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巴基斯坦从根本上改善巴中关系的原因分析_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论文

20世纪60年代初巴基斯坦从根本上改善巴中关系的原因分析_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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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日期:2011-01-04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11)02-0045-50

中巴建交60年来,双边关系的发展一直没有出现过大的曲折和波动,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被誉为“不同社会制度关系的典范”,两国被称为“全天候的朋友”。但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一帆风顺的。巴基斯坦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可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两国关系曾一度受到严重影响。“巴美结盟,特别是巴基斯坦加入敌视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不可避免地使中巴关系笼罩上了一片乌云。”“在巴美结盟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巴关系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1961年工作总结认为:“一年来实践证明,巴有意同我增进些友好气氛,也主动作些改善两国关系的措施。”②第一亚洲司在1961年12月16日的报告中也认为,巴基斯坦向改善中巴关系迈进了一步。③1963年,随着中巴边界协议的签订,两国关系开始迈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巴边界协议的签署,是中巴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以后,中巴友好合作关系走向成熟。”④

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初期,巴基斯坦一改之前对中国的态度,致力于改善和新中国的关系呢?笔者根据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最新解密的档案,尝试对巴基斯坦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善和新中国外交关系的原因进行探析。

一、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巴印、巴阿关系

印度和阿富汗是巴基斯坦的两大陆地邻国。巴基斯坦独立建国后,和印度、阿富汗主要由于在克什米尔问题、巴克同尼斯坦问题上的纠纷而关系长期不和。20世纪60年代初期,巴基斯坦和其两大陆地邻国之间的关系再次出现了非常紧张的情况。

1.巴印关系因为克什米尔问题恶化

巴基斯坦独立以前,是英属印度殖民地的一部分。194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印巴分治”方案,决定把印度分为伊斯兰教徒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教徒的印度,但是对其中土邦的归属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就为克什米尔归属埋下了祸根。1947年10月,两国独立后不久,即因为克什米尔问题爆发了第一次印巴战争。此后两国关系长期不和。20世纪60年代初期,两国因克什米尔问题关系再度紧张。

1961年7月,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访美,其主要目的是企图影响美国改变其“重印轻巴”的政策,印度自然十分不满,结果印巴矛盾升级。“印度统治阶级对阿尤布此行表现不安:对阿在美反印宣传和上述后两点‘收获’尤为不满。虽未敢对肯尼迪有责难之词,但由尼赫鲁带头发动了反巴宣传。尼赫鲁指责阿尤布访美言行是‘一出戏’、‘不知羞耻’,出于‘仇印’和‘好战心理’,并宣称印正结合世界局势研究北部边界和巴、中‘侵略’。尼还亲赴克什米尔印占区视察,加强该区的内外布置,特别是停火线上的军事部署。对此,巴一方面由阿尤布出面反击,另一方面又策动克什米尔巴占区的‘领袖们’利用群众反印宗教情绪,宣传须以‘圣战’或‘派遣志愿队’作为解决克邦问题的手段。结果出现阿尤布上台以来印巴关系空前紧张的局面。”⑤

1962年5月3日,中巴关于边界谈判的联合公报发布后,印度为了摆脱两面树敌的情况,急于缓和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在美英的撮合下,再次把克什米尔问题提到了联合国,但是因为印巴双方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相差太大,1963年“第六轮印巴部长级会谈5月15日在德里开会,次日发表公报宣布谈判失败。至此,勉强拖延半年之久的印巴会谈终于破裂。”⑥谈判的破裂使巴基斯坦看到了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真实立场和底线,使巴基斯坦明白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不可能达成任何有效的和解。谈判的破裂使印度也看到了双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立场的根本差别,印度开始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力图把克什米尔从事实上归并于印度。据中国驻巴使馆1963年10月12日报告:“自9月初印政府指出,把克邦‘元首’和‘总理’重新任命为‘总督’与‘首席部长’,像其他省份一样。”⑦同年11月27日“尼赫鲁在人民院的讲话确认了这些,并说,赋予克什米尔以特殊地位的印度宪法第370条将‘逐渐消失’,等等。”⑧印度的做法对紧张的印巴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

