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人力资本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已跃居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我国长期依靠强政府主导、海量投资、低附加值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遭遇巨大瓶颈。特别是伴随着制度红利、人口红利窗口的逐步关闭，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令人担忧。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比较突出的人力资本潜在优势，如何切实有效地转化这一潜在优势，以不断提高我国总体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为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持续动力，事关我国突破经济发展瓶颈、保持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为此，我国相继实施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特别是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强调必须大力提高国民素质，在继续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的同时，加快形成我国人才竞争比较优势，逐步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因此，在经济发展和政策导向两方面的促动下，着力积累和提升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使之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原动力，已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方向。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稳定就业以及构建和谐社会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外有关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展开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第一，人力资本的间接作用。Nelson和Phelps(1966)、Romer(1986、1987)认为，人力资本是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中介，间接地产生经济增长效应。第二，人力资本的直接作用。Lucas(1988)开创的人力资本积累与溢出理论认为，人力资本通过教育形成的“内部效应”与“干中学”形成的“外部效应”，引致生产收益的递增，从而产生直接的经济增长效应。第三，人力资本的综合作用。Aghion和Howitt(1998)综合了这两种范式，进而形成了完整而规范的有关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框架。
在实证方面，学者们大都运用以教育为指标核算的人力资本来研究上述作用机制，但实证结果并未完全达成一致的意见。一些学者认为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Mankiw等，1992；Benhabib和Spiegel，1994；Barro和Sala-i-Martin，1995；Jonathan，1999；Topel，1999)。然而，另一些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Krueger和Lindahl，2001；Vandenbussche等，2006)。Krueger和Lindahl通过34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增长效应仅在低教育水平国家显著，而对高教育水平的国家并不显著。此外，部分学者也从健康角度研究了人力资本的正向经济增长效应(Schultz，1999；Fogel，2002；刘国恩等，2004；杨建芳等，2006)。Fogel(2002)以英国1780-1979年的数据，运用能量成本估计技术估算工人的卡路里摄入量，从而论证了健康对英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认为健康的改善可以解释英国180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50%。而另外一些学者却对此提出了异议(Knowles等，1997；Acemoglu等，2007；王弟海等，2008)。Acemoglu等(2007)以预期寿命为指标，通过观察1940年以来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健康的改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后发现，由预期寿命的改善带来的人口规模的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效应，而这点在发达国家尤为显著。总体上看，虽然现有研究的结论存在差异，但大部分研究还是支撑了人力资本对产出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如何从教育和健康两个不同层面核算人力资本也成为现有研究公认的基础性核心内容。
近年来，有关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也日益活跃。多数研究论证了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王金营，2002；代谦等，2006；刘智勇等，2008；詹新宇，2012)。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不明显(李秀敏，2007；于凌云，2008；陈灿平，2009)。
