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宋代货币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货币论文,近十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代货币是宋史尤其是宋代经济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新时期对宋代商品经济的研究日趋深入，而货币恰是商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宋代货币的研究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993年，姚思陟先生发表了《近年来宋代货币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从货币的演变与发展、货币流通、货币管理、区域货币问题、铸币以及钱监和钱荒问题等方面作过梳理。此后十余年来(1994—2004年)，关于宋代货币研究的论文有200余篇，特别是几部相关研究专著和论文集的出版，如刘森著《宋金纸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车迎新等主编《宋代货币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李埏与林文勋合著《宋金楮币史系年》(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高聪明著《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文成著《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汪圣铎著《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汪圣铎编《两宋货币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等等，表明宋代货币的研究在不断地发展和延伸。本文拟对这十余年来的研究成果，分成货币制度、货币流通、货币思想和货币形制四个部分加以介绍。
一、货币制度
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认为，宋代货币制度总的来说是由当时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还是小生产经营方式，这一特征决定了宋代货币仍然以单位价值较小的铜钱为主，因为它最适合于小商品交换的需要，但是由于小生产者与市场联系的普遍性，又使市场商品的交易量很大，在大宗商品交易和远距离贸易时，铜钱因为值小量重，又有很大的不便，所以白银和纸币便在商品交换中起到了弥补铜币不足的作用(14—16页)。汪圣铎《两宋货币史》则指出，宋代货币需求量之大，远远超过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较大程度上是由于宋代财政支出存在着一种膨胀刚性的推动所致(10页)。较为活跃的商品经济和宋廷面临的诸多财政困难，使得当政者对货币问题非常重视。姚兆余《论北宋时期的货币政策》(《河北学刊》1994年第5期)认为北宋时期的货币政策主要有：垄断货币发行，增加货币投放；加强货币管理，包括统一钱币规格、币材和重量，整饬货币，回收杂钱劣币，严禁私铸钱币和伪造纸币，厉行铜禁和钱禁等；调节货币流通，维护经济稳定。他的《北宋货币制度的基本特征》(《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归纳了北宋货币制度的基本特征为：货币铸造发行的垄断性，货币流通的地域性；铜钱流通的主导性和货币发行的二重性即经济发行与财政发行并存。俞兆鹏《宋神宗时期货币制度研究》(《南昌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神宗时期的货币政策包括：禁用私钱，推行折二钱；扩大交子流通区域；大量发行度牒、官告、公据等有价证券；增强白银的货币职能；解除铜禁和开放铜钱出口等。这些变革相对稳定了货币流通秩序，防止了通货膨胀，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仝鲁闽《北宋熙丰变法时期货币政策探微》(《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神宗时期货币政策的目标除财政及货币本身之外，还寓予了抑制聚敛的内质，而废铜禁、削钱法及以券代币等措施对缓解“钱荒”具有重要作用。
