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翼骧与郑天挺之学术交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交谊论文,学术论文,杨翼骧论文,郑天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4)04-0065-10 杨翼骧(1918—2003)是郑天挺(1899—1981)的学生，两位先生都曾任教于西南联大历史系、北京大学史学系和南开大学历史系，都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郑天挺对中国古代史造诣颇深，明清史研究成就卓著；杨翼骧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成就斐然。两位先生自1936年相识以来，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交往。在杨翼骧人生几个关键时刻，作为老师，郑天挺都给予扶持与帮助，因此也奠定和延续了他们四十五年的学缘与交谊。时至今日，郑天挺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杨翼骧也已作古十余年，当我们检视他们的人生轨迹，重温他们的情谊，不仅令人心生敬意，也会给我们这些后人以教益。 一、在北大与西南联大的师生之缘 杨翼骧，字子昂，1918年生于山东金乡县。1936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同学有王玉哲(1913—2005)、金灿然(1913—1972)等。当时胡适(1891—1962)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姚从吾(1894—1970)为史学系主任，郑天挺任北大秘书长兼国文系副教授。郑天挺为历史系学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杨翼骧晚年回忆说：“在一年级必修的课程中，魏晋南北朝史是由郑先生讲授的，从此开始认识了郑先生。”①这乃是他们结缘之始。郑天挺在多年后，还一直保留学生们的试卷，当然也包括杨翼骧的试卷。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旋即侵占北平、天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北大南迁，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往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郑天挺在设法使北平的北大学生都离开后，才于1937年11月离开北平，南下长沙。12月，在长沙临时大学，郑天挺由中文系转至历史系，任教授，讲授隋唐史。抗战爆发时杨翼骧正在家过暑假，九月接到通知赴长沙报到，但因家境贫寒，生活困难，无路费前往长沙，只得闲赋在家。1938年初，日军侵占山东，杨翼骧只身经徐州、武汉、抵长沙。但长沙临时大学已迁往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路途艰辛，杨翼骧尽管贫病交加，但坚持往昆明进发。一直到1939年9月，才在好友的帮助下，经河内，到达昆明，转入西南联大历史系二年级读书。备尝艰辛，终于实现了复学的意愿。②“在二年级的必修课中，有隋唐五代史由郑先生讲授。”③可见，杨翼骧复学之后就选修了郑天挺的隋唐五代史。 不久，郑天挺之授课也开始转向明清史。《自传》曰：“我在一九三九年后，在联大即讲授明清史及清史研究、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④开设的明清史课程，颇受学生欢迎，《五十自述》说：“当时年青的学生激于爱国热情，都想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近世史，尤其瞩目于明清时期，故每次选修该课的多达一百数十人，情况前所未见。”⑤杨翼骧也是这些听课学生中的一员，他说：“我在三年级时选修了郑先生讲授的清史研究，主要讲清廷入关前后的历史。此课不考试，学生每人写一篇读书报告，记述自己的读书心得，从而使我们多看了一些参考书，训练了研究能力。”⑥可见，当时三年级的学生就开始练习写论文，以提高写作与研究能力。 1940年，杨翼骧草成《晋代之史学》一文，受到姚从吾的鼓励，从此开始涉足中国史学史研究，并立下毕生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志愿。同时，他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也颇有兴趣。乃是他一年级时，听郑天挺的课而引发的兴趣，他说：“我在阅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时，花的时间比较多，与这时听先生的课有关。”郑天挺当时任西南联大总务长，但始终没有放弃教学与研究工作。