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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奴隶制将美国一分为二
美国自独立以来两百年中，发展得一直比较平稳和顺利，但其间也发生过两次巨变：一次是内战（1861～1865年），一次是经济大危机（1929～1932年）。这两次巨变都对美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构成美国建国以来历史发展的两大转折点。
美国历史上的这次独一无二的内战，又称南北战争，是南部若干蓄奴州与北部自由州（非蓄奴州）之间的一场流血冲突。在论述南北战争之前，先说明一下美国的南部与北部的分界线是怎样形成的。
早在殖民地时期，为了解决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两个殖民地两大业主间的边界纠纷，曾由英国测量员梅森和狄克逊测定，在西经39°43′26.3″的地方划定其分界线，线以北归宾夕法尼亚，线以南归马里兰和特拉华，故名梅森—狄克逊线。宾夕法尼亚及其以北的一些州在独立战争时期即宣布禁止奴隶贸易，并逐步释放了奴隶。独立以后，为了限制奴隶制的蔓延，1787年联邦国会通过《西北法令》，规定在俄亥俄河以北新取得的领土上不得推行奴隶制或强迫劳役制。这样，上述的梅森—狄克逊线往西延伸与俄亥俄河相联结，就形成美国自由州与蓄奴州之间不言而喻的分界线，俗称南北分界线。由于当时美国的西部边界尚未达到密西西比河，这条粗疏的分界线基本上解决了建国初期在奴隶制上碰到的难题。在世界历史上，一个国家在某个历史时期有奴役制与雇佣劳动制同时并存，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在一个国家内这两种经济体制的活动地盘划分得如此泾渭分明，且势均力敌。
从独立到内战爆发，美国这个国家保持着“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林肯语）。奴隶制的扩展是美国独立之后的一个新问题。在13个州脱离英国而独立时，北部7个州采取措施逐步废除了奴隶制，称为自由州（分别是：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罗德艾兰、康涅狄格、纽约、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南部6个州仍保持奴隶制，称为畜奴州（分别为：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南北双方的人口在1789年时是大致相等的，在政治上也基本上保持平衡。在此后的二三十年中，尽管有轧棉机的发明和植棉业的大发展，南北双方仍然相安无事。如果工业的北方与农业的南方各自在自己的限界之内发展经济，由于奴隶制经济的固有的落后性，加之地力的巨大耗竭而很难找到补偿，长此以往，南部很难同北部相匹敌，南北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也是会逐步拉开的。
美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西部有不断扩展的边疆，这样，西部的新领地就为南部奴隶主扩展奴隶制提供了新的机会、新的空间。由此南北之间两种经济体制的斗争就随着领土的扩展而有增无已。奴隶制向新领地扩张，既是一场经济斗争，又是一场政治斗争。根据美国宪法，联邦参议院的组成不论各州大小和人口多少，每州一律两个名额；众议院的组成根据各州人口多少按比例分配名额，因此，尽管南部诸州的人口增长比北部诸州要慢，但只要自由州与蓄奴州的数目相等，双方在参议院中就实际上保持均衡的态势。任何新的领地和新州加入联邦，都会引起这种政治均势的变动。这样，争取新的领地和新建州成为自由州还是蓄奴州，就成为南部奴隶主阶级与北部资产阶级争夺政治权势的一场特殊的斗争。随着19世纪上半叶西进运动的进展，这场斗争愈演愈烈。
独立以后头30年多中，西部有9个新州被接纳入联邦，其中4个是自由州（弗蒙特、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依），5个是蓄奴州（肯塔基、田纳西、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拉巴马）。自由州与蓄奴州各为11个州，南北在政治上仍维持均势。1819年，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密苏里州申请加入联邦，这个州的地理位置基本上是在过去规定的南北分界线以北，按理应确定为自由州；但由南方涌入这个地区的奴隶主们早已携带他们的“治人财产”占据了密苏里河下游肥沃的谷地，因此坚持密苏里州应允许蓄养奴隶。于是在国会内外引起一场政治风暴。几经辩论，最后找到了一个妥协办法：密苏里州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而把北部脱离马萨诸塞州的缅因划作一个新的自由州接纳进联邦。这样双方各为12个州。同时重新划定密苏里州南界即北纬36°30′为界，规定线以北为永久禁奴区。密苏里妥协案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双方的妥协与让步，只是把一场不可抑制的冲突推向了未来的岁月。杰斐逊忧心忡忡地写道：“这个重大问题好像午夜的火警钟声，惊醒了我，并使我充满了恐怖之感。”另一位有识之士约翰·昆西·亚当斯更直率地指出：“我立刻认为这是联邦的丧钟。”（注：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第51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译文有改动。）
二、废奴运动与种族主义
美国内战的起因，从根本上来说，无疑是出于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冲突，但冲突并不意味非打仗不可；两种本质上对立的经济体制并存，也并不必然导致战争。世界上保持奴隶制或农奴制经济形态的国家不少，特别是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在独立以前都从非洲输入过大量黑人，并长期保持奴隶制，但这些国家的奴隶制的废除都是通过和平的方式。与美国内战同时发生的俄国农奴制改革（1861年），也没有经过流血斗争就废除了农奴制。美国本身的奴隶制在北部地区就是逐渐消亡的。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一些革命领导人就已提出了废除奴隶制的问题。北部殖民地事实上已逐步采取了废奴措施。在杰斐逊等人起草的《独立宣言》的初稿中，也原有一段声讨奴隶贸易的文字。如果当时的革命民主派坚持斗争，是有可能秉持革命热情而一举废除奴隶制的，像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那样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附带问题解决的。