不同的钱币流通区，不利于各地的经济联系，其生成的过程和原因值得探究。叶世昌《北宋不同钱币流通区的形成》(《中国钱币》1999年第4期)指出北宋时期铁钱流通区和铜铁钱兼用区的出现，各有历史渊源并得到了宋代政府的改造。宋杰《中国货币发展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总结铁钱流通区形成原因，一是继承了历史的消极遗产，二是国势衰弱、财政困难，三是防止铜钱外流。在西北铜铁钱兼用区，铁钱的实际价值是大大低于它的名义价值的，但北宋熙丰时期西北铁钱却能长期保持与铜钱的一比一的比例。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将这种现象归之于政府的强大的信用支持。政府利用盐钞在入中时权衡铁钱，维持铁钱的名义价值，保持了铁钱与铜钱的等额流通。他将这种通过信用制度维护货币制度的措施称为“以钞权钱”(142—159页；352—355页)。
纸币的出现是宋代货币史上最耀眼的一页。包伟民《试论宋代纸币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认为，宋代纸币只是由于当时金属币材不足而出现的一种替代性货币，与真正意义上的由于信用关系发达产生的纸币尚有差距，因此也就解释了纸币从产生复归于消失这一曲折的历史过程。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则以其信用程度为标准，认为宋代纸币经历了兑换性纸币(笔者注：即替代性货币)和国家信用纸币两个不同的阶段(51页)。张文《宋代通货膨胀问题辨析——兼论宋代纸币的性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认为宋代纸币的性质是一个变动的概念。从起源看，它无疑是一种替代性货币；从其后的发展过程看，宋代纸币很快向信用货币转化；从纸币的后期演变看，它有重新向替代性货币回归的倾向。这是一种混合货币，即介于替代性货币与信用货币之间的一种非无限法偿的替代性货币。刘方健《东西方纸币产生条件的比较研究》(《中国钱币》1994年第4期)认为：西方纸币的产生根源于商品生产和商品货币关系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发展状态是健康的，纸币在货币流通中的作用也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反观中国纸币的早产，并非当时社会的商品经济已发展到非发行纸币不可的程度，而是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要通过发行纸币作为榨取财富的工具。由于纸币履行了过多的政治职能，必然导致滥发滥用，随时可能夭折。
宋代纸币的种类有交子、钱引、会子等。贾大泉《交子的产生》(《四川金融》1994年增刊)认为，交子产生前已有的信用票据是其历史渊源，唐宋时期商品生产的发展是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而四川地区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是促成交子产生的直接动力。他的《张
、薛田与交子——关于交子的产生时间、整顿和官交子务的建立》(《四川文物》1994年第5期)从分析交子产生的时间入手，认为《宋史·食货志》、《山堂考索》、《鼠璞》等文献有关张发明交子的记载与事实完全不符，而薛田则是当之无愧的官交子的创制人。他的《交子界分的考察》(《四川金融》1996年第11期)还认为，私交子是不存在分界的，界是指交子的流通期和兑换期，交子的分界是从官交子才开始的，时间是两年一界。关于南宋东南会子的起源问题，李埏与林文勋《论南宋东南会子的起源》(《思想战线》1994年第1期)肯定了学界五种观点中的一种，认为它是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铜钱不便交换之矛盾的产物，它既不是来源于小钞现钱关子，也不是来源于行在交子以及官会子，而是直接来源于民间的便钱会子。东南会子行用后，贬值严重，为保证它的有效流通，宋廷创立了钱会中半制度。刘森《宋金纸币史》认为此法大约出现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七月，至乾遭九年(1173年)正月最终确立。钱会中半制度是铜钱缺乏，以纸币会子补充铜钱铸行量的产物，也是商品贸易发达产生出对易携带的纸币需求的一种曲折反映，更是纸币信用低下，无法与铜钱抗衡而须以政治手段维系的见证。钱牌是南宋初期局部地区使用过的一种货币，对其性质的分析，历来有军用币说、汇票说、大钱说、代币说几种观点，吴圣林《论南宋钱牌的货币性质》(《南方文物》1995年第2期)认为，南宋钱牌实际就是南宋地方政府发行的一种金属会子。
二、货币流通
