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的理论模型构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头论文,城市居民论文,生活垃圾论文,模型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的概念及其发展
近年来，世界各国的垃圾产量都在稳步增长。为控制城市生活垃圾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带来的危害，许多发达国家通过立法和技术改进尽可能减少垃圾的产生量，尽量对垃圾进行源头分类收集，并尽最大可能地回收可利用成分，以节约资源，减少浪费。
有关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的定义，目前广为接受的是学者Geller等1982年提出的，他将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定义为[1]：在进行生活垃圾管理过程中，以垃圾产生的源头——个人家庭作为整个管理过程的第一个环节，每个家庭把其产生的垃圾按规定类别分类收集，如将玻璃、报纸、金属、塑料等不同的垃圾分装在不同的垃圾袋中，将这些分类的垃圾分类投放到指定地点的行为。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收集是垃圾有效管理的必要前提，是实现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提高生活垃圾循环利用的最有效手段，因此被认为是生活垃圾管理规划中最优先考虑实施的方法[2-3]。鉴于我国城市目前存在大量废品回收人员这一实际情况，本研究在借鉴Geller的观点的基础上，将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定义为：城市居民将产生的生活垃圾按规定的类别分类收集，并将这些分类收集的垃圾投放到指定地点或卖掉的行为。
源头分类的发展主要是伴随着垃圾循环利用的发展而开始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为了解决不断增长的垃圾数量与逐渐紧缺的垃圾填埋场地之间的矛盾问题，开始着手研究垃圾的循环利用，并于1970年成立了国家资源循环利用中心，主要进行废物循环利用方面的开发研究和实践。随后，类似的机构在世界各地纷纷建立，以解决本国的垃圾问题。这些机构在废物循环利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发现，废物中的一些成分，如金属、纸、玻璃等可以分离出来，进而得到循环利用。这不但可以解决废物问题，同时也可以保护矿物质、树木、石灰石等自然资源。因此从70年代后期，美国、欧洲等各国纷纷开始源头分类试点项目，并于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开始广泛开展源头分类和循环利用项目，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例如[4]：荷兰已通过立法，要求从1994年开始，所有居民要实施生活垃圾中有机物与其他垃圾的源头分类。法国从2004年起就已全部实施垃圾分类收集。美国目前最流行的垃圾分类方式是在居民小区内进行垃圾分类以及设立可循环物质回收网点，如在停车场设立具有醒目标志的可回收物质的垃圾箱。另外，为激励居民进行合作，往往给予一定的回报。这些回收网点一般设立在超级市场等居民经常光顾的地方。居民小区的分类、回收网点的设立以及中转站的分类，为公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此使美国整体的垃圾回收利用率得到很大提高。美国Carolina州的Durham地区，就是在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循环利用方面做得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在Durham地区，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中有40%是通过居民小区分类实现的，其余60%通过垃圾回收网点实现。各国的成功范例都证明：实施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居民虽有投入(如时间、精力、劳动等)，但投入很小，然而，分类后的垃圾被污染的几率大大降低，因此回收利用的效果就更好，且由这些回收的垃圾生产的二次资源的质量也更容易得到市场的认可。因此，源头分类是确保生活垃圾有效回收、循环利用的根本前提[5]。
我国也曾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厦门和桂林等8座城市实施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试点工作，但结果都很不理想，没有一座城市把垃圾源头分类的试运行推广起来。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收集仍停留在混合收集阶段[6]，这不但增加垃圾处理的难度和成本，也难以全面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
2 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研究相关理论