1942年在郑天挺指导下，杨翼骧完成本科毕业论文《论曹操平定中原》，于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同时，获北京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可见，在杨翼骧大学的学习中，四个年级中每个年级都与郑天挺有过密切接触，前三个年级分别上过郑天挺的课，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和清史研究，对于郑天挺的授课，杨翼骧说：“先生讲课条理清晰，时常发挥他自己的见解，能引人入胜，我当时很感兴趣。”⑦最后一年，跟随郑天挺写毕业论文，从而完成大学本科学业。可见，在杨翼骧大学期间，郑天挺与姚从吾乃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 大学毕业后，经姚从吾推荐，杨翼骧前往中央图书馆工作。一年以后，1943年下半年，被调回西南联大历史系，任助教。当时西南联大历史系教职员工不多，也没有专职的行政事务人员，年轻的助教就兼管一切行政事务。杨翼骧在处理完日常行政杂事之余，始终坚持学术研究，1944年，草成《陈寿年谱考略》。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筹划复员，成立三校联合迁移委员会，由郑天挺任主席。10月初，郑天挺回北平接收伪北大。11月，成立北京大学校产保管委员会，郑天挺主持工作。1946年7月，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各自复员。9月，杨翼骧随北京大学回北平，此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当时原来历史系主任姚从吾调任河南大学校长，尽管郑天挺当时是北大秘书长，但系主任仍由郑天挺兼任。 1946年至1948年，萧一山(1902—1978)任北平行辕秘书长，在李宗仁(1891—1969)的授意下，萧一山在北平创办了一份对开大报《经世日报》。由李宗仁担任报社董事长，萧一山任报社社长。《经世日报》开设了三个周刊，皆由当时著名的学者主编。分别是《禹贡周刊》，由顾颉刚(1893—1980)主编；《文艺周刊》由杨振声(1890—1956)主编；《读书周刊》则由郑天挺主编。诚如前面提及，郑天挺当时任北大秘书长兼历史系主任，校务、教学与研究工作非常繁忙，几乎没有时间顾及《读书周刊》的主编事务，于是他将此事委托给两位年轻学者：一位是周祖谟(1914—1995)，当时周祖谟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兼文科研究所秘书、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二位就是杨翼骧，杨翼骧当时仍是北大历史系助教。 杨翼骧对郑天挺交代的任何事情都很尽心负责，对于《读书周刊》的编辑更是尽心尽力。当时抗战刚结束，内战又起，稿源稀缺，当实在找不到文章时，杨翼骧就自己给《读书周刊》写稿。先后给《读书周刊》写过四篇文章。1947年10月1日，在第59期上，刊出了《司马迁记事求真的方法与精神》，详细探讨了司马迁对材料之全力搜集，实地考察、亲身访问，最后历经艰辛完成《史记》。1947年12月17日在第70期上发表《班固的史才》，则讨论了班固的史学成就，并就郑樵之诋毁与章学诚之申辩，皆加以讨论，力求给班固史学成就以公正的评价。1948年1月7日和14日出版的第73、74期上，连载了《三国时代的史学》，则对三国史官的设置、官修国史的经过、史家与史书之述略，最后给予了评论。1948年2月11日在78期上，刊出《读史笔记—西园八校尉》，则考证了东汉灵帝时西园八校尉的姓名与官衔。⑧前三篇都是杨翼骧多年思考与研究中国史学史重要问题的力作，至今依然很有价值。为了完成《读书周刊》的编辑任务，杨翼骧并没有考虑要将这些重要文章发表在当时有名的刊物上去，而是在这样一个刚刚创办不久的报纸周刊上发表，以求尽可能地将郑天挺交付的这个周刊办好。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5月，北平文管会接收北大，郑天挺被任命为北大校委会委员、秘书长、史学系主任。9月，杨翼骧由助教升为讲员，讲员乃北大当时介于助教与讲师之间的一个职称。这本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杨翼骧找到郑天挺说：汪篯(1916—1966)也还是助教，我都评为讲员了，他也应该被评上。汪篯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随即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北大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1942年到1946年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教员，1947年6月到北大历史系工作。