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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包括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和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本世纪70年代以前，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独领风骚，长期占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宝座。70年代中期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滞胀并存”的现实打破了凯恩斯主义的神话，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同凯恩斯主义的论战中逐渐占据上风。但是，凯恩斯主义并没有认输，始终以正统自居。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失业和经济衰退再度成为西方各国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凯恩斯主义卷土重来，并在理论上取得一系列新的突破。与此同时，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新形势下也获得新的发展。
一、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正式诞生。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其固有的缺陷，这造成了对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不足并由此引起就业不足和非自愿失业的存在，但有效需求的不足可以通过政府支出、减税和货币扩张等措施加以弥补，在达到充分就业以前，这些措施可以刺激产量和就业量的增加，而不会带来通货膨胀。随后，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又从多方面对凯恩斯理论加以补充和完善，主要有：收入支出模型、IS--LM模型、乘数——加速数模型等等，从而形成了现代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
但是，上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有两个基本缺陷，一是过份重视总需求分析，而忽视总供给分析，二是缺乏微观理论基础。各种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正是从这两方面对凯恩斯主义发起挑战并严重动摇其统治地位。而凯恩斯主义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80年代以来也主要致力于解决这两个问题，并由此推动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新发展。其中，以萨缪尔森等人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主要针对前一问题作出努力，并由此又把其理论更名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另外，一批年轻的凯恩斯主义者如格里戈里·曼基、奥利维尔·布兰查德等人，则把精力主要放在解决后一问题上，一般把他们称为新凯恩斯主义者，他们的理论则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1.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
(1)在坚持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机械组合的基础上，把总供 给和总需求（AS AD）作为理解一般价格水平和国民收入变动的核心方法，包括滞胀在内的宏观经济学的所有重大问题，现在都用这一方法加以分析。
(2)在综合凯恩斯收入决定理论和马歇尔均衡价格理论的基础上 ，又吸收和容纳了一些现代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观点和理论，主要是现代货币主义、供应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和理论，从而在原有综合的基础上进行了范围更为广泛的综合。具体说：第一、在总需求理论中，主要吸收了现代货币主义的观点和理论。例如，“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现在也承认：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贬低了货币的作用，事实上货币是举足轻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在一定的条件下，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政府开支的增加会排挤掉私人投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实际执行中的比重可以改变国民收入的组成，较多地使用财政政策会使消费和政府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增加，而较多地使用货币政策则能导致私人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加大。第二、在总供给理论中主要吸收和综合了供应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和理论。例如，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认为，总供给在一定的时期内是固定不变的，相当于充分就业的产量，但在不同的时期，却是可以改变的。比如，当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降低时，总供给就会缩小，这时即使总需求被维持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通货膨胀仍然可能出现。这个观点显然来自供应学派。又如，“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认为，在短期内，由于一部分生产成本是固定不变的，总供给的数量可以随着价格水平的高低而发生变化；在长期中，由于一切成本都可以变动，总供给量最终能达到充分就业时的数量。这个观点和理性预期学派关于长期和短期的说法几乎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前者把一部分成本的固定不变作为短期总供给数量改变的原因，而后者则把原因归之于信息的不完全性。
2.新凯恩斯主义
新凯恩斯主义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
(1)在致力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的构建中，也吸收了非凯恩 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是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和理论。例如，新凯恩斯主义也相信经济行为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进行理性预期，都按市场规则办事，这使他们突破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旧框框。但是，他们又反对理性预期学派的市场出清假设，而坚持市场非出清假设。所谓市场非出清是指在经济出现供求不平衡之后，工资和价格不能够迅速调整到使市场出清的水平，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都有可能产生超额供给，经济将处于持续的非均衡状态。
(2)对工资和价格之所以不能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迅速作出调 整从而呈现粘性特征的根源，从微观上作了较为系统的回答。具体说：
第一，长期劳动合同和交错工资设定导致劳动市场上名义工资粘性，而隐性劳动合同和效率工资的存在则产生实际工资粘性。所谓工资粘性、简单地说，是指工资的调整过程长而缓慢，难以适应市场供求变化的形势。工资粘性又有名义工资粘性和实际工资粘性之分。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在劳动市场上，厂商和工人都面临着劳动市场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厂商和工人为了避免在劳动市场上出现的风险，往往签订长期劳动合同，把名义工资以合同的形式固定下来。受这种长期合同的限制，即使厂商已经了解到需求变动的有关信息，也不能立即调整工人的名义工资，从而使名义工资具有粘性的特征。与此同时，由于现实中行业种类的众多，各个行业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不可能是一致的，而是交错进行的，这也会影响名义工资的调整，由此进一步加强了名义工资的粘性特征。
