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作为不稳定力量：基于韩国财阀模式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阀论文,韩国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不稳定论文,力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经济学曾经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作过严格的区分。经济增长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经济增长既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也意味着社会分化和不稳定的可能性。关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复杂关系，包括曼瑟·奥尔森、西蒙·库茨涅茨在内的经济学家们都曾做过一些探索和研究。特别是，曼瑟·奥尔森早在1963年的《经济史》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指出：“经济增长，特别是快速的经济增长，经常涉及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将引起不同产业重要性的巨大变化、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以及产品的地缘配置，并导致人们生活、工作方式和地点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经济增长意味着收入分配的巨大变革……此外，经济增长意味着快速的经济变革，经济变革必然引起社会混乱。明显的，不管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还是受损者都将成为一种不稳定的力量”(Mancur Olson，1963：532～533)。有必要承认，奥尔森的深刻洞见，对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后果是有极大帮助的，尤其是对本文所要讨论的韩国案例。
一、以财阀为中心：经济增长作为不稳定力量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其出色的经济表现，韩国及其发展模式总是被当作一个后发展的成功案例。在20世纪50年代，韩国人均GDP只相当于世界上最贫穷的亚非国家的水平，经济以农业为主。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凭借惊人的经济增长率，韩国就在1996年以其出色的经济成就加入了OECD组织。从1961年到2008年，韩国名义GDP从22.1亿美元增加到了9287亿美元，人均GDP从92美元增加到近2万美元。
的确，相比过去的贫穷，韩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巨大的奇迹。据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称，韩国是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到“发达国家”转型的极少数成功案例之一。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产业化，在威权主义向民主化转型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之后，韩国政府已经跟不上与复杂经济活动相应的外部环境。特别是，由于对财阀的经济依赖，国家丧失了其在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性和决定性作用。如下表1和表2所示，基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巨大份额以及企业内部的高额交叉持股比例，韩国财阀掌控着韩国经济的命脉。根据相关研究计算，前30家韩国财阀企业的制造业雇员占到了雇员总量的10.7％；前30家韩国财阀企业的制造业销售额占到了销售额总量的45％；前30家韩国财阀企业的制造业增加值比率占到了制造业全部增加值的41％；前30家韩国财阀企业的资产比例占到了总资产比例的50％。特别是，通过家庭成员直接持股或者非家庭成员的间接持股，韩国财阀企业股权的交叉持股比例达到了48％。其中，一些财阀头目的个人持股额就达几百亿美元。韩国财阀通过这样异常复杂的交叉持股，使得企业所有权变得非常集中。这样，韩国财阀牢牢的控制着其旗下为数众多的附属企业。根据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数据，仅韩国前30大财阀就有600多家关联企业。而韩国财阀企业的经营范围则非常广泛：吃穿住用行等，无所不包、无所不办。
