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应用与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恩斯论文,战后论文,在美国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今年是我国著名美国史专家、我院博士生导师黄绍湘教授八十华诞，本刊特发表先生此文，以表达我们对她的良好祝愿。
本文对二次大战后凯恩斯主义在美国应用与演变的历史进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作者认为，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由盛而衰的历史，反映了美国经济因推行赤字财政政策而走向滞胀的历史，标志着战后美国经济实力已从其顶峰逐渐滑下来，走向了相对低落的历史阶段。
凯恩斯主义是本世纪三十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和特种萧条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中心思想是推行赤字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以克服经济危机，医治失业。四十年代后，凯恩斯主义风靡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政府以凯恩斯主义理论为主要依据，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大规模的干预，调节社会总需求，以摆脱与缓和危机，促成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应用与演变经历了一个由极盛而衰的历史进程。从战后初期到六十年代末，凯恩斯主义在美国风行一时，美国经济以沉重的赤字负担，取得了20多年的持续增长的势头，但潜伏了国民经济失去平衡的危机。到了七十年代，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发的“滞胀”危机发生。凯恩斯主义失灵。八十年代，美国政府实行供应学派、货币主义的政策，削减大企业税收，刺激供应，但继续奉行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扩大国防开支。尽管美国经济于1984-1987年走出滞胀困境，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高赤字引发了高利率、高国债、高外贸赤字。1990-1991年美国爆发了战后第九次经济衰退，复苏乏力。直到1994年西方发达国家才揖别了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回升较快，经济持续增长约4%，通货膨胀被控制在3%以下。可是，美国经济现处于两难境地：增长已达极限，显露过热迹象。如不降温，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联邦储备委员会自1994年2月迄今已七次提高利率，使美国经济软着陆。但联储继续提高利率亦有可能导致经济严重萎缩。足见赤字财政和长期冷战以及侵朝侵越战争，消耗了美国的国力，造成的内伤很重，赤字财政的恶果教训十分深刻，值得记取。
一
美国自建国以来，到本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实行“新政”前，一直奉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大爆发，震撼了资本主义世界，宣告亚当·斯密自由放任学说的破产。之后，代之而起的是凯恩斯经济学说。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英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还是以研究货币理论著称的剑桥学派的经济学者，主张实行管理通货以稳定经济。1933年，他出版了《走向繁荣之路》，提出运用赤字财政以摆脱经济萧条的新论点，标志着凯恩斯由货币经济学家走向独立的宏观经济学体系①的重要一步。凯恩斯经济学的特点，一是否定从亚当·斯密以来直到马歇尔②所谓新古典学派听凭市场经济自动调节的作用；二是批判萨伊定律③。萨伊定律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只承认个别商品的暂时供求失调，而且这种失调将由市场自由竞争的自动调节作用而终于消失。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和特种萧条宣告萨伊定律破产。凯恩斯就是以彻底批判萨伊定律，摆脱旧货币数量论起家的。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建立了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整个社会提供的产品不能全部被个人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所吸收。他主张由政府采取赤字财政政策，扩大开支以弥补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的不足，“消除”失业和危机。他认为：通过调节总需求，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使供求失衡恢复到供求均衡，弥补了那只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自动调节的缺陷。1944年，凯恩斯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维护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制，凯恩斯经济学由于适应西方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需要，而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接受，作为制定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二战后，凯恩斯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新正统”的地位被确定下来④。