资历与学历都比杨翼骧高，所以他直接向郑天挺为汪篯鸣不平，也从中可见他与郑天挺的关系是相当亲密的。1950年，汪篯就直接从助教提升为讲师，职称比杨翼骧还高一级。⑨这件事体现了杨翼骧的高风亮节。 二、郑、杨两先生前往南开工作之前后 1949年春季，杨翼骧在北大讲授过中国史学史课程，但当时他主要的教学任务是给外系的本科生讲授中国通史。当时北大规定文、法学院的本科生都要上中国通史，北大历史系教师负责讲授，邓广铭(1907—1998)、汪篯、商鸿逵(1907—1983)和杨翼骧四位教师负责本课程，所以给外系本科生讲授中国通史是杨翼骧日常的教学任务，当然这丝毫不影响杨翼骧对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他主要的研究领域还是中国史学史。 1952年春，杨翼骧升为副教授。当时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进行全盘调整，这场新政权的教育体制改革，涉及全国将近四分之三的高校。北京大学首当其冲，工学院与医学院都被分离出去，而清华的人文学科并入，燕京大学关闭，文理院系并入北大。北大各院系原有教师亦进行了大调整，有些人调入，有些人调出。9月份，郑天挺与杨翼骧都被调离北大历史系。郑天挺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任系主任。杨翼骧则被调到北京政法学院，主要任务也是给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讲授中国通史。尽管郑天挺也离开了北大，但依然对杨翼骧予以关心。有一次见到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1900—1990)，郑天挺特别向他提及杨翼骧已经被提为副教授了，不要因为工作调动而影响了职称，希望政法学院一定要给杨翼骧副教授职称，钱院长答允。原来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但是一年左右，1953年下半年，原来的课程进行改革，中国通史课程被取消。这样原来准备给本科生教中国通史的教师，就面临着无课可教的境地。这迫使杨翼骧不能不考虑另寻出路。 最初，杨翼骧想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当时漆侠(1922—2001)在那儿工作，他是山东钜野人，也算是杨翼骧的同乡，在北大读书期间，听过杨翼骧的课，两人来往密切。杨翼骧曾想让漆侠帮忙介绍到近代史所工作。漆侠1948年北大历史系毕业，当年考上北大研究生，1951年3月研究生尚未毕业，就深获范文澜(1893—1969)赏识，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漆侠很有学识，但年轻气盛，常常是快人快语，不经意间在近代史所得罪了一些人，后来离开了近代史所。于是杨翼骧就想到南开大学任教，向郑天挺写信求助。 1952年9月，郑天挺来到南开后，深感南开历史系教师很少，师资力量极度缺乏。虽说历史系在1923年就已成立，且曾有蒋廷黻(1895—1965)担任教授，梁启超(1873—1929)曾来授课，但数年之后，蒋廷黻改任清华大学教授，南开大学历史系于1926年改为副系，失去了独立性。1937年春，曾一度拟恢复，当时延聘北大历史系一位世界史专家皮名举(1907—1959)任系主任，但“七七事变”后，学校南迁，动荡之时，难以恢复，一直到抗战以后，从昆明搬回天津复校时，1946年才再恢复。⑩当时南开历史系师资匮乏，在全国是名不见经传的。郑天挺刚任南开历史系主任时，就决心“要使南开历史系步入强劲之林，与国内素享厚望的几间大学并驾齐驱”。刘泽华深情地回忆，“先生以他特有的恢宏气量和忠厚长者之风，团结了全体教师。……先生于中，发挥了伯乐与老骥的双重作用，为后人念念不忘。”认为郑天挺对南开大学历史系的贡献，“可称之为一篇无文的文章”。(11)在郑天挺三十年的经营下，南开历史系将北大史学科那种踏实严谨、维新开拓的治学风范加以继承和弘扬，如今不仅成为南开大学文理学科“四大支柱”之一，(12)而且在全国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历史学阵地。而将杨翼骧调入南开历史系，正是郑天挺建设南开历史系师资队伍的重要一步。 杨翼骧既是郑天挺的学生，又是他多年在北大的助手。对于杨翼骧的学识与人品，郑天挺了如指掌。接到杨翼骧的信，郑天挺十分高兴，因为像杨翼骧这样的教师，正是南开历史系所缺少的，于是马上去信，表示欢迎，并着手办理杨翼骧的调动事宜。 接到郑天挺回信，杨翼骧很高兴，当即予以回复，其曰： 毅生我师： 前接 手示，敬悉生事已得南开行政领导方面同意，并拟先致函政法学院，再请求高教部调派。近日向政法学院询问此事，据云尚未接到南开方面的公函，如接到时必然答覆，对此事完全同意。又据钱端升院长表示，亦赞成生去南开。是则政法一方面已无问题矣。但至今未接到公函者，想系南开方面未与政法直接洽商，而迳向高教部请求，不知是否如此？此乃生所得情况，谨以奉闻。 生近日正在编写秦汉—南北朝讲授提纲，曾与余让之(即余逊，1903—1974)先生交换意见，并吸取他的经验，不日可以初步完成。