厂商和工人之间除了签订有正式的劳动合同之外，在确定工资时往往还达成某种程序的默契，使实际工资不随经济周期而波动，这主要是因为工人和厂商都是厌恶风险的，而工人承受风险的能力更弱。由于这只是厂商和工人之间的默契，并未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故叫做隐性劳动合同。造成实际工资粘性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所谓效率工资的存在。一般说来，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是实际工资的函数，工资越高，工人工作越努力，从而劳动生产率越高。换言之，如果工人认为厂商付给他们的工资抵偿不了他们所作出的努力，就会影响他们的劳动积极性。所以，即使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超额供给时，厂商也不会轻易降低工人工资，有时宁愿裁减工人以保持实际工资的相对稳定。
第二、价格调整菜单成本和错开的价格设定导致产品市场上名义价格的粘性，而企业的成本加成定价法则促使实际价格粘性的形成。所谓价格粘性是指价格调整的过程长而缓慢，难以适应市场供求形势的变化。价格粘性又有名义价格粘性和实际价格粘性之分。新凯恩斯主义认为，现实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厂商是产品价格的决定者，可以选择价格。一般来说，当需求下降时，为了避免经济衰退，生产同以前一样多的产量，厂商必须降低边际成本，从而降低价格。但是，价格的每一次变动是要花费成本的，这种成本支出可能很小，因而可以称之为菜单成本。但这种小小的菜单成本的影响却是很大的，只有调价后利润的增加量大于菜单成本时，厂商才会调整价格，否则，厂商将会保持价格不变。同时，在市场经济中，各个企业都是完全独立的经济单位，各自产品价格的调整都有着特殊的时间规则，各个厂商进行价格调整的时间不可能是同一的，而是错开的。这样，即使价格调整的菜单成本接近于零，厂商都会根据总需求的变化而进行价格调整，但由于错开的价格设定，却会大大延缓价格调整的步骤，从而使名义价格具有粘性的特征。
新凯恩斯主义进一步认为，厂商定价时总是要考虑顾客意愿，否则就会失去市场；顾客一般能接受起因于成本的提价而不能接受起因于需求的提价，于是产生成本加成定价，这种定价必然导致实际价格粘性。这是因为，一方面，价格相对于成本是固定的，相对于成本中的工资也是固定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实际粘性；另一方面，各产品相互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投入产出联系，因而需求变化对某一产品价格的影响又会通过投入影响到另一产品的成本，但因投入产出联系错综复杂，成本所受到的影响也就很缓慢，故成本与需求无关而表现出相对的稳定，其结果是产品的相对价格也比较稳定。
二、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当代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中，代表性的流派有三个：一是现代货币主义，二是供应学派，三是理性预期学派。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坚信，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是完美的，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经济社会中就根本不会出现非自愿失业，现实经济生活中可能也会出现偏离均衡水平从而产生经济波动的现象，但这只是暂时的，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经济很快就会恢复到均衡状态。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两国政府公开宣布以现代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经济学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这使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盛极一时。但是，英国推行货币主义付出了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率的沉重代价，美国奉行供应学派理论则使里根政府背上巨额的财政赤字包袱。至于理性预期学派，虽然在理论上曾给凯恩斯主义以沉重打击，但在实践中却几乎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尤其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各国再度陷入失业和经济衰退的困境，对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来说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所有这一切，一方面导致一些学派的衰落，如供应学派，另一方面也迫使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做出一些新的发展，如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
1.现代货币主义
弗里德曼是货币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60～70年代，弗里德曼一直相信，能够带来某一特定的货币总量的可预测的长期趋势的货币规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目标，既优于因为货币当局所进行的，对货币数量的一系列自行控制，也优于商品本位。但是，到80年代，弗里德曼这方面的观点发出了很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
(1)基础货币的零增长。弗里德曼一贯认为，货币的变动是经济 变动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因此，货币稳定增长也就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基于这一点，他在60年代提出了一个固定的具体的货币增长率（3%～5%）的“货币规则”。但是，到80年代，他则提出基础货币零增长的货币规则来代替固定的具体的货币增长率。所谓货币的零增长，就是指在一过渡时期以后，基础货币的数量应该被冻结在某一固定的数额上。为什么要建议货币零增长，而不再坚持以前提出的货币按3%～5%的比率增长呢？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零增长的建议的最大优点在于，它将结束联邦储备系统决定货币数量的专制权力，却不会在现有的其他经济机构及金融机构中引起任何重大的骚动，同时，也无须实施哈耶克等人的建议，即货币的竞争性发行。
(2)结束联邦储备系统的独立自主性，将其转化为财政部的一个 司。弗里德曼一贯主张消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过，在60年代，他认为通过立法而制定出关于货币存量的规章制度的方法，能够有效地实现人们认为独立的中央银行应该实现然而却未能实现的东西。到80年代，他则主张结束联邦储备系统的独立自主将其转化为财政部的一个司，这主要是因为根据对货币历史的研究表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仅没有导致其严格地实施货币规则，而且还往往导致其有权拒绝接受国会提出的某些正确的货币政策。
(3)货币和银行的安排权留给市场。弗里德曼在60年代出版的《 货币稳定方案》一书中，对于是否可以将货币与银行的安排支配权留给市场的问题，提出了否定的回答，并列举了政府干预的种种理由。在80年代末期，他则根据新证据和新论断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认为比之政府介入实际取得的成效，把货币和银行的安排权留给市场会产生更令人满意的结果。
