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审美文化的社会心理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论文,当代论文,背景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当今人类正处于历史转型期的空无状态，思想状况、科学理论、生存环境的变动蔚成了普遍的社会心理并对当代审美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一是虚无成为当代审美文化的突出主题；二是浮躁心态的流行导致阅读的衰落；三是焦虑蓄积成巨大的心理能量；四是自恋倾向造成了当代审美文化中自我表白的盛行。人类终将用实在战胜虚无，走出历史的空无地带，赢得自己的未来。
一、历史的空白地带
社会心理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聚焦点，它以观念意识的形式折射出在经济生活、社会秩序、人口状况、生态环境以及哲学、道德、宗教、科学等社会因素中某些共同的动向和趋势，进而表现出某种普遍的心理倾向和心理状态。
雅斯贝尔斯曾经将人类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即（一）远古时期，目前仅能推定在这一时期有了语言的应用、工具的发明、火的应用；（二）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之间，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出现了古代高级文明；（三）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人类的精神基础；（四）科学和技术的时代，它是在中世纪末期萌芽，17世纪建立理论基础，18世纪广泛发展，并在最近几十年来以急速的步伐迈进[①]。雅斯贝尔斯将第三个时期称为“轴心时代”，人类只是到了这一时期才形成了自己的精神轴心，开始进行哲学思考，对历史有了明确的概念，有了宗教信仰和价值体系，有了艺术和美学，开始为种种问题寻求答案，力图建立社会秩序，显示了在知识和精神方面的巨大创造力。他认为，今天我们所处的第四个时期亦即科学和技术的时代正在进行着人类自发明工具和使用火以来的第二次创世纪，它正在将人类导向一个新的轴心时代，但是目前人类还不能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去承受历史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动荡不安和困顿迷惘：“今天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最可怕的灾难的时代里。所有流传给我们的东西看来都好像正在逐渐消失，而且没任何可信的迹象表明，一种新的结构正在形成。”[②]
我们固然并不完全同意雅斯贝尔斯的上述观点，但它仍然能够给我们提供深刻的启示：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时势，恰恰在许多方面显露出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历史转型时期那种旧的东西已经被破除，而新的东西尚未建立的空无状态，人类正处于从旧的轴心时代向新的轴心时代过渡的空白地带。如今大写的真理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魅力，真理不抵有用，或者说有用才是真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不抵“力量才是知识”的说法是来得切题，唯其有用的知识才能受到重视、受到礼遇；上帝已经死亡，偶像已经堕入黄昏，宗教已经变成世俗需要的工具，去尘绝俗之地已经变成了现金交易的“宗教市场”和供人消遣的别一娱乐场所；理想、信念、信仰之类已经成为过于奢侈的字眼，真善美、理念、绝对精神、理性、道德律等以往被奉若神的终极价值已经被赶下了神圣的祭坛；享乐主义、游戏心态、休闲风习和唯美时尚的盛行成为道德进步的标志，“娱乐道德”已经取代了传统道德而成为热门话题。