此时又发生了印占克什米尔地区伊斯兰教教祖头发被窃、清真寺被焚的事件,这在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巴基斯坦看来,无疑是巨大的侮辱,在巴基斯坦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巴基斯坦从官方到民间、从舆论到媒体,可谓是群情激愤,掀起了反印高潮。⑨此后,两国因为克什米尔问题关系继续恶化,并直接导致了1965年的第二次印巴战争。

2.巴阿关系重告紧张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因为巴克同尼斯坦问题关系长期不和,甚至因为这个问题,两国在1955年和1961年两次断绝外交关系。

巴克同尼斯坦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巴基斯坦原西北边省的绝大多数人是属于阿富汗的穆默德族、阿弗里第族、瓦吉尔族、巴查尔族等,这些部族的总名为“帕坦”族,阿富汗人称之为“巴克同人”。英国殖民者为了征服阿富汗,在1893年通过它的代表杜兰德强迫阿富汗君主签订了规定印度、阿富汗新边界(即所谓杜兰德线)的协定。杜兰德线不顾居民的祖籍,硬把各帕坦部族的领土分为两部分,结果,同一部族的成员变成了不同国家的居民。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建国后,杜兰德线就成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国界。但阿富汗声明杜兰德线无效,要求巴基斯坦给予帕坦民族以自决权,巴基斯坦则指责阿富汗干涉内政,几次谈判皆无结果,巴阿关系长期不和。

1955年,因为巴基斯坦要把西巴各省邦合并为一个行政单位,两国矛盾集中爆发。此后两国关系曾出现过缓和的迹象,但到了1960年初期两国关系再现紧张局面。中国驻巴使馆的一份材料对20世纪60年代初期巴阿紧张关系进行了很好的总结:“时期是从1960年1月至1962年3月。这两年多中,巴阿关系总的说是一贯紧张,紧张的程度愈益加剧,直至断绝外交关系。……根据一些事件的性质,概括地分为四个时期如下:(1)1960年初至9月,巴阿关系经过极短暂的缓和后迅速转入紧张。主要事件是赫鲁晓夫访问阿富汗前后所引起的巴阿对抗。(2)1960年9月至1961年7月,这段近一年的时间中,连续不断的严重边境事件是巴阿关系的特点。(3)1961年8月至12月,巴阿关系恶化的程度达到空前的高峰,——断绝外交关系。(4)1962年以来,美国虽然极力从中撮合,但巴阿关系并未得到改善,仅在美国压力下阿富汗开放了封锁达5个多月的边境,通过巴基斯坦的过境贸易暂时部分地恢复。”⑩

一个国家的外交是为其内政服务的,但同时,外交也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和其邻国的外交在其整个外交战略和布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无论是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还是对这个国家整体上外交的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安邻、睦邻是一个国家外交需要首先解决的重要问题,在这个国家外交的整体布局占据着重要地位。20世纪60年代初期,巴基斯坦和邻国印度、阿富汗因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而关系紧张,这对巴基斯坦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因此巴基斯坦一直希望在和邻国的争端中寻求有力的支持。但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时世界上两大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做法让巴基斯坦感到了深深的失望。

二、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巴美、巴苏关系

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在外交上选择了美巴结盟,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借助于美国的力量以对抗邻国印度和阿富汗潜在的威胁。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巴基斯坦发现既定的外交政策并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无论是在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方面还是在巴基斯坦和邻国的争端当中,美国都没有对其全力支持;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因为巴基斯坦选择了和美国结盟,在巴基斯坦和印度、阿富汗的争执中,站在了其对立面。盟友美国的“靠不住”,苏联的不支持,使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巴基斯坦在和邻国的争端中倍感孤立。

