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隽[1]2002年在《现代旅游活动与文化遗产保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遗产是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类杰作，围绕着文化遗产展开的旅游活动已成为当今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旅游活动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种种的对立与统一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如何认识旅游活动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如何引导旅游活动在文化保护方面发挥它的有利作用，成为当前发展遗产旅游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由此，本文从目前遗产旅游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真实性困境入手，通过剖析内在的文化冲突，探讨矛盾可能的转化方式，并通过实际案例的分析，来达到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对文化遗产旅游的健康发展提出建议。 本文主要分为五章。第一章介绍了目前文化遗产旅游兴起的背景和现状，引出本文讨论的切入点：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两难处境——真实性困境。第二章从旅游文化和遗产文化基本属性和发展规律的分析入手，揭示真实性困境产生的根源。第叁章从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理论入手，提出应以发展的眼光动态地把握文化保护与利用的真实性问题，进而针对不同文化层面的矛盾作了细化的分析并提出了矛盾可能的转化途径。第四章选取了雷峰塔和周庄两个案例进行分析，对前文的一些观点进行验证。第五章在前面论述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可持续发展是达到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双赢的必由之路，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和对策。
余燕伶[2]2008年在《后现代视野中的文化遗产旅游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中国登入世界遗产名录项目逐步增多,文化遗产旅游逐步升温,文化遗产旅游研究也相应跟进。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要求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个旅游市场发展的新动向。进入21世纪,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与之相对应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旅游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旅游者的旅游动机与行为特征都有了显着的变化。少部分学者将后现代主义哲学理念引入旅游学科的基础研究之中,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现代旅游这种独特的经济文化现象。本文试图在后现代主义视野中进行文化遗产旅游的研究,希翼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诠释文化遗产旅游中的主体、客体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理论上补充现有研究的空白,为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绪论,介绍研究意义和研究背景、说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界定相关概念、梳理相关理论,并综述和评价国内外有关的研究。第二章在后现代视野中对文化遗产旅游的客体——世界文化遗产进行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分析,得出了文化遗产文化特征的时间和空间分异规律。第叁章在后现代视野中对文化遗产旅游的丰体——旅游者进行了分析。首先阐明其特殊性,再从旅游动机及其行为特征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后现代旅游者丰要有文化、回归和体验叁类主要旅游动机。后现代旅游者行为特征可归结为四类:自助出游,重视参与;深度体验、追求休闲;产消合一、注重消费;凸现个性、追求差异。第四章介绍了文化遗产旅游活动中的两重主客体关系,并分析了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与后现代旅游者的互动以及目的地东道主与旅游者的互动关系,提出了良性互动的建议。
罗茜[3]2006年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问题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旅游活动与文化遗产的结合日益深入,旅游活动对遗产地造成的诸多问题也日益浮现,引起了人们的日益重视。而当人们对物质类的世界遗产的保护在有条不紊的进行过程之中,人类的另一些伟大创造,一些通过口头传播流传下来的、非物质类的遗产,也面临着与物质类文化遗产同样尴尬的境遇,许多传统和民间文化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濒临消亡。在这样的背景下,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里,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客观审视旅游活动与遗产保护的关系,研究旅游活动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问题就更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感。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具有与其他物质遗产不同的本质和特征:作为人的行为活动的动态性和传承性;作为艺术、文化表达形式的创造性和独特性;作为民族民间文化的群体性和地域性。现代旅游活动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同时也对其造成了负面影响,为了正确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保护与开发的关系,促进两者的长足发展,本文引入世界遗产保护真实性理论,提出了解决两者关系的措施——保护性旅游开发,并对其概念进行了界定,针对中国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行保护性旅游开发的具体措施: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保护第一的原则及“以人为本”的原则;要正确处理旅游开发中保护与开发、继承与发展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由政府、旅游企业、当地村民和学者等四方力量搭建的保护性旅游开发主体合作模式;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开发的新思路——民族生态旅游村,对生态旅游村建立的理论依据、意义、构建原则及内容分别进行了探讨;最后提出了保护性旅游开发的其它具体措施:包括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有机结合、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等等。