现代科学技术在帮助人类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也使人类较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深切地看到了自身的局限性。玻尔提出的“波粒二象性”和“互补原理”克服了以往人们解释微粒子运动时顾此失彼的困难，但又违反了物理学这门最严谨的学科所应恪守的逻辑形式。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揭示了观察者所运用的工具、方法和参照系都不能不对观察结果产生干扰，从而科学观察的结果根本不能说明事实本身，而只能反映事实出现的几率。与之遥相呼应的是哥德尔在数学中的发现，认为在数学中永远存在着无法解决的难题，因此数学永远无法建立起那种尽善尽美的完整体系，任何数学体系命中注定都将是不完整的。按说科学是帮助人类反抗自身的有限性的，但是像上述科学理论却不是做到了这种反抗而是相反，恰恰证明了人类无可挽回的局限和不足，暴露了人类在掌握物理实在方面的无能为力。
人类目前所处生存环境的空前恶劣、空前困顿也愈发加深了这种危机感和失落感。置身于这样一个危机四伏、朝不虑夕的生存环境，人类痛感自己是多么的软弱无力和孤立无援，多么的可怜兮兮和微不足道啊！波兰作家贡布罗维茨指出，现代人的生活态度可以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轻”，他认为，人的重量取决于地球人口的数量，譬如德谟克利特的重量占人类的四亿分之一，勃拉姆斯占十亿分之一，而他自己则仅仅占二十亿分之一。从这样的算法来看，今天人们自身的重量，人们内心生活的重量就变得越来越轻[③]。不妨将这一独特但又不无道理的说法推而广之：今天人们失重心态的流行总是与人类所处的生存境况息息相关。
二、虚无与文化主题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如今虚无感正像幽灵一样在人类的头顶盘旋，时时将它浓重的阴影掠过人们的心头，从而成为当代审美文化一个突出的主题。一些流行作品的取名无意中透露了个中消息：崔健在“一无所有”中问个不休，“黑豹”为“无地自容”而嘶声呼号，徐星的小说所展现的生活是一场“无主题变奏”，王朔笔下的顽主们“一点正经没有”，一切都是空乏和虚无，一切都是无望和无聊，到处弥散着那种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在陈染的小说《无处告别》中，女主人公黛二小姐为了逃避孤独和空虚，一直逃来逃去，然而当她准备离开时，又发现自己根本无处告别，跟谁别、怎么别、别什么，她自己也闹不清，其实母亲、朋友、情人、上司以及各种各样曲里拐弯认识的人与她都极其隔膜、极其疏远，在她与他们之间矗立着一堵深厚而无法穿越的墙，所以她常常是逃离了一个虚空却坠入了一个更大的虚空。富于寓意的是，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名字也怪怪的不像人名，缪一、黛二、麦三，一个个绝代美人只是成了缺乏意义的代号，成了空洞抽象的标识，不仅包围着她们的是虚空，而且她们自己原本就是虚空。黛二们所面临的这一困境正是当代人的生存境况，也是当代审美文化的现状的逼真写照。
当代审美文化中有几种虚无，一是逃避现实，遁入虚无。现实的纷扰不宁和变幻莫测使人避之唯恐不及，似乎只有沉入历史才能找到灵魂的栖居之所，一时间帝王生涯、宫廷内幕、太监秘史、后妃逸事成为抢手的题材，改编经典的和非经典的、载入史乘的和流传于民间的传统故事竟至于屡屡撞车，然而在这里旧话重提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历史往往是经过重新包装的，放足了味精，搅起了泡沫，再加上富丽堂皇的装帧和诱人的广告词，从里到外透出一股商业化的气味。因此所谓“新古典主义”、“新历史主义”之类招贴总是包藏着假和空，只是一种“伪古典主义”、“伪历史主义”而已，当代审美文化也就此卸下了现实的责任感和道义感，实行了自我放逐和自我边缘化。二是玩味低俗，崇尚虚无。这就是以百倍的坦率公然承认自己的低俗和空虚，但是这种坦率只是一种策略，只是一种“沉底法”，它是用调侃和油滑消解一切价值，以痞味十足的恶俗来亵渎神圣、掀翻崇高，“我是流氓我怕谁”、“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是一个俗人”，这种自虐式的宣告分明透出一种自我欣赏、自我炫耀和自我张扬，将一沉到底的无聊和无谓变成了对抗整个世界秩序的强大武器。