1.巴美盟友关系的不牢靠

首先,在克什米尔问题上。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令巴基斯坦尤其失望。

29世纪50年代,在联合国调停克什米尔问题上,巴基斯坦本来指望得到美国强有力的支持,但是,“美国阴谋将克邦变成反对中苏的基地,与英国一起以联合国‘调停’作幌子,从中挑拨、干涉,结果使纠纷更为复杂。”(11)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巴印关系恶化,美国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完全不考虑巴基斯坦的利益和感受,反而“要巴为其‘世界战略’目标服务,要‘印巴联防’反华。”(12)“美一直压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让步,对印妥协,甚至要‘巴印联防’反华;……去年12月美英代表匆匆奔走于印巴之间,压巴印双方举行部长级会议,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当巴发现印无解决问题诚意时,迫于美英压力,不得不一轮再一轮的谈下去。”(13)巴基斯坦对此自然十分不满。

其次,在对巴基斯坦经济援助这个问题上。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国内就出现了对美援不满的言论。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对巴的援助情况并没有出现好转。

1960年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报告说:“(一)近几月来美对巴经济活动的新情况:随着1959年7月美国会通过削减外援,美国给巴的经济‘援助’已不象过去之多。如从阿尤布上台到1959年底14个月的援助数字来看,美国共答应给巴约3.9亿美元,但59年后半年答应的不仅未到7000万美元,且其中贷款项目增加已占经‘援’总数的一半以上。最近美国‘开发贷款基金’宣布给巴铁路第一笔贷款2200万美元,并附有‘买美货’条件。”(14)1962年,中国驻巴使馆在给中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说:“巴的经济要求并未得到满足。虽然美已给巴大量军事、经济‘援助’,据美方称,止1961年6月底,美在十年中共给巴15亿5276万9千美元的赠予和贷款(不包括军援)。但这些‘援助’未能满足巴的需要。巴偕同其他亚洲成员国在条约会议上提出的援助要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成员国一直予以敷衍,并未给予实际上的满足。”(15)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巴印、巴阿关系已经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其盟友美国仍然没有伸出强有力的援助之手,情况的发展使巴基斯坦开始考虑从根本上改变其外交政策。正如中国驻巴使馆1964年的报告所说:“巴政府于1953年参加军事条约后,执行了对美一边倒的政策。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巴统治阶级逐渐认识到对美一面倒的恶果。肯尼迪上台后所推行的‘重印轻巴’政策,使巴统治阶级进一步感到‘盟国关系并不足恃’。特别是62年中印边境冲突以后,美帝不仅不顾巴方的‘恳求和抗议’向印提供了大量军援,而且逼巴向印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巴统治阶级采取了同中国发展关系的政策。”(16)

2.巴苏关系紧张

20世纪50年代,在两极格局、世界冷战的情况下,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自然不希望看到和自己仅隔着阿富汗的一条狭长地带的巴基斯坦加入到敌对势力的阵营中。苏联在巴基斯坦和印度、阿富汗的争端中站到了其对立面,再加上20世纪60年代初期U2飞机事件的影响,苏联和巴基斯坦关系十分紧张。

首先,在克什米尔和巴克同尼斯坦问题上,苏联明确站在了巴基斯坦的对立面。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巴基斯坦与印度和阿富汗关于克什米尔问题和巴克同尼斯坦问题的争端中,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曾分别发表讲话,表示明确支持巴基斯坦的邻国印度和阿富汗。

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态度丝毫未变。1962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就克什米尔问题在联合国调解时,“苏联代表莫罗左夫紧接着梅农之后讲话,大力支持印度,说克什米尔是印度的组成部分,克什米尔主权谁属的争执不复存在,苏联不会容忍和支持任何举行公民投票使克什米尔人民自决归属的建议。”(17)完全站在了巴基斯坦的对立面。