国内外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罗斯福“新政”是凯恩斯经济学说的具体运用，凯恩斯经济学说是罗斯福“新政”的理论基础。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新政”的实施是罗斯福为挽救濒于破产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而采取的大胆的尝试。罗斯福放弃预算平衡，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如举办公共工程、进行社会救济、稳定金融信贷、调整工农业生产等具体措施，通过国家干预，恢复了银行的信誉，调整了经济结构，缓和了经济危机。1934年6月，凯恩斯来到美国与罗斯福会晤。他向罗斯福建议，美国政府每年必须出现三亿美元的赤字，经济才能完全恢复，但没有产生什么影响。⑤延至1938年，凯恩斯经济学由于得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汉森的支持才在美国广泛传播，当时“新政”在美国早已实行好几年了。英国经济学家埃里克·罗尔认为：“凯恩斯对摆脱经济萧条的处方与‘新政’……是有力的巧合。”⑥美国经济史学家沙伊贝等人认为“新政府在不了解或不承认英国名人凯恩斯的时候却符合了凯恩斯经济学。”⑦另一种说法是：七十年代美国出现“滞胀”危机局面时，凯恩斯主义失灵，凯恩斯也受到广泛而严厉的谴责。这也是不够全面的。凯恩斯主张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以刺激经济，是针对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凯恩斯在一些文章中，再三警告不能随随便便采取通货膨胀政策，他的扩张有效需求理论只能用于失业严重、生产极其萧条地区，不能随处乱套⑧。下面对凯恩斯主义理论上重大演变进行一些具体分析。
二
二战后盛行于美国的凯恩斯主义，已不是凯恩斯的原义，而是美国凯恩斯主义者根据美国统治阶级的需要，在继承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同时，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多次修正而形成的新论点。1946年4月凯恩斯逝世，凯恩斯主义的信奉者分裂为两大派：一派是以英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卡尔多等人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主张进一步割断凯恩斯学说与传统庸俗经济学的联系，又称凯恩斯左派；另一派是以美国汉森、萨缪尔森、托宾等人为主要代表的后凯恩斯主流派⑨。他们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凯恩斯坚决摈弃的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融合在一起，因而自称“新古典综合派”。他们认为，凯恩斯强调国家宏观调节理论，是为了补救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以期达到充分就业和经济繁荣；马歇尔经济学强调资本主义的自动调节，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的高效率有利。二者是互为前提，相互为用。⑩这是凯恩斯主义理论历史性的重大演变。由于战后美国经济实力的空前膨胀，军事实力的巨大扩展，在资本主义世界居霸主地位，美国凯恩斯主义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占主导性优势，自诩为凯恩斯主义新正统。
一定的财政政策需要一定的预算理论来支撑。本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前，美国奉行的年度平衡预算理论既无法解释二战后赤字财政的客观实际，必然注定由新的预算理论来代替。四十年代，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阿·汉森根据凯恩斯赤字财政政策在长期内是取得预算平衡的积极方针的主张，提出周期预算平衡论代替年度预算平衡论，即以经济高涨阶段的预算盈余来弥补经济萧条阶段时的预算赤字。这种把财政赤字和盈余结合交替运用的财政措施又称作“补偿性财政政策”。它宣称可以避免经济大幅度波动，保持长期稳定的就业水平。这与历史实际是不符合的。二战后资本主义周期阶段性不明显，往往是在长期严重的衰退之后，紧接着是短期的繁荣，衰退阶段呈现大量赤字，而在繁荣时期只有少量甚至没有盈余。周期平衡实际上成为周期赤字。(11)周期预算平衡论盛行于50和60年代。六十年代初，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已开始提出“充分就业预算”的概念（亦即“财政机能论”）。“它的论点是：不同时期社会上的投资水平不同，为达到充分就业要求政府追加的投资也不同，投资的赤字或结余应当依据这种客观需求来设计。同时，应当区别积极的赤字和消极的赤字。在就业不足、生产下降时，预算收入减少，收不抵支，出现赤字是消极的赤字；为达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投资，暂时发生的赤字是积极的赤字，因为它终将为政府带来更多的收入。政府的任务就是审时度势，准确核算，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来进行预算收支的设计。反对仅以保证预算结余为目标的单纯财政观点。”(12)“充分就业预算”是以一种假定为前提的，即预算的编制要以经济处于所谓“充分就业”（即失业率为4%，后又修改为5%、6%）时联邦政府所能达到的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的水平为标准，或者说要以政府的财政支出来保证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而不管现实的财政收支是否平衡(13)。“充分就业预算”论较“周期预算平衡论”看起来更有说服力，又能为美国赤字财政长期化进行辩护。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取代了“周期预算平衡论”，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预算理论。“充分就业预算论”实施以来，尽管财政赤字升高到创纪录的水平，但充分就业从来没有实现过。