综上可见，既有研究主要将人力资本界定为由教育或者健康两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未综合考量人力资本的内涵及外延，如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什么？这些决定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又是什么？同时，在实证考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着眼点主要以经典回归方法为主，探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鲜有对二者内在相互作用机制的论述。基于此，本文意欲从如下两个方面做出拓展研究。第一，构造较为全面而系统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指标体系，进而核算能够综合反映人力资本脑力素质和身体素质的人力资本指数以及经济增长指数；第二，构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系统耦合关系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深入探讨两者内在的协调共生发展机制。本文后续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耦合模型，并对两者的适宜性耦合跃迁模式进行了初步探讨；第三部分为指标体系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为基于30年中国省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数据的耦合实证分析；最后是结语。
二、建模与理论解析
耦合的实证思路不同于传统实证方法，其能够以系统论的思想综合而全面分析不同变量之间的协同变动，而不用考虑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近年来一些学者将其引入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中，展开了初步的应用，所得结果很新颖(吴跃明等，1996；吴文恒等，2006)。
耦合涵盖发展与协调两个方面。发展体现为系统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而协调则强调系统之间以及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配合，和谐发展的程度。因此，由发展与协调两者综合构成的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蕴涵着发展的“量扩”和协调的“质升”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从本文的研究目标看，如果超越因果关系的束缚，可以大胆的假想，在“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系统中，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两子系统存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耦合关系，实际情况会是这样吗？
1.基本模型
(1)系统发展模型。本文假定系统的发展函数具有严格的拟凹性，且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
(2)系统协调模型。本文应用的协调模型主要源于廖重斌(1999)的研究成果，其在近年有关耦合理论的研究中受到青睐(吴文恒，2009)，但我们对其做出了改进。据其表述，协调度是用来度量系统之间协调状况好坏的定量指标，可以用偏离差系数①表示为：
式中Cv代表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两子系统的平均偏离程度，其值越小则表明两者的偏差越小，整个“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综合系统的协调性越强。特别是当Cv=0时，f(x)=g(y)，此时两系统的坐标点数列恰好处于由原点发出的45度射线上OO′，如图2(a)所示。该射线上方为f(x)＜g(y)坐标点的集合，表明相对于人力资本子系统，经济增长子系统存在较大的偏离，射线下方为f(x)＞g(y)，表明相对于经济增长子系统，人力资本子系统存在较大的偏离。具体看，如图中点D，其偏离差系数为0，可知该点协调度最优，C点表明相对于人力资本子系统，经济增长存在偏离，其偏离度可用线段CD表示，同理，E点表明相对于经济增长子系统，人力资本存在偏离，其偏离度可用线段DE表示。
为使不同研究主体的“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综合系统具有可比性，且可以更好地展现系统协调度特征，可将式(2)转化为：
图2 协调度图形解析
式(3)、式(4)中一般被定义为系统的协调度。观察式(3)可知，越小越好等价于越大越好。
如图2(b)所示，斜率为1的三条射线代表不同的协调度，同一条射线上的点具有相同的协调度，而过原点的射线为最优协调线，其协调度C=1。此外，任意两条关于最优协调线对称的射线具有相同的协调度，如图2(b)中
。
图3 耦合度图形解析
(3)耦合模型。由上述分析可知，耦合表征了系统间协调与发展的综合态势。一方面，仅强调发展的耦合可能会带来系统协调性的低下。如图3坐标系内任意一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组合都位于特定的协调线与等发展线上，其中的H、G两点，尽管二者具有相同的发展水平，然而H点的协调度低于G点，也即H点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子系统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两系统配合缺乏效率。另一方面，仅注重协调的耦合可能会造成“低发展陷阱”的虚假协调。如图3中的F、G两点拥有相同的协调度，然而F点发展度远低于G点，在缺乏外力助推下，F点表示两系统陷于“低发展陷阱”，无法体现耦合“量扩”的演进内涵。