但是，由于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等地种植园奴隶主的坚决反对，革命民主派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妥协立场，这使一个本来已提上日程的任务被搁置下来。1787年的制宪会议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了南部保存奴隶制的合法性，这一让步再次使南部奴隶主赢得了合法的斗争武器，种下了不堪设想的历史苦果。美国黑人历史学家约翰·霍·富兰克林评论道：“随着英国统治的结束和稳定的美国政府的建立，美国人再也不能把实行奴隶制的过错归咎于原来的宗主国。他们自豪地接受了新的政治自由给予的鞭策和重任的方式就是建立能够保证继续奴役黑人的机构和防卫设施。具有十足讽刺意义的是，美国的自由却成为使奴隶制本身的寿命比在英帝国统治下的寿命更长的手段。当旧的时代已消逝的时候，地平线上出现的新因素即将引进奴隶制的新时代。”（注：富兰克林：《从奴隶制到自由——美国黑人史》第96页，英文版。）
独立以后，一方面是黑人奴隶制的发展，另一方面，反对黑人奴隶制的运动也以不同形式在发展着。开国先贤和宪法制定者承认奴隶制的既存事实，并非说它永世长存，而是相信这种祸害能通过时间的推移而无痛苦地自行消亡。杰斐逊就有过这样的想法：“我们还是有权来指引和平地解放奴隶并把他们遣送回国的过程。速度要放得慢，使祸害能不知不觉地消失，奴隶的位置以同样的速度由自由白种工人顶替。相反，如果强行加快这个过程，那么，人的天性就必然会对其前景不寒而栗。”（注：转引自《林肯选集》第132、83～84页，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即使像杰斐逊这样的杰出民主主义者所提出的解放奴隶的方案，也不是给黑人以平等权利，而是把黑人遣送出美国境外。1817年，在门罗总统等人的赞助下，成立了美国殖民协会，并在非洲西海岸购买到了几片土地，作为安顿美国自由黑人的殖民地。由于经费不足，到内战爆发为止，美国向这个地区迁移了大约1.5万名黑人。在这里组成了利比里亚共和国，为纪念门罗总统，其首都取名为门罗维亚。向非洲输送黑人的方案是白人提出来的，这个方案与其说是解决奴隶制问题，不如说是解决自由黑人的问题。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且北部自由黑人激进派领袖也坚决反对，其中最著名的是从北卡罗来纳逃亡到波士顿的奴隶戴维·沃克尔（David Walker）。他早在1829年即发表呼吁书，号召全世界有色人种团结起来打碎奴隶制的枷锁。黑人要求在美国获得自由，而不是去非洲获得自由。他写道：“……让那些奴隶主来把我们赶出我们的国家吧，我们没有一个人后退一步。与其说美国是白人的国家，不如说更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用（血和泪）使它富庶起来。整个美国最大的财富是我们用我们的血和泪创造出来的，而他们要把我们从用我们鲜血挣来的财产和家园中赶出去？……”（注：《戴维·沃克尔写给黑人的呼吁书》，杨生茂主编《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第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可见，在美国实际上存在反对奴隶制的两大潮流：一是白人发动的反奴隶制运动，一是黑人自身的争取解放运动。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主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怠工、逃亡直到奴隶暴动，其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但从全局来看，反奴隶制运动的成败还是取决于白人的斗争。
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白人反对奴隶制运动大多是出自人道主义和宗教的信念，教友派在这方面做了积极的宣传工作。早期的废奴运动主要诉诸道义的劝告，并主张以渐进的方式来取消奴隶制。到30年代初，以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Garrison）在波士顿创办《解放者》为开端，提出了立即解放黑人奴隶的主张。这样，兴起了反奴隶制运动中的激进主义思潮——废奴运动，同时运动从东北部逐渐向中西部发展。在这期间，不仅新英格兰反奴隶制协会（1832年）、美国反奴隶制协会（1833年）等组织相继成立，而且出现了一批黑人废奴主义运动领袖，其中最著名的有逃亡的混血儿奴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北极星》主编，一度任新英格兰反奴隶制协会主席）等人。激进的废奴派为帮助黑人奴隶逃离南部做了许多出色的工作。大概在19世纪30年代，他们在南北交界线各处建立了许多“地下铁道”，一路上有“车站”“司机”“乘务员”等，负责带领南部的黑人“乘客”偷渡俄亥俄河和分界线，投奔自由州或逃往加拿大。据不完全估计，从1810年到1850年，从南部各州逃出的黑人约有10万人，使奴隶主损失价值达3000万美元以上。
废奴运动的兴起使南部奴隶主大为惊骇，后者不仅对这一运动发动疯狂的攻击，而且公开以重金缉捕道格拉斯等人。此时，南北之间在奴隶制问题上划下的深深的鸿沟已超过其他一切问题，甚至在首都华盛顿也深深地打下奴隶制的丑恶烙印。1841年英国著名小说家狄更斯访问美国，在他写的《美国札记》中对此有辛辣的嘲讽：“在以美国自由之父命名的那个华盛顿城曾宣布：任何治安官可以把在街上行走的任何黑人带上脚镣，投入监狱，不管他有没有犯罪，治安官说：‘我看这人是一个逃亡奴隶，就把他关起来。’人被关起来以后，公众舆论授权法官登报招领这个黑人，警告他的主人，如果不来认领，就要将此人出卖以偿付坐监费。但是，如果他是个没有主人的自由黑人，那一定以为可以把他释放了吧？不，他都被卖掉作为对他的监狱看守的补偿……一个自由的人，也许做了多年苦工才赎得他的自由，在没有传票，并未犯罪也用不着以犯罪为借口的的情形下被投入了监牢；并且要卖身来偿付坐监费。这种情况甚至在美国已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就有这样的法律。”（注：《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第4～5页。）
到40年代，随着西部开拓步伐的加快，奴隶制问题与西部地区建州的政治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北部、西北部厌恶和反对奴隶制的人数迅速增长，加之欧洲移民大量涌入美国，更增加了北部反对奴隶制运动的声势。到1840年，美国全国约有2000个反奴隶制协会，拥有近20万名会员。但这个反奴隶制的阵线成分复杂，绝大部分是温和派，主要是反对奴隶制向新的地区扩散，不主张采取坚决手段废除奴隶制，对暴力罪行持不抵抗主义或妥协求全。