敬请 生杨翼骧敬上九月七日晚 两天后，郑天挺收到信，获悉杨翼骧的热切心情，遂催促有关部门尽快办理相关文件，力争尽早将杨翼骧调来南开，充实教师队伍。过了几日，郑天挺进京出席全国综合性大学会议，特地与杨翼骧见了一面，当面与杨翼骧谈及此事，杨翼骧更为高兴，一方面等待南开的调令，一方面认真备课，以便一到南开，就能开始正式的教学任务。过了数日，杨翼骧又致函郑天挺，其曰： 毅生我师： 别来又十余日，现在新生即将到校，想我师必更忙碌也。生近来在家读书准备功课，预料高教部在本月初应有正式通知，以便办理转职手续，惟日前到政法询问，仍未接到，不知南开方面又收到高教部的答复否？生意近闻高教部人事司的事情可能较多，一般的公事容易积压搁置，如我师有暇，可函请高教部中高级负责同志代为催促办理一下，以免耽误上课。不知我师以为如何？谨此 敬颂健康 生翼骧敬上十月六日 1953年因为刚刚完成院系调整，一切都还在磨合之中，故新生开学较晚，一般高校都到九月底十月初才开学，杨翼骧对此十分了解，故他有此问询。尽管杨翼骧知道郑天挺为了他的工作调动，一直在催促有关部门，但到了高教部，因为情况更为复杂，事务更多，因此担心文件被搁置，故而杨翼骧希望郑天挺能够催催高教部。杨翼骧一直在高校教学，现在不能教课，在家苦等，日子实在不好过，其心情之急迫，也由此可见一斑。 不到两周，杨翼骧即得到高教部消息，让他去取调令公函，获悉此事，当即给郑天挺去信，其曰： 毅生吾师： 高教部今日下午正式通知生去南开工作，明日到高教部人事司取介绍公函，再办理政法学院离职手续，办妥即可去津。我师有何指示，望即示知，以便去津前有所遵循也。余面谈，敬请 生翼骧敬上十月十九日晚 这样历经一个多月的等待，杨翼骧终于拿到了高教部的批函，当即办理来南开大学工作的手续。杨翼骧又追随着郑天挺的脚步，由北京到了天津。随着杨翼骧的到来，不仅南开历史系的师资得以充实，也从此奠定了南开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基石。 事实上，杨翼骧刚来南开，并不是讲授中国史学史的课，由于基础课中国通史师资缺乏，杨翼骧被安排教授中国通史。郑天挺深知杨翼骧对中国通史有很深的研究，教学又有丰富的经验，于是杨翼骧一到校，就让他接任“中国通史二”的教学任务。所谓“中国通史二”，也就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之前是一位叫做戴蕃豫(1910—1989)的先生讲授。戴先生乃章太炎(1869—1936)的弟子，是位旧学者，尽管满腹经纶，学问根底深厚，但不大会讲课，对于当时新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是不知所云，故不得学生喜欢。(13)杨翼骧大概是11月份来南开报到，1954年春季学期开始，就正式上课了。 杨翼骧的课，一开讲就深受学生们欢迎，可谓一炮而红。冯尔康曾上过杨翼骧的中国通史课，他回忆杨翼骧讲课说：“杨翼骧师讲授艺术高超，听讲是一种享受。他讲课条理性极强，选择好典型的事例，娓娓叙来；重点突出，便于同学掌握。本来书法俊美，所以板书工整美观，特别是书写有规则……他写得规规矩矩，排列有序，不必随写随擦，而且所写的字句保存时间长，便于同学抄写。”(14)可见，杨翼骧授课条理清楚，内容丰富，板书工整，颇受学生欢迎。到了晚年，依然保持这样的风格。姜胜利回忆说：“先生的授课风格颇有特色，虽乡音浓重却口齿清晰，发音朗朗；语速适中，抑扬顿挫，急缓有度；语言生动，幽默谐趣，通俗易懂；板书明晰，布局有序，文字工整，而授课内容更是资料丰富，见解独到。”(15)可见听杨翼骧的课，真是种享受。尽管杨翼骧在南开是初来乍到，很快深得学生爱戴，同事喜欢，“杨翼骧师爱好广泛，喜好下围棋，打乒乓球，常和青年教师一起娱乐。”(16)也颇受领导器重。郑天挺自不用说，对杨翼骧向来极为赏识。党支部书记魏宏运对杨翼骧也刮目相看，二人私交也很密切。杨翼骧来了不到半年，传说魏先生就称呼杨翼骧为“老杨”，亲密之情，自不待言。 三、杨翼骧在南开的教学与史学史研究之展开 杨翼骧在北大工作断断续续十年，在南开自1953年开始到2003年辞世，长达五十年，不仅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留下了不刊著作《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与吴泽先生共同主编)、《学忍堂文集》等等，而且开创了南开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阵地。 从1954年春季学期开始在南开上课，最初，杨翼骧主要是在教“中国通史二”，也就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而且马上在全国就有了名气。当时各院校大学生几乎还没有正式出版的教科书，学生用书，大多是由各系油印讲义。195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何兹全(1911—2011)的《秦汉史略》，从此，出版社开始征求和出版各种大学讲义。