由此可见，协调线与等发展线的交点形象描绘了系统的耦合水平，由上述分析可知，G点的耦合水平高于F点以及H点。同理，G点的耦合水平同样高于I点。因此，系统耦合度的衡量必然是对系统“发展”与“协调”两个维度的综合考量，据此本文界定的耦合度计算公式为(廖重斌，1999)：
其中D为耦合度，其判别标准如表1所示(吴文恒等，2006)。发展度T与协调度C如前文式(1)、式(4)所示。
图4 适宜性耦合跃迁模式解析
2.适宜性解析
前述对耦合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初步探讨，并通过图3对各点的耦合度进行了静态比较。然而处于低水平的耦合点(如F点)如何才能向更加优质的耦合点(如G点)跃迁呢？如下将借鉴适宜性理论对此进行解析。
近年来许多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赶超战略时发现，发展中国家并未通过技术引进与模仿所带来的“技术后发优势”实现与发达国家相似的增长收敛。相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为此，众多学者从适宜性技术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优势，只有当经济体所引进的技术与其要素禀赋相适宜时，经济体才能够保持有效的技术效应水平(Basu和Weil，1998；Acemoglu和Zilibotti，2001；林毅夫等，2006)。
将上述思路拓展至本文可以发现，系统要摆脱低水平耦合陷阱、实现耦合的协调演进，需选择与子系统组合相适宜的耦合跃迁模式。但如何做出选择？
观察图4可知，协调度相同的J、L、P、S、U遵循发展度逐渐上升趋势，从而系统耦合度也依次上升，这代表了系统协调发展模式的演化路径。但演化进程并非是一蹴而就的，
首先，假设某欠发达地区初始的耦合点为J，尔后其开始实施经济倍增计划，一段时间后耦合点由J点跃迁至M点，表明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较为明显。
其次，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物质基础，本地区通过调整教育发展战略、加大社会医疗保障投入等措施，提高了劳动者的脑力与身体素质，全社会人力资本水平有所提升，这样M点可移至L点。紧接着，人力资本的提高使得劳动者对先进技术的吸收模仿能力增强，人力资本的产出能力获得提升，从而使得经济获得内生动力实现新一轮的增长，并同时进一步带动人力资本的提升，二者实现协调演进的耦合态势，L点移动至P点。
随后，到达P点后，假设此时该地区的制度红利以及人口红利已然殆尽，前期人力资本的吸收模仿能力所引致的经济增长动力也已发挥极致，经济增长必须寻找新的支撑点。此时，该地区若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注重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培育并提升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端科技人力资本，使得P点跃迁至N点。尔后大量积累的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人力资本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又一新的动力，促进经济持续飞跃增长，N点移至S点，并最终再一次实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向更加优质的耦合水平演进的态势，S点移至U点。从长远看，上述过程如能不断得以持续，就会保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在互促过程中实现良性耦合发展。
综上，将点J、M、L、P、N、S、U用虚线RR′连接起来，可以发现在耦合点的跃迁过程中，整个系统的协调度可能呈现动态波动，但从长期趋势看，其总体上仍旧沿着最优协调曲线跃迁上移，整个系统处于协调发展演进的态势。此外，由上述分析可以把整个耦合点的跃迁过程分为
两个阶段②，并由此演绎了两种不同的耦合跃迁模式。前者是以经济增长子系统为主导的欠发达阶段，该阶段人力资本强调对发达地区技术的吸收模仿能力；而后者为人力资本子系统主导的发达阶段，该阶段人力资本强调自主创新能力，其中L、S两点分别为人力资本的吸收模仿能力、创新能力的“门槛点”，而P占是耦合跃迁由欠发达进入发达阶段的“门槛点”。
三、指标体系与数据处理
1.指标体系
本文在综合考量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数据可得性为指针，分别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概念进行外拓与界定，确定从脑力素质与身体素质等两个方面将人力资本予以指标分解与特征细化。具体来看，从教育规模、创新能力以及文化环境角度考量脑力素质，并从生活质量和医疗保健角度衡量身体素质，从而较为全面地展现人力资本的综合内涵。此外，本文还从增长水平、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等四个方面将经济增长予以内涵的扩充和特征综合。具体指标体系见表2。
2.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的时序为1982-2011年，依据前述指标体系构建了31个省份30年的面板数据。这一时期横跨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重要的时段，经济在波动中保持了高速增长，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显著提升，区域间经济发展质量与速度差异日益明显。另外，这一时期的数据相对较为完整，因此具有较强的实证研究价值。数据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分省统计年鉴、中经网数据库以及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等。部分缺失数据经推算而得。最终采用原始样本数据22444个，辅助样本数据3038个，总计25482个数据。此外，为提高实证分析的准确性及政策的指导意义，本文对部分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
