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_收入分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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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意味着我国将进一步开放,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更加自由化。作为一个以二元经济为显著特征的国家,中国具有人口众多,土地、矿产等资源相对贫乏,技术相对落后的特点,中国如何更大程度地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是一个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一国的收入分配水平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非常关心的问题,这是因为反映总产出如何在其生产参与者之间进行瓜分的收入分配结果不仅关系到社会各群体的生活状况和幸福,同时又会作为其他经济参数的函数变量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其他社会发展指标,如果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过于严重,甚至还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于贸易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问题也有许多重要的文献成果。Bourguignon和Morrisson(1989)考察了静态假设下的贸易和收入分配的关系,他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取决于贸易保护水平、要素禀赋的分配以及资源的充裕程度;Calor和Lin(1989)研究了世代交叠模型中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果;Bourguignon和Morrisson(1990)在对发展中国家贸易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跨国经验分析中发现,比较优势和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有相当大的影响;Spilimbergo等(1999)用一组1965-1992年间世界各国的要素禀赋和总收入分配的经验数据,分析了收入分配、要素禀赋和贸易开放度的关系,发现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取决于该国相对于其余国家的生产要素相对禀赋;而尹翔硕(2002)则从贸易与收入分配和技术进步与收入分配两个角度,对利用比较优势与推动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我们发现,在他们的研究中,要么详细地考察了贸易和生产要素收入分配的关系,而常常忽视了贸易对于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要么只是采用静态模型分析本质上属于动态变化的现象。另外我们还看到,一些经济学家并没有发现贸易开放对于收入分配存在有意义的影响。例如,Edwards(1997)以贸易开放度作为指标,用一个大样本时间系列数据考察了贸易和收入分配的关系,但是他没有发现贸易开放对于个人收入分配变化的明显效果。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加入WTO以后,贸易的更加开放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又如何呢?本文将就这一问题作出分析。

二、贸易自由化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从动态上考察贸易自由化对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变化的效果,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分析框架,考虑到中国的要素禀赋特点和技术水平状况,我们采用Fisher(1992)的动态两要素模型进行分析。Fisher的模型中描述的经济中有两种总量固定不变的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可以在各生产部门之间自由流动但不能跨国家流动。个体(代理人)拥有劳动和资本,其中劳动是个体自身形成的禀赋,其收益表现为工资,每单位劳动的收益相同;资本(也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则来自于上一代的遗赠,各人并不相同,但在一出生时就已确定。个体的收入来源有两个:工资和遗赠财富,很明显,由于遗赠财富的不同造成了个体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该模型采用世代交叠模型假设,并借助遗赠来实现财富不平等沿时间的传递,从而收入的不平等可以通过遗赠在较长的时期内演变,直到新的稳定状态出现。遗赠由纯粹的利他主义动机推动,遗赠产生“给予的快乐”并给代理人提供效用。

(一)模型

假定经济中每个个体家庭中有一个父辈成员和一个孩子,这一假设形成代际之间的联系,当然它意味着不存在人口增长。每一代中,个体z属于一个连续系统,记为z∈[0,L]。个体在出生时即具有异质偏好,并从父辈那里获得遗产。具体地说,假设个体z生活两期,在第一期(年轻时)提供—个单位的劳动,获得工资收入,并在这一期末生育一个孩子;个体在第二期(年老)退休,没有工资收入,其消费来源于他(她)在第一期留下的储蓄。个体总收入中年轻时未消费的部分用来为孩子留下遗产和为年老时的消费进行储蓄。每个个体一生中有两种收入来源:出生时从父辈那里获得的遗产和年轻时挣得的工资,个体必须决定这些收入如何在消费、储蓄和遗赠三者之间分配,以实现其效用最大化。不同的个体其储蓄和遗赠的偏好不同,我们用下式表示其效用:

分别表示t期的资本利率(资本租金)和以投资品表示的消费品价格,则个体的效用最大化问题为:

可以看出,个体的效用与自己留给子孙的遗赠数量有关,而与子孙的效用无关。当然有的研究者也假设代理人的效用部分来自于子孙的效用(Barro,1974)。

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商品的生产要求投入资本和劳动,生产函数假设为规模报酬不变,并假定该经济的产品为消费品和投资品,消费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投资品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其总量分别为:

