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融合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地区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9)06-0014-08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严格的户籍制度开始松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变得日益频繁，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动亦是如此。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流动人口数量日渐增多，这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深入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动现象及其原因，对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全国的民族融合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人口流动概况
人口流动通常是指人口在地域空间上的移动，更确切地说，是指人口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改变居住地的移动[1]184。在我国，人口流动既不同于变更户籍地的人口迁移，也不是早出晚归来往于不同地点的“钟摆式人口”，而是一种与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相联系的人口现象[2]290，指的是不改变户籍登记地情况下的暂时性“人户分离”人口。在分析少数民族地区流动人口时，笔者从区内和跨区两个角度分别进行考察。
（一）区内流动
区内人口流动是指人口在自治区内部各县、市、区之间以及县、市、区内各乡（镇、街道）之间的流动，包括本县、市、区人口流动和跨县、市、区人口流动。县、市、区内人口流动是指户籍与居住地均在本县、市、区，在不同乡、镇、街道发生的人户分离现象；县、市、区间的人口流动是指户籍在本自治区内不同县、市、区，但居住地却在区内其他县、市、区的人户分离现象。
进入21世纪后，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内流动人口规模略有缩小，流向结构变动较为明显。2000-2005年，5个自治区的区内流动人口数量由809.05万人减至806.23万人，区内流动人口比例由8.63%降至7.91%。其中，本县、市、区域内流动人口数量由472.50万人减至273.82万人，占区内流动人口的比例由58.40%下降为33.96%；跨县、市、区流动人口数量由336.55万人增加到532.41万人，在区内流动人口中的比例由41.60%上升到66.04%。少数民族地区区内流动人口流向结构的变化反映出少数民族人口乡土观念和农本意识趋于淡化、承受打工成本风险能力（跨县、市、区流动必然增加交通、租房费用等）增强的情况。
从各自治区具体情况来看，2005年区内人口流动率最高的是内蒙古，区内流动人口数量占全区总人口的15.41%；区内人口流动率最低的是西藏，仅占全区总人口的2.46%；宁夏、新疆和广西分列第二、三、四位，区内流动人口数量在全区总人口中的比例分别为7.50%、5.66%和5.55%。
同少数民族地区总体情况一致，2000-2005年5个自治区均表现出跨县、市、区流动人口规模逐渐扩大，县、市、区内流动人口规模逐渐缩小的趋势。这说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推动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选择流入地的范围变得更广，距离也更远了（见表1-2）。
（二）跨区流动
与区内流动人口规模缩小的状况相反，少数民族地区跨区流动人口规模呈现出明显的扩大态势。2000-2005年，5个自治区的跨区流动人口由590.04万人增加到620.39万人，但跨区流动人口比例略有下降，由6.29%降至6.09%。分流入、流出看，5个自治区的流入人口数量由268.78万人减至227.34万人，占跨区流动人口的比例由45.55%降至36.64%；流出人口数量由321.27万人增加到393.05万人，占跨区流动人口的比例由54.45%升至63.36%。跨区流动人口流向的结构特征，反映出受当地地理环境较差、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等条件的限制，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的“推力”远远大于“拉力”，致使人口流出规模大于流入规模。
从各自治区具体情况来看，2005年跨区人口流动率最高的是广西，跨区流动人口数量占全区总人口的6.86%。其中，流入人口38.70万人，流入率0.79%；流出人口299.16万人，流出率6.07%。广西是5个自治区中唯一的净流出地区，2005年净流出260.46万人，净流出率5.29%。究其原因，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广东省毗邻——有很大关系，距离上的优势使得向广东的流动成本较小，利于人口流动。跨区流动率最低的是西藏，仅为2.24%，这主要与其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发展水平低、交通不便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人口流动的高成本，因此，无论是当地居民向外流动的意愿，还是外省区居民向该地区流动的意愿，都相对较弱。新疆、内蒙古和宁夏分列第二、三、四位，跨区流动人口数量在全区总人口中的比例分别为5.88%、5.73%和3.58%（见表3-4）。
基于以上对少数民族地区跨区人口流动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跨区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这是一个必然趋势，符合人口流动的一般规律。除此之外，少数民族地区的跨区人口流动还呈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无论从总体上看还是分自治区看，少数民族地区均出现流入人口比例有所减小、流出人口比例有所增加的情况，并且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呈现出“向心”“离心”并存的现象。
纵观其他国家人口流动情况，人口流动显示出“向心”和“离心”两种运动。“向心”运动是指人口由人口稀少、经济不发达地区流向人口密集、经济较发达地区；“离心”运动则是指人口由人口密集、经济较发达地区流向人口稀少、经济不发达地区[3]。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向心”运动，即人口主要流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外省区。究其原因，从地理位置上看，5个自治区均属于边缘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还是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程度，与全国总体水平相比均处于落后状态，农业一直是这些地区主要的生产部门。但随着近年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减少，从而形成了剩余劳动力大军。由于当地经济发展速度不快，剩余劳动力必然向经济发达、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地区流动，2000-2005年外流人口增加70多万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离心”现象也同时存在，即外省区人口流入少数民族地区。例如，2005年，除广西外，其他4个自治区均为人口净流入地区。这种“离心”现象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平台，从而对外来人口产生了较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国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东部地区劳动力向西部转移，投入到西部大开发中，如鼓励内地应届大学毕业生到西部地区就业和发展等。