第一，考虑价格变化因素，本文将各年度环比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换算成以1982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并通过该指数将所有名义的“产值”、“支出”等含有价格因素的数据调整为以1982年为基期的实际值。
第二，考虑青海与西藏具有较为相似的社会、经济、文化与宗教环境，因此在对西藏缺失数据处理时，参考了青海的数据变化规律；而1982-1996年重庆市的缺失数据，则参考了四川相应数据的变动规律。
第三，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核算各省份固定资本投资总额，计算公式为：
3.指标权重确定
本文运用李新运等(1998)提出的三标度层次分析方法(IAHP)确定指标权重，具体分为构造主观判断矩阵、建立感觉判断矩阵、计算客观判断矩阵与归一化确定指标权重四个步骤，限于篇幅各矩阵与权重值不再列出。
4.数据标准化
为消除数据量纲，并降低量级，本文运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各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指标标准化：
5.核算综合指数
对经过标准化后的数据及其相应权重进行逐级加权求和，可得31个省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两系统的发展水平，并分别用人力资本指数和经济增长指数表示。限于篇幅各省份原始计算结果不再列出，但表3给出了四大区域④及全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指数历年均值。
四、实证分析
1.综合指数特征
第一，由表3中两指数的全国均值可知，全国人力资本指数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增幅达108%；经济增长指数也存在相同规律，虽然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波动，但其余年份呈稳步上升，整体增幅达175%。此外，分1982-1989年、1990-1999年、2000-2011年三个时段分别求解两指数的增长率，可得人力资本指数增长率分别为：25%、20%、35%；经济增长指数增长率分别为8%、36%、65%。可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都出现了加速递增的态势。同时还可以发现，除20世纪80年代外，经济增长指数增长率明显高于人力资本指数增长率，两者平均差距高达16%和30%，这意味着可能源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体制变动，使得更多人口获得了更多的教育机会，进而促进了我国人力资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超高速增长，而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起经济领域改革的全面展开，我国的经济在随后的时段里获得了飞速发展，且这一特征在近10年尤为显著。
第二，由表3所列数据对四大区域两指数分时段求均值增长率，结果见表4。可以发现，与上述规律一致，30年来各区域两指数均有大幅增长，且呈加速增长态势。总体来看，各区域两指数30年的增长率均表现为经济增长高于人力资本，而分时段来看却表现出差异性，其中，20世纪80年代各区域人力资本的增长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的增长率，这一点在除中部地区外的三个区域尤为显著。另外，20世纪90年代以及近10年均表现为经济增长指数增长率高于人力资本。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各时段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指数增长率均较低，然而其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却明显高于其他区域，这将为未来西部地区以人力资本为支撑的经济跨越式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提供潜在保障。
第三，对各省区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指数分别求30年均值后，通过GeoDa软件描绘各省份两指数的空间分布差异，如图5、图6所示⑤。首先，从人力资本看，由图5可知，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指数的省际差异较大，而东部、东北地区呈现大致趋同态势。其次从经济增长看，由图6可知，从东至西四大区域经济增长指数大致呈现逐级递减的态势，同时区域内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如将图5、图6中第三和第四区域合称为高水平区域，第一和第二区域合称为低水平区域，则可以发现，东部与东北地区，除福建(海南)为低(高)人力资本指数、高(低)经济增长指数区外，其余省份均为双高地区；中西部显示出较大的分异特性，两区域中双低地区分别高达50%、75%。由此可见，我国省域及四大区域间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图5 省域人力资本指数空间分布
图6 省域经济增长指数空间分布
2.耦合分析