学界一般认为，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是当时货币使用活跃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宋代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比率有了很大的提高，粮食和布帛成为主要商品，这就与战国秦汉时期以盐铁为代表的地区特产品贸易大不相同，其基础是坚实的。另一方面，当时市场商品的提供者主要是小农家庭和机户等为主的小商品生产者。基于这种认识，高聪明《论宋代货币流通中的几个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研究了宋代货币流通中的几个关系：其一，商业与生产的关系上，商品流通过程中形成的货币财富的分配有利于商人和政府，而不利于生产者，货币多停留在流通环节，生产资本缺乏；其二，城乡关系与货币流通上，城乡间货币流通的方式带有明显的剥削性质，即政府、商人和地主对生产者的剥削；其三，政府财政与商品经济上，封建政府财政的货币化依赖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财政货币化的程度最终决定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进而，他的《宋代货币流通的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指出宋代货币流通的特点，即货币不断向政府、商人与高利贷者一方集中并作为财富贮藏起来，造成货币的不断沉淀；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的财政转移、不同的钱币流通区等因素的影响，货币在各地区间的分布很不平衡；货币需要量和流通量表现出季节性变化，货币流通速度慢。
近年来一些考古发现亦可为当时货币大量沉淀现象提供实物证据。徐劲松《试论黄石西塞山宋代钱窖的性质》(《江汉考古》2004年第4期)认为黄石西塞山宋代钱窖可能是宋官府在开庆元年(1259年)九月，蒙古军“进围鄂州”前的紧急情况下，南宋朝廷由鄂州(今武昌)大军库顺流运抵西塞山的库钱。关于安徽出土的南宋两淮铁钱，章书范《安徽出土的南宋两淮铁钱》(《中国钱币》1996年第1期)认为自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始，至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止，共计97年时间里金朝军队曾九次大规模横渡淮河侵犯宋境，两淮路为必经之地，多数埋藏显然是战乱所致。
关于“钱荒”，续有讨论。多数观点都是从货币的供给量出发说明钱荒成因，认为王安石新法使钱币需要量大增，而且交钱的时间比较集中；铜钱大量外流；许多钱贮于官府；钱币不容易到农民手中；许多钱币被私销，等等。袁一堂《北宋的市籴与民间货币流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指出东南市籴由原来的政府籴米散钱变为单纯的敛钱，使民间流通货币不断减少，造成持续的通货短缺，这是江南地区发生钱荒的主要原因，而西北地区是市籴粮草的重点地区，朝廷又人为地限制二路铁钱的外流，所以陕西、河东二路的货币供给长期处于过量的状态，一直被通货膨胀所困扰。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认为在宋代商业繁荣的背后，商品生产并不发达，货币还只是单纯财富的象征，没有以生产要素(资本)的形式进入生产，因而它不断被作为一般财富贮藏，在流通中沉淀下来，退出流通。这说明，宋代钱荒的根本原因是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内在矛盾，即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达与商品生产的不发达这一矛盾(333—344页)。汪圣铎《两宋货币史》则认为宋代行用的铜钱数量庞大，事实上铜钱是过剩的，只是由于宋朝数目惊人的财政收支导致大量的铜钱在政府内部周期性循环运行，加之铜钱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的不均匀，最终造成暂时的局部“钱荒”(227—250页)。龙登高《南宋楮币与钱荒——兼与北宋钱荒的比较》(《中国钱币》1998年第1期)通过比较北宋与南宋的钱荒指出，北宋政府通过增加铸钱额或多或少削弱了钱荒的危害，减缓了通货紧缩的趋势；南宋时期则是钱荒与通货膨胀并发，政府顾此失彼，陷入两难境地，迫于财政压力置二者于不顾，遂使钱荒与通胀进入恶性循环之中。由于钱荒，“省陌”盛行。程民生、张瑞生《论宋代钱陌制》(《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指出宋代的钱陌制是以足陌制与短陌制并行的形式出现，短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仅是一种“用钱”方式而已。张文《宋代通货膨胀问题辨析——兼论宋代纸币的性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认为，宋代的通胀是一种全局性的通胀，是由过盛的财政需求、无节制的信用泛滥以及不当的财经措施共同导致的，是一种结构性的混合型通胀。解决通胀，成为摆在宋朝政府面前的经常性难题。俞兆鹏《论宋徽宗抑制通货膨胀的失败》(《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指出徽宗朝抑制通货膨胀失败的原因是：无法紧缩货币，不能发展生产和难以整肃吏治。