也就在同时，新知识出版社派编辑来南开约稿，于是约定王玉哲编《先秦史纲要》、杨翼骧《秦汉史纲要》、杨志玖(1915—2002)《隋唐五代史纲要》和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纲要》，作为当时的大学生用书。几位先生本来都有非常完备的讲义，于是在讲义基础上很快就完成书稿，交给出版社。1956年新知识出版社出版了杨翼骧的《秦汉史纲要》，不久新知识出版社被上海人民出版社合并，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志玖的《隋唐五代史纲要》。王玉哲与来新夏的著作也先后出版。在不足三年内，南开历史系教师出版四部断代史纲要，也着实在全国史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初步显示了南开历史系的新风与实力。在某种程度上，与郑天挺之办系原则不无关系。 1955年秋季学期开始，在郑天挺的支持下，杨翼骧开始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1956年，《史学译丛》发表苏联历史学家的《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一文，引起杨翼骧的关注。当时杨翼骧不仅在南开大学继续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于1958年春，应邀在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讲授中国史学史，为期一个学期。中国史学史由于其学科的特点，史家、史著、史学思想、官方修史机制等是关注的重心。1958年，全国掀起“史学革命”的风潮，提倡“厚今薄古”，主张历史学要为现实政治服务。杨翼骧的中国史学史课程首当其冲地被学生贴大字报批判。大学生们指责杨翼骧反其道而行之，乃走“厚古薄今”的道路，有几种表现：“一、不爱今人爱古人”。从分量上讲，“中国古代史学几乎占了百分之九十，鸦片战争以来，所占比重却极少……解放后历史科学的发展，更是略而不谈了”。从感情上说，“对一些封建史学家和资产阶级史学家推崇备至，赞赏不已，而对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史学界引起的巨大变化，在杨先生讲课中看不到多少反映”。“二、爱什么样的‘古人’？”实际上“陷于对帝王将相家谱的考证中”。“三、重史料，轻理论”。“杨先生认为过去封建时代史学家(如刘知幾等)和资产阶级史学家(如陈寅恪)，掌握了大量史料，尊重客观事实，虽然他们不懂得马列主义，但在某些问题上，有时候也能得出与唯物主义观点相吻合的结论。”“四、宣扬‘埋头经史，不问政治’。”最后结论是：“杨先生的资产阶级立场在解放几年来，基本上并未改变”；“杨先生长期存在‘为个人乐趣而学术’的态度，这是资产阶级‘为学术而学术’的另一种形式”；“逃避现实，逃避思想改造”。(17)中国史学史课程被迫停开。 面对这样的形势，杨翼骧只得适应，在中国通史的讲课中，他积极适应新的环境，改变教学方法，增添新的教学内容，很快学生们有了新的反应。《人民南开》1959年1月8日，刊发了杨翼骧的《边学边教，边教边学》，其中提到其所进行的教学改革，“通过教研组的讨论并和同学们交换意见之后，决定采用四个环节来进行每一单元的教学，即：①启发报告与重点讲授，②自学，③讨论，④总结。这是参考了其他高等学校历史系正在试行的许多方式，又根据我系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的。”(18)同期《人民南开》也刊发了一篇反映杨翼骧授课变革的新闻稿，说： 这学期上课以来，历史系杨翼骧副教授的教学工作有了不少改进，受到了广大同学的欢迎。在中国古代史的讲授中，杨翼骧副教授改变了过去以封建王朝为中心，朝代兴亡帝王将相的讲法，而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和阶级斗争发展为基本线索，首先讲述历史分期和历史特点……这样讲述的好处是：抓住中心，着重分析，简明扼要，启发性大。杨先生在教学中也还加强了跟同学的联系。讲课以前，杨先生和世界史的陈枬先生，召集了听他课的历史系二年级党、团负责干部和班长举行会议，商讨了如何教学。讲完第一章以后，又召集学习小组长汇报，虚心听取全体同学对教学的意见。杨先生更第一次走出了讲台，深入到学生寝室，参加各小组讨论。作学习总结，也能够联系学生思想，解答疑难和模糊问题。(19) 可见，杨翼骧很快适应新形势，马上就改变了被动局面，重新获得学生们的喜爱。 相对于中国通史的教学，杨翼骧对中国史学史可谓情有独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与教学逐步受到重视。教育部制定的教学计划中，史学史被正式列为选修课程。(20)1960年，杨翼骧又在南开历史系讲授中国史学史专题研究。1961年，教育部召开文科教材会议，史学史的研究迎来了新的契机，全国也开始了有关史学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大讨论。郑天挺对杨翼骧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予以极大的支持，1961年在给周予同的信函中提及：“《史通》校注之想，弟怀之四十年，性既疏惰，旧时又奔走衣食，不能得善本，蹉跎无成；近已嘱杨翼骧为之。”