前文对我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两子系统的基本情况做出了初步判断，如下将运用式(1)、式(4)计算两系统的发展度与协调度，并进一步运用式(5)计算我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系统耦合度D。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认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同等重要，故取θ=0.5。限于篇幅全部计算结果不再列出，部分年度D值见表5。
(1)基本特征解析。观察表5，并结合表1可知：
第一，从各年度全国均值看，除20世纪80年代波动上升外，其余各年度耦合值持续递增，从0.38上升至0.62，增幅为63%，总体上呈现逐步协调发展的态势。但从耦合值的绝对水平看，仅从轻度失调衰退转变为勉强协调发展类型，耦合发展的程度还相对较低。
第二，从四大区域时序均值看，与上述规律一致，其显示出20世纪80年代波动，其余各年份持续递增的趋势。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分别从0.42、0.43、0.36、0.36上升至0.68、0.63、0.60、0.56，增幅分别为62%、47%、67%、56%，中部增幅最高，东部、西部、东北次之。具体来看，1982年东部与东北均为濒临失调衰退状态，而中西部为初级失调衰退，直至1990年、1992年才跃迁至濒临失调衰退状态；1993年，东部首次实现了由失调衰退向勉强协调发展的跨越，而东北、中部、西部则分别延迟4年、10年、12年才实现这一跨越。2005年东部再次率先由勉强协调发展跃迁至初级协调发展，而东北、中部则分别延迟4年、6年才实现这一跨越，西部仍处于勉强协调发展态势。由此可知，我国东部、东北、中部以及西部的耦合水平存在逐级衰退态势。此外，由表6所列四大区域分时段耦合值增长率可以看出，各区域耦合值呈现加速提升态势，东部和中部尤为明显，而近30年增长率也验证了这一点。但分时段看，东部、东北、中部以及西部四大区域20世纪90年代与20世纪80年代耦合增长率差额分别为15.4%、13.5%、9.4%和10%，而近10年与20世纪90年代的差额分别为8.1%、3%、12.7%和11.6%，由此可以明确得知，中、西部耦合增长率呈现加速递增态势，并由此可以预见，未来可能出现四大区域耦合的加速趋同。
第三，从省域层面看，为更好地展现区域差异，可以对各省份耦合度求30年均值(见表5末列)，并依此绘制耦合度的空间分布图(见图7)。观察图7可知，省域间耦合度呈现较为明显的差异，由东至西耦合呈逐渐递减态势。除福建、海南为失调衰退状态外，东部其余省份均为勉强协调发展。东北除吉林处于濒临失调衰退，其余两省也均为勉强协调发展。中部地区仅有山西为勉强协调发展，其余省份均处濒临失调衰退状态。而西部各省份均为失调衰退状态，其中西藏为轻度失调衰退，其余省份为濒临失调衰退。由此可知，东部与东北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耦合度优于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省份所占比例分别高达80%、67%。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已形成广阔的失调衰退连绵区域，这一点需要引起格外注意。
图7 省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系统耦合度
总体看，30年来我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耦合情况不容乐观，20个省份处于失调衰退，占比达65%，仅11个省份处于协调发展状态，且仅达到勉强协调发展。
(2)扩展讨论。适宜性跃迁构想。上述结果显示我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两系统的耦合度始终处于持续上升态势，且两者协同演进的趋势不断强化，但耦合绝对值水平较低。不过令人庆幸的是区域间显现出耦合趋同的现象，这使得探索耦合的跃迁模式成为可能。
图8显示了各省份人力资本指数、经济增长指数以及耦合度的30年均值。观察之，首先，我国各省份的人力资本指数始终高于经济增长指数，这样联系图3可知，各省份耦合点都处于最优协调曲线下方，这意味着相对于经济增长子系统，各省份人力资本子系统存在偏离，即经济增长并未跟上人力资本的发展步伐。其次，三条曲线的波动特征大致相似，表明不同省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相对水平较为稳定，这样由二者决定的各省份耦合度相对水平也较为稳定。
图8 省域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指数均值
联系前文分析结论，并结合图8中三曲线的波动态势可知，各省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两系统耦合度存在明显的分异特征，而这点恰好明确揭示了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因此，如何从低水平耦合度地区跃迁成为高耦合度地区？高耦合度地区又该如何进一步提高其耦合度？就成为在有效缩小区域差距的前提下，持续协调可持续地提升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问题。如下将依据图4所刻画的适宜性耦合跃迁模式对此加以解析。
第一，除福建与海南外，东部与东北地区各省份均处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双高区域，同时也具有较高的系统耦合度，因此可以认为其已结束
欠发达阶段，并越过P点进入相对发达的
阶段。目前应注重人力资本子系统对综合系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应采取诸如加大对高等教育以及高新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等政策，提升人力资本自主创新能力，从而实现系统耦合度向优质协调发展转变。