这里为每一部门在t期时的资本—劳动比率,F、C均为正的、递增凸函数,且二次连续可微。

Fisher(1992)分析了该经济中工资—资本租金的比率(w/r≡ω)与人均资本存量的关系,以及商品价格与工资—资本租金的比率的关系。根据Fisher的结论,消费品和投资品两个生产部门中工资—资本租金比率与人均资本存量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若不存在要素密集度逆转,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与工资—资本租金比率也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于是联系商品价格和要素收入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S-S)定理以及雷布津斯基(Rybczynski)定理成立。根据S-S定理,我们可以由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来分析贸易自由化对要素收入(即要素相对价格)的影响,但是我们怎样由此来确定经济个体的收入分配的变化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1)建立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衡量方法和指标;(2)确定贸易自由化对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影响。

(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测度

收入分配差别有许多不同的衡量指标,如基尼(Gini)系数、洛仑兹(Lorenz)曲线、库兹涅茨(Kuznets)比率等。由于基尼系数和库兹涅茨比率都是以一个数值来反映总收入的差别状况,需要提供反映经济中各阶层人群收入比重的数据才能计算,所以此处采用洛仑兹曲线进行收入分配排序更为方便。

洛仑兹曲线定义为描述x%的人口所获得的收入百分比的曲线,用函数表示如下:

对于具有相同均值的收入分配,其洛仑兹排序为:若分配X的洛仑兹曲线上的每一点位于分配Y之上,则称分配X优于分配Y,用数学方法表示为:对于所有的。当然由于洛仑兹曲线可以出现相交,所以这种排序是局部的。

下面我们具体说明对收入分配的洛仑兹排序方法。

假定在t期发生一个经济冲击,比如说未预期到的贸易自由化,该冲击改变了还未确定的经济变量值,但是个体获得的遗赠已在上一期确定。我们来比较冲击发生前后两种情况个体的收入变化(变量符号上加“′”表示冲击发生后的值):

这就是说,冲击发生前后个体在t期内净收入的变化取决于工资—资本租金比率的变化,由于的排序相同,因此我们得到这样的结果:

收入分配当且仅当工资—资本租金比率上升。

根据这一结果,我们有下面的命题:给定遗赠的分配,若工资—租金比率上升(下降),则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下降(上升)。

这一命题是我们进行收入分配分析的基础,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工资—租金比率的变化来分析收入分配的演变。其原因是十分直观的,经济中的个体有两种收入来源:遗赠和工资,遗赠在各个体之间的分布是不平等的,而工资则相同,当工资—租金比率上升时,平均分配的收入份额变得更加重要,所以不平等降低。

贸易自由化意味着一国商品的国内价格与世界价格的差距减小,下面我们用前面的结论来分析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效果。

考虑一个小国与处于稳态的世界之间进行贸易的情形,小国的贸易保护水平的改变不能改变世界贸易价格水平。假设贸易是平衡的,若该国为劳动充裕的国家,则出口消费品,贸易更加自由后,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若消费品的价格上升,工资—租金比率也上升,由前面的命题可知新的收入分配洛仑兹优于先前的分配。相反,若该国为资本充裕的国家并且出口投资品,则贸易限制减少的效果正好相反。

这一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在遗赠财富取得的收入和工资之间进行了重新分配,如果出口的消费品价格上升,则不平等下降。

由于该经济中的个体是世代交叠的,收入更加平等的本代人留给下一代的遗产不平等将会降低,于是这种不平等的降低会传递给下一代,依此类推,这就是遗赠在收入分配演变过程中的跨期传递作用。Fisher的动态模型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演变的优势就在于此。

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

(一)中国经济的要素禀赋特点

中国是—个非技能劳动力较多、技能劳动力(也即人力资本)以及资本、土地较少的国家,因此会在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环境下出口非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人力资本、资本和土地密集型产品,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贸易结构大体上符合这一格局。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出口中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39%提高到了1990年的74%,其中非技能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比重从29%提高到了51%,而资本密集型制成品和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品则分别从35%和50%下降到19%和20%。另外根据中国学者张晓光(音)的估计,到1996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46%左右,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占16%;另一方面,进口产品中,人力资本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仍是最多的,到1996年,前者为44%,后者为26%。虽然现在高科技产品出口在不断增加,但是由于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中一半以上是加工贸易,因此相当一部分的高科技产品在我国的加工过程还是劳动密集型的。

那么中国加入WTO后的状况如何呢?WT0是以推进贸易自由化为宗旨的多边贸易组织,中国加入WT0后,将把工业品的平均关税从1997年的24.69%降至2005年的9.4%,到2005年将取消全部配额和其他数量限制,我国国内市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将急剧增加。下面通过表1来分析我国要素禀赋的特点及在加入WTO后的贸易模式。

