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晚清翻译史》的构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一本论文,构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主要报告有关书写一本晚清翻译史的构思，该书是一项名为“翻译与政治：晚清翻译活动研究”的研究计划的主要成果。该计划是由香港政府研究资助局所赞助，为期2年。范围方面，这里所指的“晚清”，大概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下限延伸至“五四”运动前夕，所涉及的包括文学与非文学之翻译活动，但不包括外国传教士的翻译。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外国传统士在中国进行翻译的动机、模式以至影响，都跟中国人自己所从事的翻译活动很不同；二是这是一个很复杂而庞大的课题，应该单独处理。当然，一些协助中国人进行翻译的洋传教士，例如受聘于江南制造局的傅兰雅、同文馆的丁韪良等，因为是属于中国人的翻译范围内，所以也包括在研究计划里。
翻译史第一个需要回应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写晚清翻译史？
我们知道，最早出版的几本中国新文学史都辟有专章讨论翻译活动。陈子展1929年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及王哲甫1933年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都设有题为“翻译文学”的一章（陈子展1929:132-163；王哲甫1933:259-279），不过，这情形在其后几十年出版的文学史里完全消失。如谢天振所说，翻译文学成为了一个“弃儿”，既不见于中国文学史，也不见于外国文学史（谢天振1994:271）。但毫无疑问，大量的翻译活动确曾在中国晚清的历史时段出现过，产生过与其他文学（外国文学及本国文学）不同的翻译文学来。因此，我们必须把翻译研究视为一门独立学科来认真处理，而翻译史的书写，也能促进人们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历史的重写(Van Hoof 1991:1)。所以，我是极为支持谢天振要撰写翻译史的呼吁的。
诚然，国内学者在最近已开展了对翻译史的研究。马祖毅（马祖毅1984、1999）、陈玉刚（陈玉刚1989）、陈福康（陈福康1992）、臧克伦（臧克伦1991）、王克非（王克非1997）、郭延礼（郭延礼1998）、黎难秋（黎难秋1993）、李亚舒（李亚舒、黎难秋2000）等都写出了不同的翻译史，很具参考价值，特别是在资料搜集方面，更是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至于翻译史的时限方面，毫无疑问，晚清是翻译的大盛时代，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是在非常特殊的“场景”下开展翻译活动的：中国是在屡屡战败后被迫向敌人学习，从而寻求富强之道的。但那时候人们一方面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自傲自满，另一方面又要向外国人学习。这种纠缠不清的态度，使翻译成为了一种“暴力的行为”("An act of violence",Hugo 1865:18)，一方面是用来冲击固有的文化，以求达到改良改革的目的，另一方面是要小心翼翼，避免引起过大的反应，导致强力的反弹。结果，除了“翻译场”很特别外，晚清时期的翻译模式也与众不同，很有研究的价值。
此外，正由于晚清翻译是由一种政治功利主义所推动，那么，要确立晚清翻译活动的意义，便得要理解晚清翻译如何对中国产生影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王德威曾提出过这样的一个说法：“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王德威1996:43-50）他说的是小说创作，但在我们的课题上，大概可以作以下的修改：没有晚清翻译，何来现代中国？这清楚显示了晚清翻译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值得深入处理。
此外，这其实也带出了我们拟采用的理论架构：一种以译入语文化为主体的翻译研究，因为只有以此作为切入点来进行研究，晚清翻译的真正价值才可能展现出来。
以译入语文化为主题的翻译现究，是一种在70年代末开始在西方出现，从比较文学研究过渡和发展过来的翻译研究。当中主要的理念是安德鲁·利弗威尔所说的“翻译并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translation is not done in a vacuum"，利弗威尔1992:14）。那就是说，无论哪一位译者，由于使用跟原著不同的语言，面对完全不同的读者群，在不同的文化范畴下运作，受到各种各样主观的或客观的环境条件所制约，因而在翻译时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不同考虑，根本不可能翻译出跟原文一模一样的译文来。因此，传统那种以原著为中心、译文是极力描摹原著的观念，根本是站不住脚的。相反来说，翻译就是对原文的重写(a rewriting of the original)，且是译者为了某一特定目的而对原文进行操控(manipulation)。这是伦郭大学Theo Hermans教授所提出的“操控学派”(Manipulation School)学说(Hermans 1985)。换言之，译者在翻译时会对原著作出各种各样的修正、改写以及整理，希望这渗有很大“重写”成分的“译文”，能达到他原来所设定的目标。由于译者和他的译文所面对的是译入语文化和译文读者，显然，他所设定的目标、他的改写和操控，都是针对着译入语来进行，跟原文、原文文化、原文读者以至作者是扯不上关系的。