除了制造业，韩国财阀也试图涉足金融业和媒体等特殊行业。根据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2005年的公开数据，韩国的14家最大的财阀企业，用50，000多亿韩元持有了78家韩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股份。这些被财阀参股的韩国银行既有区域性的，也有全国性的。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韩国的金融和保险业等，一直禁止财阀企业进入；在20世纪60年代的朴正熙当政时期，韩国更是将所有银行全部国有化，以进行信贷审查和金融控制。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基于在金融业的股份，韩国财阀能对银行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贷款方面。关于1997年的韩国金融危机有很多解释和争论，韩国财阀能够如此轻易的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加上境外贷款、热钱等)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基于这些特殊的经济结构，从宏观层次到微观层次，从实体经济到金融部门，韩国财阀控制着韩国经济的命脉，成为了挑战韩国经济民主、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强大力量。
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在一个社会中是相互依赖的。如果其中一个部分变化太快，那必然会导致社会其他部分的不稳定(Olson，1963：533)。如表3、表4和表5所示，在韩国，在经历了以财阀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化之后，政治矛盾、社会和经济矛盾被大量积累，诸如增加的腐败、勾结、收入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等。据韩国《朝鲜日报》2009年4月25日的报道，一个最新的韩国官方背景的研究报告也指出：韩国的快速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社会融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韩国的收入差距水平一直呈扩大之势。即使根据韩国官方统计部门的公开数字，韩国2008年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325。而根据OECD报告，韩国的基尼系数排名仅处于OECD国家的下游水平，同波兰、墨西哥、土耳其等国家相差无几(OECD，2007a)。需要注意的是，韩国官方的这个统计数据并没有考虑财产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影响。如果考虑财产因素，特别是财阀的因素，韩国的收入差距水平将会更大。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援引一些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成果指出，财产不平等比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更显著的负面影响。如果不平等因素是系统因素所致，这种系统性的不平等因素有可能中断经济增长的过程(Birdsall and Londono，1997：32～37；Deininger and Squire，1996：565～591)。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韩国财阀也卷入为数众多的腐败案件。直接的，韩国财阀捐助政治献金，贿落政客和政府官员，与政客的子女联姻，以及按照他们自己的偏好参与管治政策的制定。如上表所示，几十年来，从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金泳山、金大中到卢武铉，韩国的历任总统无一能够免于财阀的政治献金。对于此类政治献金，财阀们并不掩饰，甚至公开承认。间接的，财阀也用其他方式施加他们的政治影响。以前甚至发生过多起财阀公开挑战韩国政府权威的事情。在1988年，大宇财阀的头目公开挑战政府的权威，并威胁政府对大宇造船厂(以前是一个国有企业)给予额外的资助，否则将会让大宇造船厂破产。在1995年，三星财阀头目李健熙公开迁怒韩国政府官员和时任总统金泳三，辱骂韩国政府是“瘪三”政府(Sea-Jin Chang，2003：62)。虽然三星财阀头目后来表示道歉，但是，明显可见，政府的权威受到了财阀的挑战。甚至，即使韩国财阀被法院判以刑罚，韩国财阀已能通过特敕而免于处罚。在2008年，包括现代起亚汽车集团总裁和SK集团总裁在内的14名财阀头目就被韩国现任总统李明博以经济增长的名义敕免。此外，财阀还积极地参与韩国的政治选举。在1992年，现代财阀的头目之一就曾参与韩国的总统竞选。
二、财阀毁灭资本主义：“所有者掠夺”和“大而不倒”
在韩国，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特别是经历1990年代民主化转型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之后，政府和财阀之间的力量平衡被打破了。财阀作为市场力量越来越不受政府的管治，也越来越对它们的行为不负责任。政府的自主性也受到了来自市场力量的极大挑战。无疑，如下文所介绍的，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也引发了多起经济或社会危机。为了获得利益，财阀挑战作为资本主义规则的“有限责任制度”等，利用作为大股东的有限责任地位(特别是前文提到的高额交叉持股等)和在韩国经济中的巨大份额，财阀寻求利益而逃避责任，对内以大欺小、掠夺或剥削小股东的财产，对外转移风险、贻害国家和社会大众。