表1的数据表明,在劳动力、耕地、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四大要素中,中国除在劳动力数量方面占优外,其他三种都极其匮乏。中国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仅为美国的11%、巴西的20%、泰国的21%、马来西亚的29%,比中国耕地资源更为贫乏的只有韩国、新加坡和日本;1995年,中国劳动力人均使用的实物资本在各个组别都是最低的。按照世界银行的测算,到2020年中国实物资本的丰裕度将进一步恶化,因为目前与中国发展程度相近的东盟回家人均实物资本的增长幅度都超过中国,如马来西亚增长8.8倍、菲律宾增长9.1倍、泰国增长9.3倍,相比之下中国仅增长8.3倍。再看人力资本,中国人均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时间也是各个组别中最低的,1995年只有0.2年,仅为日本的1/4、韩国的1/5、不到美国的1/10;而到2020年,中国在人力资本上与东盟、巴西和印度的差距趋于扩大。

表1 1995年和2020年中国要素禀赋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Worldbank,1997.

依照这样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中国在加入WT0后的贸易模式是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

(二)从比较优势角度看加入WTO对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

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中国加入WTO后,将把工业品的平均关税从1997年的24.6%降至2005年的9.4%。其中计算机、通讯设备、半导体和其他高技术产品的关税将被取消,汽车平均关税从1997年的80%~100%削减至2006年中期的25%,化学品关税从1997年的14.74%削减至2005年中期的6.9%,纺织品和服装的关税从25.4%削减至11.7%,钢铁、药品、医疗设备、科研设备等商品的关税都有大幅度的削减;工业品中非关税壁垒(比如配额和其他数量限制)几乎全部取消。

依照我国要素禀赋的特点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中国会在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环境下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人力资本、资本和土地密集型产品,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贸易结构大体上符合这一格局。根据李善同、王直等人(2000)运用递推动态CGE模型对加入WTO后中国贸易模式的推测(见表2),到2005年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得到显著发展,其中纺织业产出增长24.2%、服装业产出增长71.1%、食品业产出增长5.3%、皮革制品业产出增长5.8%,同时这些行业出口扩张的幅度都快于产出扩张的幅度。相反,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无论是产值还是出口额均不同程度地出现萎缩,如汽车产出下降11.7%、机械产出下降2.9%、电子通讯设备产出下降4.7%、电气机械产出下降3.0%、冶金业产出下降1.5%、仪器仪表产出下降5.6%。同时这些行业除汽车外,出口下降的幅度均超出产出下降的幅度。资本密集的化工行业产出和出口之所以增加,是因为它的产品很大一部分作为纺织业的中间投入而受到强烈拉动。整体而言,加入WTO后受外部冲击最显著的行业大都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是向劳动密集型行业集聚。