(21)可见，郑天挺将自己要整理《史通》的想法告知杨翼骧，杨翼骧遂写成《刘知几与〈史通〉》一文，1963年发表于《历史教学》第7、8期上。而当时有关高校也开始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作为最早在全国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的杨翼骧，1960、1961两年间，先后两次前往河北石家庄和安徽合肥，讲授有关课程。 1960年12月，杨翼骧受邀去石家庄师范大学(即今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历史名著选读。在石家庄期间，杨翼骧给郑天挺去信，其曰： 毅生我师： 石家庄师大定于本月二十号下农村工作，下去以前虽在学习政策，但不停课，只在无课时或晚间学习，可以本周及下周仍在上课。他们安排我一直上课到全系师生下去之前，大概到十八号前后才能离开石家庄回校。这个情况请吾师鉴察，并请转告陈志远同志，如陈志远同志已走，请转告杨生茂同志和刘泽华同志。(因我忘记他们的宿舍号数，寄到系里去又恐怕不能立刻看到，故请吾师转告，请谅之。)我们系里安排留校工作时，亦请把生的工作安排到二十号以后。如能提前回去当然更好，只是须等这里上课结束，如这里提前结束，生即可提前回去。余容面陈 敬问 生杨翼骧敬上12.8. 从这封信看来，杨翼骧在石家庄超过两个星期，因为担心在石家庄上课影响南开的工作，故此，杨翼骧给郑天挺说明情况，并请郑天挺将他的情况转告历史系的有关领导，对他的工作安排在时间上给予适当调整。1961年11月，杨翼骧再受邀去安徽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授课两周，集中讲授，共26节课。但他从合肥授课回津时，郑天挺尚在北京，自1961年3月，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以后，郑天挺就一直住在北京，从事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当时学校领导已决定由杨翼骧担任系副主任一职，故而杨翼骧给郑天挺写信，一则汇报去合肥授课情况，二则表达任副主任之感受。其曰： 毅生我师尊鉴： 生于上月22日离京，23日晨到蚌埠，下午到合肥，25日开始讲课，至本月7日结束。在合肥期间，共讲课26节；又为安徽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学生，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学生、合肥市历史工作者及学生分别讲了五次。本月8日晨二时由合肥登车，晨六时到蚌埠，下午又从蚌埠登车，于九日上午回到校中。旅途一切顺利，祈释愁注。惟以回校后公私事务烦多，加以疏懒，故未早日向我师汇报并问候，敬祈原宥为幸。 回校后魏宏运同志谈及吾系增设副主任二人，让杨生茂先生及生担任，闻悉之下不胜惶恐，盖生各方面的水平都太低，实难胜任，曾当面向魏先生诚恳陈情；魏先生云党委业已批准，嘱生勉励承担，生也只好以党的信任及所交给的任务为重，鼓起勇气接受下来。惟生接受任务后，一切均须从头学习，尤须仰赖我师之教导与训诚，至祈我 师随时予以指示为祷。 现在我 师及生茂先生均在北京，吴先生(廷璆)又卧病(流行性感冒转肺炎，大概一周后才能痊愈)，故生仓促之间即投入工作，深感不知所措；好在有魏先生随时指导，于可同志具体帮助，一面学习一面工作，或可免于大误耳。 在京所借我 师之粮票五斤，为免邮寄麻烦，拟俟我 师下次来津时面交。但如我师急需，即请示知，当即寄上。 其他详情容当面汇报，敬请 生杨翼骧敬上(1961)12.17.夜 可见，杨翼骧在安徽大学授课，是从11月25日开始，到12月7日结束，共两周。讲课26节，如每次两个小时，共授课13次，乃隔一天讲一次。另外还有过五次讲座。故此可知，杨翼骧在合肥期间，几乎每天都有课或讲座，十分忙碌，由此也反映当时高校对中国史学史之重视。 在杨翼骧外出讲课前后，亦应邀给本系的学生与青年教师，介绍读书与研究的方法。1961年10月，给历史系三四年级的学生作了“如何读书”的报告，“讲了三个主要问题，即读书的门径、如何积累资料和练好基本功。”在谈到读书门径时，“重点介绍了目录学的知识，并指出它对帮助读书方面的重要性”。对如何积累资料，说有目的记卡片是个方法，“有两种情况是必要抄的，第一，平时不易见到的大部头的书，把其中对自己有用的片断抄下来；第二为了研究问题或写作论文(如作毕业论文或学年论文)而要广泛搜集的材料。”同时强调读书札记的重要性，“在读书中的点滴心得体会、疑问、论断，都要随手记下来，每隔一段时期加以整理、编排、归纳，这是深入学习研究学问十分宝贵的资料。”并强调要精读经典著作、近代名著，“所谓精读，就是读通、读熟、读透，做到能字字不遗漏，句句不含糊，并能前后融会贯通，提出自己的见解。”最后鼓励学生们“循序渐进，脚踏实地，学好功课”(22)。 1962年4月，杨翼骧又给南开历史系青年教师作了一场有关治学方法的报告。