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中国教育政策价值问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教育论文,价值论文,政策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3)11－0036－04
一、21世纪以来中国教育政策价值问题的主要研究领域
国内对教育政策价值和价值取向问题的研究从新世纪开始进入蓬勃发展时期。该时期关于教育政策价值的研究领域相对丰富，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
一是关于教育政策价值问题的综合性研究。这方面专著主要有：祁型雨著《超越利益之争——教育政策的价值研究》(2003)、刘复兴著《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2003)；主要研究论文有：劳凯声、刘复兴撰写的《论教育政策的价值基础》，阎光才撰写的《教育的功能、功用到功效——20世纪西方公共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演进逻辑》，刘复兴撰写的《教育政策活动中的价值问题》，祁型雨撰写的《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探讨》，杨生新撰写的《我国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偏差与纠正》，孟卫青撰写的《教育政策分析：价值、内容与过程》；此外，一些关于教育政策研究的综合性著作中也有涉及教育政策价值和价值取向的论述，如孙绵涛的《教育政策学》、吴遵民的《教育政策学入门》等。
二是关于不同教育领域政策的价值研究。杜智华对“我国教师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研究——以改革开放后重要教育政策文献为蓝本”进行研究；李兴桥对“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进行研究，王显军撰写的《论邓小平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与实践途径》等，分别从教师教育、师范生免费培养政策以及领导人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等方面进行了教育政策领域性研究。
三是关于不同学段教育政策价值的研究。邢利娅、白星瑞撰写的《建国后我国学前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演变》，阮成武和肖毅撰写的《基于和谐：国际初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及对中国的启示》，赖秀龙撰写的《建国以来基础教育价值取向：嬗变与反思》，徐玲和赵艳立撰写的《本世纪以来我国成人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研究述评》，庞丽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演变及其价值取向”的研究分别从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角度对我国教育政策价值取向进行了研究。
四是关于专题性、热点性教育政策价值的研究。近年来教育热点和专题问题的政策研究也涉及政策价值取向的研究。如罗刚对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的价值问题进行研究，胡凯和贾卫华撰写的《我国基础教育政策改革的价值取向与公平》，张扬生和朱纷撰写的《论素质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与制度创新》等研究，分别对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教育公平和素质教育等热点问题进行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研究和探讨。
五是关于不同教育阶段或领域政策价值问题的历史研究。吴遵民和邓璐撰写的《新世纪十年中国教育政策价值基础的历史回顾与反思》，孙中民撰写的《效率VS公平：我国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反思》，柴逢国撰写的硕士论文《对建国后1949—1999教育方针价值取向演变的分析》，以及前面提到的邢利娅和白星瑞撰写的关于《建国后我国学前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演变》的研究、赖秀龙关于《建国以来基础教育价值取向：嬗变与反思》的研究等都是从政策史学角度对政策价值取向的历史性研究。
二、21世纪以来中国教育政策价值研究的主要成果
一是我国教育政策学术界基本认同价值对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影响。政策科学发展过程中，“价值中立”、“价值无涉”的观点曾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学派主张政策分析要保持“价值中立”和“技术性”。政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认为政策分析要坚持科学的方法，坚持实证主义的哲学基础。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价值无涉”的社会方法论也支持政策分析的价值中立观点。20世纪70年代后，研究者开始关注价值对政策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泰勒等提出的批评性政策分析的概念，把价值因素引入政策分析。我国学者劳凯声、刘复兴、祁型雨等都在教育政策分析中引入了价值研究的因素，为政策价值尤其是教育政策价值研究建立了理论范式。