铜钱是宋代的最主要币种，币值问题是铜钱流通中的中心问题。宋代铜钱币值变化的主要办法是降低小平钱的含铜量或铸造大面额的当十大钱，不管哪一种办法都降低了单位货币的含铜量，也就破坏了已经形成的价值尺度，容易引发货币流通的混乱(《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97—99页)。铜钱的外流是影响铜钱供给量的重要因素，周爱萍《宋明时期中国铜钱大量流入日本的原因初探》(《中州学刊》1996年第3期)从中日两个角度分析了宋明时期中国铜钱大量流入日本的原因。黄纯艳《略论宋朝铜钱在海外诸国的行用》(《中州学刊》1997年第6期)认为宋朝铜钱外流的根本原因是宋钱在海外诸国作为通行货币使用，而且需求量很大，如高丽、日本和交趾，流入的宋钱均作主币行用。但在实行金银本位币制的东南亚(除交趾外)及印度南部沿海和阿拉伯地区宋钱主要担当辅币职能。
阎福善《陕西北宋铁钱》(《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5期)将北宋陕西铁钱的行用，以康定元年和熙宁八年为界标，划分为三个阶段。李清兰《宋代四川铁钱述略》(《中国钱币》1994年第1期)指出四川铸造铁钱达三百六十余万贯，且“不得出他境”，而诸路铁钱则源源不断地流入四川，使得这一地区行用的铁钱品种多数量大。谢元鲁《北宋前期四川铁钱币值与流通地区的变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5期)、《北宋中后期四川铁钱币值和流通地区的变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分析了北宋四川铁钱的币值问题，认为宋初实行的上供政策使四川地区铜钱匮乏，铁钱与铜钱的比值由五代后蜀的2.5∶1急降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的14∶1，宋廷采用增铸大铁钱和允许铜钱入川的办法，提高铁钱的币值，从而使铁钱与铜钱在太平兴国以后基本稳定在10∶1的比值上；而北宋中后期四川铁钱币值的波动，主要是受铁钱成为交子的准备金和陕西地区铸造铁钱的冲击，宋廷采用暂停铸造铁钱、禁止陕西铁钱进入四川流通以及稳定交子发行数额等措施，使四川铁钱的币值在北宋中后期依然基本稳定。
王文成致力于宋代白银货币化的研究，发表了专著和一系列论文。他的《唐宋之际白银使用的发展》(《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认为，随着唐宋之际白银的生产与加工能力的提高，白银的使用范围迅速扩大。入宋以后，民间使用白银饰器的禁令被解除，白银成为一般民众的日常消费品。相应地，人们对白银的认识不断深化，白银的使用获得了重大发展，这是宋代白银货币化进程得以展开的历史前提。他的《南宋银绢关系的演变与白银货币化》(《云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认为南宋绍兴中叶至乾道间出现的“以银代绢”、“以银买绢”现象，即是白银货币化初步实现的表现。对此，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则认为，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另一方面当时普遍盛行的回货贸易、大量有价证券的流通、信用汇兑制以及纸币流通的扩大等因素使白银以轻赍身份发挥作用的场合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使用范围大大缩小。从白银较少作为价值尺度这一点来看，白银的货币化还没有完成(67—82页)。
陈浩《杭州新出土南宋金牌、金铤考叙——兼谈南宋时期黄金的货币化程度》(《中国钱币》2000年第1期)从南宋金牌、金铤的铭文入手，以货币的五种职能为标准考察当时的黄金使用现象，认为南宋黄金初步具备了价值尺度职能，流通手段职能具有明显的间接性，贮藏手段职能得到了充分发挥，支付手段职能主要体现在非商业性支付方面，世界货币职能显现出双向流动的特点，因此南宋黄金货币地位的基本确立是毫无疑问的。李小萍《南宋金银交引铺探究》(《中国钱币》1999年第4期)也涉及了这个问题。汪圣铎《试论宋代绢帛的货币功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认为宋代绢帛仍有一定的货币功能，可在流通领域代替铜钱行用，但这种功能较唐代大为减弱。
三、货币思想
