995年6月），第411-472页；罗纳德·普鲁森：《1954-1955年的台湾海峡危机：火山口上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及其对危机的介入》，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第76-112页；詹奕嘉：《长期措施还是权宜之计？——试析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美国台海政策的调整》，《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辑（2006年6月），第175-188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36-138页。
(25)洛马金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1955年5月21日，АВПРФ，ф.0100,оп.48,д.394,д.11,л.125-134。
(26)早在1955年3月14日给彭德怀的指示中，毛泽东就考虑到马祖及其他岛屿的蒋军可能自行撤走。《毛文稿》第五册，第51页。
(27)沈卫平：《“8.23”炮击金门》，第93-100页。
(28)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74-675页。
(29)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691页。
(30)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853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692页。
(31)王尚荣：《新中国诞生后几次重大战事》，王凡访问整理，朱元石主编：《共和国要事口述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2-254页。王说总参部署金门作战的会议是8月14日召开的，大概记忆有误。
(32)福建前线指挥部党委会议记录，1958年7月，福建省档案馆，101/12/221，第17-24页。
(33)沈卫平：《“8.23”炮击金门》，第182-183页。
(34)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叶飞：《叶飞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512页；王尚荣：《新中国诞生后几次重大战事》，第255-256页。
(35)《毛文稿》第七册，第326-327页。
(36)《毛文稿》第4册，第533、627页。
(37)谈话内容详见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1958年7月21日；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57-160页；Верещагцн Б.Н.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дипломата ,Москва: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9,с.119-121。
(38)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1958年7月22日；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29-332页；Верещагин Б.Н.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 ,с .126-127。在中国公开发表的文件中没有关于“发表声明”的内容。
(39)Зубок В.М.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 -3 августа 1958 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 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2001,№1,c.111-126。中方的会议记录没有上述内容，但中方当事人的回忆完全印证了俄国档案的记录内容。（阎明复、朱瑞真：《忆1958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四次谈话》，《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2期，第38-55页。）
(40)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1958年8月1日。
(41)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1958年8月3日；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72-174页Зубок В.М.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1,№1,с .126-128。
(42)《人民日报》，1958年8月4日第1版。
(43)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8年8月4日，РГАНИ，ф.З,оп.12,д.1009,л.44-45,Ф урсенко А.А.（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 .326-327。
(44)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8年8月4日、5日、6日，外档，109-01812-05，第54-58页。
(45)苏联报刊的倾向与当时中国的对外宣传口径完全一致。中国外交部通知驻外使馆，在宣传公报时，“应强调中苏两国团结一致、全面合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外交部每周通报》第141期，1958年8月8日，外档，107-00152-03，第27-29页。）
(46)安东诺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8年8月5日，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99-202。
(47)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58年）》，台北：国史馆，1993年，第325-326、328-330页；《王叔铭将军日记》，1958年8月4日，转引自张力：《〈王叔铭将军日记〉中的八二三战役》；Memorandum from Robertson to Dulles,August 8,195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8-1960,Vol.19,China,Washington D.C.:GPO,1996,p.45。
(48)蒋介石日记，1958年8月3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University of Stanford。
(49)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94-295页。
(50)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Eisenhower,August 12,1958,FRUS,1958-1960,Vol.19,China,pp.50-51.
(51)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September 3,1958,FRUS,1958-1960,Vol.19,China,pp.125-126.
(52)SNIE100-12-58,No.340,Probable Developm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28 October 1958,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ed.),Tracking the Dragon: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1948-1976,Washington D.C.:GPO,2004,pp.185-190.