乔治·阿克洛夫和保罗·罗默曾经证明了所有者可能为获利而破产，不惜导致社会损失。他们指出“当所有权是集中的且管理者被所有者牢牢控制时，违规策略是较容易实施的。当所有权广泛分散且管理者的利益(他们想保住工作和名声)和所有者的利益(如果管理者假公济私的话，所有者就会捞更多的钱)存在严重冲突时，违规策略也是存在的。”(George A.Akerlof and Paul M.Romer，1993：7)在韩国，财阀的交叉持股率接近50％。为了获得利益，财阀——作为控股股东，利用其控股所有权和内部操作，做了大量剥削公司财产、侵犯小股东利益的事情。例如，通过人为的转移定价，财阀头目可以轻易地将利润从一个公司转移到另一个他本人有大量股份的关联公司。甚至，财阀头目也可以通过研究开发、广告开支、各种基金会和其他名义，轻松地转移财产给他们自己(Hasung Jang and Kim Joongi，2002：94～105；Sea-Jin Chang，2003：101)。流行的委托代理理论强调了代理人可能的卸责和掏空所有者拥有的企业(特别是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企业)的可能性。事实上，在韩国财阀的案例中，因为“所有权是集中的且管理者被所有者牢牢控制”，财阀头目扮演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双重角色，身为委托人，财阀自己也参与了卸责和掏空企业的行动。韩国财阀的案例也启示我们：委托代理问题变相存在于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任何企业，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私有企业(Ha-Joon Chang，2007)；而所有者参与掠夺企业的总资产，是对传统委托代理理论的新挑战；代理人会卸责，委托人也会卸责。根据大量有关控股股东和公司价值的实证研究，控股股东所有权份额的上升将导致公司价值的下降(Claessens S.，Djankov S.and Lang Larry，2000：81～112)。
除了上述所有者掠夺行为外，基于其在韩国经济中的巨大份额，韩国财阀采用“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的策略去社会化其风险。通常，软预算约束问题被作为一个大问题去批评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国有企业(Janos Kornai，1986)。但是，由于财阀在韩国经济中的巨大份额，财阀“大而不倒”的策略导致了同样的后果，外部性社会化，正如软预算约束。如表6所示，在金融危机的1997年，包括三星、现代、LG、大宇、SK等韩国前30家财阀企业的平均负债率达到了521.5％。甚至一些财阀企业的负债率达到了近4，000％(Sea-Jin Chang，2003：141)。这也几乎被视为是世界经济体中最高的负债率。为了拯救受资本主义影响的金融危机，韩国政府和普通民众都捐献了大量的资产：仅韩国政府支出就达168万亿韩币，其中仅87万亿韩币在金融危机后被收回；而韩国民众为此开展“攒金运动”，捐献的各种金银首饰价值就达22亿美金之多。韩国的案例充分表明了软预算约束现象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广泛存在，这也正如处于困境中的“美利坚社会主义共和国”。
类似韩国的情形，在近来关于美国金融危机的讨论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就承认，由于美国银行相信“大而不倒”，相信政府将不会让它们倒闭，而导致事实上的软预算约束发生。的确，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提供了数千亿美金去拯救那些濒临破产的私人银行和企业，即使这些企业浪费了很多政府的钱。例如，即使AIG正在接受美国政府援助，73个AIG高管每人得到了100多万美金的分红甚至更多。因此美国学者鲁里埃尔·鲁比尼说，由于对这些破产企业的拯救，美国正在变成一个美利坚社会主义共和国(United Socialist State Republic of America)，这个“社会主义”美国的利润私有化给了个人，而损失社会化给了整个社会。韩国财阀也同样“将伴随企业的风险转嫁给政府和公众，而成功时候卷走其全部的利润”(Sea-Jin Chang，2003：134)。
此外，韩国财阀作为市场竞争、尤其是同业竞争中的庞然大物，给同行业的中小企业带来了挑战和压力。尽管关于此一问题，韩国学界有很多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财阀的存在符合规模经济原则；从组织生产的角度看，财阀是一种有效的组织。有学者则对财阀的垄断等问题深表疑议，认为现有的财阀体制抑制了市场经济的竞争活力和创新。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还指出，相比垄断的国有企业，垄断的私有企业可能更加不受约束(Ha-Joon Chang，2007：14)。虽然这仍旧是一个有待后续研究检验的问题，但是，种种争论也显示出财阀体制下的韩国经济的矛盾和困境。
许多经济社会矛盾来自于以财阀为中心的快速经济增长过程。这种财阀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成为了导致韩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力量。关于财阀在韩国的巨大势力，一位韩国本土经济学家，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财阀研究著作中作了如下表述：“财阀，作为过去(韩国)发展型政府的最大受益者，(现在)变成了政府权力最大的反对者。财阀变得非常强大以致它们可以影响政客和官僚去根据它们的偏好来修改管治。任何能影响财阀现状的改革都被锁定，任何能妨碍财阀利益的规则都被(财阀)以取消管治和经济自由化的理由来反对。当政府的精英阶层将他们的利益与资本家们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国家就丧失了自主性。有效运作的治理体系的缺失使得财阀完全对它们的责任不负责任”(Sea-Jin Chang，2003：35～36)。