当时大多数反对奴隶制的人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黑人而是为了白人的利益。1846年，《威尔莫特附文》的提出是为“自由的白人劳工保全一片干净的国土”。1848年成立的自由领地党的纲领中也明确宣布是白人的自由。后来在新组成的反奴隶制的政党——共和党之可以获得成功，就在于它只提出反对奴隶制的进一步扩张，而并不主张干涉蓄奴各州的既存的奴隶制。在这里，必须区分反对奴隶制（antislavery）和废除奴隶制（abolitionism），这是含义不同的两个概念。坚定地主张立即废除奴隶制、实现黑白平等的激进派（即废奴派），自始自终只有极少数的追随者。这一派的构成也很复杂，其中多数还是主张通过补偿方式来消除奴隶制。该派最杰出的代言人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最初是非暴力和非政治手段的鼓吹者，后来他虽然转变立场，认为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暴力，但以无条件释放黑奴为口号的党派，很难获得广大群众支持。
在美国，按种族划分的奴隶制已形成一种与种族主义完全结合的社会制度。这种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在南部具有根源蒂固的传统，在西部和北部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尽管北部在独立之初就废除了奴隶制，但对黑人的歧视与隔离政策一直继续着，并且希望把自由黑人送出这个国家。一些州还通过了禁止有色人种移民移入的立法，一是害怕黑人劳动的竞争，二是不愿同黑人生活在一起。总之，不能把奴隶制在美国仅仅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还应看成是一种社会制度。奴隶制作为南部文明的基础而存在，它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并与种族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是在考察美国黑人解放运动时不能忽略的一个基本特点，只有掌握这个特点才能理解美国内战以及黑人问题的全部复杂性。
三、“一家自相分争必长久不了”
19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对墨西哥进行的领土大掠夺（从得克萨斯一直到加利福尼亚），是美国西进扩张的新高潮，也是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一场大冲突的新起点。它重新挑起了被1820年密苏里妥协暂时平息下来的那场大论争：北部的废奴派坚决不让奴隶制推行到新的土地上，南部的极端派则主张向奴隶主全部开放这些新土地。一些温和派则建议把密苏里妥协案所规定的界线伸展到太平洋岸。还有一派则建议把新领土内的奴隶制问题交给该领地的最高法院处置。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之后，大量移民涌向这个地区，斗争更加激化。最后由参议员亨利·克莱提出一个妥协建议：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其余新并入的土地划分为新墨西哥和犹他两个州，而不论是否采行奴隶制；制定严峻的“缉捕逃奴法”；在首都哥伦比亚特区废止奴隶贸易，等等。这个新的妥协方案被称为“1850年妥协案”，它力图用对南北双方各做出一些让步的办法来维持联邦统一的局面，克服南方奴隶主死硬派主张脱离联邦的危机。1850年妥协案事实上并未能安抚南部蓄奴主，相反，对立与冲突由于一系列新事件而不断加剧，其中最为轰动的是以下事件：
1852年——哈里特·比·斯托夫人所写的揭露黑人奴隶制罪恶的小说《汤姆大伯的小屋》（旧译《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这本不大的作品最初在一家报纸上连载，立即轰动美国，在广大群众中激起了对奴隶制的憎恶。
1854年——为选择中部线路来修建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内布拉斯加领地的问题被提上日程，在国会内重新爆发了新建领地是否允许蓄奴的大辩论。参议员斯蒂芬·阿·道格拉斯提出了著名的妥协案，即让新领地的居民去自行决定是否允许奴隶制，这实际上是取消了对奴隶制的地理限制与法律限制。
1856年——支持和反对奴隶制的两大派群众在堪萨斯发生流血大武斗，史称“血染堪萨斯”，即堪萨斯内战，亦即美国内战的预演。
1857年——在伊利诺自由州取得公民权的前黑人奴隶斯科特重返故乡密苏里后，申请获得自由。此案在联邦法院引起争论，最后做出的否定的判决引起了北部反奴隶制派的强烈抗议。
1859年——坚定的废奴派战士约翰·布朗率领由白人和黑人组成的一支小分队为准备发动结束奴隶制的战争而在哈泼斯渡口起义，这次起义虽遭失败，但对这个国家的震动却是巨大的。
形势的发展表明：到19世纪50年代，美国——这个联邦国家已经被奴隶制问题撕裂，裂缝愈来愈大，难以弥合。美国旧的两党结构也因此而四分五裂，从原来的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反奴隶制派与辉格党人、自由领地党人结合，组成了一个新党——共和党，并于1854年7月在密歇安州成立。该党没有名声显赫的头面人物，取名共和党是企图借用杰斐逊的号召力来吸引选民。这个党是一个区域性政党，由北部和西北部的人们组成，因此它的力量被限制在梅森—迪克逊线以北。共和党的诞生，表明了旧的政党在奴隶制问题上陷入了无可挽回的大分裂。
共和党在1856年大选中获得了134万张选票。这对一个刚成立两年的新党来说是一个巨大胜利。在此后四年中，共和党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发展了势力，并在反对奴隶制的大辩论中涌现了来自底层的杰出人物亚伯拉罕·林肯。
林肯原是辉格党中主张废奴的稳健派，是一个热忱地、坚定地反对奴隶制的战士。他认为奴隶制这种野蛮的、不人道的制度终将自然消亡。他反对奴隶制以任何形式进一步扩张，但也反对用暴力去废除它。林肯毕生坚信的政治主张是在宪法的范围内反对奴隶制。1858年，他与道格拉斯为竞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举行了多次辩论，林肯名扬全国。林肯在竞选中发表了著名的“家庭分争”的演说（注：转引自《林肯选集》第132、83～84页，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一家自相分争必长久不了”。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维持半奴隶半自由的局面。我不期望联邦解体——我也不期望这个家庭败落——但我确实期望分裂的局面将会终止。要么全部变成这一种东西，要么全部变成另一种东西。不是反对奴隶的人制止奴隶制的进一步扩展，并使会众相信它正处于最终消灭的过程中；就是拥护奴隶制的人把它向前推进，直到它是各个州里，不论是老州还是新州，北部还是南部，都同样变得合法。