货币经济的发达，促进了货币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仝鲁闽《宋元时期有关货币本质问题的认识及其深化》(《文史哲》2003年第1期)指出，宋代货币形态的多样化，以及金属货币与纸币在流通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消长演变，既为货币金属主义的发展，又为货币名目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条件。金属主义学说侧重于货币本质中的商品性问题，而名目主义学说侧重于货币本质中的社会性问题，经历了一个从强调兑换到强调政府信用，从强调称提之术到注重信用制度建设的认识深化过程，同时也注意到信用授受双方的互动与协调。
贾大泉《宋代的纸币发行和纸币理论》(《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归纳了宋代的纸币理论有兑换纸币思想，即发行兑换纸币不需要十足的本金；厉行回笼，稳定货币的“称提”思想；钱楮并用的“子母相权”说和“钱实楮虚”说。叶世昌《说“称提”》(《中国钱币》1996年第1期)论证了“称提”这个术语的涵义和来历。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认为，从理论上说，称提理论是错误的，但宋朝政府据此采取的提升纸币购买力的具体措施却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361—365页)。汪圣铎《两宋货币史》进一步指出，由于称提的目的是要改变楮币与铸币的比价关系，所以主张减少楮币数量、增加铸币数量的称提议论也不能一概视为错误意见。至于宋人提出的众多用于称提的建议，具有积极意义的成分较多(729—730页)。
叶世昌著《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介绍了李觏、周行已、辛弃疾、叶适等人的货币思想。李觏认为货币是为了解决物物交换时衡量商品价值的不便而被“圣人”创造出来的。强调搞好钱法，认为从国家财政角度考虑，还是以钱多为好。他第一个将当时金属货币供给不足的现象称为“钱荒”，并分析了个中原因。周行已认识到国家发行的兑换纸币不会被全部拿来兑现，这是中国最早关于兑现纸币不需要十足准备金的理论。辛弃疾撰《论行用会子疏》，认为会子“本以便民”，而其贬值原因一是“朝廷用之自轻”；二是“印造之数多，而行使之地不广”。叶适认为纸币的弊病有三：一是大城市只见纸币流通，金属货币退出了流通领域；二是纸币贬值，使获得纸币的人都受到贬值的损失；三是引起市场上商品的缺乏。
杨泽宇、雷从胜《王安石与沈括的货币信用思想——兼论中国唐宋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认为，在货币流通问题上，沈括高于同时代人之处在于：他不是就货币论货币，而是从发展经济的高度阐述了货币流通规律，分析了“钱荒”的症结所在，提出五项解决的具体途径——恢复对私人采铜的禁令；提高楮币的信誉；主张以黄金作货币；加快货币流通速度；遏制铜钱外流等。此外，刘森《宋金货币史》一书中对宋人吕祖谦、宋孝宗赵眘、杨万里、杨冠卿、袁燮、陈耆卿、吴潜、袁甫、林
、戴植等人的纸币思想做了介绍。
四、货币形制
币材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菱菱《从铁钱、铁兵器、胆铜的生产看宋政府对铁需求的增长》(《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考察了宋朝政府对铁需求的增长情况，认为宋神宗熙丰时期(1068—1085年)每年铸钱用铁量应在800万斤以上，南宋应在二三百万斤以上。汪圣铎《关于胆铜生产的起始》(《中国钱币》1996年第3期)考证了宋代开始胆铜生产的时间和过程。宋代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遗憾的是至今未发现相关的实物证据。谢元鲁《宋代四川造纸印刷技术的发展与交子的产生》(《中国钱币》1996年第3期)和储建国《南宋纸币印造述略》(《中国钱币》1999年第4期)两文考证了宋代纸币的用纸和印刷技术。
“夹锡钱”的金属构成是学术界较多关注的一个问题。叶世昌《夹锡钱是铁钱而非铜钱》(《中国钱币》1996年第3期)、戴志强等《“夹锡钱”问题再研究》(《中国钱币》1999年第1期)均认为夹锡钱是铁钱而非铜钱。李延祥、周卫荣《广西贺县铁屎岭遗址宋代锡铅及含锡铁钱冶炼技术初步研究》(《有色金属》2000年第5期)考察了广西贺县铁屎岭宋代钱监遗址，发现了高中低三种含锡量的“政和通宝”铁钱，根据文献考证其为北宋后期的“夹锡钱”，其铸造初衷是利用锡对钢的脆化作用来防止敌国用宋朝铁钱炼钢锻造兵器。刘舜强《北宋“夹锡钱”名实考》(《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1年第5期)称对多枚宋徽宗时期铸行的大铁钱通过扫描电镜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两种科技手段分析其微观结构，认定夹锡钱就是铁钱。那么，是否有可能存在两种类型的夹锡钱，一种徒有其名，一种名符其实？看来，这项研究还应继续。