其次，主要流向周边地区。根据人口迁移法则，人口迁移的数量与迁移距离呈反比。各自治区人口向外流动多数都选择在周边地区落脚，符合一般规律。例如，2005年内蒙古流向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相邻省区的人口数量占总流出人口的58.86%，广西流向云南、贵州、湖南、广东相邻省区的人口数量占总流出人口的91.38%，西藏流向新疆、青海、四川、云南相邻省区的人口数量占总流出人口的73.56%，宁夏流向内蒙古、甘肃、陕西相邻省区的人口数量占总流出人口的39.61%。只有新疆表现出与其他4个自治区明显不同的跳跃性特点，居于前3位的是东部的上海、江苏和广东。究其原因，一是20世纪60、70年代到新疆支边的知识青年中来自上海、江苏的较多，改革开放后，人口迁移政策松动后，大量知青返回原籍，成为新疆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其次，上海、江苏均为经济发达地区，收入水平高，并且能为流入人口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等，对流入人口有较强的吸引力。
再次，流动人口整体文化素质不高，男性偏多，以青壮年为主。从文化素质方面看，各少数民族自治区的跨区迁移人口整体文化素质偏低。从表5可以看出，各自治区跨区迁入人口的文化程度大都集中在小学和初中层次，文盲所占比重也较大，其中内蒙古、宁夏文盲所占比重均高于10%。5个自治区的迁入人口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分别为83.07%、70.51%、74.81%、81.61%和88.84%；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分别为5.17%、12.33%、8.49%、6.69%和1.83%。其中，新疆跨区迁移人口的低学历移民所占比例最高，而高学历迁移人口所占比例最低。据初步分析，这种情况与新疆的地理位置、产业结构有一定关系。如新疆地域辽阔，土地承载力大，棉纺业、开采业较为发达，就业机会较多，很多迁移者不需要很高的文化水平和技能就能找到工作，所以吸引了很多低学历者到此定居。
由于《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没有提供少数民族地区跨区流动人口相关资料，我们只能借用少数民族地区跨区迁移人口的相关情况对流动人口的年龄与性别结构进行分析。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全国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15-44岁之间，占总流动人口的68.06%。流动人口以青壮年为主，是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特征之一。根据一些典型调查，少数民族地区的流动人口也符合这一特征。从性别构成看，各自治区跨区迁移人口性别比均高于110，其中西藏自治区最高为149，其他4个自治区分别为：广西125、宁夏120、内蒙古119、新疆114，性别差异明显，显示出男性在跨区长距离迁移中的优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区内迁移人口性别比较低，除内蒙古超过100（为103）之外，均低于100，其他4个自治区分别为：宁夏93、广西91、新疆83、西藏82。之所以在跨区迁移和区内迁移之间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性别构成，与男女两性的不同生理特征和社会角色有关，再一次验证了拉文斯坦“女性以短距离迁移为主”的论断[4]。
二、人口流动原因分析
20世纪80年代前，人口流动以探亲访友、投靠寄养、治病就医等社会性往来为主要形式。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口流动呈现出一些新的情况和特点，经济性流动成为最主要的流动形式。
（一）经济和资源压力大是人口流动的基本原因
经济和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必要前提，衡量一个地区人口生存条件好坏的首要指标就是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从表6和表7可以看出，在5个自治区中，1990年只有广西无论是区内人口流动还是跨区人口流动，务工经商均居首位，宁夏和新疆仅跨区人口流动务工经商居首位；2005年，无论是区内人口流动还是跨区人口流动，除宁夏随迁家属略高于务工经商（仅高0.3个百分点）外，务工经商已稳居各种流动原因之首，其比重比1990年有了显著提高。可见，人口流动的原因已经发生了由“以社会性往来为主”向“以经济活动为主”的转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把经商或外出打工作为改变落后生活方式、提高收入水平的主要途径，从而促进了人口流动。
此外，以国民收入和粮食总产量作为相关指标，可以计算出人口经济压力指数(e)和人口资源压力指数(r)。如果e和r均小于1，表明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较为富足；如果其中一项小于1、另一项大于1，表明经济承载力或资源承载力相对富足；如果两项均大于1，说明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严重不足[5]223。从表8可以看出，2005年，广西、西藏和新疆的e值和r值均大于1，说明这三个自治区的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都不足，即人口数量已经超出经济和资源承载能力。由于这些地区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不足，基于改变生存条件而发生的向承载力富足地区的人口流动和迁移就成为一种必然。由此可以认为，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的基本动因是经济和资源压力过大。
（二）生活水平和就业机会的区域落差是人口流动的直接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点一直放在东部，西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较少受到关注，从而导致东西部地区在资源占有和机会享有上的显著差异。
从地区间生活水平差异看，西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基础设施落后，生活条件较差，文化生活相对贫乏，虽然近年来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由于特殊的资源环境和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当地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仍然较低；而东部地区较高的工资收入、生活水准以及突出的文化优势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强有力地吸引着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尤其是青壮年人口的流入。2005年，少数民族地区人均GDP为11 472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13956元）的82.20%，相当于东部地区（23201元）的49.45%。