美国预算理论的演变，是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对凯恩斯主义财政理论的引申与补充，集中地反映美国赤字财政收支政策的发展总趋势。
三
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运用和演变的历史，反映了美国政府推行赤字财政政策走向滞胀的历史，标志着战后美国经济实力从顶峰逐渐走向相对低落的历史进程。
战后美国经济的增长是与美国财政赤字上升同步实现的，它是和美国历届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需要，运用凯恩斯主义财政、货币政策措施来刺激有效需求分不开的。庞大的军事开支始终是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此我们有必要进行回顾并作简要的分析。
战后初期，由于许多国家在战争废墟上重建本国经济，为美国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投资场所。战后美国在国际收支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平均每年国际收支顺差达80亿美元；在国内，由于战时受到抑制的民用工业设备的更新和科技革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经济高涨，1946-1948年出现了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无庸讳言，从全局来看，战后美国虽进入和平时期，但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直接参与战争中渡过的。而且军工生产和军费开支始终在各种借口下大规模地进行着，作为刺激国民经济的手段。军费开支的扩大使财政赤字剧增，同时也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这已由美国战后历史实际所证实。
二战结束时，杜鲁门政府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带头实行冷战政策，在各地扶植右翼政府，坚持反共政策，敌视新中国，在世界各地广设军事基地，在海外大量驻军，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1946年2月，杜鲁门签署《1946年就业法》，它是以凯恩斯主义理论为依据的，反映美国朝野对战后失业重新上升的担忧。它赋予联邦政府对社会就业问题承担责任，但没有确定什么是最大的就业，也没有提出实现最大就业的手段和方法。而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阿·汉森却吹嘘说：“1946年的就业法案是充分就业计划的伟大宪章。”(14)1947年美国“军转民”工作基本结束，民用工业人数从1945年的5390万人增加到5930万人，但1946和1947年失业人数仍占劳工总数的3.9%(15)。杜鲁门是开始运用补偿性财政政策的总统。1946-1950年杜鲁门执政期间，联邦政府总开支为1960.76亿美元，直接军费总开支为764.88亿美元，其中1948年军费开支减少，压低到118亿美元，同时联储实行紧缩银根政策，加速1949年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的到来，失业率由1948年的3.8%上升到1949年的5.9%(16)，杜鲁门政府大力扩充军备，以国民经济军事化作为刺激经济和“反危机”的主要手段。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命令美军对朝鲜作战。美国经济再次通过扩大战争需求的刺激，出现“战争景气”。1953年侵朝战争高峰时，美国直接军费达504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支出的65.7%，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1%。1953年7月，上台未久的艾森豪威尔结束了朝鲜战争。美国经济在战争中形成的高涨过程被打断，8月，爆发了战后第二次经济危机，直到1954年4月才结束。艾森豪威尔在政治上是恪守共和党“小政府”信条的保守主义者，主张维持传统的预算平衡。但为了应付危机，不得不用减税、削减联邦政府开支的办法。联邦储备当局改变紧缩通货政策，从1954年经济衰退时直到1955年也实行放松银根政策，这种作法导致了通货膨胀(17)。1957年4月到1958年4月新的经济危机爆发，较前两次危机严重得多，出现了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新情况。联储采取提高利率的紧缩政策，又诱发了1960年的经济危机。
艾森豪威尔为平衡预算开支曾作过一些努力。在他执政八年中，有一半财政年度有盈余。但他的全球战略、穷兵黩武的政策与平衡预算的愿望背道而驰。艾森豪威尔趁法国撤出印度支那之机，插手东南亚，并积极向中东和非洲地区扩张，加强对拉美全面控制。国民经济军事化高度发展，尖端科学技术被纳入军事化的轨道，加强了由杜鲁门执政时期形成的庞大的军事—工业综合体（政府军事机构和军工工业联盟），使它成为美国推行侵略扩张的原动力。在艾森豪威尔执政八年间，军费开支仍接近朝鲜战争水平。在衰退来临时，艾森豪威尔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1957年12月13日，艾森豪威尔在危机严重关头宣布放弃了“平衡预算”原则，采取以军费的膨胀为中心、扩大政府支出的赤字财政政策。1958年财政年度出现了103亿美元的赤字，1959年赤字超过120亿美元。国民经济增长率1956-1961年年平均数为2.1%，失业率1958年达到6.8%。(18)
