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改革时代与中国包容性增长——后改革时代中国践行包容性增长的原则及路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包容性论文,中国论文,时代论文,路径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语］：自从亚洲开发很行、世界银行以及胡锦涛主席先后提出“包容性增长”以后，这一概念与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热议。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是理论界与实践部门共同关注的问题，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全新的系统概念，既是一种理念，又是一种增长方式、分配方式；既强调共享增长，又强调全面、可持续增长。本期我们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理念的形成、内涵、政策含义、理论维度、特征、价值取向、基本原则等方面来阐释包容性增长，并进一步探讨后改革时代中国践行包容性增长的路径，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广泛讨论。
主持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永秀教授
包容性增长作为后改革时代的一种全新增长观，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判断，为解决前改革时代经济增长带来的问题提出了基本原则。同时包容性增长的实现意味着从前改革时代的偏重GDP增长模式向后改革时代全新增长模式的转型，增长模式的转型必然要求中国后改革时代经济增长路径实现相应的转型。
一、后改革时代中国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原则
后改革时代中国践行包容性增长除了要建立起完备的制度外，还应当重视建立经济增长的价值判断模式。价值观和价值判断作为一种文化纬度暗示的不同目标导向将对包容性增长的实现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后改革时代中国践行包容性增长必须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的原则
非包容性增长以狭隘的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认为经济增长主要通过GDP来计量，经济增长在发展中处于关键位置，重经济增长、忽视社会进步，重效率、忽视公平，重物质增长、忽视人本价值，重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重局部、忽视全局。但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和人的全面发展。包容性增长要求“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认为社会发展状况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和社会福利增量的基本方面，主张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和物质积累，社会发展必然缺乏物质基础。而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条件支持，如果社会发展长期受到抑制，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难以保证。因此，后改革时代中国践行包容性增长必须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原则。
（二）坚持经济增长成果惠及全体劳动者的原则
包容性增长不仅要提高经济增长的数量，而且是在数量增长的基础上，使增长的成果惠及全体劳动者。一方面是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福利，另一方面使劳动者的收益与其努力程度相关，从而激励全社会的生产性活动[1]。随着经济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全体劳动者，社会福利会得到显著改善；随着经济增长，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断提高，收入分配越公平，人民分享的经济增长成果越多。劳动者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占份额越大，社会分配越均等、公平；随着经济增长，劳动收益逐步提高，资本收益逐步减少，资本收益的加成定价转变为工资加成定价。劳动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即分配率越高，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
（三）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原则
包容性增长强调民生本位，需要在经济增长和福利增长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要避免强调福利增长忽视经济增长。也要避免过分强调经济增长的核心地位，而忽视民众的福利改善。包容性增长的提高应该降低贫困发生率，使绝对贫困逐步得到解决，但经济的高增长本身并不能够自动减少贫困。有效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政策要改善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确保贫困人口普遍受益，使穷人受益于经济增长，并与其他社会阶层一道分享繁荣。随着经济增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逐步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将对促进包容性增长发挥核心作用。
（四）坚持使人的发展条件得到改善的原则
经济增长本身不是人的最终目的，它只是人类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手段之一，人的发展依赖于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始终处于经济活动的主体地位。经济增长水平越高，福利供给越丰富，从工作、生活中获得的满足越多，人们的身心就越能够获得健康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只有以人的发展为尺度，才能最真切、全面地反映出来。
（五）坚持全面协调发展的原则
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经济增长中，要坚持全面协调发展原则，一是在后改革时代坚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在后改革时代践行包容性增长要坚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二是在后改革时代坚持物质与精神的协调发展。随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精神文化、健康安全、教育水平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在后改革时代物质发展的基础上，要促进精神、文化的发展。三是坚持多目标的协调发展。在后改革时代践行包容性增长不仅要考虑经济发展，而且应考虑包括人类生存和发展在内的其他方面，诸如安全、健康、教育、收入和财富分配、就业水平和环境质量等方面的发展。四是坚持短期与长期的协调发展。在后改革时代践行包容性增长，必须保证人类对环境和资源的永续利用。
（六）坚持人文终极关怀的原则
数量型经济增长的终极关怀是物质财富的增长，人是经济增长的手段。而包容性增长的终极关怀是人文关怀，人是经济增长的终极目的。后改革时代的包容性增长应该有其自身的人文关怀和人文向度。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能够增加人们的快乐和幸福，但人们的快乐与幸福并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能否增加人们的快乐与幸福，要看经济增长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取得的，能否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社会物质财富和生态财富得以增加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质量就会得到较大提高，人们的快乐和幸福就会得以增长。在后改革时代践行包容性增长要极大地提高人们的快乐和幸福，关注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由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更加注重建立并维持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
二、后改革时代中国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路径转型
无论从国际发展与和平两个主题看，还是从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每个公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目标看，“包容性增长”的意义都极其深远。作为一种全新的增长理念和增长模式，中国在后改革时代践行包容性增长必须实现路径转型。
（一）发展战略的转型：为包容性增长提供新的战略导向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进入到了后改革时代，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也进入到了新的阶段。面对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挑战，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确立与后改革时代经济增长新阶段相适应新的发展战略：第一，在战略思路上，后改革时代践行包容性增长要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以和谐为目标，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原则，以知识和技术创新为动力，以制度创新为基础，实现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以追求效率、秩序、民主为目标的政治现代化；以城市化为社会特征的社会结构现代化；以人的素质提高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变革为主体的人的现代化。第二，在战略目标上，后改革时代践行包容性增长要由过去单一追求GDP的短期增长目标转向追求全面发展的长期综合目标。第三，战略创新方针上，后改革时代践行包容性增长由过去的制度创新转向综合创新。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加强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内容的综合创新。第四，战略措施上，后改革时代践行包容性增长要由单一“市场化”路径转向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低碳化和生态化的综合推进，增强对外开放能力和国家综合竞争力。