第二，中部地区两指数分布具有较大的分异特性，且除山西外，其余省份系统耦合度均处于濒临失调衰退状态。究其原因，该区域尽管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但区域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及其趋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第一产业比重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第二产业发展不充分，第三产业发展虚高(杨胜刚等，2007)，使得现有人力资本未有效发挥吸收模仿能力促进经济的增长，由此可知经济增长子系统无法对系统耦合形成有效的支撑。因此，可以假定该区域处于欠发达阶段，但已达到点，未来应着力配置好现有人力资本，调整产业结构，并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着力培养技术含量高、人才优势突出的现代高新技术产业，发挥现有人力资本对先进技术的吸收模仿能力，实现这一点，则两系统会走向更高的互促协调发展模式。
第三，西部地区除陕西、内蒙古、新疆外，其余省份两指数均处双低区域，且系统耦合度均为失调衰退，这表明西部大开发带来的经济增长并未促进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显著改善，这一点与刘生龙等(2009)的观点一致。究其原因，尽管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但这种由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自然资源开发带动的经济增长所引致的投资饥渴和资源诅咒等问题，使该地区并未摆脱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境地。因此，可以认为该区域处于欠发达阶段，且并未达到点。今后应注重经济增长子系统对总系统协调演进的推动作用。鉴于此，西部地区应深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着力推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兰州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成渝经济区等重点规划国家级经济区的发展步伐，进一步挖掘其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高地，以此来带动和支撑西部大开发(吕萍等，2011)，同时积极贯彻国家的结构调整战略，把握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转型机遇，调整产业结构，深化私营企业发展政策的完善与保障，结合本区域在资源、土地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子系统的跨越发展。
综上所述，各省份可制定与“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系统的状态相适应的耦合跃迁模式，不断提升两系统的协调演进。概言之，东部以及东北地区应注重人力资本子系统的作用，强调人力资本的自主创新能力，而中西部地区应注重经济增长子系统对总系统的推动作用，着力提升人力资本对适宜性先进技术的吸收与模仿能力。
本文基于扩展的耦合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省域近30年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协调演进关系的特征，并对耦合度的演化规律及其跃迁模式做出了初步探讨，形成如下主要结论：
首先，各省区人力资本指数呈现持续递增的趋势，同时除20世纪80年代波动外，其余年份的经济增长指数以及系统耦合度也显现出持续递增的态势，这一特征在近十年尤为显著。另外，两指数及系统耦合度从空间上表现出由东至西依次递减态势。
其次，我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处于较低水平。耦合度最高的东部仅达到勉强协调发展，中西部多处于失调衰退状态，情况不容乐观。但一个有意义的现象是未来区域间极有可能出现耦合的趋同，以此为契机，各区域应持续探索耦合的跃迁模式。具体选择时，东部及东北应强化人力资本的自主创新能力，而中西部地区应提升人力资本对先进技术的吸收模仿能力。
本文以耦合方法对省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展开了全面的探讨，虽属初步尝试，但所得结论有一定的新颖性和实际意义。由于这一领域尚未见到相关分析，加之人力资本、经济增长与区域发展差异三者之间本身就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因此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对这一领域展开深入分析。
①偏离差系数，其表征了两个变量之间的平均偏离值，可以用来衡量两个变量总体偏离45度射线的程度，偏离系数越小，表明两者偏差越小。
②两阶段内部可能会有更多的波动阶段，然而为分析方便，本文对此简化处理为欠发达与发达两个阶段。
③该数据源于邹至庄(1993)关于新中国成立后资本形成总额的核算。
④考虑到空间完整性要求，本文将辽宁划入东北。东部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省份；东北为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省份；中部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省份；西部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2省份。
⑤港澳台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故以无色填充，图6、图7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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