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是生活垃圾管理行为的内容之一。生活垃圾管理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环境和土木工程等学科的交叉学科。从经济学、管理学、环境和土木工程学的角度研究生活垃圾管理行为主要是通过强调项目设计因素来提高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绩效；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生活垃圾管理，其焦点是研究生活垃圾管理者的特点，以试图理解他们的动机、价值和态度，并确定动机、价值、态度等因素对现实行为的影响[7]。目前，在居民生活垃圾管理行为或环境行为研究中比较有影响理论主要有计划行为理论和A-B-C理论。
2.1 计划行为理论
社会心理学家一直致力于构建相关理论来预测和解释各种情境下人的行为。目前该领域中的意向模型可以作为研究影响人们行为的决定因素的理论基础。其中比较经典的是“计划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该理论是Ajzen提出的态度—行为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影响现实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行为的意向，行为的态度(即个人对这一行为是否有助于达到有价值的结果的态度)、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即感受到的社会压力的影响)以及感觉到的行为控制(包括两个成分：一是个体对自身完成相应行为的自我效能感，二是个体对行为实施与否的控制能力)会通过行为意向影响现实行为。
在生活垃圾管理行为方面，很多学者应用该理论对循环利用行为、堆肥行为等进行了研究。如加拿大学者Taylor和Todd[8]运用该理论建立了一体化生活垃圾管理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了检验。他们也证实了该理论在预测居民生活垃圾循环利用和堆肥行为的合理性。
然而TPB也并非无懈可击，Ajzen自己也承认：行为的实际可控制性(actual control)比主观控制感与该行为的关系更密切，因为实际可控性包含了机遇和资源的实用性等因素，是执行该行为的客观先决条件。它与主观控制感有区别，因为个体对“控制”的知觉可能并不完全确切。例如，一个大学生可能对上课出勤这样的行为有很大的主观控制感，但他仍可能因为实际可控性被一个不可预知的事件(如车祸或大风雪)减弱而不能去上课。然而，由于实际可控性非常难以评估，于是Ajzen使用了主观控制感作为实际可控性的代用品，但这一替代显然会由于测量误差的增大而受到批评。
台湾学者Chu和Chiu[9]对计划行为理论模型进行了扩展，将另外两个变量融入到模型中，分别为行为意向竞争选择(choice from behavior intention)和感知到的道德责任(perceived moral obligation)，并认为，行为是由行为意向和行为意向竞争选择共同决定，而行为意向不仅受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决定，而且还受到感知到的道德责任影响。他们通过对台湾地区386户居民的生活垃圾循环利用行为进行调查分析，证明了在增加两个新的变量后，模型的拟合效果更好。
总之，尽管计划行为理论还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但它的提出使行为关系领域的研究出现了生机盎然的景象。计划行为理论已经广泛的应用于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各个领域，很多社会心理学学者也普遍采用该理论模型对各种情境下个体的生活垃圾管理等环境行为进行探索和研究，该模型已经成为生活垃圾管理行为研究领域中最为基础的理论依据和概念构架。
2.2 A-B-C理论
Guagnano等[10]于1995年提出了预测生活垃圾循环利用行为的A-B-C理论。该理论模型是在Stern和Oskamp 于1987年提出的一个相对复杂的环境行为模型基础上改进而来的。Stern和Oskamp的复杂环境行为模型认为[11]：环境行为是一系列因果相关的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外部因素包括具体结构、社会制度和经济激励，内部因素包括一般的和特定的环境态度和信仰、信息以及行为意向。基于这个环境行为模型，Guagnano等提出的A-B-C理论认为，生活垃圾循环利用行为(behavior，B)是个体对循环利用所持有的态度变量(attitude，A)和外部条件(condition，C)共同作用的结果[10]。其模型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A-B-C理论模型
Fig.1：A-B-C theoretical framework
图中横轴为外部条件，是指所有支持和反对环境行为的外部资源，包括物质资源、资金资源、法律和社会资源。从生活垃圾管理的角度而言主要指循环利用的方便性、垃圾箱的洁净程度和设置位置等。外部条件分为不利的外部条件和有利的外部条件。其中，正轴部分代表有利的外部条件，负轴部分代表不利的外部条件；图中纵轴为循环利用的态度，正轴部分代表积极的态度，指个体在非强制情况下主动实施环境行为的态度；负轴部分代表消极的态度，指个体只有在强制的情况下才可能实施环境行为的态度。135°对角线为行为的分界线，即在分界线上方，循环利用行为可以发生；在分界线下方，循环利用行为不会发生。由图可以看出，在第一象限，即积极的态度加有力的外部条件，人们将一定会实施循环利用行为；在第三象限，即消极的态度加不利的外部条件，人们将一定不会实施循环利用行为；在第二象限，只有态度的数值大于外部条件的数值时，循环利用行为才会发生，否则，将不会有循环利用行为；而在第四象限，只有外部条件的数值大于态度的数值时，循环利用行为将会发生，否则循环利用行为也不会发生。
