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会与美国外交政策_外交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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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分析

1995年1月,美国第104届新国会组成并正式开始工作,它不但标志着美国政治踏入一个新时期,而且将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根据去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共和党赢得全面胜利,实现自1954年以来该党对美国国会的全面控制,从而形成美国政治上国会权力以共和党为主的和行政权力以民主党为首的新局面。美国一些政治分析家和白宫官员认为,若克林顿在国内政策上遇到极大阻力,不排除他在未来的两年里将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美国外交事务上,用外交成绩来提高自己的威信。

然而,根据美国宪法,美国国会有责任关注国家的外交政策,因而新国会在处理国内问题的同时,会不断关注和插手美国外交事务,而且必定要在外交政策方面与克林顿政府不一致,甚至发生冲突。其理由是,第一,尽管长期以来美国外交的目标是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经济繁荣和推广民主制度,但是,美国两党的外交思想有所不同。国会的一些领袖职务、参众两院负责外交事务的委员会的主席以及其他涉外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均由共和党议员担任。(今后共和党内向和保守的趋势将主导美国整个国会的外交活动。)其次,由于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内因素之间密切交织的特点在冷战后变得更加明显,新国会将利用自身的权力,更多地从美国本身的经济与安全利益考虑,对美国现行外交政策施加影响并对其进行制约。实际上,由共和党领导的新国会已经开始对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认真检查,并把注意力集中放在一些重大的外交问题上。

联合国问题。从80年代起,尤其冷战结束以后,联合国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开展维持和平行动,一方面实施所谓预防战略,另一方面对地区冲突或战乱、难民迁移、国家政权过渡或选举等进行控制和监督。克林顿政府的政策是全力支持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其目的在于试图利用联合国组织来保持和扩大冷战后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因此,不惜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积极卷入联合国维和行动,四处插手和干涉国际事务,仿佛哪里有冲突或战乱,哪里就有美国的利益。但是,新国会中一些共和党领袖却竭力反对美国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所投入的巨大人力和资金。新国会多数党领袖鲍勃·多尔和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呼吁克林顿不要再许诺新的维和使命。他们认为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是失败的。新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杰西·赫尔姆斯称联合国是处罚美国人的机构,因为它正在耗掉美国纳税人十几亿美元的资金。据报道,1994年美国向联合国支付了约12亿美元的维和费用,但是,美国仍需要再支付4亿美元才能完全兑现自己所作出的支付联合国维和总费用的30.4%的承诺。前不久,美国国务院估计,美国自身还需要额外的8亿美元来维持目前的美国维和开支。众议院新改名的国际关系委员会(即原来的外交事务委员会)把向新国会建议削减对联合国维和行为的资助作为该委员会的一项主要任务。新国会也希望,美国在参与联合国行动时,应该明确说明美国使用军事力量的条件,以保持美国在参与任何一次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和使命时,都能直接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而且,美国人应该在联合国维和部队中担任领导职务。

波黑问题。目前的波黑战争是战后欧洲所经历的最严酷的战乱。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的根本利益在欧洲,因此,克林顿政府积极制定对波黑的外交政策,支持穆斯林武装力量,插手波黑问题。但是,由于波黑交战双方的长期互相民族敌视,以及包括美国、俄罗斯在内的许多西方大国、联合国组织和北约组织的介入,波黑问题已经变得日益复杂化。新国会已经对克林顿政府在波黑问题上卷入联合国紧急计划并乐意提供10,000名美国军人参与行动表示特别关注。以鲍勃·多尔为首的共和党参议员要求美国公开与它的欧洲盟友决裂,停止实施联合国对波黑的武器禁运,以便让更多的波斯尼亚人有自卫的机会。纽特·金里奇甚至带着美国孤立主义的口吻指出,波黑问题是一个“欧洲问题”,应该完全由北约组织支付费用。

海地及北朝鲜问题。1994年克林顿政府在外交方面引为自豪的是先后处理了几次国际危机,其中包括对海地危机和朝鲜半岛危机的处理。然而,在新国会中,大多数共和党议员对美国政府处理危机的一些做法并不感到满意。在海地问题上,他们反对克林顿政府向这个加勒比海弹丸之国派遣军队,呼吁美国应及早从海地将自己的军队撒回国,而不应该象克林顿所计划的那样,使美国驻海地军队拖至1995年3月之前返回。新国会共和党的理由是,海地局势已经平静,美国军队在那里不再起任何作用,所以应该撤回。此外,美国还在海地问题上投入了大量资金。目前美国正在与联合国和海地政府协调,安排于1995年3月在海地进行议会大选,美国已经向在太子港开始工作的联合国大选协助小组资助370万美元。至于在北朝鲜问题上,新国会一些共和党领袖严厉批评克林顿政府与北朝鲜在日内瓦签署的框架协议,因为美国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以实现自己在协议上的许诺。该协议规定北朝鲜停止实施其自身的核武器计划,条件是美国、日本和韩国向它提供能源援助。美国已答应向北朝鲜提供4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并决定与日本和韩国一起尽早成立一个暂取名为朝鲜能源发展组织的多边财团。总部设在纽约。但是,新国会一些领袖准备保证美国不会有大量的资金用于实施上述框架协议。新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本·吉尔曼指出,美国对海外的任何一次军事卷入,都应该事先在美国内进行充分而公开的讨论,并要求新国会立即全面地检查美国在海外军事行动的总开支。