三、财阀的形成：政治的产物
很多公开的记录都表明，在韩国产业化的早期阶段，财阀是不可能挑战政府权力的。在很大程度上，财阀依赖各种来自政府的支持。此外，韩国政府控制了大多数重要的经济活动，诸如关键产业、金融机构甚至价格。自20世纪60年代起，朴正熙当政的韩国政府发动了一系列的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在这个经济发展计划的发展模式中，类似于日本的通商产业省(MITI)①或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有三个政府机构在韩国的产业政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是：经济企划院(Economic Planning Board)、财政部和商工部。经济企划院作为一个总揽全局的计划部门，控制着财政预算，管理着价格，还控制着外国援助、外国贷款、外国投资和外国的技术转移。经济企划院也负责对国家的经济进行统计。财政部不仅控制着税收评估和收集，而且以政府国有的形式控制着国内的金融机构。此外，财政部还负责管理外汇，以及关税的收集和评估。商工部负责出口促进、控制产业发展计划、投资申请、项目和企业的命名、贸易配额、数量控制、产业协会和一些附属于政府的组织(White,1988：95)。有评论称，类似于对日本经济体制“日本公司”(Japan Inc.)的描述，韩国的经济体制事实上也是一个“韩国公司”(Korea Inc.)；韩国政府就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财阀企业占据着一些董事会的席位；而政府对企业的管治和约束是通过如上种种机构和措施来实现的(Chiber 1999：309)。
非常明显，在这种经济管治架构之下，也基于韩国财阀在产业化早期的有限力量，财阀很难有足够的力量去挑战政府。不同于中国台湾省的发展模式②，韩国也没有太多的国有企业。为了发展经济，韩国政府可能也寄希望于私有企业解决经济增长、就业之类的经济社会问题。通常，在一些政治经济学文献中，这种强烈的发展愿望、资源分配的自主性机构以及对经济活动的积极产业政策为主导的模式被称为“发展型政府”。在这种发展模式之下，国家/政府通常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去促进经济增长。在韩国，这种在经济学文献中以“镶嵌性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来描述政府和市场良性互动的发展型政府模式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Alice Amsden，1989；Ha-joon Chang，1993；Peter Evans，1995)。研究后发展著称的美国学者彼特·埃文斯甚至称韩国是最成功的发展型国家。不得不说，国际学界关于“发展型政府”的表述主要基于现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近来，已有中国香港学者提出“社会主义发展型政府的中国经验”的有意义命题(Alvin So，2003)。当然，诚如戈登·怀特和罗伯特·韦德在1980年代就指出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成功的后发展模式，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总是将政府置于一个战略性的角色(White 1988：1～25)。
而最近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领衔的世界银行《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报告也再一次指出，自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全球只有13个经济体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7％以上、并持续25年以上，而如上所有成功经济体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它们都有一个日益能干、可靠和有责任感的政府，即一个有领导力和有效的政府。迈克尔·斯宾塞的研究结论也得到了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佐证。此外，尽管美国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潮占主流的国家，美国学者弗雷德·布洛克的研究却指出过去三十年的美国政治，事实上存在着一个隐性的发展型政府(Hidden Developmental State)。他指出，隐性的发展型政府在美国的存在表明了发展中经济体有比想象中更大的产业政策使用空间；隐性的发展型政府的存在，对国内/国外都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Fred Block，2008：169～206)。