肯尼迪上台时，1960-1961年战后第四次经济危机尚未过去，这次危机来势凶猛，严重地打击了美国经济的“三大支柱”——钢铁业、汽车业和建筑业，农业危机也正在深化。最高失业率达7.1%，企业破产数创1929-1933年危机以来最高水平。同时发生了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1960-1973年先后发生了十次美元危机）。战后初期，美国对外贸易占绝对优势，由于侵朝战争期间美国向国外购进大量军需物资，出现了进口激增、出口锐减的局面，使贸易顺差急剧下降。50年代西欧和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并高速发展，世界贸易结构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贸易顺差是美国国际收支的巨大来源。50年代起，美国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放慢，出口减少，入口增加，外贸盈余剧减，海外军事开支则大量增加，1950年出现了36亿美元的巨额赤字，进入长期逆差的开始。当时美国凭借美元等同黄金的特权，可以用美元支付，因此黄金流失不多。1957、1958年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急转直下，西欧和日本的工业产品不仅夺去了美国的大片海外市场，并且大量打入美国国内市场。外贸盈余锐减，而伴随着美国对外侵略扩张出现的私人资本输出、对外“援助”等国家资本输出和海外军事开支均急剧增加，国际收支逆差扩大，1958年逆差高达35亿美元，1959年再增加到37亿美元。因而出现美国黄金储备大量流失，到1960年10月，黄金外流数目超过美国黄金储备，资本主义世界纷纷抛售美元，抢购黄金，促成第一次美元危机的到来。肯尼迪面临两难处境：若要保卫美元，缓和美元危机，就必须提高利息率，收缩通货，这势必使生产过剩危机恶化；相反，若要缓和生产过剩危机，则必须降低利率，扩张信用，膨胀通货，这势必又使美元危机恶化。两者都不符合肯尼迪“经济增长计划”。联储配合肯尼迪计划，制定了既保卫美元又实现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即采用双重利率措施，对短期贷款提高利率，其目的是阻止美元外流并吸收散布于世界各地、特别是集中于欧洲的“欧洲美元”；对长期贷款降低利率，以刺激国内投资，加速经济增长。这项政策在一定时期内起了抑制黄金外流和克服危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肯尼迪是战后民主党总统中虔诚信仰凯恩斯主义、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不怕赤字、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总统。他一反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过于保守的财政政策，采取积极的拓展性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并解决就业问题。为此，肯尼迪延聘凯恩斯主义者新经济学派沃尔特·海勒、詹姆斯·托宾和阿塞·奥肯等人为经济顾问，海勒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采纳了他们关于“经济增长计划”的意见。“经济增长”论的倡导者罗斯托也深受肯尼迪和约翰逊的重用。
肯尼迪在1962年6月11日在耶鲁大学的讲演，是他决心以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促进经济增长的标志和宣言书。
肯尼迪的减税政策是政府运用凯恩斯主义主张来调节和干预经济措施的重要手段。1961年肯尼迪上台后即实施“直接计划”，降低公司的税收，首次对新投资提供7%的投资税优惠，并提高战时推行的企业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率。1962年又进一步要求国会削减个人所得税(19)100万美元。这一建议到约翰逊继任后1964年被国会通过，修订为两年减税115亿美元。将个人所得税率从20-91%降至16-77%，但起征点却从2000美元降至500美元，以致使过去达不到起征点的人也包括进入缴税者的行列。1965年，税率又进一步降至14-70%，有效期一直延续到1981年。而且公司所得税的削减要比个人所得税削减的幅度大得多。公司所得税率从30-52%降到22-50%，1965年进一步降到22-48%，投资税优惠不仅继续有效，而且扩大其运用范围。由联邦政府通过减税、免税和退税对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提供刺激，以及对私营企业给以投资优惠、加速折旧等办法刺激经济，使岁入减少，收支差额扩大，同样属于财政膨胀政策的范畴。
尽管肯尼迪执政时间不长，但他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节作用，推进赤字财政政策的措施，促进了经济增长，肯尼迪执政两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5.6%。在美国运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史上，留下了鲜明的标记。
肯尼迪为了与苏联争霸，入侵古巴猪湾遭到失败后，在南越进行与美国安全无关的灌木林火战争，加紧对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干涉，加速发展空间技术等等，无一不是作为对美国经济的“更大刺激”。其继任者约翰逊政府将侵越战争逐步升级，用大规模军费开支刺激美国经济。越南战争历时20多年，1961年到1968年累计财政赤字达604.5亿美元。直接军费开支由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最高纪录468亿美元上升到1969年的855亿美元。同时，约翰逊政府采取大炮和黄油并举的政策，推行“大社会”措施，以安抚人民，福利开支也逐步增加。由于扩大侵越战争，大幅度增加国防费用，军事订货、军工生产在短期内成了刺激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使美国经济出现了繁荣；但从长期来看，军事费用超过了美国的国力，使供需失衡。战争的浪费和破坏，使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经济实力下降，六十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基本上形成了美国、西欧、日本三足鼎立的局面。巨额财政赤字和信用的扩张，加速通货膨胀的飞跃发展，这是七十年代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