对于饮食男女的饥渴、对于金钱的崇拜，变成了一无遮拦的表白和旁若无人的吁求，“我爱美元”之类的陈述、“丰乳肥臀”之类的描摹堂而皇之地登上了读物的封面，低俗无聊成为笑傲江湖、睥睨世人的最雄厚的资本、最充沛的底气，这种“以无胜有”心态的一个绝妙象征就是，《废都》中那些标示删节的一个个方框恰恰是以洞开的虚无构成一种暗示，一种诱惑，其煽情之烈令所有实写相形见绌。三是身陷虚无而不知其虚无，比起前两种虚无来，这是最大的虚无。角逐国际大奖乃是当代审美文化的一个兴奋点，中国人也确实纷纷登上了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和罗马尼亚国际流行歌曲大奖赛的领奖台，占尽风流，极一时之盛，然而此番风光不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这往往需要人们放弃自己的价值体系而取得别人的价值认同，放弃自己的话题来获得与别人对话的资格，放弃自己的选择权利来换取对方的消费兴趣。就拿电影来说，可以给获得国际大奖的作品这种他性的价值位移找出大致的规律，一是时间差，题材定位于过去时，处于时间滞后状态：二是乡土化，反映的是乡村或乡村化的城市；三是体现与西方相向而立的异类文化特征；四是采用寓言化的表达方式；五是创造西方人鲜见的陌生化新奇化的视觉效果[④]。当我们的获奖者在领奖台上接受着荣誉和成功、被鲜花和掌声所包围的时候，他恰恰丧失了可能比这一切更多的东西，那就是自律、自性和自我，从而掉进了更深的空无和贫乏。
三、浮躁与阅读的衰落
浮躁与虚无不可分割，缺乏内涵、丧失深度的东西总是像缺少压舱石的航船一样颠簸不定，总是像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一样四处漂泊。当人们以往的安身立命之所包括真理、知识、上帝、偶像、规则、权威、道德和物理实在等等变得空无所有的时候，当人类的家园遭到芟除、践踏、毁损而日渐荒芜的时候，“浮躁”心态的流行便不可遏止了。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失去“存在”的“此在”处于沉沦和被抛状态，这是一种居无定所、一种茫然失据，其精神表征就是“畏”和“烦”，亦即担心、烦躁、忧愁、焦虑、激动等精神状态，而这种精神状态如今成了标志着人的本质和人生真谛的本体论概念[⑤]。
浮躁心态对于当代审美文化的影响有种种，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方面就是导致了阅读的衰落。早在本世纪50年代，美国的图书馆学家索尔·柯恩堡就预言，不用多久，读书将不再是取得信息的主要形式，阅读和写作将成为过时的技巧。事实已经证实了这一预言，如今世界图书行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据统计，现在美国人平均每人每年只阅读3本出版物，在法国1／3的人每年读书少于2本，在意大利，60%的人每年读书不到1本。90年代以来全球的图书销量比80年代下降了10%以上。另外，读者对于书籍哪怕是畅销书的兴趣也越来越短，拿50年代的畅销书同60年代相比，前者在书单上的平均寿命为18.8周，后者就已缩短为15.7周，这就是说，10年之间畅销书的平均寿命缩短了1／6。而目前这个速度还在加快。
阅读的衰落使得文坛之厄莫此为甚：那种一篇小说拨动亿万人心弦、一首诗让无数人眼眶为之湿润的情景不再，那种一件作品家传户诵的轰动场面已经恍若隔世。以写书为业的作家和文化人失去了往日令人尊崇的灵光，倍受冷落和轻慢，被挤出文化的中心，成了边缘人。曾经十分抢手的文学期刊纷纷改换门庭，转向大众化、娱乐性、生活类一途，甚至流入地摊、书肆。不少文人也渐渐耐不住寂寞，放弃了苦守阵地的打算，相继向大众娱乐行业实行“胜利大逃亡”，这一困境的出现，固然有生活节奏加快和各种娱乐形式的冲击等原因，但归根到底与如今人们的浮躁心态有关。
如今文化心态的浮躁可以从外在、简短和猎奇这三个方面来看。现在人们接受文化的途径主要是大众传媒，而大众传媒传递文化信息的迅疾、杂多和拥挤使得人们根本来不及全盘接受和细嚼慢咽，只能择其要者略加浏览，而各种文摘、选粹、集锦之类文化形式的蜂起正好提供了这种便利，由这种第二手材料拼凑而成的知识拼盘便成了人们了解周围世界的主要来源，而那种捧读大部头经典名著的情况已极为罕见。这种知识状况普遍养成了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学习态度，人人都似乎无所不知，但其另外一面恰恰是极端的无知：多的是道听途说，少的是系统的学养；多的是浮光掠影，少的是历史的积淀；多的是杂学旁收，少的是知识的融会贯通，常常是仅凭一斑之见妄断全豹，因此尽管知识仍在累积、信息仍在爆炸，但文化的传播却越来越浮泛、越来越外在化。