林肯的这篇引用《圣经·马太福音》中“家庭分争”的生动比喻的演说，是经过他深思熟虑、多次修改后才发表的。在发表之前征求意见时即遭到好些人的反对，但林肯坚持自己的观点。这篇演说发表后立即遭到猛烈的攻击，有人说林肯强烈地鼓吹地区间的战争。这完全是对林肯的原意的歪曲。林肯从来都反对为奴隶制而诉诸战争，并一贯主治采用赎买方式逐步废除奴隶制。斗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那些为奴隶制纷争闹着要“分家”的南部蓄奴诸州终究还是走上了分裂联邦的道路。
四、不可抑制的冲突
对四五十年代南北冲突的激化，仅从奴隶制之争看问题是不够的，还应该从这一时期整个美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去进行观察。
美国的成长速度在19世纪上半叶是史无前例的。一方面是领土的成倍增长，另一方面人口的增长又超过领土的增长速度，从1803年的600万人增至1853年的2600万人。经济的发展更快，国民生产总值在这一时期增长7倍。1844～1854年是19世纪80年代以前商品生产增长最高的10年，即增长69％。从1850年至1857年，五条铁路干线穿过阿巴拉契亚山，大西洋岸的波士顿、纽约等港口与中西部的芝加哥被连成一体。在南部有一条穿越群山的铁路，把密西西比河下游和南方大西洋岸互相连接起来。40年代末旧金山金矿的发现，使移民、资本、制成品潮涌西部，淘金的洪流则通过各种贸易渠道流向全国。这一切推动了美国的市场革命和经济的空前繁荣，也开启了美国工业革命的先河（注：诺斯：《美国经济成长（1790—1860）》第204～205页，英文版，纽约，1961年。）。
北部的工厂、西部的田庄、南部的种植园，在这一繁荣的年代里不论数量还是规模都有巨大发展，各自按照最有利可图的原则转向专业化。
北部在这一时期已变成全国制造业的中心地区。1860年时，工业产品的总值已接近农产品总值，而在人口和铁路运输方面的优势则远远超过南部。南部的棉花对北部经济仍占重要地位，但已不再是支配者。1850年，东北部制造业占有全国制造业雇佣工人的3/4，制造业的部门也多样化，已不再过分依赖南部市场，而取得更大的独立性。单是东北部本身的市场已经大到足够支持一个重要工业基地。工业的成长也促进北部的都市化。在1820年时，美国只有6％的人口居住在2500人及2500人以上的城市。到1868年时，这个百分比增至20％，纽约是第一个发展成为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在15个最大的城市中有5个城市从事制造业的人口占10％以上。有些新兴小城市几乎完全是工业城市。北部的繁荣在1856～1857年遭到一次沉重的经济危机的打击。
西部在内战前发展为小麦、玉米、牛肉和猪肉的生产中心。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西部经济主要是与南部经济联系在一起，它为日益增长的南部棉花经济提供谷物和肉类。在五条铁路干线修通后，东部与西部的联系迅速加强，纽约取代南部的新奥尔良成为西部出口货物的集散地。运输成本也大为降低。北部的工业与城市的迅速发展、四五十年代爱尔兰的饥荒、克里米亚战争，都是促使西部向大规模商品粮食与肉类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1839年，俄亥俄、宾夕法尼亚、纽约、弗吉尼亚诸州是小麦的主要产区。到1859年时，小麦产区的顺序变成了伊利诺依、印第安纳、威斯康辛、俄亥俄。伴随西部的经济转向而来的是政治上的转向。原来中西部靠近南部各州如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依在政治上受制于来自边界蓄奴州的移民，从而与南部奴隶主权势联合，以对抗和制衡北部。当中西部靠北边的诸州的经济力量增长逐渐压倒靠南边的诸州后，西部自由小农对奴隶制的厌恶成为西部引人注目的新趋势。
内战以前的南部也是处在经济繁荣之中。过去在美国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奴隶制在四五十年代已基本上达到自己发展的限度，由于奴隶价格日增，棉花价格相对下跌以及地力的耗竭，这种经济制度已变得无利可图，难以维持下去，同时这种制度向西部的推进也达到自己的“天然界线”（注：查理·拉姆斯维尔：《奴隶制扩张的天然界线》，见洛菲温克编：《美国内战的原因》，英文版，并参看该书有关论文。）。但是，近年美国新经济史派的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新的统计表明，从1840年至1860年，南部总人口的人均收入由74美元上升到103美元，增长39％。而同期美国全国总人口的人均收入由96美元增长到128美元，只增长33％。只有工业较发达的东北部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略高于南部（40％），而中北部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还低于南部（只有37％）（注：罗伯特·福格尔和斯坦利·恩格尔曼合编：《美国经济史的重新解释》，1971年，英文版，第七篇《奴隶制与内战》。）。这些数字说明，内战前夕南部拥有的是日益扩展的经济而非停滞不前的经济。奴隶劳动力价格的增长，表明奴隶供不应求，特别在新区更是如此。可见，尽管老南部的经济呈现出困难与衰敝景象，但棉田还在向西南部的新地上迅速扩展。从整体来看，南部的奴隶制经济仍然是有利可图。1857年的严重不景气给北部与西部以沉重的打击，南部受到的震动却较小，恢复得最快，这更是增添了南部奴隶主们虚骄的信心，使他们坚信奴隶制经济的健康与繁荣前景，认为“棉花王”是无可匹敌的，并最终选择了自取奴隶制加速覆灭的道路。
总起来看，到50年代初，奴隶制度作为资本主义殖民剥削的一种形式在世界范围以及在美洲范围内都大势已去，这是时代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但在美国南部，这一日趋没落的制度却以征服新土地的特殊方式延续了自己的寿命，并得寸进尺。北部在奴隶制问题上愈是想谋求妥协，南部则愈难妥协，寸权必争，寸利必夺。在建国之初，自由黑人在某些州曾获得选举权，奴隶主也可以随意解放自己的奴隶，但这种权利后来都逐渐被取消，解放奴隶受到种种限制，几乎等于被禁止了。国会虽曾明文规定奴隶制的扩展界线，但这条界线一再被突破，甚至连限制奴隶制，最高法院也宣称国会无权过问。过去奴隶从南部逃到北部可以被藏匿起来，1850年颁布的缉捕逃奴法却规定协助逃奴的白人也要受到严惩。弗吉尼亚本是杰斐逊和麦迪逊的故乡，有民主主义的光荣传统，但在奴隶制问题上，其民主精神黯然失色。南部生活到处都有奴隶主政治的羞辱的印记。山雨欲来风满楼。整个内战以前十年间，美国的政治动向是逆流而动。
五、林肯与拯救联邦的战争