基于此模型，Tucker等[12]建立了一个更为完整的模型，将主观规范和社会规范融入到模型中，并认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社会规范、外部条件共同决定居民生活垃圾管理行为。如果：态度+主观规范和社会规范-外部条件＞0，则居民将会实施生活垃圾管理行为；如果态度+主观规范和社会规范-外部条件＜0，则居民将不会实施生活垃圾管理行为。
A-B-C理论是第一种专门针对生活垃圾循环利用行为而建立的理论，首次提出了生活垃圾循环利用行为是态度和外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对以心理学角度为主研究生活垃圾管理行为的补充和拓展。
3 源头分类行为理论模型构建研究
3.1 理论基础
如前文所探讨，在生活垃圾管理行为领域中，目前普遍接受、广为认可的理论模型主要是社会心理学中的计划行为理论。然而，有关计划行为理论的应用分析也对他们本身提出置疑。如Boldero[13]在对澳大利亚大学学生生活垃圾循环利用行为的分析中指出，如果想要理解为什么人们不实施他们的环境行为，除了计划行为理论提供的因素以外，我们必须要考虑其他因素，因为计划行为理论存在这样两个事实：(1)态度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2)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其他的因素。Taylor和Todd[18]对加拿大中型城市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行为研究也证实了以上两点的正确性。
Kok和Siero[14]对荷兰居民的生活垃圾管理行为进行研究，得出了不同的因素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对理性行为理论的机制产生影响的。为了解居民生活垃圾中的易拉罐回收行为，Kok和Siero在Ajzen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基础上，增加了居民回收行为的障碍因素。尽管研究也证实了态度、社会规范确实和行为意向和行为相关，但是易拉罐回收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如清洗和分类后送到回收点，也是非常重要的行为制约因素，因此仅仅部分地支持了这个模型。
Armitage和Conner[15]运用元分析法证明了计划行为理论的预测力，但意向和行为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方差没有得到解释，因此除了研究方法的原因导致部分方差无法解释以外，尚需考虑在模型中增加新的变量以提高整个模型的预测能力。
尽管计划行为理论为环境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逻辑模型，但是环境行为理论框架可能会更复杂，应该包含影响环境意向和环境行为的所有变量。通过与态度理论比较，Liska和Bagozzi[16]都发现，理性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在选择哪些因素需要增加、哪些因素需要修改方面的确存在问题。尽管Fishbein Ajzen建立的行为框架对于日后的研究非常具有参考价值；但是，根据以上文献回顾，在进行特定的行为分析时，该模型还有很多的局限性。因此，在进行某项具体的环境行为研究时，根据研究的内容和背景，适当的增加一些因素是十分必要的。
鉴于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还没有系统地实施，本研究认为，直接探讨源头分类行为和其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在行为变量的测量和数据获得上将会存在一定偏颇。而通过了解居民对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的意向，探讨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继而研究行为意向对行为的影响，将会更好的诠释我国城市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再者，由于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是一种有计划的行为，计划行为理论对行为有较好的解释和预见能力，且该理论模型在生活垃圾管理行为研究领域中得到了较为成功的应用，所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本论文的源头分类行为研究奠定了基本的模型概念，为本研究的模型构思提供了借鉴。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行为意向直接影响源头分类行为，而相关的影响因素则通过行为意向间接地影响源头分类行为。因此，影响因素、行为意向和行为的结构关系如图2所示。
图2 结构关系图1
Fig.2：Structurel framework 1