张春丽[4]2008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探讨》文中研究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无形的传统的民间文化遗产,最早溯源于原始先民的文化创造,但更多则产生和流传于漫长的农耕文化社会环境中,反映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和风俗习惯。其具有传承性、活态性、无形性、民众性、地域性、多元性、脆弱性和文化艺术性等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世界的宝贵财富。进入21世纪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世界的广泛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旅游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重要手段,旅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研究已成为今当今世界尤其是我国的学术热点。我国拥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广阔的客源市场,这为我国旅游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近年来,随着世界遗产旅游的发展,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事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逐渐形成多样化的开发模式。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盲目开发、开发深度不够、欠合理规划、缺乏品牌产品等。笔者在总结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针对上述问题,提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并对此展开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理论、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价值评价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对策。最后,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为例,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进行实证研究。
马菁[5]2008年在《以文化旅游为导向的历史城镇保护与利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历史城镇是极具历史和文化价值的重要区域,是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它凝聚着先辈的智慧,记载了重要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内涵。在历史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十字路口,如何对其进行合理的保护与科学的利用是关系到文明传承的重要课题。市场经济为历史城镇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历史城镇需要市场操作的契机获得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商业性的旅游开发不可避免地在各个层面上对历史城镇造成影响,例如历史城镇原真性的丧失、“孤岛化”化现象产生、环境容量超负荷、管理模式不完善等等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本文根据历史城镇保护的特殊要求对旅游发展做出限制和规定,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指导,坚持保护为先、发展并行的原则,从我国的现实状况出发寻求历史城镇保护与发展的平衡策略和方法。论文分为六个章节,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简明的阐述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目的和相关概念界定,总结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论文的框架。第二章,从历史城镇旅游开发的目的,旅游业对历史城镇的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以及历史城镇保护对旅游发展的推动作用等方面论述了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互动关系。第叁章,通过对旅游业大环境趋势的分析以及历史城镇旅游资源和旅游价值的评估,论证历史城镇开展文化旅游的可行性。第四章,对我国典型历史城镇保护现状和旅游经营模式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归纳总结近年来城镇旅游开发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从而引导旅游开发更好的促进历史城镇保护。第五章,解决历史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文化遗产保存与经济效益创造间的主要矛盾,使历史城镇得到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实现历史城镇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契合。第六章,论文总结,历史城镇旅游开发的目的是保护,旅游开发是实现保护的途径,两者“相辅相成”。