1860年11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林肯在大选中以不到选民半数的选票当选美国总统。这一消息一传到南卡罗来纳，12月20日，州议会立即召开特别会议并宣布该州退出联邦。接着密西西比、亚拉巴马、佛罗里达、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等南部6个州闻风而动。1861年2月4日，脱离联邦的南部7州组成“美利坚联众国”（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trica，简称南部邦联），并选举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至此，分裂和战争终于提上了日程。
1861年4月12日，南部邦联的军队向联邦军队驻守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口的萨姆特要塞发射了第一批炮弹。南北战争的帷幕由此揭开了。
这场历时四年之久的大血战的爆发是突如其来的。交战的双方事先都没有预料到战争的到来，都不愿打这场战争，也都没有战争的准备，同时又都以为很快就会结束这场战争。美国政治是一种善于搞妥协的政治。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妥协的最后失败并诉诸战争，这应该说是脱出美国历史常轨的异常特殊的大事变。
南北战争完全是由南部奴隶主权势集团所一手挑起的。南方奴隶主理直气壮地宣称他们是为维护自己的州权、维护自己的宪法权利即保卫奴隶制这种“特殊制度”而战。但是，领导联邦政府的林肯政府却从来没有宣布过要为废除奴隶制而进行战争，始终只认为是为维护宪法、维护联邦的统一而战。林肯在就职演说中保证“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去干预蓄奴州的奴隶制度”。林肯是作为一个坚定的护宪派，领导人民进行一场护宪的战争，而联邦宪法是一部保护既存的奴隶制的宪法，因此他为维护这部宪法而进行的战争，并不是反对南部奴隶制度，而是反对南部分裂联邦。这就是林肯政府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保守立场及其面临的深刻矛盾。如果导致这场战争的纷争有可能通过宪法的方式来解决，就不会发生战争。既然发生了战争，就说明它的解决必须要越出宪法的方式。林肯坚持用宪法的方式去进行一场实质上是革命的战争，用妥协的方法去对付那些绝不妥协的敌人。这是美国内战的一个重要特点，只有把握这一特点才能较好地理解内战的全过程。
关于联邦政府在这场战争中所奉行的政策，在林肯1862年8月22日著名的公开信中，说得相当透彻：
我在这场斗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摧毁奴隶制。
如果我能拯救联邦而不解放任何一个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所有的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一部分奴隶而保留另一部分，我也愿意这样做。我在奴隶制和黑人问题上所做的工作，是因为我相信那将有助于拯救联邦；我之所以克制不做某些事情是因为我认为那将无助于拯救联邦（注：林肯：《给霍勒斯·格里利的信》，《林肯选集》第204页。译文有改动。）。
联邦政府的战争指导方针同战争的中心任务长期脱节，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罕见的。正如后来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如果南部奴隶主在战争爆发前夕就妥协下来，奴隶制是不可能废除的；如果联邦军队在战争之初就粉碎了南部的反叛，奴隶制也是不可能废除的；如果在战争后期南部真正接受停战和妥协，废除奴隶制仍然是非常棘手的难题。
在评价美国内战时，人们往往把历史舞台的灯光过分集中在林肯一人的身上。在评价林肯时，又脱离整个历史的复杂环境进行孤立的个人评价。事实上，对林肯的评价与对战争的评价不能混为一谈。林肯是内战形势造就的英雄人物，而不是林肯造成内战的形势。在内战期间，北部（不用说南部）并不存在支持奴隶彻底解放的强大的阶级和政治集团。美国内战中最大的分裂是南北双方统治阶级原有的妥协和统一的破裂，而不是深刻的社会阶级破裂。在北部的城市和乡村都没有受压迫的下层群众，南部社会的底层不是农民而是奴隶，那里只有零星的奴隶暴动而未形成革命形势。这一客观形势，加上前述的种种情况，决定了联邦政府在这场战争中的非激进的立场。马克思指出，北部表现了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忍耐之后，才拔出刀剑来拯救联邦，打一场“根据宪法进行的战争”（注：马克思：《美国问题在英国》《评美国局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2、55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而不是以革命方式进行战争。
纵览美国历史，这不是林肯个人的过错，而是当时美国时代精神的反映。
南北战争最后从护宪战争转变为以革命方式进行的战争，是与联邦内部存在着一个具有很大活动能量的激进派分不开的。对这一激进派所起的作用必须给以充分的估价。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派别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充分运用国会的权力建立战争指导委员会，以强大的政治压力推动林肯政府不断前进，逐步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与方式，才使北部终于赢得了胜利，不仅拯救了联邦，而且也拯救了美国民主制的荣誉。
六、工业制度对农业社会的胜利
美国内战是农业时代的最后一次战争，也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一次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步兵们需要背很重的装备，骑兵依然扮演重要的战斗角色，南北双方的战士在战斗间隙经常互通有无、相互保持对对方的骑士般的尊敬——这些都是旧式战争的特色。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创造的铁路、电报、电话、铁甲船、观测气球等被首次利用于战争；新式来复枪和杀伤力大的大炮使士兵们躲在深挖的战壕中即可射击敌人；双方的军队都以全民武装为基础，促使战争走向“总体战”——这些都是近代新型战争的明显征兆。