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研究历史必须掌握的几种知识。”这就是中国通史的知识，目录学知识，史学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知识，都“是研究历史所不可缺少的”。然后，“必须掌握原始资料，也就是第一手资料。搞原始资料就是‘刨老根’，不搞它，就无法研究，也就谈不上研究。”“第二、博与专的问题。‘专’是研究的中心……博是为专服务的，要在博中求专。所以读书要有精读、有博览。精读的书不一定多，但要逐字逐句的读，悉心读，反复读，才能扎实。第三、读书时要抄录和札记。抄录，如写卡片以积累材料。札记则是随时记下自己读书中发现的问题和心得，否则有些感受就会流逝无踪，事后难以捕捉。”(23)可见，当时无论校内外，对杨翼骧都非常重视。杨翼骧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丰硕，受到大家的关注。 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杨翼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史学史的论文。1957年杨翼骧在《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第4期发表《三国两晋史学编年》，1961年在《天津日报》发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1962年在《光明日报》发表《裴松之与范晔》，1963年在《历史教学》发表《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和《刘知幾与〈史通〉》，1964年在《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发表《南北朝史学编年》。(24)这个时期是杨翼骧学术研究的黄金期，几乎每年都有论文发表。这些论文乃是他有关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代表性论文，至今依然颇有学术价值。假如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杨翼骧还会有一系列的论著面世，在中国史学史领域的成就还会更为丰硕。 四、《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的编撰 “文革”结束后，各项工作走向正轨，杨翼骧的学术生涯也迎来新的春天。1979年11月，在天津召开《中国历史大辞典》首次工作会议，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决定由郑天挺任总主编，下设各分册主编。郑天挺对于《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纂，早有此心。在1978年11月天津的会议上，郑天挺发言说：编纂历史辞典是他五十年来的想法，“本世纪四十年代在昆明写‘清史释词’，先从清史语解入手，就是历史辞典的雏形、准备。”(25)并对编选词条的原则、办法、内容给予了详细的说明。事实上，早在1958年，他就倡导编纂历史辞典，当时还动员了南开历史系部分师生进行了尝试。(26)《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又先后于1980年8月在太原、1981年5月在上海召开编辑工作会议，商讨辞典的体例、词目、责任编委以及稿源问题。最终决定：“全书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明、清(上、下)和民族史、历史地理、思想史、史学史、科技史，共十四卷。各卷聘请主编和编辑委员会，依据统一的体例，分头进行编纂，分别付印。”(26)各分册主编皆由本专业内著名的专家担任，《史学史卷》由吴泽(1913—2005)与杨翼骧共同负责，杨翼骧负责古代史学史部分，吴先生负责近现代史学史部分。在晚年的学术活动中，杨翼骧再一次与郑天挺合作。 1981年12月，郑天挺因病逝世，《中国历史大辞典》在紧张编纂之中，未及完成。后来杨翼骧多次给学生讲治学与做人的道理时，皆推崇郑天挺，曾说：“郑天挺品德高尚，一生善良宽厚，提携下属，帮助同事，呵护学生，不争名利，接济别人等等，各种各样的好事大都做过。1979年中国史学会选举时得票最多，表明德望上最高。品德好是会得到人们尊敬的。”(28)在郑天挺诞辰百年之际，杨翼骧撰文《怀念郑天挺师》说：“先生一生为人忠厚，谦虚谨慎，治学勤奋，成就卓越，培养了很多明清史专家和人才，对学术和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实为一代宗师。先生虽然已经作古，但他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仍深深印在我的心中。我开始认识郑天挺的时候，仅是一个十八岁的小青年，而今，我已是年逾八十的老人了，岁月易逝，时不我与，抚今思昔，不胜感慨之至。”