在巴克同尼斯坦问题上,“苏联公开支持阿富汗,1955年12月布尔加宁访阿时在宴会上说:‘我们对阿富汗在解决巴克同尼斯坦问题上的政策表示同情。苏联主张公正地解决巴克同尼斯坦问题。不考虑居住在巴克同尼斯坦的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这个问题是不可能得到正确解决的。’1960年3月赫鲁晓夫访阿时发表的苏阿联合公报称:‘双方同时就普什图尼斯人民的命运交换了意见,并且一致认为,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运用自决的原则来解决上述问题,是缓和紧张局势和保障中东和平的明智途径’。”(18)对此巴外长和总统分别发表讲话,表达对苏联的不满。

其次,1960年5月美国U2间谍机在苏联被击落,也严重影响了巴苏关系的发展。美国U2间谍机是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基地起飞的,巴基斯坦为美国间谍机刺探苏联情报提供了基地,这自然使苏联极度不满。“5月13日苏联政府向巴政府提出抗议照会说,苏联不能无视巴的行动,这再次证明了巴的危险政策,美U2机驾驶员已承认了美侵略活动,一切后果将由美国侵略者及其共谋国家负责。”(19)并且“苏联声明美机自白沙瓦起飞,将来如再发生同样事件,苏将采取报复性措施以摧毁巴领土上之基地,因此许多人为巴安全而担忧。”(20)

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在巴基斯坦与邻国印度、阿富汗的争端中表现出的态度,使巴基斯坦不能不感受到巨大压力,因为苏联毕竟是当时世界上惟一一个可以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并且和巴基斯坦仅仅隔着阿富汗的一条狭长地带。尤其美国U2间谍机事件出现后,苏联明确表示如果以后再发生同样的事情,苏联将采取报复性的措施。如果苏联在巴基斯坦与邻国的争端中,对印度、阿富汗采取或明或暗的支持,对巴基斯坦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事实上,第二次印巴战争也证明了这一点。再加上,20世纪60年代初期,巴基斯坦经过十几年的外交实践,愈加明白,美国不会因为巴基斯坦的利益而改变其全球战略方针。这就注定了美国不会全力支持巴基斯坦去对抗印度,巴基斯坦深感盟友美国“靠不住”。

总之,20世纪60年代初期,巴基斯坦和当时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貌合神离,和自己两大邻国关系紧张,在国际上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这就促使巴基斯坦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不得不思考在外交上寻找新的突破口和支持力量,促使其开始考虑从根本上改变其外交政策,改变其在国际上处于被孤立的境地。

三、20世纪60年代初期巴中关系改善的契机

如上所述,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国际上倍感孤立的巴基斯坦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和新中国的外交关系。因为经过长期的交往,巴基斯坦建立了对新中国信任,同时中国周边外交环境的变化为巴中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

1.巴基斯坦建立了对新中国的信任

中巴正式建交后,中国并没有因为巴基斯坦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而对其持敌对态度,而是一直对巴基斯坦持谅解的友好态度,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促进中巴友好关系的发展。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中国一直持公正的立场;在巴基斯坦发生严重水灾的时候,中国给予积极及时的援助;主动解决坎巨提问题。

首先,从中巴建交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中国一直持公正的态度,并没有因为50年代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偏袒印度,也没有因为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而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追随苏联的态度,而是一直希望印、巴团结起来,通过谈判来取得问题的解决。

1954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巴基斯坦妇女代表团时说:“完全赞成中、巴、印团结,尤其是巴基斯坦同印度团结在一起,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这个原则是正义的,是得到人民的赞许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巴、印朋友,对巴、印大使,对尼赫鲁总理说的话都是一样的,希望巴、印团结友好,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不受外来的干涉。”(21)1956年,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在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也说:“他很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苏联领导人员访问克什米尔问题上所采取的中立态度。中国报纸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巴基斯坦政府感到很高兴。”(22)