(53)蒋介石日记，1958年9月6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University of Stanford。
(54)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考证见《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35-40页。
(55)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86页。
(56)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纪要，1959年9月30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855页。
(57)苏联驻华使馆1956年工作报告，1957年4月22日，АВПРФ,ф.5, оп.28, д.103, л .409,л-190-198。
(58)TskhSD,f.5,op.49,d.131-3,p.78，转引自Michael Share,"From Ideological Foe to Uncertain Friend:Soviet Relations with Taiwan,1943-82",Cold War History,Vol.3,No.2,January 2003,pp.7-8。实际上，杜勒斯是3月14日到达台北，第二天离开的。
(59)安东诺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8年7月25日，ЦХСД,ф.5,оп.49, д.135, л .1-75。
(60)详见外档，113-00319-01,107-00308-01,109-00787-18，及克鲁季科夫与龚澎会谈备忘录，1958年7月1日，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72-186。
(61)陈毅与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8年7月9日，外档，109-00825-04，第34-35页。
(62)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1974年7月6日从北京发往华盛顿的一封电报，转引自Michael Share,From Ideoloical Foe to Uncertain Friend,Cold War History,Vol.3,No.2,January 2003,p.9。
(63)参见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Хрущё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1,№2,с .97-98。中苏分裂以后，苏联有人著书称毛泽东的这种做法是“公开的两面派手法”。（Агеенко К.П.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 в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Москва :Вопниздат ,1975, с .145.）
(64)《人民日报》，1958年8月25日第5版。
(65)苏达利柯夫与王永田的谈话备忘录，1958年8月26日，ЦХСД,ф.5,оп.49,п.131,д.8892,л.196-198。
(66)《人民日报》，1958年8月31日第4版。
(67)从8月29日到9月3日《真理报》总共刊登了11条有关台海局势的消息，且多是外国报纸的评论。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8年9月6日，第16页。
(68)张爱萍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卷，第194页。
(69)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罗元生：《百战将星王尚荣》，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267-269页；王尚荣：《新中国诞生后几次重大战事》，第259-260页。
(70)这是中方正式通知苏联的说法，见苏达利柯夫与王永田的谈话备忘录，1958年8月26日，ЦХСД,ф.5,оп.49,п.131,д.8892,л.196-198。
(71)有关美国内部讨论的详细情况参见张曙光：《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1949-1972)》，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7-213页。罗伯特·阿奇奈利：《“和平的困扰”：艾森豪威尔政府与1958年中国近海岛屿危机》，第125-128页。
(72)唐淑芬主编：《八二三战役文献专辑》，第12-13、17页。美国斗牛士导弹部队已于1957年5月进驻台湾，并在一年后进行了一次试射。该导弹射程550英里，时速650英里，可以从台湾发射到大陆200英里以内的地方。（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第888-889页。）
(73)蒋介石与庄莱德晤谈之节要记录，1958年8月26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馆，407.1/0186-0188，第145-149页。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8月31日第1、3版。
(74)黄少谷与庄莱德谈话记录，1958年9月2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馆，426.2/0007-0008，第148-151页。
(75)唐淑芬主编：《八二三战役文献专辑》，第26页。王叔铭在1958年9月19日的日记中写到：八吋大炮“之威力极大，可穿透3呎厚之水泥工事，对匪炮各阵地甚有威力”。9月19日运达金门。转引自张力：《〈王叔铭将军日记〉中的八二三战役》。
(76)蒋介石与庄莱德晤谈之节要记录，1958年8月24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馆，407.1/0186，第129-135页；蒋介石致艾森豪威尔电，1958年8月27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馆，426.2/0007，第106-115页。
(77)见《人民日报》，1958年8月31日第1版。
(78)Memorandum of Meeting,August 25、29,1958,Telegram from the JCS to Commander in Chief,Pacific(Felt),August 29,1958,FRUS,1958-1960,Vol.19,China,pp.73-75、96-99、100-102.
(79)Memorandum of Convemion,September 2,1958,FRUS,1958-1960,Vol.19,China,pp.115-122.
(80)《人民日报》，1958年8月31日第1版，9月3日第4版；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58年）》，第618-619页。
(81)炮击三天后，中央情报局做出评估：金门防守阵地精良，库存补给充足，守军训练状态很好，作战意志坚强，官兵士气高昂。(SNIE100-9-58,No.342,Probable Developm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 Area,26 August 1958,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ed.),Tracking the Dragon,pp.163-178.)
(82)外交部致各驻外使馆和机构电，1958年9月2日，外档，110-00421-01，第1-2页。
(83)《毛文稿》第七册，第377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859-860页。
(8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65-166页。
(85)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8-79页。
(86)《人民日报》，1958年9月7日第3版。
(87)《中央日报》，1958年9月4日。
(88)只有蒋介石对此声明感到欣慰，他在日记中叹道：“又度过一难关矣”。蒋介石日记，1958年9月6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University of Stanford。
(98)周恩来接见苏达利科夫谈话记录，1958年9月5日，外档，109-00833-04，第94-103页。另参见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记录，1958年9月5日，TsKhSD,f.5,op.49,d.133,pp.1-8，转引自V.Zubok and C.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Cambridge and La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24-225。
(90)在研究者引发的争论见Mark Kramer,"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 Appraisal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Split",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p.174-175；魏史言：《葛罗米柯关于台湾局势同毛泽东谈话的回忆与事实不符》，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137-138页。
(91)安·葛罗米柯：《永志不忘——葛罗米柯回忆录》，伊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68-170页。
（92）Капица М.С.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записки дипломата ,Москва :Книга и бизнес ,1996,с .61-63.