(29) 事实上，《史学史卷》在《中国历史大辞典》中是最早完成、最早出版的(1983年就已经出版了)，一经出版，即好评如潮。本卷收录词目3630条，乃是杨翼骧与吴泽共同努力的结晶，也可以说是杨翼骧完成郑天挺所交给的最后一件工作，为他们45年的学术交谊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收稿日期]2014-06-20 注释： ①杨翼骧：《怀念郑天挺师》，载南开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8页。 ②参见《杨翼骧先生学术系年》，载杨翼骧《学忍堂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③杨翼骧：《怀念郑天挺师》，载《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18页。 ④郑天挺：《自传》，载吴廷璆、陈生玺、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版，第702页。 ⑤郑天挺：《五十自述》，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1984年，第22页。又见郑天挺《自传》，吴廷璆等编《郑天挺纪念论文集》，第702页。 ⑥杨翼骧：《怀念郑天挺师》，载《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18页。 ⑦杨翼骧：《怀念郑天挺师》，载《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18页。 ⑧四篇文章皆收入《学忍堂文集》。 ⑨此事载于《郑天挺日记》(未刊)。现在并无直接史料说明，汪篯职称的提升与郑天挺听了杨翼骧的意见有关，但在现存的《1950年北京大学教职员名录》中，汪篯的职称是讲师，而前一年还是助教。 ⑩参见常建华《明清史学大家郑天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近代天津十二大学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4页。 (11)刘泽华：《教诲谆谆多启迪》，载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第149、150页。 (12)南开大学的“四大支柱”学科，是指文科中的经济学与历史学，理科中的数学与化学，此四学科在全国学科排名是名列前茅的。 (13)1956年，戴蕃豫调离南开大学，前往中国佛学院任教，晚年调往北京师范大学，在佛教史领域成就颇丰。 (14)冯尔康：《我的南开老师》，《天津史学会通讯》第1期，2000年9月。 (15)姜胜利：《整理后记》，参见姜胜利整理《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页。 (16)冯尔康：《我的南开老师》，《天津史学会通讯》第1期，2000年9月。 (17)《杨翼骧先生“厚古薄今”的表现及其实质》，《人民南开》1958年6月9日第2版。 (18)杨翼骧：《边学边教，边教边学》，《人民南开》1959年1月8日第2版。 (19)史二通讯：《用新观点、新态度进行教学——杨翼骧副教授讲课受到欢迎》，《人民南开》1959年1月8日第2版。 (20)白寿彝：《史学史工作四十年》，《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4期。 (21)参见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2002年版，《函周予同1961.8.25》，第511页。 (22)高清山：《具体指导学生深入学习练好基本功，历史系举行“如何读书”报告会——杨翼骧副教授介绍读书知识和方法》，《人民南开》1961年10月14日。 (23)历史系教师记者组：《治学要下苦功夫——杨翼骧副教授谈历史科学的治学方法》，《人民南开》1962年4月7日。 (24)这些论文全部被收入《学忍堂文集》。 (25)《郑天挺工作日记》(未刊)，1978年11月12日写。 (26)刘泽华：《教诲谆谆多启迪》，载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第146页。 (27)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前言》，《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28)杨翼骧：《谈治学与做人》，参见杨翼骧《学忍堂文集》，第453-454页。 (29)杨翼骧：《怀念郑天挺师》，《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19页。 (30)参见《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3期所发表的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