二是明确了政策价值问题的基本概念。政策价值就是政策主体需求和政策客体属性在政策活动实践基础上统一起来的一种效应关系。《辞海》对价值一词从经济学和哲学角度做了不同的定义。经济学视角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商品二因素之一，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产品的社会联系的反应，不是物的自然属性。哲学上，不同的思想视域和思想方式对价值有不同的理解。有人归纳总结价值的定义，概括为属性说和关系说。[1]属性说把价值看成是价值客体所固有的性质，关系说把价值理解为一种关系或是对一种关系的把握。袁贵仁对价值的属性和关系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袁贵仁认为，价值既是关系范畴，也是属性范畴，二者并不矛盾。从哲学角度看，属性包括关系，关系是属性的一个方面、一个层次。属性也离不开关系，事物的一切属性都是通过和其他事物的关系而表现出来的，即通过和其他事物的相互作用、相互比较而表现出来的。[2]任何属性都不能脱离关系而呈现出来。因此，价值是关系，也是属性，是在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政策是一种社会规范。规范是人的价值意识中与人的行为联系的最直接、最密切的一种形式。规范存在于文化之中。文化是人的创造活动及其成果，进一步说是蕴含于活动及其成果中的人的活动方式，而核心则是人的价值观念，包括人如何行动的规范。[3]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规范场内。一切文化都潜在着规范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是一个用来实现某些价值的社会规范体系。政策价值就是政策在一定文化氛围中表现的社会规范效用关系，是政策相对于社会文化或人的属性关系的表现。
三是教育政策价值就是在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表现出的教育政策客体对教育政策主体的属性关系。教育政策价值研究表现为两种内涵。一种是教育政策的内容所代表的价值选择，另一种是教育政策过程和政策目标实现的效果价值。孙绵涛把对这两种价值的分析概括为教育政策本身的分析范式和教育政策价值过程分析范式，或称为教育政策的前价值分析范式和教育政策的后价值分析范式。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是对教育政策进行价值分析，而教育政策价值的分析是对教育政策所具有的价值进行分析。前者以教育政策为分析对象，后者以教育政策价值为对象。
四是教育政策价值问题研究初步建立了教育政策制定与价值的关系。研究认为，教育政策价值取向是教育政策主体基于自身组织的核心价值观对处理教育问题所处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和表现出来的价值倾向。教育政策制定就是政策主体进行价值选择的结果。由于教育政策主体的特殊性，因此教育政策所表现的价值取向是政策主体对各种政策利益群体不同价值取向的选择。因此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形成是价值选择的过程。由于教育政策的形成受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种环境的影响，因此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也是多维和复杂的。不同国家、地域、民族对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表现出不同的认识体系。[4]
五是教育政策实践问题的价值分析形成相对丰富的成果。一方面，在教育的领域和阶段政策价值研究上，形成了系列系统分析的研究成果。这其中涵盖了学前教育、成人教育、基础教育等学段，以及教师教育和免费师范生等领域。如邢利娅和白星瑞撰写的关于《建国后我国学前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演变》的研究、赖秀龙关于《建国以来基础教育价值取向：嬗变与反思》的研究、徐玲和赵艳立撰写的《本世纪以来我国成人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研究述评》等都是从政策价值角度对学段政策的研究。杜智华对“我国教师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研究——以改革开放后重要教育政策文献为蓝本”进行研究，李兴桥对“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进行研究。另一方面，针对教育政策热点问题也形成了价值研究的丰富成果。这些研究涉及“均衡发展”、“教育公平”、“素质教育”等方面。如罗刚对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的价值问题进行研究，胡凯和贾卫华撰写的《我国基础教育政策改革的价值取向与公平》，张扬生和朱纷撰写的《论素质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与制度创新》，孙中民撰写的《效率VS公平：我国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反思》等。