苑文华[6]2014年在《独龙族传统文化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价值评价及开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优势资源。近年来，民族村寨依托其特殊的民族文化资源，成为了现代游客青睐的目的地。在构建和谐社会、发展民族经济的大背景下，云南省也将民族村寨旅游作为“二次创业”、振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的有效手段，掀起了开发民族文化资源的热潮。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一方面，要求民族地区保持其文化的原生性、地域性和差异性；另一方面，不合理的旅游开发会对民族地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生负面影响，对其本民族的文化特性提出巨大的挑战。基于此，本论文的研究地位于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该乡为独龙族主要聚居区域，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在宗教信仰、族际关系、生产方式、婚姻方式、教育方式等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社区。2006年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将独龙江乡列为27个传统文化保护区之一，并命名为“独龙族传统文化保护区”。作为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独龙族具备边疆、“直过”、特困、跨界民族的特殊性，同时也是贡山县旅游发展的特有民族。在现代化生活方式下，保护区内仍然保持着独龙族最淳朴的原始共产主义遗风，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卡雀哇节”、纹面习俗、结绳记事等均具备良好原生性和神秘性。伴随着独龙江乡旅游发展的大背景以及高黎贡山隧道的全线开通，独龙族“不为人知”的神秘面纱即将被揭开，对仅有4350人的独龙族而言，需要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做到未雨绸缪。本文通过大量的国内外文献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理论与实地考察基础上，综合分析了独龙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旅游开发现状，尝试构建符合独龙族发展实际的保护性旅游开发模式，以期探寻出符合独龙族文化特点的保护与开发双赢之路。本论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首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相关要求，对独龙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梳理和归类，共分为5大类36项。构建了独龙族传统文化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价值评价体系，并对研究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进行了评价分析。其次，结合独龙江乡旅游发展的SWOT分析，提出了独龙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的旅游开发思路和开发模式，具体包括：①宏观角度将其划分为独龙族文化持衡的核心区、独龙族文化区隔的缓冲区、独龙族文化展现的试验区分层式进行开发；②从微观角度出发，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博物馆、民族文化主题公园、民族文化特色体验村、节庆活动、旅游商品模式分类进行体验式开发。③提出保护区“亘古亘今，独龙秘境”的旅游总体形象，并通过构建独龙族旅游文化符号体系对形象进行强化塑造；④运用“饥渴营销”诠释独龙江乡保护性旅游开发营销新理念；⑤策划以生态旅游和文化体验发展为主的旅游产品；此外，就保护性旅游开发的保障措施提出了建议。
倪用玺[7]2005年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适宜模式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世界经济与科学文明的发展,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与保护越来越受到广大规划界的关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问题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热点话题。寻求适于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模式,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进行适度的旅游开发,促进遗产地经济的繁荣和历史文化的传承,已经成为现代规划师肩负的一大重任。遗产保护和发展旅游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在现实中如何协调处理这种关系,两者能否取得双赢,如何有效合理的开展文化遗产旅游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研究课题。 本文以物质性文化遗产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地为研究对象。在对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综述的基础上,运用研究成果归纳分析、实地调研和比较研究等方法,对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遗产旅游的概念与内涵给予界定,概括性分析了文化遗产理论研究的成果与不足之处。对于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进行了分类梳理研究。并明确了对于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的正确态度。 结合实践,选取了历史文化名城云南丽江古城、古民居村落安徽黟县宏村以及宗教建筑与石窟壁画艺术的杰出代表甘肃敦煌莫高窟叁个典型的文化遗产旅游地,。对于其遗产价值、旅游开发举措的成功经验与不足进行了比较研究。论文第五章对于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适宜模式进行了研讨,明确了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体系的目标、内容与开发原则,结合规划与管理模式,给出了文化遗产地旅游开发的措施建议。最后以秦始皇陵遗址公园为例,就其如何开展可持续的旅游开发方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并给出了旅游开发规划与管理的对策与建议。
张巍[8]2007年在《以旅游开发为主导的丽江古城遗产保护案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历史城镇承载着一定地域内人类的历史、思想、政治、文化、艺术以及世世代代市民的生活形态等方方面面的丰富内涵。它们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了解过去,这些地方具有独特的价值而值得世代保存。独有的社会文化与物质文化特征使得历史城镇有别于大城市,吸引许多都市居民前往观光度假。而旅游业也为当地以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在欠发达的历史城镇中,城市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国际和国内旅游业。最终,旅游业,若是要作为一项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则必须对遗产的保护进行投资,以确保旅游业赖以生存的文化与自然资源得以存活。当前,商业性旅游开发几乎已经成为历史城镇通用的保护性开发模式。