2.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是7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学派，又叫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经济当事人的最大化、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是理性预期学派经济学的基础，由此出发，它们得出了著名的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无效的结论。但是，经济周期波动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抹杀的现实，必须从理论上加以说明。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卢卡斯把经济波动的根源归结为货币因素，认为货币供给的冲击即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引起经济波动。为什么货币供给的冲击会引起经济波动呢？这是因为经济当事人不能获得准确的信息，所以不能准确地判断价格变化的实际情况，从而导致产量和就业量的波动。但是，事实上，在西方国家，货币供给量和价格指数一般是定期公布的，公众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介可以迅速得到每月、甚至每周的有关信息。因此，这样的解释显然缺乏说服力。从80年代后期起，以罗伯特·巴罗、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等人为代表新一代理性预期学派经济学家们开始试图用实际因素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并对财政政策、政策的时间一致性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从而促进了理性预期学派经济学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完全抛开货币因素，用实际因素来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 。他们认为，货币是中性的，货币因素引起的名义扰动将会简单地通过价格消散，因而不对实际经济运动产生影响。引起经济波动的主要是实际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率的变动（技术的变化、气候的变化、新产品的开发、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变化等都会引起生产率的变化）。生产率的变化会引起劳动需求、实际工资和产量的变化，但是，有关生产率变化的冲击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当冲击来临时，经济当事人首先面临着一个信号筛选问题，这必然会影响他们的理性预期，从而影响其追求最大化利益的经济决策，包括劳动者增减劳动供给的决策和资本家增减投资的决策，由此形成经济周期波动。
(2)根据所谓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不仅政府的货币政策是无效 的，而且政府的财政政策特别是赤字财政政策也是无效的。卢卡斯等人根据其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货币政策尤其是规则类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而新一代理性预期学派经济学家完全抛弃货币因素，主要用实际因素去解释经济周期波动，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与此同时，他们还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彻底否定了财政政策的作用。按照李嘉图等价定理，税收和公债尽管是政府筹资的两种不同方式，但用债务融资不过意味着赋税延期征收，因为公债的还本付息最终还是落在纳税人头上。当每个家庭都注意到政府债券仅仅改变了税收的时间，而没有减少税收量时，他们就会提前把一部分钱储蓄起来，以备将来纳税。从这个意义上讲，税收和公债是等价的。这样一来，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大，如果是用税收来弥补，它会排挤私人投资，如果是用公债来弥补，它也会排挤私人投资，整个社会的投资和储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以，财政政策特别是赤字财政政策必然是无效的。
(3)引入对策论分析，否认了政府进行最优化决策的可能性。新 一代理性预期学派经济学家认为，政府行为的动机或者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或者是追求选票最大化，这与理性的经济主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有利害冲突的，它使政府不可能进行最优化决策，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私人决策效应抵销了政府决策的效应，即使某一项政策在制定时刻看来是最优的政策，到了真正实施的时候也不是最优的。
三、90年代中后期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则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以“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的面目重新活跃起来以及新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复兴。1993年初克林顿入主白宫后采取了基本上不同于其前任的经济政策，从减税转为增税，从减少政府干预到加强宏观调控，特别是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增加了民用研究与开发的投资。显然，克林顿政府的这一整套经济政策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型的，它表明凯恩斯主义又成了官方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又一次登上官方经济学的宝座，主要原因不在于其理论上真的有什么重大突破和发展，而在于同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比具有较强的现实感。例如，新凯恩斯主义承认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本身具有内在的缺陷，承认厂商追求私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的矛盾，承认微观经济上的利益最大化决策有可能导致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调，因而一定程度的政策干预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1993年和1994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2.9%和3.6%，在西方各国中率先走出经济衰退的谷底，进入新的扩张期，美国重新成为西方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说明克林顿政府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失业问题仍然在困绕着西方各国政府，西方主要国家失业人数已经超过3500万，失业率高达8.5%。因此， 以实现充分就业为首要目标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今后一段时间仍然会有所发展，其官方经济学的地位还会进一步巩固。
但是，资本主义经济本质上仍然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所以，完全的国家干预显然与现实不相符合。同时，尽管西方国家目前主要的经济问题是失业和经济衰退，但通货膨胀的隐患并未消除，滞胀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人的心头，凯恩斯主义包括新凯恩斯主义在内，迄今为止还未能对这个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相反，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观点和理论影响仍然很大。因此，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对抗还将继续下去，凯恩斯主义虽然又一次占据了官方经济学的宝座，而且发展前景看好，但很难再现70年代以前那样独领风骚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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