“滞胀”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本世纪七十年代在资本主义各国不同程度出现，还是首次。美国受“滞胀”危机的困扰最为严重。这充分说明：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美国的社会生产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进行的，其基本矛盾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尖锐化。二战后美国政府长斯推行凯恩斯主义，采取刺激需求政策的实践证明，这种政策只能奏效于一时，不仅不能克服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和大量失业，而且又以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滞胀”危机出现。“滞胀”这一名词是由美国凯恩斯主义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来的。“滞胀”的出现是对凯恩斯主义极大讽刺，因为在凯恩斯主义的内涵中，生产停滞和失业增加是同通货膨胀互不相容、不能并存的。面对这种严重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者束手无策，萨缪尔森只得承认找不到出路。
七十年代开始，滞胀成为困扰美国经济、政治的最严重的问题。七十年代任职的总统，不论是共和党的尼克松、福特，还是民主党的卡特，都必须对经济衰退采取强烈的扩张性“反危机”措施，才能实现低速增长，但对物价急剧上涨又不得不采取收缩性“反通货膨胀”措施。“滞”与“胀”同时并存，在经济措施方面，忽而紧缩银根，提高利率，反通货膨胀；忽而放手采取“反危机”的扩大信贷，扩大赤字政策，大起大落，反复折腾，出现种种反常现象。有时甚至在同一时期实行作用相反的措施，以致捉襟见肘，矛盾百出。
尼克松是在1969年通货膨胀加剧、美元危机、经济增长停滞的情况下上台的。他就任总统后不久会见记者时表示：“我要强调，我们坚信能够运用某种可靠方法，在不增加失业情况下克服通货膨胀。”(20)尼克松采纳货币学派的主张，实行控制货币量的措施，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4月，将国家银行利率从5.5%提高到6.0%，这是1929年大危机后40年所没有的高利率。这种紧缩政策触发了1969-1970年的经济危机。于是尼克松掉转头来，乞灵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从1970年11月到1971年2月，连续5次降低银行利率，从6%降到4.75%，为196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结果是，生产下降，通货供应量急剧膨胀。同时，美元危机接踵而至。1971年8月，尼克松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其对内政策主要是冻结工资、房租和物价，企图以此缓和通货膨胀；降低个人所得税，对公司投资税实行优惠待遇以刺激经济；对外经济政策主要是停止外国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并对进口商品增收10%的附加税，企图向外国转嫁美元危机。尼克松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扩大了国家预算赤字，减少了联邦预算的收入，加剧了通货膨胀。其国外经济政策引起西欧各国和日本的抨击，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经济混乱。经过反复谈判和激烈斗争，美国不得不于1971年12月18日宣布美元贬值，并取消10%的进口附加税。至此，由布雷顿森林协定所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解体。1972年第二季度尼克松政府被迫放弃新经济政策，1973年又强调控制联邦政府开支，采取紧缩政策。在能源危机的冲击下，触发了1973-1975年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生产过剩与通货膨胀同时并发。1974年8月9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福特政府提出削减预算、控制财政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方案，遭民主党控制的国会拒绝，他提出的“现在打击通货膨胀”的计划亦随之消失。福特主张用高利率控制通货膨胀，反对增加联邦政府开支，曾多次运用总统否决权反对减税。1975年第一季度通货膨胀率达到12%，国民生产总值下降达10%以上，失业率达到8.3%，经济形势恶化(21)，福特签署了国会通过的高达228亿美元的减税法，(22)1976年经济缓慢回升。卡特上台后，采取反经济停滞和减少失业为主的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的经济政策。对个人和企业实行减税和增加福利开支，经济有所增长；1977年底，失业率降至6%，但消费物价却上涨到两位数字，因而卡特作了180度大转弯，采取抑制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1978年5月-10月，联储五次提高贴现率，从6.5%提高到9.5%。由于美元汇价连续两年下跌，卡特政府于1978年11月采取挽救美元的紧急措施，共筹措相等于300亿美元的外币资金，对美元汇价进行干预，使美元汇价有所回升。1979年，联储开始按照货币学派的理论，把遏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但利率迅速上升，摧残了住宅建筑、汽车购买和其它经济活动。同时，第二次能源危机引起石油价格猛涨，对美国经济是一个严重打击，加剧美国外贸逆差，加深滞胀趋势。终于在1980年进入战后又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1980年，卡特出于竞选连任的需要，再次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联储密切配合，连续降低贴现率，大量增加货币供应量，人为地使国民经济转向回升，但通货膨胀率也迅速上升，高达13.5%，(23)使人民要求控制通货膨胀的愿望落空。