站在南部邦联一边的共计11个州（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田纳西、阿肯色）。新墨西哥领地和尚未组成领地的俄克拉荷马，可视为南部邦联的同情者。经济实力的对比归根到底是决定现代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站在联邦一边的有23个州（其中包括动摇不定的4个边界蓄奴州），拥有2200万人口，而南方邦联只有900万人口（其中三分之一以上还是难以依靠的黑人奴隶）。北方拥有近11万家制造厂，雇用约130万名工人，而南方只有约2万家制造厂和11万工人。北方所生产的生铁比南方多27倍，棉织品和毛织品多17倍，各种火器多32倍。北方（包括西北部）所拥有的铁路系统约计2.2万英里，四通八达，联成一气，而南方只有9000英里铁路，而且机车缺乏。北方在战争中共计征召了约237万兵员，而南方只动员了100万人。北方的海军较之南方更是处于绝对的优势，可以有效地封锁南方的海岸。因此，尽管北部在战争初期连连失利，但拥有巨大的后备力量可以动员。北部的工业特别是与军需相联系的工业，因得到战争的滋养而迅速发展，差不多生产了自己的全部军用品，带来了工业经济的空前繁荣。而南方在战争中则要依靠外国进口大炮等军火。联邦还控制着海军和海洋。联邦属于压倒优势似乎是没有疑问的，但联邦不是一个团结的统一的战斗体。首先，靠近北部边境的4个蓄奴州（特拉华、马里兰、密苏里、肯塔基，外加西弗吉尼亚），由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虽没有宣布脱离联邦，但实际上是采取观望态度。这固然是联邦争取工作的胜利，但也在联邦内部保持了支持奴隶制的巨大消极因素。其次，联邦内部反对奴隶制的各派政治力量在如何对待奴隶制问题上也意见分歧。再次，北方诸州也不是铁板一块。那里相当大一部分民主党人是和平民主党人，绰号铜头蛇的在西北部一些州有强大势力，竭力煽动反对战争的宣传，并从内部破坏战争。再次，联邦政府在军事方面毫无准备，战争开始前夕，联邦总共只有军队11000人，大部驻守西部边境。战争一打响，联邦军队中供职的南方军官纷纷回到南方，为南部邦联提供一批优秀的将领。因此，在战争开始之初，鹿死谁手尚未定。
内战的战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区域：即海上战场、西部即内陆战场、东部即沿海战场。南北双方的战略是不同的。南部邦联占有农业区域，拥有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北部的目的是维护联邦，必须是进攻性的，即派兵深入南部去摧垮叛乱的各州政权，这是外线作战，取胜自然要艰巨得多。1861年4月13日萨姆特堡一失陷，林肯就宣布国内存在叛乱状态，并下令封锁南部邦联的港口。
主要战场在大陆上。战斗在大西洋沿岸和西部内陆同时进行，但起决定作用的是西部战场。最初，联邦的军事行动是为了确保对各边界蓄奴的控制。当肯塔基、田纳西和西弗吉尼亚一线被确定之后，西线兵分两路。一路联邦军在骁勇善战的格兰特将军的指挥下，转战在田纳西州西部地区，进逼密西西比河，打开了沿河南下的通路。与此同时，联邦海军取道墨西哥海湾，在南部的门户新奥尔良登陆，溯密西西比河而上，这样南北夹击，经过两年的艰苦作战，连克重镇，到1862年中，终于把南方邦联截成两半。这是西线的一个重大胜利。西线的另一路联邦军队是从西田纳西州东部地区向东南方向进军，向佐治亚方向进攻。
东线的战争主要是从联邦首都华盛顿到邦联首府里士满一线的拉锯战。这两个首府正好处在双方分界线不远的地方，相距不过100英里，自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联邦方面原以为可以轻而易举拿下里士满，但这一地区水道交错，利于防守，又有两位杰出的将领——胆略过人的罗伯特·李将军与绰号“石壁”的杰克逊将军，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周旋，直至战争结束也未能攻下里士满。
在战争期间，在华盛顿进行的政治斗争几乎与战场上的斗争同样激烈。林肯政府拯救联邦的温和战争路线与共和党激进派的革命战争路线的尖锐斗争贯穿了内战的全过程。激进派尽管成分复杂、组织松散，但具有为解放奴隶而战的高昂热情和献身精神。他们毫不妥协的斗争立场，可与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相媲美。这派的代表人物在参议院有查理·萨姆纳等，在众议院有萨迪·史蒂文斯，制造舆论方面有格里利和温德尔·菲利普斯。他们控制着国会的两院联合战争指导委员会。通过没收逆产法案、解放宣言、武装黑人、镇压“铜头蛇”等，都是在激进派的强大压力下进行的，而最大的成就则是迫使林肯政府朝着废除奴隶制的方向前进，并终于走上以革命方式进行战争的道路。在激进派和北部愈来愈多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为了赢得战争，林肯终于在1862年9月24日以陆海军司令的名义签发了预告性的《解放宣言》（1863年1月1日颁布了正式的《解放宣言》），作为一项军事措施，宣布从1863年1月1日起，凡尚在反叛的南部诸州的奴隶将永远获得自由（联邦军队占领区和联邦内蓄奴州的奴隶的地位不变）。这个宣言虽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毕竟是反对奴隶制的进步力量的重大胜利，标志着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国际上也获得进步人士的广泛赞赏与支持。这个历史性文件在广大黑人奴隶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黑人教育家布克·华盛顿的自传中有生动的描述（注：布克·华盛顿：《从奴役下站起来》，转引自《林肯选集》第297页注。）：
在这重大日子的前一夜，消息传到奴隶住处，说是明天早晨，大房子里将发生一件不平常的事。那天晚上大家几乎一夜未睡，充满了兴奋和期待。第二天一早，所有的奴隶，男女老幼，都被叫到屋前集合……有一个陌生人（大概是政府官员）短短讲了几句话，然后宣读了一个相当长的文件——我想就是《解放宣言》。文件读完以后，我们被告知说，我们都获得自由了，我们到哪里去，什么时候去，都由我们决定。我妈妈站在我旁边，弯下腰吻她的孩子，喜悦的眼泪簌簌地从脸上流下来。她向我们解释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说这是她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一天，但一直担心活不到这一天。
……有些人一直向往自由，但现在真正到手之后，却发现自由要比他们当初所想像的严峻得多。有些奴隶已经七八十岁，他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再说，在他们内心深处，对“老东家”和“老东家太太”以及他们的子女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依恋之情，难舍难分……慢慢地，一个接一个，年纪老点的奴隶们偷偷地从奴隶住处又溜回大房子，去和他们以前的主人小声谈谈今后的打算。