根据国外实践经验以及对我国居民的实地访谈，本研究发现，除自身因素外，情境因素(也称为外部条件)也是居民行为实施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如分类垃圾箱的标识不清晰导致居民不知如何投放垃圾、垃圾的分类收运服务不及时到位导致居民随意堆放垃圾等等。如果相关市政部门或社区能够提供相应的设施，将会对居民更好的实施源头分类行为起到积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这也符合A-B-C理论的观点，该理论认为：生活垃圾循环利用行为是态度和外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外部条件成为居民是否会实施生活垃圾循环利用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A-B-C理论为单纯的以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生活垃圾管理行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本研究在因素选取和模型构思上提供参考。依据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不仅仅受到行为意向的直接影响，是否提供相关的外部条件以及这些外部条件的好坏也将对居民的行为产生影响，良好的外部条件可以使行为意向更好的转化为行为。即外部条件在行为意向对行为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因此行为意向、行为和情境因素(外部条件)的结构关系如图3所示。
图3 结构关系图2
Fig.3：Structural framework 2
本研究以社会心理学中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为基础，并结合A-B-C理论中外部变量对行为的影响作用，同时探讨不同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和收入的群体在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意向和行为上是否存在差异，因此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4所示。
图4 概念模型
Fig 4：Conceptual framework
3.2 理论模型的构建
在现有有关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及其他生活垃圾管理行为的研究中，国外的研究成果还处于主导地位，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刚刚开始，目前还缺少相对成熟的研究成果。然而，尽管国外涌现出许多研究流派，但在各个流派的研究中，对研究变量的概念界定和选取非常不一致，因此需要重新梳理和归纳已有的研究成果，开展结合我国实际的本国化研究，得出适合我国实际的研究结论。
根据上一小节的理论基础分析和概念模型，结合模型中涵盖的研究内容，通过大规模文献回顾以及国内外相关专家的访谈，尤其是通过对我国生活垃圾管理领域的专家以及居民进行访谈，提出本研究的具体研究内容和内涵，并据此构建出我国城市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理论模型。
3.2.1 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BSS)
本研究认为：城市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behavior for source separation，BSS)是指城市居民将产生的生活垃圾按规定的类别分类收集，并将这些分类收集的垃圾投放到指定地点或卖掉的行为。我国目前虽然还没有出台统一的垃圾分类标准，但是有一些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苏州、杭州、大连等都先后试行过生活垃圾源头分类项目。这些试行的项目通常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的生活垃圾、不可回收的生活垃圾以及废电池等危险废物三大类，或者将生活垃圾分为有机物和无机物两大类。然而，这些城市试行的结果都非常不理想，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居民对于什么是可回收的生活垃圾、什么是不可回收的生活垃圾、什么是有机物、什么是无机物没有清晰的概念，而市政部门没有将这些类别加以清晰的解释。
尽管目前我国还没有强制要求居民实施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还缺少具体的、可操作的分类标准，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存在很多收集废纸、废塑料瓶、废金属等废品回收小商贩，因此有些居民已经将小商贩回收的废品单独分类收集并出卖，从而获得部分经济收入。鉴于此，本研究根据这一现状，在问卷调研中，有关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中，设计了一些具体的题项，包括单独收集塑料瓶、单独收集其他塑料、单独收集硬纸盒和废纸、单独收集易拉罐等金属废物(以上四项可以称作为干垃圾)和单独收集厨余(也可成为湿垃圾)等几个方面来考察。
3.2.2 行为意向(BI)
Fishbein和Ajzen[17]在他们的理性行为理论中对行为意向做了如下定义：行为意向(behavior intention，BI)是指行为趋向的意向，为做出行动之前的思想倾向和行动动机。Gollwitzer将行为意向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目标意向(behavior object intention，BOI)，一个是执行意向(behavior executive intention，BEI)[18]。它的这种做法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支持，但关于该假设的验证性研究较少。本研究即采用Gollwitzer的做法，将行为意向分为目标意向和执行意向两个维度。目标意向指的是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结果意向，如分类收集废旧塑料、分类收集废纸等；执行意向指的是对为实现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所要付出的一种行为意向，如牺牲自己的时间进行源头分类，付出劳动和精力进行源头分类等。