王雪农《有关宋金官铸银铤(锭)形制特点和等级标准的几个问题》(《中国钱币》2000年第1期)认为宋代银铤形制的特点有两条演进线索，一是形态演进线索：从唐代长方形的条状，北宋改变为中间束腰的曲线版式，保留了原铸造时留下的蜂窝状孔洞；到了两宋之际，又改变成两端圆弧、中间束腰的砝码形态，这种形态贯穿整个南宋。二是铭文特征的演进线索：铭文由錾刻到砸印，其内容由多到少，银铤的铸造机构最初多为官方机构发展为包括众多私家店铺的多种机构。这也反映了宋代白银使用的日益广泛。
宋朝所铸行的金属货币数量为历代之冠，因此对宋代钱币形制的研究就是个大课题。针对有的学者对利用钱文划分版别提出质疑，白秦川《用钱文划分宋钱版别有合理性》(《中国钱币》2002年第4期)认为钱币的直径、外缘、内廓、穿孔等会因刻工、砂型、流通磨损等产生差别，而钱币文字，只要是一个人书写的，其风格总是一致的。因此钱币文字特征应是一个钱监的基本特征。
宋代的纸币虽没有留下实物，但发现的若干钞版如日本《东亚钱志》(1935年出版)所载的北宋钞版拓片和1983年安徽省东至县发现的“行在榷货务对桩金银见钱关子”版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盛观熙《两宋钞版辨析》(《中国钱币》1994年第4期)认为两块钞版无论在书法书体、形制式样等方面都与宋代的时代风格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前者似非北宋官方正式颁行之物，后者为南宋时期民间仿官方私自雕刻的伪“会子版”。姚朔民《“宋纸币版”再检讨》(《文物》2000年第4期)则以为北宋钞版拓片上的文字与当时文献所反映的形式、政府政策、甚至语言表达方式与北宋末年的“崇宁钱引”处处相合，故而认为这块钞版可能就是印制“崇宁钱引”的钞版。2004年在安徽省东至县召开了“两宋纸币研讨会”，国内学者对“东至关子版”的真实性、用途和金属成分与工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高聪明《“两宋纸币研讨会”纪要》，《中国钱币》2005年第1期)。
由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十余年来宋代货币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相当丰硕的，涉及的内容广泛而深刻，且在不少问题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譬如，纸币的性质，“钱荒”的成因与影响，“夹锡钱”成份的分析，等等。这些成果必然会对后续研究产生积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
对于今后此领域研究的继续展开，我们认为，首先应当进一步拓展视野，重视对比研究。中西之间、宋朝政权与辽夏金元政权之间、不同币种行用区之间、不同币种之间，以及宋代货币与当时承担一定货币职能的汇票、本票、支票等票据之间等，均有横向比较的必要；北宋与南宋之间、唐宋之间以及宋元、宋明之间的货币问题各有特质，亦需要纵向对比研究。刘方健先生比较中西纸币产生的背景，龙登高先生比较北宋与南宋的钱荒，对我们都是很好的启迪。其次，在理论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上，有必要加强学科间的联合，引进更多的分析工具和方法。宋代的货币问题涉及广泛，诸如矿冶、铸造、印刷、体制、法律、财政、商贸、外交、考古等。因此，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单纯地爬梳文献中的史料已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重视考古新发现，应用现代科学仪器分析宋代货币实物，都不失为开展研究的好办法。再次，在具体内容上，总结宋代货币政策的教训，探讨货币与当时有价证券如度牒、盐钞、茶引等的关系，宋代货币金融立法和实施的情况等方面，都大有文章可作。譬如，宋代货币使用中存在着多个令人疑惑的悖论：一方面宋代的金属铸币额空前绝后，另一方面则是钱荒的呼声日甚一日；一方面铸造的大量铜钱退出流通领域，另一方面则是发行纸币和各种票据缓解通货紧张；铜钱在宋政权内购买力相对较低，而在国外却很高，遂使宋钱“一朝所铸而四朝(指宋辽夏金)共用”，并大量流向周边邻国，厉行钱禁也无法遏制；钱贱而铜贵，民间销铜之风难以禁绝；南宋时期出现钱重与物贵并立的奇特现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仍然有待学者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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