从地区间就业机会差异看，西部地区虽然地广人稀，但由于开发时间较晚、发展能力不足，仍然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而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多，对外部劳动力需求较大。因此，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来说，向东部地区或周边经济发展较快地区流动，就成为他们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增加收入的一条重要途径。
（三）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是人口流动的诱导因素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迁移流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起着积极的保障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平台，也为外省区人口向这些地区迁移流动提供了契机和条件；二是国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人们投入到西部大开发的建设中，如国家积极鼓励内地应届大学毕业生到西部地区寻求发展；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出于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的考虑，逐步放宽了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十五”期间，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与人口流动有关的政策，取消或简化了一些针对流动务工人员的行政审批手续和针对流动务工人员的收费项目[6]。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动产生了重要作用。
三、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第一，少数民族地区区内流动人口规模略有缩小，跨区流动人口规模呈明显的扩大态势；第二，无论是区内还是跨区流动，人们选择流入地的范围变得更广；第三，在跨区流动人口中，表现出主要流向周边地区、男性偏多、以青壮年为主、整体文化素质偏低等特征；第四，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经济性流动成为主要流动形式，流动原因更加多元化，生活水平和就业机会的区域落差成为人口流动的直接原因，国家相关政策对人口流动有一定的诱导作用。
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少数民族地区的流动人口还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流动人口的特征和原因也将日益多样化，这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一方面，流入人口大多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情况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现代转型。从5个自治区的产业构成看，2000-2005年，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特别是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上升幅度较大，显示出第三产业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从5个自治区从业人员构成看，2000-2005年，除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下降外，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都有所上升，第三产业上升幅度更大，上升了3.91个百分点。这说明，人口流动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然而，少数民族地区流入人口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如何优化流动人口结构，着力引进高素质人才，是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
另一方面，从整体来看，受当地地理环境较差、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等条件的限制，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的“推力”远远大于“拉力”，人口流出规模大于流入规模。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些地区的就业压力和资源环境压力。虽然从少数民族地区流出的人口文化素质普遍高于流出地人口总体素质，但与流入地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这些流出人口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务工经商的经历，能够提高他们的市场经济意识，学到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专业技术知识，一旦回到原籍，就能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此外，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动还有利于加强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人口流动使得各民族人口的地区分布发生了较大变化，散杂居地区的民族成分迅速增多，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例明显上升，而部分民族自治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却呈下降趋势，形成了少数民族人口向非传统聚居区、汉族人口向少数民族地区的“双向流动”格局。众所周知，我国5个自治区均位居边疆，交通不发达、社会资源占有少、自然环境较差的问题较为突出，而改变这一现状的主要途径就是扩大与外界的交流。少数民族地区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不仅为这些地区的居民更新观念、提高素质提供了重要的有利条件，也有利于促进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推动国家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
总之，人口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与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各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人口流动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动，不断优化流动人口结构，提高流动人口素质，是一个关涉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重大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化研究。
收稿日期：2009-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