这样的一套理论架构很能配合晚清翻译研究。如前所述，晚清翻译是由一种政治功利主义所推动，因此，当时的译者便是本着一些他们所预设的目标来进行翻译，可以想象，他们的翻译活动的整个模式都受到这些目标所制约，因而他们对原著进行了大量的操控，同时，这些操控的价值和意义是在于能够对中国（译入语国家）产生多大和什么样的影响。
从这样的理论架构出发，我们的重点便放在探讨晚清翻译对现代中国的冲击和影响，因此，本书的架构大概跟到目前为止所见到的翻译史有差异，我不打算以编年史的形式来梳理翻译史料，举例说，本书不会罗列什么时候什么东西给翻译过来，又或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来讨论翻译，这些材料会在书末以附录的形式交代，或许是用年表的方式供参考查证之用。应该说明，这概念是受了陈平原书写《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模式所启发的，他谈过书写“专家史”的理念，是先预设读者对这项课题有基础以至相当的认识，因而一些史料性质的资料，毋须再浪费篇幅（陈平原1989）。此外，本书也不会对原文和译文作大量的文本对比，这有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原因。所谓客观原因，是指我们很多时候没法进行文本对比，原因是当时的译者不一定说明原著，且往往是透过别国译本来重译的，我们根本没法确立原著是什么。但更重要的是主观原因，那就是说我们并不认为以文本对比来确立某一个译本是否忠实通顺能够增加我们对这课题的理解。
舍弃了编年史的模式，以翻译在译入语文化及社会的操作为重点，因此，章节划分方面会以个别专题为纲领。暂定有下列几个专题，这些专题实际上是环绕着翻译的几个主要元素：
一，翻译“场”：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导致在晚清这历史时段出现大量而独特的翻译活动？
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要处理的课题可能跟翻译无直接的关系。但要在这方面进行满意的描述，必须探讨晚清在政治、文化、社会、文学等各方面的状况。举例说，要理解清政府为什么要设立书院学堂来训练翻译人才以及翻译外籍，必须研究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清政府跟外国列强的关系，晚清的几次维新及改革运动、总理衙门、龚亲王，以至派遣使臣出国、留学生等都也是研究的重点，更不要说同文馆、京师大学堂、江南制造局这些直接加入了翻译大潮的维新机关，而《筹办夷务始末》以及“走向世界丛书”里都隐埋着很多有关翻译的重要材料。此外，社会上的改变，诸如口岸的开埠而导致城市人口和文化的建立，报刊杂志的出现以至专业作者和译者的出现，另外就是越来越多人要求对语文进行改革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对翻译活动有重要影响。
所以，要理解为什么在19世纪中期左右开始中国出现了可说是前所未有的翻译大潮，必须确立整个场景各种各样的力量和因素。这些力量和因素一方面导致了翻译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左右了翻译活动的伸延路向。以下的其他专题，其实也是受制于这“翻译场”的力量的。
第二个专题是译者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大概无须多作解说。对于译者，我们可以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谁来翻译？他们具备什么资历？他们为什么要从事翻译活动？他们在整个译入语文化（包括社会地位）占什么位置？他们如何进行翻译？
在晚清翻译的课题下，这些问题显得特别有意义。在长期闭关自守的情况下，对自身语言和文化有着过高评价的中国知识份子，从没有想象过有学习蛮夷语言的需要，有否能力去担当译者的角色？他们对外国语言和文化究竟有多大的掌握？在晚清翻译界里，我们可以见到很多不懂外文的译者，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我们应作怎样的理解和解释？此外，中国传统文化里对夷人的鄙薄，造成了对译者地位的贱视，对自身的社会地位有过高评价的中国知识份子，为什么会愿意去从事翻译？他们如何去调整合适的心理状态，又或是作怎样的尝试来改变国人对译者的态度？在这些讨论里，我们可以见到时人对翻译所进行的论述。
第三个专题是赞助人的问题。这里所说的“赞助人”，是指patron。这是过去的翻译研究所忽略的一个课题。根据利弗威尔的定义，“赞助人”是指那些“足以促进或窒碍文学的阅读、书写或重写的力量（包括人和机构）”(Lefevère 1992:13-15)。他（它）们可以是一些人、宗教团体、政党、社会阶层、朝廷、出版商，以至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传播媒介等。他们会借助他们所参与确立的建制，诸如教育机制、学院、评审制度、评论性刊物等，来影响译者的地位、收入和取向，从而推动或阻挠某些翻译活动。当然，倒过来看，译者也往往会主动地对赞助人作依赖和提出要求，以求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收入，因此，译者和赞助人之间也有一种互动的关系。由此可见，赞助人确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在课题上，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谁支援某些翻译活动？为什么？他们提供什么赞助？他们对翻译活动有什么牵制？他们跟建制有什么关系？他们跟译者建立了怎样的关系？
同样地，对于译文读者，我们也可以提出不少问题，最首要的自然是谁是译文的读者？这问题放在晚清的语境下，显得特别重要。当人们认定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伟大文学和文化传统，其他周边的人都只是没有开化的蛮夷时，为什么还要去念他们的作品？他们期待能够在这些蛮夷的作品中得到什么？为什么他们会相信可以从译文中得到一些中国自身的作品所没法提供的资讯？此外，当他们背负着这几千年文化的沉重包袱的时候，他们又怎样去接受和诠释外国的作品？