(93)阎明复：《1958年炮击金门与葛罗米柯秘密访华》，《百年潮》2006年第5期，第16-18页。另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78-181页。
(94)也有可能葛罗米柯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讲话记混了，详见下文。
(95)虽然在内部已经确定放弃攻占金门的目标，但在9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宣传提纲中，仍然保留了这样的口号：“一定要解放金门、马祖”，“一定要解放台湾”。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美国挑衅的宣传提纲，1958年9月6日，福建档案馆，101/5/1079，第68-69页。
(96)《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67页；刘晓与库兹涅佐夫谈话记录，1958年9月8日，外档，109-01211-04，第30-31页。
(97)苏联驻华大使1959年的报告，TsKhSD,f.5,op.49,d.134,p.84；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记录，1958年9月10日，TsKhSD,f.5,op.49,d.133,p.13，转引自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p.225。
(98)USSR-PRC Relations(1949-1983),Documents and Materials,Part 1 (1949-1963),Moscow: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1985 (Internal use only),pp.231-233，转引自Vladislav Zubok,"Khrushchev's Nuclear Promise to Beijing during the Crisis",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p.219,226-227; AVPRF,f.0100,op.51,pap.432,d.6,p.121，转引自Sergei Goncharenko,"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Odd Ame Westad(e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r Alliance(1945-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51。对于这里的一个存疑问题——苏共中央的信为何会在20天后才寄出，大概需要到档案馆查阅原件才能解决。
(99)1957年5月，中国就美国向台湾运送导弹一事发表声明表示抗议，赫鲁晓夫即表示苏联也可以发表声明支持中国，但被中方婉言谢绝。（姬鹏飞接见尤金谈话记要，1957年5月14日，外档，109-00786-12，第80-81页；周恩来接见尤金谈话记要，外档，109-00786-13，第95-97页。）
(100)《人民日报》，1958年9月7日第1版。
(101)《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第3版。
(102)早在危机前一个月，美国情报机构就对爆发核战争的前景做出了评估。他们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大陆实施核打击，苏联使用核武器进行报复的可能性最大，即使美国的核攻击限定在金门和马祖地区，也不能排除苏联以同样方式进行反击的可能性。(SNIE 100-7-58,Sino-Soviet and Free World Reactions to US Use of Nuclear Weapons in Limited War in the Far East,July 22,1958,RG263,CIA NIE,Box 3,Folder 106,The National Archives.)
(103)《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69页；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唐淑芬主编：《八二三战役文献专辑》，第27-28页。
(104)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第722-723页。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7日第3版。
(105)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eptember 8,1958,FRUS,1958-1960,Vol.19,China,pp.154-155.台湾方面夸大了战果，说是击落7架。见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八，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出版，1978年，第67页；《王叔铭将军日记》，1958年9月8日，转引自张力：《〈王叔铭将军日记〉中的八二三战役》。
(106)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701页。
(107)《人民日报》，1958年9月15日第3版。
(108)《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68页。9月底台湾方面接到了曹聚仁关于要求国共和谈的信，西方电台也传言台湾与中共开始和谈。蒋介石则“甚叹共匪对中美离间之伎俩奇妙而毒辣”。蒋介石日记，1958年9月30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University of Stanford。
(109)中美协议声明（草案），1958年9月10日，外档，111-00146-01，第13-18页。当天，中方将草案交与苏联使馆。（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备忘录，1958年9月11日，ЦХСД,ф.5,оп.49,д.131,л.244。）
(110)《毛文稿》第七册，第416页。
(111)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72-73页。
(112)王炳南致外交部电，1958年9月15日、18日，外档，111-00146-02，第22-25页，111-00146-03，第36-41页。
(113)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58年9月18日，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36-241。参见周恩来接见安东诺夫谈话纪要，1958年9月18日，外档，109-00833-01，第4-6页。
(114)《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3页。
(115)《内部参考》1958年9月12日，第4-6页；1958年9月16日，第28页。
(116)周恩来接见安东诺夫员谈话纪要，1958年9月18日，外档，109-00833-01，第4-20页；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备忘录，1959年9月19日，ЦХСД,ф.5,оп.49,д.131,л.242-243。信件全文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21日第2版。
(117)Intelligence Report,No.7799,Peking's Present Outlook on the Taiwan Strait Situation,September 18,1958,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in Library,MF2510409-0135.