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行为意向与行为之间的显著相关性，因此本研究将行为意向作为研究的主要变量之一，其目标意向的测量与行为的测量题项一致。
3.2.3 环境价值观(EV)
无论在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行为学还是环境科学领域，价值观都是核心概念之一，它对行为的影响作用都是至关重要而不可忽视的。鉴于本研究主要考察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的理论模型构建，因此将价值观体系中与本研究关系紧密的环境价值观融入研究变量中。本研究中采用的环境价值观意义以Barr[19]在他的一项研究中给环境价值观的定义为准，即环境价值观是指个人基于自己的人生观而对环境及环境问题的根本看法，分为利他的环境价值观(arltriustic environmental value，AEV)和利己的环境价值观(selfish environmental value，SEV)两个维度。
3.2.4 环境态度(EA)
目前在有关环境行为的研究中，绝大部分研究都把“环境态度”视为环境行为最重要的一个预测变量。正像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结果一样，在环境问题上有关态度和行为之间的显著关系也得到了广泛的认证[20-22]。很多学者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均证明了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相关性，尤其是特定的环境态度对特定的环境行为有非常重要的预测作用。鉴于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环境行为，因此将环境态度列为研究变量中。根据文献查阅，与环境态度相关的概念还有环境意识、环境素养、环境关注等等。这些概念的内涵相近或者交叉，在现有研究中常常交替出现、概念不清且意思模糊。本论文采用的环境态度(environmental attitude，EA)以Fishbein和Ajzen[17]在他们的理性行为理论中对环境态度的定义为准，即指：环境行为主体对某种具体的、特定的环境行为(本论文中指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所存在的一般而稳定的倾向、立场或看法。
3.2.5 心理变量
社会心理学对环境问题的解决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社会心理学一直在探索心理变量对人们行为改变的作用。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应用各种社会心理理论，并根据个体的性格特点等来预测人的环境行为。根据文献回顾以及对国内相关专家和居民的访谈，本研究认为在心理因素这个变量下包含感知到的行为动力、感知到的行为障碍和主观规范三个维度。
(1)感知到的行为动力(PM)。
正像De Young[23]、Oskamp[24]、De Young和Kaplan[25]、Gamba和Oskamp[26]、Mckenzie-Mohr[27]、Werner和Makela[28]进行的研究发现一样，居民生活垃圾循环利用行为的主要心理变量之一就是人们实施行为后可以获得一定的满意感和满足感，而这种满意感和满足感恰恰就是促使居民实施生活垃圾管理行为的动力因素。因此本文将感知到的行为动力(perceived motivation，PM)作为研究的心理变量之一。这种动力可以来自节俭、环境友好市民、环境保护等等。鉴于我国目前居民的生活水平、环境意识等方面相差比较悬殊，不同的居民群体实施生活垃圾管理行为获得的满意感和满足感的角度不同，有些居民的满足感可能来自经济激励，有些可能来自节俭，而有些可能来自环境保护。
(2)感知到的行为障碍(PB)。
在环境行为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使用“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力”这一概念和变量来预测环境行为。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力就是个人对行为完成是否难易的信心。这一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感知到的控制能力(人们是否相信他们有执行某种行为的控制能力)；二是感知到的困难程度(执行某种行为是困难的还是简单的)。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取决于技巧、能力和信息等内在因素和资源、机会以及和他人的合作等外在因素。其内在因素部分即等同于感知到的行为障碍。因此大多数生活垃圾管理行为的研究者都使用感知到的行为障碍(perceived barriers，PB)这一变量作为心理因素之一，来预测人们的生活垃圾管理行为[26，29]。然而，也有学者认为[30]，尽管时间、不便性等感知到的行为障碍并不总是居民不实施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的主要原因，但是对某些居民而言，这些因素的确导致了他们不实施这些行为。因此，本研究将“感知到的行为障碍”作为心理因素下的一个维度来预测我国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