发展型政府模式有很多可学习借鉴之处，也难怪韩国被称为后发展的成功案例。但是，应该看到，在产业化过程中，韩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过度集中于财阀。从20世纪40年代起，尤其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财阀在政府的各种政策的支持和保护之下迅速发展、壮大。到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韩国从威权主义向民主化转型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韩国政府就逐渐失去对财阀的控制了。由于韩国经济对财阀的过度依赖和过度集中，它的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欠平衡的经济增长过程，甚至以牺牲韩国劳工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为代价(Hagen Koo，2001)。然而，在产业化过程中，财阀却极大的受益于政府制定的金融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劳工政策等的支持。这些政策包括银行信贷支持、出口补贴、税收减免、政府的产业指导、对劳工的管治甚至镇压等等。除了政府的各种政策支持，甚至一些财阀直接源于韩国国有企业和其它公共资产的私有化(Tun-Jen Cheng，1990：139～178；Sea-Jin Chang，2003：46-53)。据相关研究统计，在1945到1960年，大约占韩国经济30％的公共资产，以资产的账面价值出售给私人。这些资产包括工厂、生产设备和存货。诸如韩华、斗山、三星、SK和现代接收了这些资产，并将这些资产用于它们未来增长的基石(Sea-Jin Chang，2003：46)。
一定程度上，二战后的韩国经济史就是一部韩国财阀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而在财阀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韩国政府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二十世纪的著名经济史学家卡尔·波拉尼曾研究指出自由放任绝非自然形成，就连自由放任本身也是国家的力量强制推行(Karl Polanyi，2001：145)。明显的，在韩国这个曾经的发展型政府，财阀就是一个政治的产物。关于这一点，另一研究发展问题著称的美国学者斯蒂芬·哈格德等人的文章也承认“一定程度上，(韩国)财阀是一个政治的产物”(Stephan Haggard,Wonhyuk Lim and Euysung Kim,2003：308)。
四、小结
的确，韩国财阀是一个政治的产物。没有政府的各种支持和放任，今天的财阀不可能变得如此强势以至于抗衡政府。如果说韩国经济过去的成功是基于政府对经济指导的“镶嵌性自主性”，能够摆脱财阀之类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左右又能够指导经济增长；今天的韩国政府已经丧失了其在经济活动中的“镶嵌性自主性”，不得不面对一个日益强势的财阀利益集团。尽管今天的韩国也曾试图改革或改良处于困境中的财阀资本主义，但是，无数事实已经表明，对财阀的彻底改革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作为韩国的局外人，我们不好说韩国的财阀模式是韩国政府咎由自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府可能是各种阶段性目标和利害关系斗争的混合体，何况在韩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韩国的案例充分说明：经济增长是重要的，经济增长的目标、手段、过程和结果等同样重要。因为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在韩国，在经历了以财阀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化之后，政治矛盾、社会和经济矛盾却被大量积累，并成为了当下韩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力量之源③。韩国的案例也启示我们，如何有效引导和驾驭经济力量，如何更好的发展私营经济，以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仍然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道路上，韩国的财阀模式及其带来的各种严重问题，值得我们警惕。
作者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教授的指正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如果说日本是一个公司(Japan Inc.)，MITI就是这个公司的司令部。更多细节，可参考(Johnson,1982)。
②事实上，中国台湾省有着世界上除社会主义经济体之外的最庞大的“公营经济”部门。除了“政府”的直接产业政策，台湾的“公营企业”在产业化过程中通常会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台湾的“公营企业”布局广泛，除了通常的电、气、水、铁路和电话设施，还在石油、石化、钢铁和其它重要金属、造船、重型机械、交通设施、化肥等部门有投资。这些“公营企业”通常在上游产业给下游的私营企业施加一个间接的影响。当局还可以通过“公营企业”价格政策来调整整个经济的原材料价格。参见Robert Wade (1984)。
③在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也指出，财富的日益集中已经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参见(Paul Krugman，200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