表2 与未加入WTO相比,加入WTO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

产出GDP

就业

  进口 出口

10亿元 %万人 %10亿元%10亿元%

粮油加工

 -18.7 -5.7 -13.2 -7.9 45.7 260.3 0.3 127.2

糖  -1.7 -2.1 -1.4

-1.5

3.8

83.5 0.3

18.9

食品

 73.9

5.3 32.36.0

8.1

15.2 23.9 31.7

纺织业  370.9 24.2 271.2

22.6 152.0 82.2 173.0 60.2

服装  500.8 71.1 252.3

50.4 6.1 119.8 471.7 205.4

皮革制品 26.0

5.8 22.0

7.7

41.3 119.5 8.5

6.5

木材和家具

-1.8 -0.5 2.60.8

1.2

5.4

-1.4 -2.0

纸和文教用品 10.5

1.2 15.5

2.3

9.4

12.6 2.0

1.2

石油加工 -11.8 -2.3 -1.8

-1.8 8.8

31.7 -0.8 -2.4

化工 94.3

3.8 -60.0 4.3

89.3 25.9 32.3 14.4

建材 -10.1 -0.7

8.8

0.5

0.8

2.8

-3.8 -4.0

冶金 -25.3 -1.5 -1.4

-0.2 2.7

1.5

-5.0 -5.4

金属制品 -2.7 -0.4 6.01.0

2.8

7.8

-3.3 -3.6

机械 -48.3 -2.9 -26.5 -1.9 48.6 10.0 -8.2 -4.2

汽车 -63.2 11.7 -41.9 -14.2 36.3 93.3 0.2

1.5

其他交通设备 -0.1

0.0 3.21.1

2.1

4.6

-1.5 -3.8

电气机械 -27.5 -3.0 -8.4

-1.6 11.0 11.9 -5.5 -4.9

电子通讯设备 -43.4 -4.7 -10.3 -3.1 12.9 5.3

-13.2 -5.2

仪器仪表 -4.4 -5.6 -7.4

-4.8 3.1

9.6

-0.7 -6.3

机械修理 1.11.0 2.61.6

- - - -

其他工业 1.11.2 10.3

2.3

4.4

58.0 0.1

1.8

资料来源:李善同、王直、翟凡、徐林:《WTO:中国与世界》,55~56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因此,中国加入WT0后,由于对外贸易的关税和配额等数量限制大幅度减少,使得我国劳动要素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上升,资本、土地等要素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下降,因此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可知,劳动与资本的相对价格工资—资本租金比率上升。由前面的命题,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在加入WTO以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使得个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下降。

(三)技术进步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

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开放在扩大进出口、增进贸易福利的同时,也带来新技术的引入,因此加入WTO后我国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技术进步,那么技术进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又如何呢?

所谓技术是指商品和劳务生产过程中所积累的知识、技巧和熟练程度。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意味着一定的要素投入量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者说一定量的产品只要较少的要素投入就可以生产出来。技术进步必然会带来生产要素的收入变化,从而可能引起生产参与者的收入分配发生变化。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Hicks)的划分,技术进步有三种类型:中性技术进步,节约劳动型技术进步和节约资本型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一般不会在一个国家的各个部门同时发生,即使我们假定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只要不是发生在所有部门,它也会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

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于一国的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不同的。下面我们分三种情形进行分析。

(1)假定一国的经济中有两个生产部门,分别生产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两种商品,并假定该国发生的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根据芬德鲁—鲁伯特定理可知,对于给定的资本和劳动数量,无论相对要素价格如何,在不同的商品价格下,发生技术进步的部门的产出水平必然提高,而另一部门的产出水平必然下降。由于发生技术进步的部门的单位商品生产成本下降,因此就必须改变要素的价格比率,否则两部门生产中的资本一劳动比例不会变化,这时就会发生要素供求的不平衡。若这种平衡不能由要素市场来调整,某种要素将会供不应求,另一种要素将会失业或闲置,其结果发生技术进步的部门密集使用的要素的密集程度在两个部门都将减少,该要素的相对价格上升。

(2)资本密集型部门的节约资本型技术进步和资本密集型部门的节约劳动型技术进步。

节约资本型技术进步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于资本生产率的提高,在生产要素相对价格不变的条件下,生产中投入的部分资本要素被劳动要素所取代,两个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都有所降低,发生技术进步的部门产出增大,而其竞争部门的产出减少,因此该部门生产的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与情形(1)同样的道理,最后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会上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可以发现,对于资本密集型部门的节约劳动型技术进步,其产出和商品价格不确定,此部门生产中生产的商品的相对价格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但是要素的相对价格仍然下降。

(3)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节约劳动型技术进步和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节约资本型技术进步。

劳动密集型部门发生节约劳动型技术进步后,其产出上升,竞争部门的产出将减少,劳动要素的相对价格会上升,而劳动密集型部门发生节约资本型技术进步后,其产出和商品价格不确定,但劳动要素的相对价格也上升。

由于大多数的技术进步发生在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并且技术进步的趋势一般也是节约劳动型的(尹翔硕,2002),因此对于中国这样非技能劳动相对丰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推动技术进步很可能带来工资一资本租金比率的下降,从而不利于非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分配。

四、结论

本文将个人的财富分为劳动工资和遗产禀赋的收入两个部分,从贸易比较优势和技术进步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加入WTO后居民收入分配的变化,从而得出结论:一方面,作为一个劳动充裕、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后,依照这样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我国将更多地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从而劳动的相对收益上升,个人的收入分配差别得以改善;另一方面,贸易开放带来的技术进步对个人的收入分配有着相反的效果,因此,综合来看,我国加入WTO后,个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变化是不明确的。

由此可见,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中国入世后面临着更多地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推动技术进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矛盾。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工业化水平刚刚进入中期阶段,产业结构处于从低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中高技术产业转换的关键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技术密集型产业存在着潜在的动态比较优势,若中国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确实有利于全世界福利的增加,贸易自由化也可能有利于个人收入分配差别的改善;但从长期来看,由于放弃了具备潜在动态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结果会由于工业化推进速度的迟缓及国际分工低级化和边缘化,使中国有可能招致贸易福利损失,进而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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