如今急功近利成为流行病，然而急功近利不仅是一种经济态度，而且是一种文化态度、阅读态度，人们要求于阅读的不是长线规划，而是短期行为，阅读也像投资一样需要马上得到回报，而且越快越好，而对于那种需要经过长期积累、磨练、反思和陶冶方能取得的精神发展缺乏应有的耐心。在这种心态支配之下，简短成为通行的文化形式，快速成为普遍的阅读时尚。今天的读者有着过强的好奇心，对于一切新鲜的玩艺儿，大到世界变故，小到个人隐私，都怀有极其浓厚的兴趣，而且像感情不专一的情人一样喜新厌旧、见异思迁，只要是新奇的事情，便趋之若鹜。消费需要是一根无形的指挥棒，“消费决定生产”的原理在这里得到了最为朴素的体现，在各种读物中纪实、案例、内幕、秘闻、轶事唱起了主角，“大揭秘”、“禁书录”、“名人传”之类书籍十分抢手，《中华传奇》、《纪实文学》、《法制文学》之类期刊销量居高不下，但这些文字与其说是文学，毋宁说更是一条新闻、一个消息，它们能够满足读者口味因而倍受读者青睐的也主要是其新闻性、消息性。
四、焦虑及声音的喧嚣
焦虑也是由虚无感所引起的，丧失了生活根基和精神依靠的人总是处于心神不宁、顾虑重重和忧心如焚的精神焦灼状态。焦虑不同于害怕，害怕是有确定对象的，是有所怕的，焦虑却是说不出确定对象的，是怕而不知其所以怕的。由于害怕有所怕，所以只要逃避了这所怕之物，害怕即可缓解和消除；焦虑是怕而不知其所以怕所以它无可逃脱、无处藏身，它对于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和压抑无还手之力，甚至连招架之功也没有，因此焦虑比害怕更可怕。在今天，这个令人防不胜防的隐身之敌就是虚无，克尔凯郭尔说过：“‘虚无’产生出强烈的焦虑。”[⑥]如果这种虚无仅仅来自外部的客观境况，可能心理压力要轻缓一些，物质条件的匮乏、社会生活状况的困窘所造成的心理负担，如生计、住房、繁忙、疲劳、疾病和衰老造成的焦虑，总的说来还是可以设法解决和摆脱的，唯独精神上的虚无所造成的焦虑，总是使人陷于巨大的心理重压而无力自拔。而精神上的焦虑又总是双重性的，不仅焦虑，而且还有对不能摆脱焦虑的焦虑，这就陷入了双重焦虑。这种四面楚歌、内外夹攻的焦虑在人们内心蓄积成了一股巨大的心理能量，这种内心郁积只有找到一个通道和出口，得以排解和发泄，才能由紧张而趋向弛缓，由骚动而归于平静。
这种排解和发泄的需要往往变成了声音的喧嚣。在当代审美文化中，将这种声音的喧嚣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莫过于摇滚乐了。摇滚乐在演奏形式上的一大特点就是调动一切最能制造声响、渲染气氛、鼓动情绪的手段来宣泄内心的情感。摇滚乐抛弃了传统的乐器，由电声乐器、铜管乐器和打击乐器唱主角，用电吉他、萨克斯、小号、爵士鼓和钹为音乐套上一层重金属色彩；它弃绝了传统演唱方法的矫情和伪饰，而代之以嘶哑的咆哮和粗犷的咏叹；它也夹杂着大量表演的因素，以扭动旋转的肢体、狂放无忌的动作、大胆暴露的胴体来配合演唱；它还借助聊天谈闲般的说白和呓语般的叙述来营造一种烘托音乐的语境。而这一切骇世惊俗之举，主要是为了突出节奏。节奏是摇滚乐的灵魂，在这里旋律与和声统统从属于节奏，甚至为了突出节奏而有意识地破坏和消解旋律，因而旋律在摇滚乐中常常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摇滚乐常常采用复沓的形式，翻来复去地重复同一段歌词和旋律，但这种重复并非为了强调歌词和旋律，而是为了借此造成某种节奏感。摇滚乐也常常是一种即兴演奏，没有现成的曲谱和歌词，而是根据演出现场的气氛和反应现编现唱，而它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依靠对于节奏的控制。摇滚乐对于节奏的倾重其理在于节奏与情感直接相对应，节奏往往是宣泄情绪的最便捷明白的方式，但是摇滚乐的节奏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它所倾重的音乐节奏原与男女之间性事的节奏有关，“摇滚”（“Rock and Roll”）一词在英文中便隐喻性行为，其读音本身就是富于节奏感的，早期摇滚乐较为真实地保存了这一特定意味，巴勒德的《与我合作，安妮》就以鲜明的节奏感直白地表达了这一层意思：“与我合作，安妮／让我们合作／当身体的器官正兴奋。”而这一点恰恰成为教内真传被以后的摇滚乐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传承下来，因此摇滚乐通过强烈的节奏所达到的情感宣泄总是带有本能性、生理性的明显特点。