在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研究中，感知到的行为障碍主要包括感知到的时间障碍(是否浪费时间)、感知到的方便条件(是否带来麻烦)、感知到的精力和体力障碍(是否浪费精力、消耗体力)等因素，因此本研究对感知到的行为障碍的测量主要包括上述这些方面。
(3)主观规范(SN)。
Fishbein和Ajzen[17]以及Tucker[31]认为主观规范对人的行为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发现：其他人的行为意识以及对该行为的接受程度是一个人是否会实施该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采用被学术界广为接受的由Fishbein和Ajzen提出的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SN)概念[17]：指对行为主体有重要影响作用的人和社会的期望而使行为主体做出特定行为的倾向程度。通过第2章有关主观规范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主观规范是一个压力变量，它对居民生活垃圾管理的行为是有积极影响的，在居民生活垃圾管理行为的改变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根据文献回顾以及我国目前生活垃圾管理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将主观规范这个变量列入到心理变量下的一个维度。
3.2.6 公共宣传教育(PE)
Wellar和Barry[32]及Guerra[33]的研究一致认为：公共宣传教育不仅可以帮助居民消除对用循环材料生产制造的产品的质量存在不信任的顾虑，逐步接受这样的产品，为循环利用创造良好的市场空间，而且通过公共宣传教育，可以使居民意识到源头分类对于垃圾的循环利用以及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重要性，从而将会积极的实施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
3.2.7 情境因素
情境因素是指居民个体在进行环境行为选择时面对的客观环境，也就是指那些对居民个体实施环境行为有影响的外界因素[34]。许多研究者在环境行为研究中分析了情境变量的作用，以期表述不同情况下非个体特征(即外界客观条件)对个体环境行为实施的影响。事实上，情境变量在促发或者阻碍个体环境行为的实施过程中的确具有显著作用。
根据文献回顾，在生活垃圾管理行为方面，情境因素主要包括系统设计(system design，SD)及项目类型(program type，PT)两个方面[32,35-37]。对于系统设计而言，主要包括循环利用项目的服务和设施，如是否提供分类的垃圾回收箱及分类回收服务，以及这些服务是否便利等，因此对系统设计的测量也主要围绕这些方面展开；对项目类型而言，主要分为强制居民参加和让居民自愿参加两种方式。
3.2.8 社会人口统计变量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在影响因素与行为的关系中，如果模型中引入了行为意向，则应首先考虑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社会人口统计变量纳入到研究变量中，具体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四个维度。
根据理论基础和概念模型，本研究构建了我国城市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理论模型，如图5所示。
图5 城市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理论模型
Fig.5：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esidential behavior for source separation of household waste
4 小结
本研究以计划行为理论和A-B-C理论为依据，并广泛借鉴已有的众多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的文化和风俗，构建了我国城市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认为：源头分类行为直接受源头分类行为意向影响，而环境价值观、环境态度等影响因素通过影响行为意向而间接影响行为；同时与生活垃圾相关的情境因素在行为意向对行为的影响中可能起调节作用；性别、年龄等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在行为意向和行为中的表现可能存在差异。
作者将根据该理论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关系，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并根据研究变量开发设计调研问卷，以用实证研究方法验证该理论模型的合理性。这都将是作者日后需要继续研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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