其次,在巴基斯坦遭受严重水灾时及时给予援助。据时任中国驻巴大使耿飚回忆,1956年7月9日,他拜会了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苏拉瓦底表示巴基斯坦因遭受严重水灾,粮食困难,希望中国给予援助。后巴外事秘书提出巴方急需6万吨大米,要求我国以优惠价格供给的具体要求。后来周恩来总理批示:大米价格不予优惠,但另赠大米4000吨。巴方主动提出,美国援助巴基斯坦的面粉,口袋上写明是美国的援助,中国援助的大米,也可写上。中方表示只写“中国”两字,说明是中国的大米就可以了。巴方十分满意,巴基斯坦粮食部新闻官发布新闻,主动在我新华社记者所写的稿件上加上“慷慨的”字样。中国对巴的粮食援助对中巴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56年9月6日,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在和中国外贸部部长叶季壮的谈话中,1957年3月,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在国会的答辩中,都对中国政府的粮食援助表示感谢。(23)

另外,中国主动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坎巨提问题。坎巨提位于克什米尔北端,历史上这一地区确实属于中国,并且在地图上印有标记。但新中国成立后,考虑到这个地区事实上被巴基斯坦管辖已久,中国政府就主动把这一地区归还给巴基斯坦,并且在新版的地图上作了修改。巴方对中国主动解决坎巨提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十分满意。(24)

中国长期以来的做法,使巴基斯坦感到中国是一个真诚的、可以信赖的朋友。1961年巴基斯坦的舆论方面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巴基斯坦报纸最近纷纷发表社论,要求巴基斯坦修改外交政策,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等侵略性军事集团,并要求同中国签订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25)

2.中国的外交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在冷战的国际格局下,新中国在建立之初,在外交上选择了“一边倒”。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标志着两国同盟关系的正式确立,从此两国关系进入“同志加兄弟”的亲密时期。但到了60年代,两国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中共借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机,接连发表三篇文章,不指名批评了苏共的某些观点,拉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作为反击,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在赫鲁晓夫的组织下,在会上出现了围攻中共代表团的局面。“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赫鲁晓夫从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对我施加压力,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对我采取严重步骤,毁约并撤走全部在华专家。”“苏联答应提供的重要军事设备大部分都没有兑现,我国防部派出的学习军事尖端的留学生也受到种种限制,以后也再未派出。”(26)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甚至出现了边境流血冲突事件。

其次,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印之间因为西藏问题和边境问题矛盾加剧,中印关系结束了50年代的“蜜月时期”。1959年3月,西藏上层僧侣和贵族发动了武装叛乱,西藏叛乱事件发生后,“印度总理尼赫鲁3月31日上午接见了一个以西藏叛乱分子领袖鲁康娃·泽旺饶登为首的代表团”。(27)声称:“西藏人不是中国人,他并且说,中国人被称为汉人。西藏人是西藏人。”(28)并且后来亲自会见了达赖喇嘛,实际上已经开始深度干涉中国内政。后来,中印之间又发生了关于边界问题的分歧和斗争。1962年10月20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的东段和西段发动了全面进攻,“中国方面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进行坚决的回击,收复被印度军队侵占的领土。”(29)

中国和苏联、印度两个主要邻国关系的不断恶化和公开化,使巴基斯坦感觉到中苏、中印之间一定是存在着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意识到,有可能通过改善和中国的关系达到拉中国对抗苏联和印度。这样实际上在巴印、巴阿冲突中,巴基斯坦就获得了中国方面的实际支持。同时巴中关系的改善,也增加了巴基斯坦向美国讨价还价的资本,美国为了拉住自己的盟友,势必得向巴基斯坦做出某些让步,以便维护美巴联盟的稳固。