更重要的是，晚清读者还发挥一个从前的中国读者所没有的角色，就是作为译者和翻译赞助人（包括出版商、刊物编辑等）的收入来源。通商口岸的开埠，造成大城市的出现，当中以上海为最重要。大城市的居民对阅读有所要求，且能支付购买读物的费用。另一方面，1905年废除科举，原来将一生定位于仕途上的知识分子，猛然发觉失去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彷徨和失落之际，又见到另一从前所没有的出路：担任译者或作者。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的转变下，城市人口和城市文化的出现、报纸杂志的产生，以及一个颇为完善，并受到法律保障的稿费制度的建立，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职业或半职业的译者和作者。显然，他们的收入来源是读者。在这情形下，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便成为制约翻译和创作的其中一个因素。译者为了保证译作的销路，会尽量迎合读者的期待而对译文作出调整。结果，读者又具备了赞助人的某些特质，间接地推动或阻挠了某些翻译活动。上面说过，晚清读者背负着沉重的文化包袱，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也就间接地成为翻译的制约力量了。我们也指出过，翻译对一个文化来说是一种暴力的行为，在读者的期待问题上，这暴力性是能够最充分体现出来的。
翻译离不开作品。余下来的一个专题就是对作品的探讨。显然，尽管有些学者作了很大的努力，且取得可观的成就，如科技翻译方面的熊月之（熊月之1994）、小说翻译方面的樽本照雄、陈平原和郭延礼等，但无论怎样，我们大体永远也没可能把所有在晚清时期翻译过来的东西都找出来。不过，应该强调，即使我们没法找出全部的翻译作品，我们的研究计划的可靠性也不会受到影响，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研究角度放在译文在译入语文化的功能，那么，假如经过了这么多学者的努力也不知道某篇译作的存在，它大概根本从来没有发挥过什么作用，我们也大可把它忘掉。
那么，在作品这专题下，我们要探讨的是什么？首先是要剖析什么类别的作品给翻译过来。举例说，在文学翻译方面，译者选择了西洋小说；而在小说翻译中，他们首先选择了政治小说，然后还大力翻译科学小说、侦探小说等。面对着这样的翻译现象，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小说会给选上了？这是受到外国文学或是本土文化的因素所影响？为什么这些类别的小说会特别得到青睐？它们跟中国原有的相类作品有什么分别？这些分别是确实存在的吗？或是译者和评论者虚构出来的？又或是他们刻意把某些异同磨掉了？这些留存下来的异同，能说明些什么问题？
在这个专题下，我们很可能会对一些原著和译文进行对比。不过，正如前面强调过，文本对比并不是要找出哪个译本译得较忠实准确，而是要找出这些外国作品受到怎样的阅读和诠释，新的资讯怎样透过翻译传达出来。
在处理各专题（元素）时，一个关键字是“意识形态”。这也是利弗威尔提出来的，他特别指出，意识形态主宰了译者的基本策略，也决定了在翻译过程中遇到困难时所采用的解决办法（利弗威尔1992:41）。不过，他又强调，意识形态是由赞助人所控制，且以一种霸权的形式出现，排斥其他的意识形态，支配着译者的翻译活动（利弗威尔1992:26-27）。他的这个说法，有加强赞助人功能的作用。他这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最早提出、也最极力主张研究赞助人的人。不过，过分强调赞助人的支配力量，却可能淹没了其他元素的功能。诚然，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很可能是一种强力的意识形态，但这并不是说它一定能够全面制约其他元素。应该说，整个时代和社会的集体意识形态，以及译者、赞助人、读者的意识形态其实是在相互作用的。举例说，大力推动翻译政治小说的梁启超，作为一位翻译的赞助人，根本没法改变读者的阅读口味，最后，他所翻译的政治小说并不受欢迎，倒是其他人所翻译供人消闲的侦探小说以至言情小说更为人所接受（王宏志2000:5-12）。翻译活动的最后形态，包括以什么形式来进行翻译，怎样去作出选择和修改，往往是这些相互作用后协调出来的成果。事实上，被相互作用和协调的，还有原著里原来的意识形态。经过译者的操控后，原来的意识形态无可避免地受到扭曲，配合译入语文化的意识形态。林纾译《黑奴吁天录》中对原著的宗教思想作出了调整，且将一种人类追求平等自由的理念转化为民族大义（林纾1901:27-28），这也是意识形态上的修正。
上面的报告，希望能阐释我对书写晚清翻译史的基本构思。总而言之，我是尝试寻找和分析在中国晚清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和文化结构下所出现的翻译活动的各个元素的特点，希望能对这个课题有更深入和全面的理解。
最后还想提出一个问题。本来，从上面所提“没有晚清翻译，何来现代中国”的理念出发，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部分便应该是晚清翻译如何影响现代中国。无疑，这是个很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不过，这并不会在本书重点处理。这不单是限于篇幅的原因，更主要的理由是不要把翻译研究混淆于比较文学里的影响研究。我们很同意影响研究是很重要的研究路向，但翻译研究最终也应该从比较文学的范畴独立开来，才可能成为独立的学科，自身才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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