歌词是摇滚乐产生强烈感召力和鼓动力的另一重要因素。有人将摇滚乐手称为“20世纪的行吟诗人”，他们像古希腊盲目的行吟诗人荷马一样，不仅以歌唱，而且以叙事和表白，记叙周围所发生的变故和自己的亲身经历，表达对于种种事件的见解和感怀。摇滚乐的这一特点与其始源黑人音乐“节奏和布鲁斯”有关，布鲁斯从美国早期南方黑奴的做工歌、田间号子和民谣发展起来，带有很强的抒情性，现代音乐史的研究确认，只有布鲁斯才是用来表达歌唱者的情绪的音乐，“它为音乐家提供了表白自身的机会：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对工作的态度等等”，然而这一切都与他们所处的现实境遇有关，布鲁斯歌后布朗·麦克斯曾说：“我从不运用想象力写曲子，布鲁斯不是梦，布鲁斯是现实。我写不出我从没见过或经历过的事。”[⑦]这种记叙、评议与抒情相糅合的语词形式便成了布鲁斯的鲜明风格。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摇滚，现代摇滚在其狂躁不羁的呼号背后总是表现出对于社会热点的关注，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披头士”、“甲壳虫”、“滚石”等世界著名的摇滚乐队在越战时期对反战思想的张扬，以及义演募捐赈济非洲饥民的善举就为其树起了极其响亮的口啤，而这种对于现实的关注总是以歌词作为载体而加以传达，并引起广泛的共鸣和认同的。如今亦然，人们常常可以听到摇滚乐以富于张力的声音形式叙述着熟悉的日常生活场景和日常生活问题：
看一看现在的生活／七十岁的爷爷养鸟种花／六十岁的伯伯想干四化／五十岁的叔叔溜溜达达／四十岁的老哥还想发家／有些人每天他想改革／有些人每天在忙出国／有些人每天他忙赌博／有些人没有工作（常宽：《玩世不恭》）
当然现代摇滚并不只是絮叨身边琐事、柴米油盐，毋宁说它更多关注那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只不过往往将其政治意味和激进色彩隐入隐喻、象征、借代和比拟等特殊的修辞手法之中而已：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看不见你也看不路／我的手也被你攥住／你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要你做主 （崔健：《一块红布》）
对于现代摇滚的参与意识、介入意识一直存在截然不同的评价，如果暂且撇开这种价值评判不说，那么也必须承认，这种参与意识和介入意识在相当程度上被语词本身所扭曲了，它在说而无从说但又不得不说的困境中从内容走向形式，从所指走向能指，从欲望的勃发走向语言的宣泄，于是对爱与性的能指乐此不疲的玩味遮蔽了所指的有限本义的彰显，灰心、失意和自暴自弃的基调消解了他们以苦闷的思想和绝望的反抗所树立起来的精神偶像：“虽然我脑子里的问题很多／可是多不过那看不见的无穷欢乐／虽然我和你之间没有感情／可我每次吻你都要表现我的狂热……／噢我的天我的天新的问题／就是我和这个世界一起要被你解决”（崔健：《解决》），“我想坚强／也想倔强／可我没有勇气／意已成灰／光阴似流水／时间那么珍贵／今天你我依旧什么都不会……／活得疲惫／活得受罪／这个世界为什么让我活得这么累／我想说／我也想做／只是我说了就后悔／没做就怕累”（红色部队：《累》）。就现代摇滚的唱词流于语言的宣泄，从超载的有限形式变成空载的无限形式，走向了煽情和颓废而论，这是语言本身断送了语言。
五、自恋与表白的盛行
在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美少年那喀索斯（Narcissus），在水中见到自己的倒影后为自己的美貌所打动，每天在水边顾影自怜，最后落水而死，变成了一朵水仙花。那喀索斯的痴迷昭示了在人类心底存在着一种自我欣赏、返躬相思的原始情结，人们称之为自恋情结，也称之为“那喀索斯情结”（Narcissus Complex）。如今，披覆在这一动人故事之上的诗意和梦幻色彩已经散尽，但那喀索斯却阴魂不散，成为当今又一普遍的社会心理特征。
