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中期的国际共运及其对中共“八大”产生的积极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中论文,五十年代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 会议在总结了从“七大”至“八大”11年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确定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政策。中共“八大”为什么能够制定出一条正确的路线呢？除了诸多的内在因素外，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的影响也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本文试就1956年前后的国际共运及其对八大路线制定产生的积极影响谈点粗浅看法。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美帝国主义取代了战前的资本主义六强，处于称霸地位，特别是它对核武器的垄断使世界和平受到新的威胁；战后，出现了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继朝鲜、中国、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相继取得胜利后， 从1953 年到1956年间，古巴、阿尔及利亚及非洲一些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更为重要的是，战前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而战后在东欧、亚洲却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国际形势的上述变化，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这一新时期的特点是：第一，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由此就出现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各国党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关系，在斯大林在世直至他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反映了以苏联为核心的统一步伐、统一意志的。如果违背了斯大林的意志，就会遭到压制或打击。因此，到斯大林逝世前后，已经积累了很多问题。如：1949年底至1950年初，中苏之间在交还中长铁路和大连，旅顺口问题上的矛盾斗争；苏联与波兰在德国的西里西亚划归波兰时的斗争；苏联强迫东德长期负担占领费的矛盾；苏联与南斯拉夫的斗争直到最后决裂。在这一时期，苏联国内的肃反扩大化，也波及到东欧一些党，因而东欧的一些党内也出现了一批冤案、错案，有的直接牵涉到一些国家领导人。如匈牙利外长拉伊克，被说成是“铁托的走狗”、“跟铁托有勾结又跟美帝国主义有勾结”等等。上述问题说明，苏联以大国主义的指挥棒，压制其它党，使其它党处在一种服从地位。久之，各国共产党必然产生不同意见，不能不对斯大林的一些决策产生疑问和不满。
第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革命后，从50年代初期开始，步入了国内经济建设的新时期。这一时期中，各国经济建设所遵循的基本上是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按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理解的内容是：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人们的觉悟和素质，迅速把生产关系向越大越公的方向推进。主观地缩短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尽快限制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几个主要重工业产品作为赶超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完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形成了生产的畸形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相关的农业、轻工业得不到发展，人民的实惠极少。所以，和当时经过二战后几年间已经复苏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相比，资本主义各国却比较注重社会成员实惠的多少，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声誉。
上述二个特点决定了当苏联模式在社会主义各国开始付诸实践时，各种矛盾和问题出现了。矛盾斗争的实质是苏联与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指挥与反指挥，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由于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崇高威望和实际上的“指挥棒”的作用，1953年3 月斯大林逝世前，这种矛盾和斗争还没有公开化，激烈化。直至斯大林逝世后，这种矛盾才开始激化，从而导致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这些事件是：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会上， 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期由于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所导致的严重恶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紧接着6 月间波兹南事件发生；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这一切都集中暴露了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和错误。主要是，在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法制也受到严重的破坏，摧残了相当一批党的骨干力量，造成了极为痛心的损失。在经济工作中，工农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失调，人民生活中的一些应予解决的困难未能得到解决；在党内，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的破坏，形成了个人专断，使苏联党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当时主要领导人的缺点和错误。
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历史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从中受到了重要启示，对八大的召开及八大路线的制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
五十年代中期的国际共运对八大路线制定产生的积极影响主要从以下二个方面来看：
其一，在经济上，中国共产党鉴于苏联东欧各国的教训认识到：应该打破对苏联模式的迷信，寻找一条适合中国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4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国际关系问题，……要分两个方面。一方面不要盲从，如苏联的东西，就有一部分是不适用的，在他们的国家不适用，在我们的国家也不适用。”毛泽东又谈到：“……我们不是说苏联没有东西可学了，很多东西还是要学习的，但我们不应一概地不加分析，不加考虑地采用。”基于这个考虑，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从1956年春天起，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听取了34个部门的汇报。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指出，对苏联的经验要分析，要打破迷信。他说：“过去有人说，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正是在破除迷信，不要盲从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冲出苏联模式的限制探索自己的经济建设道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集中反映了1956年前后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几个基本问题上，突破了原来的一些思想框框，按着“一穷二白”的国情，将一些零散的经验，开始系统总结为规范的理论。
如：在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上，提出了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摒弃了苏联靠牺牲农业和轻工业而片面追求重工业发展的沉重代价；在沿海与内地、经济建设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强调经济建设的步伐要适当加快，国防工业的步子可以放慢的观点，这也是适合我国国情的重大举措。此外，对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提出了新的探索方案：如中央向地方分权问题，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问题；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应有灵活性，多样性等。9月，在党的八大上， 以上内容被进一步发挥提出了积极稳步、综合平衡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保持农、轻、重之间适当的比例关系，使之协调发展的方针；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方针，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两个方面得到适当的结合。在经济体制方面，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集中生产、集中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方针，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以上这些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变化的方针，都是在吸取了苏联模式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这在当时的确是克服了盲从僵化的教条主义思想，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大胆突破。
其二，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执政党如何才能避免犯严重错误的问题。
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第一次向苏联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不管当时赫鲁晓夫出于什么动机，但客观上率先举起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帜，这在当时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使得各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许多问题不能不重新思考。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意见写成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反对个人迷信问题，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迷信的流行，这种现象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1 〕又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展开的个人迷信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扫清思想阻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2 〕中国共产党表示：“我们也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文章中阐述的这些观点，表明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对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错误的鲜明态度和吸取教训、整肃自己的决心。6月28日， 毛泽东在接受罗马尼亚大使递交国书时谈到：“我们不要迷信。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是迷信。希望一切都是好的，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毛泽东还谈到了斯大林的错误，他指出：斯大林的错误就在于，很长一段时间里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人民的批评与敌人的攻击混为一谈，不加区别。这样，在斯大林那里，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批评就被怀疑为敌人，就有坐班房、杀头的危险。从这里我们得出，苏联的血的教训，使毛泽东及党中央及时注意到了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使之不致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长期的错误。要做到这些，就要求党的领导人十分谨慎和谦虚，密切联系群众，反复调查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经常开展恰如其分地批评和自我批评。
上述思想在八大会议上都得到了反映。其反映的思想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关于民主建设的一些思索。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在我们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有迫切重要的意义。”为了扩大民主，党中央考虑到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避免权力的高度集中。为了防止权力高度集中问题的出现，八大前后党中央提出了在处理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周恩来对这个方针的民主性质讲得很深刻。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缺点就是一党制，它使民主少了，集中多了，不容易听到不同意见，这本身就包含他的阴暗面。所以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利于防止权力的高度集中。二是，要考虑到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刘少奇在八大前后就领导制度改革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认为应该借鉴资产阶级革命初期领导人选举的制度，尽量使国家领导人向年轻制，集体制发展。三是，必须正确地解决好领袖与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明确提出：“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是自封的。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鉴于苏共二十大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历史教训，八大提出，要“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在八大党章中规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一条就是为毛泽东安排的。这说明了在斯大林问题揭露后，党中央包括毛泽东在内，对如何吸取苏联的历史教训所进行的反思是深层次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已在考虑之列。
另一方面是关于思想文化建设的民主化。1956年1 月在广州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是思想文化建设民主化的一个良好开端。会上，周恩来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此次会后，全国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紧接着在4月28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和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的方针。
综上所述，五十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认真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从经济、政治方面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进行的探索和思考，对八大路线的制定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应该充分肯定的。
注释：
〔1〕〔2〕引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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