然而,随着旅游的发展,历史城镇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也开始出现各种问题,旅游开发是一种保护还是商业性破坏的辩论已经成为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论文选题正是基于此背景下进行。论文选取迄今为止商业开发最为成功的一个历史城镇之一——丽江大研古城为具体研究对象。论文的写作共分为七章进行。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论文选题的背景、研究的意义,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的相关研究现状、确定了论文研究的内容与目的,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及论文研究框架等基本情况。第二章对论文研究对象的本体——丽江古城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人工环境等做了基本的介绍,并总结了笔者进行实地调查的结果。第叁章到第六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第叁章介绍了丽江旅游开发的概况以及分析了旅游对包括语言、居住、节日、价值观念、民族意识在内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连带关系。为后文分析旅游业过度扩张对丽江古城遗产保护的影响作出了铺垫。第四章主要从具体保护措施尤其是丽江模式,以及城市规划几方面介绍了丽江古城遗产保护的发展历程,并对这些这些具体措施以及规划手段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第五章和第六章是论文主体的核心,其中,第五章在之前叁章的铺陈下,分别从商业功能与城市职能、物质空间环境、人口结构以及历史文化四方面,详细分析了当前丽江古城在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双重作用下所面临的问题。揭示了旅游开发在过度的状况下对丽江古城各方面的负面作用。第六章对丽江古城当前遗产保护模式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首先分析了旅游活动与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冲突的根源,然后对丽江模式进行了解读和反思,最后总结了丽江古城当前保护模式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思考和建议,以及对其他历史古镇的遗产保护作出了启示。第七章对全文写作进行了总结。
冯珊[9]2010年在《中韩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旅游开发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史文化名城和它的历史街区,不但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城市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所经历的沧桑变化,显示并着重说明了城市的发展是具有延续性规律的,历史保护就是要保持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因此它不仅应侧重于历史古迹的保护,还要保护那些表面似乎破旧,但反映城市过去发展历程的历史街区、中心区和旧城区部分,而历史遗产的宝贵也就在于它的不可再生性,因此,对历史街区,尤其是对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街区的传统风貌。历史街区由于其独特的建筑特色,环境景观,文化内涵以及历史事件等,对旅游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成为一种独特的城市旅游资源。如何协调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保护和旅游开发分别对历史街区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何种重要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历史街区的保护和旅游开发问题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中韩两国一衣带水,有着相同的文化渊源,而对两国在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旅游开发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各自的措施与方法,得出两国值得互相借鉴的启示,对历史街区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充实。论文主要对历史街区保护和旅游开发的概念进行了分析阐述,整理历史保护和的相关理论和发展趋势,其后在对中国和韩国历史街区保护和旅游开发实例,上海新天地和首尔仁寺洞中韩两国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街区进行分析比较,并通过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详细分析对比中韩两国历史街区在保护与旅游开发问题上的方法和策略,最后在分析对比的基础上,归纳出了在新的时代特征下在历史街区保护与旅游开发问题上,两国可以相互借鉴之处,即在历史街区历史景观保护、在历史街区人文环境保护、在历史街区旅游服务以及旅游宣传等四大方面的中韩比较启示。
潘文焰[10]2014年在《节事资源旅游产业化的机理与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关系是整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要高度重视的基本问题。过度依赖物质资源的传统工业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物质资源日渐见紧,人口与环境的关系日益恶化,而随着工业化后期甚至是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加注重对低能耗、低污染、可重复利用的文化类资源的开发利用。节事资源的旅游产业化,是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方式,也是旅游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对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解决人口与环境、经济、社会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促进旅游业与文化节事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的支撑和现实路径的指导。本研究聚焦于节事资源旅游产业化的理论与路径的研究,融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首先,本研究在充分的文献搜集和分析归纳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推理与逻辑思辨相结合的方法,构建节事(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效应”理论体系,具体包括节事与旅游(两种产业)之间的(双重)集聚效应、互动效应和共生效应,叁种效应的连续共同作用推动了节事与旅游的融合,催生了节事旅游产业的产生,并促进其发展。