里根是在1981年经济危机期间上台的。他采用供应学派和货币学派的主张，标榜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决定论”进行一场“彻底革命”，转向供应学派以供应创造需求的论点上来。在政治上，他主张以重整军备、恢复对苏联战略优势为目标；在经济上，他主张大量削减非国防开支，限制福利开支，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利润税以刺激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使人们更多地工作和储蓄，以及严格控制货币量，抑制通货膨胀等，即实现所谓的“里根经济学”。实际上，里根政府重整军备的措施，必然不断扩大国防开支，使之达到战后最高水平。以1980-1983年为例，国防开支占总开支的比重由1980年的23.2%上升到1983年的26.4%，大大高于发动侵朝、侵越战争时期所占比重。赤字扶摇直上，里根执政前4年，1981-85年美国财政赤字总额高达5392亿美元，比美国建国以来历届政府赤字总和4484亿美元还要大得多。(24)这是里根政府最大限度地进行政府干预，实行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的明证。里根的减税政策给企业主提供各种税收优惠，也是以财政赤字为代价的。美国的赤字财政主要是以发行国债为后盾。1981年到1985年里根执政4年，国债由9077亿美元上升到20780亿美元。财政赤字使国债上升，国债又使财政进一步恶化，形成恶性循环过程。1985年美国沦为净债务国，1986年净负债达2636亿美元，居世界之最。在货币政策方面，里根采取抑制通货膨胀措施，收到显著成效，加以世界石油价格下跌，使通货膨胀率逐步下降。里根政府采取高利率政策吸引外资，弥补了美国市场因巨额财政赤字而造成的资金短缺的矛盾。在1983年以来，正是利用了庞大外资，美国经济才能实现在低通货膨胀率条件下的低速增长。但同时，高利率的消极影响也十分突出，高利率引起美元汇率不断上升；外贸逆差和国际收支逆差不断增加。从1985年起，里根政府改变自由放任政策，加强对美元汇率干预，谋求盟国联合行动，积极干预外汇市场。由于高财政赤字引发高国债、高外贸赤字，里根政府不得不把削减赤字、平衡预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85年12月里根签署了格拉姆—拉德曼—霍斯林《平衡预算和紧急控制赤字法案》，它规定六年内每年财政赤字的最高限额，预期于1991年实现预算平衡。实践证明，这只是空头支票。
里根政府留给1989年上台的布什的是沉重的负担——高赤字和高国债。1990年7月美国陷入战后第九次经济危机，布什以多次降低利率和发动海湾战争刺激经济，但也难以摆脱衰退，1991年全年经济负增长0.7%。直到1992年1月底美国经济跌到谷底，2月缓慢复苏，6月失业率达到7.8%，失业人数达1千万人。布什执政4年(1989-1993)国债由26000亿美元上升到4万亿美元，里根和布什执政十二年，联邦预算赤字由1980年的738亿美元增加到1992年的2930亿美元，共增长到4倍，达创纪录水平。
以“重振美国经济”的政纲当选总统的克林顿上台后，即针对里根—布什政府遗留的两大难题——巨大的财政赤字和沉重的联邦债务，提出增税节支、削减财政赤字的具体办法，即对富人增税、对中产阶级减税、精简机构、削减政府开支，进行福利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政策措施具有凯恩斯主义精神。不过与凯恩斯不同的是，克林顿针对需求过剩，强调解决供应问题，主张削减财政赤字、投资赤字和缓和社会矛盾，以振兴经济。这是不同时代需要使然。1993年8月，克林顿签署了削减赤字法案，计划在今后五个财政年度内，削减赤字4960亿美元，增税2410亿美元，其中包括对年收入18万美元以上的个人提高所得税率，对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阶层再另征10%的附加税，增加对富裕老人所征的社会保险税，全面提高能源税，削减开支2550亿美元。1994年经济增长率达4%，通货膨胀率降到3%以下，1994年财政赤字降到2020亿美元，失业率也明显下降。美国经济形势虽好转，但民众生活却无显著改善，近二十年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停滞不前，提高能源税使普通家庭减少了收入，克林顿在竞选中给中产阶级减税的诺言没有兑现，加以克林顿在外交事务中屡遭挫折，绯闻、丑闻时有披露，这一切使共和党占尽了便宜，在1994年中期选举获得全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制定的称作“美利坚契约”行动纲领，其主要内容是：平衡预算、严惩犯罪，增加军费开支，削减福利开支，削减政府开支，全面减税。共和党首先提出平衡预算案，在众议院通过后，今年3月3日在参院进行表决时未获通过。
克林顿在1994年12月15日提出对中产阶级减税计划，五年内共减税600亿美元，以帮助提供教育、购房、医疗保健和养育孩子的费用，资金由减少政府的开支提供。克林顿称之为“中产阶级权利法案”。克林顿今年2月6日向国会提交了1996财政年度预算法案，提出在5年内削减开支1440亿美元，其中630亿美元用于为中产阶级减税，810亿美元用于降低财政赤字。克林顿的减税和共和党“美利坚契约”中的减税在幅度和对象上有所不同；对待福利开支是两党政策分歧的焦点，克林顿主张进行制度改革，而共和党主张大砍大削。两党的政策分歧难以弥合。由于在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夺得了国会两院大部分议席，并控制了民主党占多数议席达40年之久的众议院，中期选举后，党派斗争就以国会和白宫交锋的形式出现。