中东问题。1994年美国政府出于对国家自身利益的考虑,积极参与和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克林顿本人也亲自前往该地区进行外交斡旋。然而,新国会一些保守的共和党议员认为,美国充当调解人促进以色列和叙利亚实现和平的努力不可取。杰西·赫尔姆斯认为,一项和平协议可能使美国再度向叙利亚提供大量援助,并可能使美国派出大量军队前往叙利亚边界巡逻。美国政府官员们承认,若要达成一项协议,这两个条件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新国会不会轻易地通过这种协议。几个月前,克林顿政府在对波斯湾地区问题上,采纳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近东及南亚事务的高级主任马丁.英迪克提出的所谓“双面遏制”外交政策,该政策主要是想通过美国在波斯湾地区长期部署军队,以遏制伊朗和伊拉克的军事扩充。这又是一个在经济上和人力上需要付出昂贵代价的外交政策,而且,美国可能因此再次被卷入中东地区的冲突旋涡。

外援问题。外援活动是美国预防外交的一部分,但它同样在以牺牲美国国内巨额资金为代价的。据有关报道,1994年美国国会按预算拨出的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费用的总额为137亿美元。然而,新国会许多共和党领袖却对美国外援的有效性和意义提出质疑。他们发现,美国对许多国家(包括一些非洲国家)的援助,并没有使这些受援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出现美国所希望看到的变化,并且认为致使受援国发生变化不在于外援,而在于本国政府的政策。杰西.赫尔姆斯甚至认为,美国实施外援计划是在把钱抛进“无底洞”,是在白白地浪费美国财富,因为美国国内绝大多数纳税人并不能从美国外援中获得直接好处。另据有关报道,杰西·赫尔姆斯正在起草一份援外提案,该提案将把美国用于非洲、人口和环保计划、对俄罗斯和东欧的援助、农业援助等的款项减少25%至30%。新国会里监督对外援助的参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米奇.麦康奈尔也提出一项类似的提案。这位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要求新国会对美国整个外援制度进行彻底审查,甚至提出议案废除美国提供外援的主要机构:国际发展署。他希望美国能把国家的外援预算更好地用于为美国利益服务。美国政府官员担心,如果新国会继续削减美国国际援助项目的开支,那将严重破坏美国在海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但是,正如新国会众议院对外活动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亚拉巴马州共和党众议员桑尼·卡拉汉所承认的,“削减外援或许会造成海外动荡和不利影响,但是我们(美国)自己也有一些经济困难。”

由上述可见,目前美国新国会和克林顿政府之间在外交政策上的矛盾集中涉及到与国家的财力有关的美国在海外的军事政治行动问题上。一般来讲,一个国家的外交往往建立在本国经济实力的基础之上。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样是以庞大的国家开支作后盾的。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谋求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克林顿政府利用没有竞争对手的有利时机,四处干涉和插手国际事务。美国海外军事和政治干涉越多,其费用开支也越大。然而,美国的财力有限,已经难以负担美国庞大的海外费用。尽管1994年美国经济进入复苏阶段,但是经过冷战的长期消耗,美国经济地位已经相对削弱。当今美国国内面临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难题,都与国家的财政密切相关。如果美国对其海外干涉不加限制,最终必将与有限的国内财力产生严峻矛盾。

从总体上看,美国第104届新国会对美国外交政策抱一种更为务实的态度,无论它是否带有收缩外交的色彩或者含有孤立主义的成份,新国会必将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新国会会把削减下来的外交开支用来弥补和解决国内社会所面临的资金不足,也会用来充实美国自身的安全防务开支。另一方面,新国会对海外行动拨款时,将注重用款的地点、时间及方式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考虑。钱袋捏在新国会手里,它是新国会影响和制约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的最有效武器。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一种国家政策,它往往会超越一般党派权力争斗之上。因此,在未来的两年里,新国会和行政部门之间在外交政策方面除了会有矛盾和冲突外,也不能排除会在一些重大的外交问题上相互妥协和谋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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