综上所述,20世纪60年代初期,巴基斯坦自身的处境和中国外交环境的改变,是巴基斯坦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善巴中关系的主要原因。但是,笔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期,巴基斯坦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善和中国的关系,除了上述原因外,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首先,巴基斯坦看到了中苏、中印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而巴基斯坦当时和这两个国家也存在着矛盾,巴基斯坦自然考虑到拉中国来对抗苏联和印度,以增加自己和邻国印度、阿富汗对抗的力量。另外,巴基斯坦当时还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成员,巴基斯坦斯坦和中国关系的接近是它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为了拉住巴基斯坦,美国等西方国家就不得不满足巴基斯坦提出的要求和条件,这样巴中关系的改善实际上就增加了其向西方盟国讨价还价的资本。还有,中国是巴基斯坦的邻国,并且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加强。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的根本改善,从长远来看,对巴基斯坦国际地位的提高,对巴基斯坦政治、经济的发展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注释:

①孙士海、江亦丽主编:《二战后南亚国家对外关系研究》[M],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408—409页。

②《驻巴基斯坦使馆一九六一年工作规划、总结、一九六二年工作安排及外交部批复》(1961年1月6日—1962年3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105-01055-01。

③参见《巴基斯坦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及我就此与巴方交涉情况》(1961年8月14日1961年12月2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105-01051-01。

④孙士海、江亦丽主编:《二战后南亚国家对外关系研究》[M],第416页。

⑤《一九六一年巴基斯坦同印度的关系》(1961年1年1月-1961年12月3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105-01052-04。

⑥《巴基斯坦——印度关于克什米尔争端的六轮会谈情况及我驻巴基斯坦、印度使馆的看法》(1963年1月2日-1963年5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105-01568-01。

⑦⑨《关于1963年巴基斯坦对“东南亚条约”、“中央条约组织”态度及巴与美国、印度、中国外交关系的文电》(1963年1月16日-1963年4月1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105-01187-04。

⑧孙士海、江亦丽主编:《二战后南亚国家对外关系研究》[M],第170页。

⑩《1960年以来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关系》(1962年3月1日-1962年3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105-01504-05。

(11)《巴基斯坦的基本情况和动向》(1956年2月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102-00055-05。

(12)(13)《对巴基斯坦涉外政策的看法:关于巴基斯坦与中国、美国、印度、苏联关系材料》(1963年2月21日-1963年11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105-01186-05。

(14)《我驻巴基斯坦使馆报告关于最近巴基斯坦与美国经济关系的发展等》(1960年1月25日-1960年2月2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105-00991-02。

(15)《“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概况》(1962年4月1日-1962年4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105-01511-04。

(16)《巴基斯坦内外形势和中巴关系》(1964年1月1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203-00511-02。

(17)《联合国安理会谈论克什米尔问题的情况和苏联对印巴关系的态度》(1962年5月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109-03216-05。

(18)《巴基斯坦-阿富汗关系恶化及我方态度》(1961年5月8日-1961年6月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105-01052-08。

(19)《阿尤布政权下巴基斯坦与苏联的关系》(1961年3月1日-1961年3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105-01451-02。

(20)《我驻巴基斯坦使馆报告关于巴对美国U2间谍飞机入侵苏联事件的反应》(1960年5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105-00991-08。

(21)《周恩来总理接见巴基斯坦妇女代表团谈话记录》(1954年10月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204-00004-03。

(22)《周恩来总理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的谈话纪要》(1956年1月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105-00351-01。

(23)(24)参见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辑[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1页,第61页。

(25)《巴基斯坦报纸就西方和中国对巴的不同态度著论 要求修改外交政策退出军事侵略集团 主张同中国签订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N],《人民日报》1962年1月11日。

(26)刘晓:《出使苏联八年(1955-1962)》[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第111页。

(27)《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再谈我国西藏局势 并在住宅接见了以西藏叛乱分子鲁康娃为首的代表团》[N],《人民日报》1959年4月3日。

(28)《在印度马德拉斯等地尼赫鲁再谈西藏叛乱事件》[N],《人民日报》1959年4月19日。

(29)《印度侵略军在边界东西两段全面进攻 我军坚决回击收复兼则马尼扯冬等点》[N],《人民日报》1962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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