(118)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62-65页；《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67-468页。
(119)《毛文稿》第七册，第449页。
(120)《红星报》，1958年9月25日，转引自Агеенко К.П.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с .145。
(121)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86-187页。
(122)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71页。
(123)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ев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3,№2, с .80-81.
(124)周恩来致赫鲁晓夫函，1958年8月11日，外档，109-00838-03，第6-7页。
(125)陈毅接见安东诺夫谈话纪要，1958年10月29日，外档，109-00829-16，第89-96页。
(126)《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86页；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8年10月30日，РГАНИ,ф.З, оп.12, д.1010, л.3-4,Фурсенко А.А.（
）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 с .337、10460.
(127)《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第3版、9月20日第1版、9月21日第2版。
(128)《人民日报》，1958年9月17日第3版。
(129)外交部致各驻外使领馆、代办处电，1958年9月18日，外档，110-00421-01，第3-4页。
(130)《人民日报》，1958年9月21日第1版。
(13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及附件，1958年9月27日，РГАНИ ,ф.З,оп12,д.1009,л .49,Ф урсенко А.А.（） Президиум Ц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 .334 、1044-1045； РГАНИ,ф.З,оп .14,д.245,л.5-7,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1954-1964,Том 2,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54-1958,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2006,с .891-893а
(132)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58年9月27日，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55-263。周恩来在安东诺夫递交的备忘录上批示：“主席明日返京，待到后再议。”见外档，109-00833-02，第54-55页。
(133)对苏联备忘录的答复意见（送审稿），1958年9月28日，外档，109-00833-02，第56-57页。
(134)周恩来接见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8年9月30日，外档，109-00833-02，第58-71页。档案未记载周的谈话内容。
(135)周恩来接见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8年10月5日，外档，109-00833-02，第72-81页。参见.Верещатин Б.Н.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 ,с .143；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877-878页。
(136)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第1版，10月3日第2版，10月15日第4版。
(137)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ев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3,№2,с .81-83; Хрущев Н.С.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Вагриус ,1997,с.334-335；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郭家申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66-268页；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413-415页。
(138)达维德给捷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58年6月7日，Марьина В.В.Из истории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54-1964гг.,Документы чеш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3,№1,с .145-147。条约草案见《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第5版。
(139)《毛文稿》第六册，第630-638页。
(140)TsKhSD,f.5,op.49,d.34，p.84,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p.223.
(141)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8年7月23日，外档，107-00297-02，第21-22页。
(142)《人民日报》，1958年9月21日第2版。
(14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21页；《人民日报》，1958年9月9日第1版。
(144)关于柏林危机的起因，参见Hope Harrison,"Ubricht and the Concrete,'Rose':New Archival Evidence on the Dynamics of Soviet-Ea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Berlin Crisis,1958-1961",CWIHP Worlong Paper,№5,1993; Vladislav Zubok,"Khrushchev and the Berlin Crisis,1958-1962",CWIHP Working Paper,№6,1993。
(145)针对这一情况，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后来评价炮击行动说，“中国同志们的好战情绪带有故作姿态的性质”。苏斯洛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59年12月18日，ЦХСД,ф.2,оп.1,д.415,л.56-91。
(146)1958年底中国外交部苏欧司在报告中说：苏联对纸老虎、东风压倒西风、绞索等说法，都有保留。11月下旬，苏联主要报纸在发表我国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都删去了这类语句。（苏欧司关于1958年苏联情况和中苏关系报告，1958年12月24日，外档，109-01213-01，第1-12页。）
(147)参见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Хрущё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1,№2,с .97-98。中苏分裂以后，苏联有人著书称毛泽东的这种做法是“公开的两面派手法”。（Агеенко К.П.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с 145.）
(148)详见沈志华：《中国“旋风”——周恩来1957年1月的穿梭外交及其影响》，《冷战国际史研究》第6辑（2008年11月），第25-64页；《毛泽东、赫鲁晓夫与1957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第82-109页。
(149)外交部致驻外使馆电，1958年9月2日，外档，102-00006-03，第14-16页。
(150)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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