三、21世纪以来中国教育政策价值问题研究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一是对教育政策价值表述缺少分类系统，基本停留在没有统一分类系统的描述性表达层面。本文对21世纪以来国内教育价值取向研究进行分类研究，发现这些价值取向研究的表达方式，基本体现了描述性研究方法。主要的政策价值取向表达形式如下：劳凯声、刘复兴认为，当代我国教育政策应建立的价值取向包括“以人为本”、“教育平等”、“效益优化”、“可选择性”、“多样性”等。[5]祁型雨从政府政策行为角度提出三种价值取向，即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团体利益的价值取向、个人利益的价值取向；从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合理规定性角度提出，国家发展价值取向与教育发展价值取向的统一，公平价值取向与效率价值取向的统一。[6]魏峰、张乐天认为新时期我国教育政策应确立“以人为本”、“公共性”和“正义”的价值取向。[7]吴遵民、邓璐对新世纪十年中国教育政策价值基础进行历史回顾和反思，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体现了教育的功利价值取向，教育优先发展理念体现了教育经济功能价值取向，学习化社会体现了人的价值取向。[8]赖秀龙从教育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角度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础教育价值取向的嬗变，提出我国基础教育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体现了“教育促进政治与经济发展价值取向”，在“文革”期间体现了“教育政治价值至高无上”的价值取向，改革开放后体现了“教育促进经济、科技与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9]李明霞在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过程中提出，从宏观层面看有“教育自身发展的取向”、“政治的取向”、“经济的取向”；从微观层面看有“公平的取向”、“以人为本”的取向。[10]邢利娅、白星瑞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前教育政策价值取向演变进行研究，指出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学前教育政策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偏重社会需求、强调整齐划一；改革开放以来学前教育政策价值取向体现为以儿童的全面和谐发展为本、尊重差异、倡导多元化教育路径，关注处于弱势地位的儿童。[11]这些研究结果反映出，我国教育政策价值缺少相对统一的表述分类系统。这造成教育政策价值研究表述口径不统一，研究结果不具有可比性，从而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
二是对教育政策价值问题分析缺少可供应用的分析框架。在研究中还发现，我国学者关于教育政策价值问题研究基本采用的方法是文献研究法。在教育政策价值的分析上缺少可供应用的分析框架。由于教育政策价值问题涉及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价值选择，也涉及教育政策实施过程的价值实现等过程因素和相关影响因素，因此教育政策价值问题的分析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由于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教育政策分析框架，在教育政策价值分析中主要采取文献研究、经验总结等方法，研究结果缺少相对可比性，这是影响教育政策价值研究科学性和借鉴性的重要原因。
三是对教育政策价值问题的思考还基本停留在学术层面，缺少实践应用基础。从教育政策价值问题研究看，我国教育政策价值研究还主要停留在学术研究层面。研究者主要是高校的从事教育政策研究的教师和研究生，缺少行政部门政策制定和执行者的研究，更缺少基层教育工作者的研究。这说明，教育政策价值问题还没有真正受到教育政策制定者、实施者和基层教育工作者的认识。这种状况，不利于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建立相对统一的政策价值认识，因此会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
四、对未来中国教育政策价值问题研究的建议
一是要从教育哲学层面建立对教育政策价值类型的分类系统。教育政策价值问题具有其自身的分类系统。这种分类系统应建立在教育哲学基础上，对教育政策客体相对于人的主体需求建立的属性关系进行科学分类，从而建立教育政策价值的分类系统。教育政策价值问题的研究，应在相对统一的哲学分类系统范畴内进行比较分析。这种价值分析的结果具有可比性和科学性。
二是要建立系统科学的教育政策价值问题分析框架。教育政策价值问题研究主要包括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价值问题和教育政策执行的价值问题。因此教育政策价值问题研究不能脱离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框架。而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框架中又涉及诸多影响因素。因此，教育政策价值问题研究应结合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建立科学系统的分析框架，从而提高教育政策价值问题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水平，提高研究的科学性。
三是要加强教育政策价值问题的应用普及，形成学术界、行政界和基层教育界相对统一的认识。教育政策研究是一项实践研究，因此关于教育政策价值问题研究不应只停留在学术界。应该通过主动宣传和培训，使更多的政策制定者和基层教育者了解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价值问题，形成共识。这有利于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政策执行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