展望未来，美国无论对内政策或对外政策，经济因素都是首要问题。在对内政策方面，吸收过去宏观经济调节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兴利除弊，促进经济稳步增长，则削减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向平衡预算逐步迈进是必要的，也是符合美国人民愿望的。但要作到这一点的关键是：美国执政者必须超越党派利益，相互协调，循序渐进，而不是互相掣肘。在对外政策方面，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局势，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有互补性，双方应当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在经贸政策方面，美国如能对发展中国家采取平等互利的原则，则不仅对促进全世界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美国自身也将从中受益。新孤立主义和霸权主义，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均不足取。今后美国经济趋势如何，有赖于美国执政者的抉择，人们对此当拭目以待。
注释：
① 该体系是凯恩斯于1936年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
② 阿尔弗里德·马歇尔(1842-1924)，英国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吸取以往庸俗经济学理论，把亚当·斯密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庸俗化，称为“新古典经济学”。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后，该学派瓦解。
③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法国庸俗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的放任学说发展为“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最早受到马克思的批判。
④ 厉以宁：《凯恩斯理论是怎样成为战后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的？》，《北方论丛》1983年第1期。
⑤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波士顿1974年版，第95页。
⑥ （英）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03页。
⑦ （美）沙伊贝等：《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80页。
⑧ 丁鹄：《我的反通货膨胀观》，《金融研究》1991年第11期。
⑨ 后凯恩斯主流派几度变换名称。为避免混乱，本文简称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
⑩ 李乾亨主编：《今日帝国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421页。
(11) 薛伯英、曲恒昌：《美国经济的兴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李建昌、高培勇：《当代美国财税教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12) 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9-40页。
(13) 李建昌、高培勇：前引书，第39页。
(14) 阿·汉森：《美国的经济》，转引自梁晓滨著《美国劳动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页。
(15) （美）威廉·鲍莫尔、艾伦·布林德：《经济学——原理和政策》，纽约1985年英文版。
(16) （美）威廉·鲍莫尔和艾伦·布林德：前引书。
(17) （美）保罗·M·霍维慈：《美国货币政策与金融制度》下册，中国财经出版社1980年中译本，第292页。
(18) 根据（日）林直道《战后国际通货危机与世界经济危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4、192页；拉尔夫·德·贝茨《1933-1973年美国史》，伊利诺1973年版，第151页和威廉·鲍莫尔等前引书综合写成。
(1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个人所税在美国居第一位，但二战前财政税占第一位，销售税占第二位，公司所得税占第三位，个人所得税占第四位，战后个人所得税反而居第一位，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公司所得税曾一度居第一位，现降为末位。课税重点的转移，使以工资收入为生的广大人民，成为国家收入的主要负担者。
(20) （日）林直道：前引书，第249页。
(21) 弗兰克·弗雷德尔和艾伦·布林克利：《二十世纪美国史》，纽约1982年英文版。
(22) 格伦·波特编：《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纽约1980年英文版，第461页。
(23) 章嘉琳主编：《变化中的美国经济》，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358-359页；薛伯英主编：《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8页。
(24) 洪君彦主编：《当代美国经济》，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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