（二）经济增长观的转型：为包容性增长提供思想导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以体制转型为主线，以渐进改革为路径，通过宏观体制、微观体制的改革，以及发展环境的改善和对外开放所提供的动力机制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但在2007年以来的短期经济波动、2009年的经济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的困境要求我们要实施包容性增长，而包容性增长意味着在后改革时代要确立新的科学增长观，为包容性增长提供思想导向。第一，包容性增长更加强调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论”通过引入竞争，取得了经济发展。但‘先富’的政策倾斜一味追求经济高增长，使可持续发展受到了挑战，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后改革时代践行包容性增长要更加强调共同富裕。第二，包容性增长更加强调和谐。改革开放尽管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由此带来了诸多不和谐问题。后改革时代践行包容性增长要更加强调和谐，要由利益失衡向和谐转变。和谐主要包括几个层面：一是制度和谐，要由制度冲突向制度和谐转化；二是利益和谐，要实现从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转化；三是社会阶层的和谐；四是思想意识的和谐。第三，包容性增长更加强调以民生为本位。包容性增长更加突出地显露出教育作为民生之基、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收入分配作为民生之源、社会保障作为民生之安全网的重要性[2]。第四，后改革时代践行包容性增长更加强调经济增长质量。过去由于重点强调经济增长的数量，而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造成了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低质量”，包容性增长要更加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第五，包容性增长更加强调增长成果的共享。过去改革利益和成果没有被大多数人分享，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严重差距、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后改革时代践行包容性增长在改革目标和价值判断上要强调改革成果的分享性，使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的成果。
（三）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为包容性增长提供社会环境
后改革时代中国践行包容性增长要实现由“以物为本”的传统增长模式向“以人为本”的现代增长模式转型。前改革时代经济增长模式是“以物为本”的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会阻碍国民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影响人与自然、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而建立在包容性增长理念基础上的新型增长模式的核心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因此，后改革时代践行包容性增长要实现由“以物为本”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向“以人为本”的现代新型增长模式的转型：（1）从内容上看，包容性增长要实现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使人类的经济活动不构成对自己生存环境的破坏，把产业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对接，使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相统一。（2）从衡量指标体系上看，要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多项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3）从结果上来看，使经济发展在满足人的需要方面达到时间与空间上的统一，在时间上要满足不同时代人的需要，空间上要满足所有当代人的需要。站在优化人类生存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足够空间和资源的高度，着力创造一个适应人类自然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
（四）经济增长制度的转型：为包容性增长提供新的激励
第一，在正式制度方面，一方面建立科学的政绩评估体系。前改革时代非包容性增长弊端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以GDP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和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所形成的强烈导向作用，形成了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观。后改革时代基于包容性增长的新政绩考核体系应该以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为核心指标，以“国民收入倍增”取代GDP作为考核政绩的主要指标。另一方面要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前改革时代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没有或不能很好地反映其社会成本和社会福利的提高。因此，后改革时代践行包容性增长要积极探索科学衡量社会发展的核算方法。核算经济活动的产出，不仅要核算显性的和隐性的经济增长成本，更要核算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同时要建立激励创新的制度。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优化教育结构，推行素质教育，扩大教育资源，加快创新人才的培养，使教育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鼓励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领域和前沿核心技术领域进行创新，努力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使自主技术创新与世界科技新趋势保持同步[3]。把科技的产业化放在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的突出地位，使经济增长能包容创新。第二，在非正式制度方面，要确立起伦理至善的增长伦理，依据包容性增长的要求，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发展取向上，追求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协同，通过社会有序发展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保证；在发展机制方面，注重增长目标的多样性、复杂性、整体性；在增长目标方面，以人的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关怀。第三，在制度环境方面，后改革时代要促进收入分配体制的创新，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为包容性增长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以富民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建立合理的分配与再分配体制，完善住房、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城镇贫困阶层和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
（五）实现人的转型：为包容性增长提供新的主体
经济增长是通过经济主体实现的，后改革时代践行包容性增长需要实现人的转型，为包容性增长提供新的主体。人的转型包括个人身份转型、人格状态转型和生活方式变革，这些方面的转型不仅体现着包容性增长的要求，而且实现了人本发展。一是实现个人身份转型，使个人身份由乡土社会的人向市民社会的人转型。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的进步，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提升。正是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二是实现人格形态的转型。使人格形态由依附型人格向独立型人格转型，使社会的每个个体都具有均等的选择机会，都拥有自主选择权。后改革时代的包容性增长应该突出个体的主体性，形成独立、平等、自由的人格，摒弃出身门第、亲属关系、等级特权观念。在后改革时代包容性增长的实现过程中要求人依靠自己的独立思维和个性进入市场。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开放意识、进取精神成为现代行为方式的意识主导。三是促进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型。后改革时代包容性增长的实现要使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提高人们创造和占有自身价值的能力。在物质需求被更大程度满足的基础上，人们的精神需求突出发展，精神上不再紧紧依附于物质需求。通过人的转型，为包容性增长提供新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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