由于战争目的的改变，联邦军队从这时起才开始变成了解放军。大军所到之处，大量黑人奴隶闻风来归。到1864年底，解放了100多万奴隶。黑人变成了联邦军队的重要的新兵源。到战争结束时，在联邦陆海军中服役的黑人将近21万之多。他们英勇善战，为争取自身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流血牺牲。
1863年，成为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由于联邦转向以革命方式进行战争，从而增强了把战争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新颁布的征兵法也使北方的兵力大增。北部的工业特别是军需生产，因战争的需要而迅速发展。南方在出海口被封锁之后，各种战争物质迅速耗尽，只好把教堂的钟拆下来铸炮，用地毯制作衣服，一步步走向民穷财尽的地步。
1864年初，格兰特被调任联邦陆军总司令，亲自指挥东线的战争，向弗吉尼亚发动攻势。西线由谢尔曼率军长驱直入佐治亚，深入敌人内线，尽一切可能破坏南方的作战资源。谢尔曼发动著名的“向海军进军”，打通了奔向海岸的道路，把南部再次切成两半，然后率军沿海岸北上与格兰特将军会合。
由于南北战争是在幅员辽阔、人口分散的农业区域进行的，因而不可能以中心城市的夺取而决定胜负，只要当北部动员了自己的全部潜在力量、彻底扫荡并摧毁了南部的广大地区和军事力量之后，南部才可能俯首投降。
1865年4月初，罗伯特·李将军被迫撤出南部邦联首府里士满。林肯在华盛顿第二次就任美国总统。9日，李将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向联邦军队投降。4月14日晚，林肯在华盛顿一家剧院遇刺，翌晨与世长辞，终年56岁。
美国有一句熟知的谚语：“大树倒下才量得最准。”林肯作为联邦领导人，具有优秀的品质：坚韧不拔，忍辱负重，维护团结。他在艰苦的战争中坚毅地稳步前进，从主张有限战争转向全面战争，从逐步有偿解放奴隶转向立即普遍废除奴隶制，从反对武装黑人转向积极支持黑人武装，从恢复联邦的统一转向重建联邦，从将自由黑人移居国外的方案转向给予黑人士兵和识字黑人以投票权。这位“来自人民的常人”（马克思语）到战争结束时已成长为举世闻名的巨人。林肯在胜利之时流然长逝，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从欧洲到亚洲，举世震惊，普天同悼。在那雪片般飞来的悼念林肯的唁电中，由马克思代表国际工人协会寄给美国总统的信对林肯做出了深刻而中肯的评价（注：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1865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08～10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这是一个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为成功所迷惑的人；他不屈不挠地迈向自己的伟大目标，而从不轻举妄动；他稳步向前，而从不倒退；他既不因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冲昏头脑，也不因人民的情绪低落而灰心丧气；他用仁慈心灵的光辉缓和严峻的行动，用幽默的微笑照亮为热情所蒙蔽的事态；他谦虚地、质朴地进行自己宏伟的工作，决不像那些天生的统治者们那样做一点点小事就大吹大擂。总之，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人物。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以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
七、重建和对南部的革命改造
内战结束了，但联邦的统一事业并没有完结，黑人的奴隶境遇也没有完全结束。从1865年4月内战结束到1877年拉瑟福德·海斯总统宣布将联邦军队撤出南部地区，这12年左右的时间，在美国历史上称为重建时期。内战史通常是把重建作为内战的拖得很长的“尾声”来处理的，但重建其实并非战争的尾声，而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有人称之为“政治上的冷战”（注：德格勒：《美国历史概要》第210页，英文版，1959年。）。就拯救联邦来说，南部的投降标志着斗争的胜利，但斗争仍在继续着，重建是这个大斗争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内战是以联邦的最后胜利而告终，而重建则是以联邦的最后妥协而结束。
重建一般被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阶段（1865年4月～1867年3月）是总统重建时期；后一阶段（1867年3月～1877年）称为国会重建时期。重建的问题千头万绪，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让反叛的南部诸州重新被接纳入联邦大家庭，恢复国家的统一；如何处理被解放的400万奴隶，怎样重新安排他们在一个种族歧视的白人国家中享受自由人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两大问题在战争期间已经提出，并在联邦内部引起强烈的争论，战争结束后上升为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
林肯在他临终前的最后一次讲话中曾轻松地说道：“既然他们安然归家，是否曾经出门就无关紧要了。”护宪的目的既已达到，善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包扎国家的伤口。林肯的原则是：“对任何人不存恶意；对每个人都仁慈为怀。”按照他的宽宏大量的重建政策，原来支持南部邦联的人，只要按指定方式宣誓效忠宪法和联邦，即一律大赦；而且只要各州原有的选民10％履行宣誓手续，即可重建州政府。这是一个单纯地废除奴隶制而不触动奴隶制的政治和社会基础的重建方案。林肯在战争胜利后的第四天晚上即遇刺身亡，他的重建方案略加修改，即由继任总统的安德鲁·约翰逊接替过来。新总统趁国会休会期间，匆匆忙忙地以总统公告的形式指派了退出联邦诸州的临时州长，又运用总统特权使大量南方人恢复了政治权利。不到一年功夫，除得克萨斯州外，原南部邦联各州都履行了制定新州宪法、选举州长和州立法机构等手续，并选派代表准备去华盛顿出席国会。由于南部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改造，南部的奴隶主势力将有可能轻而易举地卷土重来。如果南部新选出的民主党人与国会中原有的北部民主党人合流，立即有支配国会的可能性。
