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特征、国民特性与当代中国公司治理论文

历史文化特征、国民特性与当代中国公司治理

刘雨晨

【摘 要】 公司治理制度的演进以及公司治理模式的设计,既受到以法律为代表的正式制度的约束,又受到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历史文化特征与当代中国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制度、探索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公司治理模式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关键词】 历史文化特征;国民特性;公司治理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公司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所在,而公司的发展尤其是上市公司的发展与其公司治理息息相关。事实上,在公司治理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进程中,正式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以文化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会直接影响公司治理制度的设计以及模式选择等诸多层面。然而,中国历史文化特征究竟在哪些方面影响了我国的公司治理,同时文化对于公司治理的影响究竟是起到了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了我国公司治理的发展,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为了探究中国历史文化特征对当代中国公司治理的影响,本文首先梳理和回顾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演进历程,并探究其对于国民特性的塑造。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探究历史文化特征对当代中国公司治理的可能性影响。

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2016版,对前峪尾矿库进行了初判,认为尾矿库内堆积的尾砂存在液化的可能,所以我们对尾砂液化判别采用如下4种定量方式:

一、中国文化演进及其对国民特性的塑造

中国文明是在整个欧亚大陆所有文明中最为与众不同的(斯塔夫里阿诺斯,2006)。导致中国文明与众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地理上的封闭性。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技术极度落后的古典文明时期和中世纪文明时期,这种封闭性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不可磨灭的影响。古典文明时期,中国产生了商朝文明,而在同时期,城市文明、帝国文明、米诺斯文明以及印度和流域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高度计划性的保守型文明相继建立。随后,这些文明随着蛮族入侵,都已中断或者消逝于历史长河中。中国文明虽然经历过蛮族入侵、游牧民族统治以及西方列强的侵略,但从未遭到毁灭或者得到较为彻底地改造,体现了较好的延续性。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历史长河中影响最为深远,对于国民特性的塑造也最为深刻。

与VPA单独处理比较,联合miR-34c-5p抑制剂处理显著逆转了VPA对ATG4B mRNA(图6)与蛋白水平(图7)的下调作用。

从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来看,中国的历史文化体现了较强的包容性特征。在东汉末期以及隋朝初期,由于长期动乱,使得自汉朝建立以来被立为正统的儒家学说备受质疑,佛教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其影响开始迅速扩大,并于唐朝初期达到顶峰。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这一时间段内,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在佛教的十宗中,华严宗、天台宗以及禅宗为中国开创并在中国取得了极盛的地位,而在印度并没有以上三宗。从佛教的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能够体现出中国文化兼容并包的特征。

从儒家思想的形成及发展来看,中国文化体现了浓厚的保守性特征。这种保守性,从孔子对于周礼的态度中能够得到较好的彰显。孔子对于周礼,知之深而爱之切,见当时周礼之崩坏,即不禁太息痛恨(冯友兰,2014)。同时,孔子对于周礼的态度在《论语》中也有记载:“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思是说,孔子一生以能继文王周公之业为职志。总的来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不打算损害既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随着汉朝时期儒家学说成为正统思想,儒家学说的这些思想更是固化了国民的精神价值观。

新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修订,较为直观的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中庸思想。如对于董事会的构成的相关要求体现在第二十五条:“董事会的人数及人员构成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专业结构合理。董事会成员应当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和素质。鼓励董事会成员的多元化。”在上述关于董事会的构成的表述中,新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鼓励董事会成员的多元化。董事会的多元化在过去几年里在国际上被视为是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指标,主要的做法包括强制预留女性董事席位、增加董事专业属性来源、增加不同独董挑选的机制等,美国、印度、日本等市场的监管机构和机构投资者都在努力推动董事会多元化的做法。鉴于中国实际,中国新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并没有强制要求董事会的多元化,而是希望上市公司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积极探索,鼓励他们对于董事会结构进行多元化的探索。这一做法较好的融合了当前国际社会对于董事会构成多元化的重视,同时也让中国上市公司能够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有益探索。

二、中国历史文化特征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一)中庸思想与当代中国公司治理制度变革

中国文化对于国民特性塑造的另一特征就是中庸思想,强调事物变革的循序渐进,而不是激进的。自2002年上一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布以来,我国的《公司法》、《证券法》等分别历经多次调整,新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直至2018年9月30日才颁布。新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颁布,对于2002年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进行了一定的修订和完善。

总的来说,中国文化在其演进及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了保守性特征和包容性特征。上述特征不仅对国民特性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对当代中国公司治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文化包容性与董事会治理结构

在中国的双层董事会结构中,既借鉴了德国治理模式的监事会制度,又采纳了英美治理模式的独立董事制度,以期能够更好的解决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在于希望能够发挥监事会制度和独立董事制度的优点,推动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现代化。

董事会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所在,董事会治理结构的设计受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等的共同影响。目前,世界上比较典型的公司治理模式包括德日治理模式和英美治理模式。在德日治理模式中,采用监事会制度对董事会和管理层进行监督。而在英美治理模式中,对董事会和管理层进行监督的职能则主要依靠独立董事制度实现。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上市公司之后,先后通过《公司法》、《上市公司指引章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制度,确立了中国的董事会治理结构为双层董事会结构。

跌跌撞撞,走走停停,人间已是多疾苦,梦魂何曾少艰难!回望这一路是多么的辛苦,相爱又是何等的艰难!关山难越,你我皆是失路之人,萍水相逢,此后天各一方,我亦感恩人世予我的千回百转沟壑纵横,亦可坦诚相待人间种种情,莫辜负这大好韶光。仅此一生,青冥之长天,渌水之波澜,以此为鉴。

三、总结

事实上,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对于国民特性的塑造,深刻影响着我国公司治理的产生、发展及完善过程。其中,既有起到推动作用的文化,也有部分文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公司治理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关于如何进一步通过文化来推动中国公司治理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本文从“革故”和“鼎新”两个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2.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及生活质量比较 A组发生重度心衰2例、出血2例、急性肾功能不全1例、不良反应发生率19.2%(5/26),B组发生重度心衰2例、出血1例、急性肾功能不全1例、不良反应发生率12.1%(4/33),两组间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6个月,B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各条目评分均明显高于A组,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从“革故”方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自我克服其不适应制度的部分,完成适应部分的积累,从而实现全新的蜕变。首先,有必要引导集体主义自我进化,逐渐克服集体主义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通过培育产权文化来补位,从而实现公司治理的完善。从“鼎新”方面来看,在继承弘扬集体主义精神时,可以借鉴吸收英美个人主义中强调个人独立自主和敢于冒险的精神,加快实现创新、创业精神的培养。同时,应当充分借鉴英美国家的权力制衡理念和法治理念,并将其应用于公司治理之中,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司治理监督体系。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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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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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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