其次,基于以上理论,本研究运用现场考察体验,以及问卷、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案例调查,并结合演绎推理,根据“人口-产业”的视角提出节事资源旅游产业化的发展路径：即首先要对作为消费者群体的节事旅游人口进行调查分析,然后基于此,遵循“节事旅游资源的开发—节事旅游产品的生产—节事旅游产业的(综合)运营”的逻辑顺序有序开展各环节的工作。通过研究,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同时也是本文在研究内容上的创新性成果。(1)节事与旅游的融合效应是节事资源旅游产业化的内在机制原理。首先,节事与旅游(两种产业)的(双重)集聚效应具体包括节事的集聚效应和旅游的集聚效应,为二者之间的互动效应及共生效应奠定了基础。其次,节事与旅游的互动效应表现为客源互动、资源互动、生产互动和营销(品牌)互动等方面,其内部的作用机制为：节事活动的举办对当地旅游产业的“触媒效应”以及旅游产业基础对当地节事活动产业发展的“母体效应”,二者相互作用、彼此促进。最后,关于节事与旅游的共生效应,从“人口—产业”的视角来看,具体表现为客源在需求、认知、行为等方面的融合共生,以及产业的资源、产品和(综合)运营等多方面的融合共生,从而形成其融合共生体——“节事旅游产业”,成为一种新型的产业。(2)对节事旅游人口的属性、需求、认知及行为等方面特征的分析,是各地节事资源旅游产业化发展的基本前提。根据对不同节事活动类型的经典案例的调查结果可知,节庆活动、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各主要节事活动类型的消费人群在人口的基本属性、需求(动机)、认知(注意),及其行为等方面都有各自的内在特征,但也存在一些共同的规律。因此,我们应该根据这些内在的规律,并遵循各自的个性特征,有序进行节事资源的开发利用、产品的生产、产业的综合运营等方面的工作,切实推进节事资源的旅游产业化的实践发展。(3)节事本质上是一种民俗(文化)现象,因此节事资源本质上是一种民俗(文化)资源,具有自身的特征。首先,从本质属性上看,节事资源谱系主要由物质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资源和名人文化资源叁种资源类型构成。其次,根据与当地旅游业的融合程度及效应的大小,可供旅游(业)开发利用的节事(资源)可分为旅游型、强旅游型、半旅游型和弱旅游型四种类型,我们应根据其不同的特点,对其进行差别性的开发利用,促进节事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即发展节事旅游产业。第叁,从时间维度上看,对于传统节庆文化资源的(创意性)开发,应以系统论思想为指导,以尊重性、创新性、整体性、规模化为基本原则,基于节事形象识别系统(FIS)和实体运行系统,分别从空间和时间两条路径有序展开。(4)节事旅游产业链上各环节的专业化分工与产品的专业化生产是紧密相联、互相促进的。一是节事旅游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应该根据“供(应)—(生)产—(营)销”这一产业链生态的内在逻辑展开,分别从核心产业链与延伸产业链两方面构建产品体系。二是节事旅游产品的专业化生产,根据节事资源所依附的空间的不同,可以有属地化与飞地化两种空间(开发)生产模式。同时,为了更好地促进节事旅游产品专业化生产,应基于当前我国旅游业和节事活动产业的现状,注意理顺管理体制,明晰运行机制,以保障节事旅游产品专业化生产的正常进行。(5)节事旅游产业的集聚化运营是节事资源的旅游开发利用和节事旅游产品专业化生产的基础,对节事资源旅游产业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从空间的集聚化和营销的集聚化两方面具体展开。一是节事旅游产业的空间集聚化发展,是以节事旅游产业链的生态均衡为依托,以节事旅游产业集群为结果,以节事旅游产业集聚区为空间组织形式而展开的。具体而言,节事旅游产业集群有客源驱动型、市场驱动型和混合驱动型叁种发展模式;节事旅游产业集聚区(即节事旅游综合体)的发展也有旅游景区依托型、休闲公园依托型、主题乐园依托型、文化(创意)园区依托型、游憩商业区依托型、会展设施依托型、文体场馆依托型、综合依托型等八种发展模式；节事旅游产业生态链的均衡也可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进行优化。二是节事旅游产业的营销集聚化,其核心就是要进行节事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营销,应包括目的地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两个方面。具体而言,节事旅游地形象塑造的关键任务是要从显形象和隐形象两个层面,科学建构其形象(识别)系统,通过显形象影响人们的视觉识别,借助隐形象影响受众的行为识别和理念识别；节事旅游地形象传播的本质就是对节事旅游地形象所要表现的意象进行内容策划与形象设计,从概念突破开始(准确定位形象,明晰核心理念),再进行表现创新(提炼形象符号,并规划活动系列),并通过创建适合的目的地营销机构和目的地整体营销机制来加以保障支撑。此外,本文的研究还进行了一些创新尝试,如：首先,基于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这一独特的视角,创建了节事与旅游的“融合效应”理论,形成了初步的理论框架体系,并针对节事资源的旅游产业化提出了具体的实施路径框架。其次,首次根据与当地旅游业的融合程度及效应的不同,将节事(资源)分为旅游型、强烈旅游型、半旅游型及弱旅游型四种不同的节事(资源)类型,进而提出节事资源旅游开发的不同策略体系。再者,总结归纳了节事旅游产业链生态及其产品体系,提炼总结了节事旅游产业集群及集聚区的多种发展模式,以及创建了节事旅游目的地形象识别系统,等等。
参考文献：
[1]. 现代旅游活动与文化遗产保护[D]. 吴晓隽. 浙江大学. 2002
[2]. 后现代视野中的文化遗产旅游研究[D]. 余燕伶.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3].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问题研究[D]. 罗茜. 湘潭大学. 2006
[4].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探讨[D]. 张春丽.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5]. 以文化旅游为导向的历史城镇保护与利用研究[D]. 马菁. 重庆大学. 2008
[6]. 独龙族传统文化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价值评价及开发研究[D]. 苑文华. 云南师范大学. 2014
[7]. 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适宜模式比较研究[D]. 倪用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5
[8]. 以旅游开发为主导的丽江古城遗产保护案例研究[D]. 张巍. 重庆大学. 2007
[9]. 中韩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旅游开发比较研究[D]. 冯珊. 四川师范大学. 2010
[10]. 节事资源旅游产业化的机理与路径研究[D]. 潘文焰.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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