控制国会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以史蒂文斯和萨姆纳为代表，激烈反对约翰逊的重建方案。他们认为南部叛乱诸州已自外于联邦，就丧失或被剥夺了它们原来的权利，因此应按被征服领地来对待；这些州只有过半数以上选民宣誓才能重新建立合法政府；同时重建必须保证被解放的黑人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建立共和党在全国政治中的优势和国会在联邦政府中的优势。1865年12月，激进派控制的国会通过了有关废除奴隶制的第13条宪法修正案，同时任命两院联合委员会作为战时的战争指导委员会的继续。委员会制订的重建方案中，把原叛乱诸州排斥于联邦之外，规定了它们重新被接纳入联邦的严格的条件。为了防止南方对黑人反攻倒算的种种恐怖活动的抬头、保护黑人的公民权利，1866年4月，激进派提出宪法第14条修正案，把选举权授予出生在美国或归化的美国人，规定各州不得未经正当的手续即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为了救济和监护刚刚获得解放的黑人奴隶，国会还决定扩大自由民局的职权范围，以便能给贫苦无告的黑人以切实有效的援助。当时马克思评论说：“在国内战争时期以后，美国只是现在才进入革命时期。”（注：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4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1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激进派的重建方案遭到南部奴隶主和种族主义势力的疯狂敌视。战后南部处于严重破坏和一片混乱之中。旧的秩序解体了，而新的秩序又未能建立。解放只是在一纸法令上改变了黑人的地位，而实际上在南部却大大加深了种族之间的敌对和恶感。昔日的奴隶主们千方百计把解放的奴隶继续束缚在自己的田庄上，变成债役雇农和佃农，而且制定种种实行种族隔离和压迫的《黑人法典》来剥夺黑人的基本公民权利。正如著名黑人领袖道格拉斯所指出的那样：黑人“摆脱了单个的主人，却成了全社会的奴隶……摆脱了旧日的种植园，但除了脚底下尘土飞扬的大路而外一无所有”。据估计，在获得自由的最初两年里，死于饥饿、疾病和暴力的男性黑人数以万计。
毫无疑问，激进派的重建方案是激进派的战争路线在战后的继续。如果说不推行激进的战争路线联邦就不可能取得胜利，那么也可以说，不推行激进的重建路线，联邦也不可能真正保证黑人解放的胜利。激进派最初是指望通过国会立法的方式来推行自己的路线，但他们提出的任何一个立法议案都遭到国会内民主党人的反对；即使被国会通过，约翰逊总统也以违宪为理由加以否决，并多方阻挠其实现。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最后导致了国会提出弹劾总统案（只因一票之差而未获成功）。美国总统在全国人民面前遭受如此屈辱，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形势迫使激进派采取了非常的军事手段。激进派控制的国会于1867年3月通过了“第一重建法案”，对南方各州新建的政府一概不承认（田纳西州除外），把南部划分为五个军区，使之置于驻军司令军事管制之下，并在有些州建立军事法庭；重新登记选民，因参加叛乱而被剥夺选举权者不予登记，并剥夺其担任公职的权利。1869年2月，国会又提出第15条宪法修正案，规定不得因种族、肤色或曾经是奴隶而剥夺选举权。前南部各州在军方监督下制定了新的州宪法，在新的州议会批准了联邦宪法修正案之后，到1870年逐个被重新接纳入联邦。在一个时期之内，各州都建立起有黑人参加的、由北方去的共和党人以及南部愿意与之合作的白人相结合的新政权；建立公立学校，为贫苦黑人儿童提供就学机会；某些州的黑人还分得或买到小块土地，等等。
如果说内战以北部的胜利而告终，那么重建却是以北部的失败而结束。原因是多方面的，新建的政权的软弱、贪污、腐败、内部倾轧等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决定性的因索是南部诸州被接纳入联邦之后，白人种植园主和新兴的种族恐怖组织三K党势力到处煽起暴乱，这些暴乱造成的困扰和破坏使正常秩序长期难以建立，一度遭到抑制的妥协精神又重新抬头，最后导致北部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保守势力与南部白人种植园主势力的重新和解。1872年5月，国会的“大赦法案”恢复了除500名左右邦联同情者以外的所有人的政治权利。民主党人在南部各州逐渐恢复了自己的控制力量。广大群众对长期的动乱也感到厌倦。1873年的严重经济萧条造成的艰难形势，使民主党在1874年国会选举中在众议院赢得多数。与此同时，老一代的激进派国会领袖相继谢世。1876年出现更加严重的经济萧条。这些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交互作用，终于导致了1877年的大妥协。联邦政府从南部撤退了全部的军队，南部在实行“自治”的名义下重新回到白人种植园主的统治手中，处于民主党一党统治之下。共和党在南部的势力几乎被全部摧垮。一场轰轰烈烈的重建，虎头蛇尾，就这样收场了。
历史学家对于“激进的重建”有各种不同的评论。有人说糟得很，有人说好得很。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世界上任何真正激进的革命之后通常都伴随着革命的专政。激进派领导下的国会重建，把战争时期按革命方式进行但没有完成的斗争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如果说在美国内战中出现有向社会革命方向转变的势力，主要就表现在激进的重建时期（1877～1886年）。但激进派缺乏强有力的组织，虽有补天之志，提出许多改革方案，但却无回天之术，不敢去触动南部种植园的土地制度，又操之过急，最后终于在南北两边强大的根深蒂固的保守势力的围攻下遭到了失败。尽管如此，正是激进的重建以被认为是不民主的手段多少洗刷了美利坚民主的羞辱，给这场性质模糊的战争增添了革命光彩。有人说美国内战是场历史的悲剧，应该说，战争的胜利并未导致重建的胜利，四年流血牺牲付之东流，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的悲剧。
有些历史学家因重建的失败而认为这场战争是“不必要的战争”。正相反，这一失败使我们对美国的民主、宪法制度与文明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世界各国中几乎只有美国一个国家为废除奴隶制进行过一场流血战争，但也几乎只有美国这个国家虽然通过流血战争仍然未能使黑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产生多少变化。这只能说明美国社会的深层结构的牢固性，从而告诉人们，在美国的历史条件下，这场特殊的战争对美国的改造是不可避免的痛苦。由于没有打碎和改造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尽管付出了巨大的流血牺牲的代价，也未能真正解放黑人，这就是说南部的真正重建有待于美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