当一个人觉得他被铺天盖地的虚空所包围，陷入漫无边际的虚无感时，他会感到只有自我才是真实的、实在的和牢靠的：在虚无的世界中，时间之维在自己存在的那一刻断裂了，过去不再有意义，未来也显得虚无缥渺，从过去通往未来的历史连续性消失了；空间联系也在自己存在的那一点上解体了，个人置身其中的各种命定的关系，都是那样虚假不实和靠不住。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之下，人们很容易将自我当作整个世界的中心，将个人生存视为唯一目的，从而形成强烈的自恋倾向，“他人即地狱”、“他人即豺狼”之类警世通言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倾向。自恋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它是将所有的兴趣和爱恋集中于一己之身，但是它又不同于利己主义，利己主义表现为指向外物的欲望和需要，是以客体为本位的，自恋主义则与焦虑相连，表现为内心郁积的宣泄，是以主体为本位的，它只是将内心的情感投射到外物上去，将外物变成其心理状态的一种镜像，因此如果说利己主义主要是伦理学、社会学的，那么自恋主义则主要是心理学、美学的了。
自恋主义导致了当代审美文化中自我表白之风的盛行，如今凡是涉足于文化圈的人，不管是有名气的还是没名气的，不管是当红的还是不当红的，都热衷于向整个世界作喋喋不休的告白、表露和倾诉，有名气的借此获利，没名气的借此扬名，当红的借此炫耀，不当红的借此邀宠。略有阅历，便写自传，稍为人知，便爱签名，书店里自传、传奇和回忆录琳琅满目，《从电影明星到百万富姐儿》、《细说巩俐》、《台湾媳妇青岛妹》、《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等畅销书的签名本满天飞。小说和报告文学也开始与自传相互渗透、不分彼此，取消了作者自身与形象之间应有的距离感和假定性，放弃了对于个人材料必要的消化、整合和修饰，将个人的生活琐事与情绪欲望不作加工处理便照实发表，像《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在美国当律师》、《留学美国》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自传性质。而那些为“大款”、“大腕”捉刀炮制的“报告文学”则更是一种特殊的自传，区别只在于传主的表白欲望不用自己花费丝毫力气便能得到满足。总之，在今天人们过多对于自身的倾重、眷恋和孤芳自赏，有过多的心理能量和情感郁积需要释放，流露出过强的表现欲和暴露癖。自恋者的表白以自我为中心，崇高个性本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它无节制地推销自己，推销自己的处世哲学、生活方式、作风做派和情调趣味，因此它所做到的不是尊重别人的个性，而是用自己的个性去压抑和取消别人的个性，不是让人们去选择最适合发展自己个性的东西，而是让人们被动地接受别人替他们规定好的东西，从而它对于社会风尚和流行趣味的诱导便不能避免强制、专断和排他，这就势必造成一种被动的文化，走向了真正的文化个性的反面。
没有受众的倍加青睐，上述种种自传和准自传也不可能走红和热销，而受众对于自传与准自传的嗜好，恰恰也出于一种自恋的倾向。已如上述，表现出强烈表白欲望的往往是明星、大款、大腕以及具有留学、移民等特殊经历的人，这是当今天之骄子和无冕之王，也是大众心目中的新偶像，然而大众对于这些当代英雄的崇拜本身恰恰也是出于自恋。据克里斯多夫·拉斯奇分析，自恋者习惯于将社会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由富裕、伟大、著名的人物组成，另一部分是受前一部分人主宰的芸芸众生。自恋者非常害怕自己不能跻身于前一类人，等而下之沦为庸常之辈，从而群起而仿效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分有他们的灵光，与他们达到同一，将自己视为这些偶像的一种延伸和扩张[⑧]。于是自恋常常走向自居，自恋者常常套上偶像的面具、假借偶像的身份而满足心底的欲望。受众的自恋心理还表现为一种畸趣，那就是对于他人的私人生活领域的窥伺欲，以刺探和了解他人的隐私和绯闻为资本，在凌驾于他人之上的高位上寻求一种优越感和自信心，进而获得自我肯定的快慰。可见当今表白之风的盛行有着施受两方面的原因，如果说自恋是一枚钱币的话，那么窥伺欲与暴露欲就恰恰是这枚钱币的两面，它们原本就是相反相成的。在偶像崇拜中这种对崇拜对象既艳羡不已又冷眼窥观的背反正流露了自恋者的特有心理，根据精神分析学的界定，自恋是一种“矛盾情绪”（ambivalence），即对于同一对象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爱常常立即转变成恨[⑨]。因此自恋者在情感上常常大起大落，经历着“崇拜——自居——嫉妒——仇视”的心路历程，一旦对象不足以使他确立自信心和优越感，不足以使他获得自我肯定的满足，自居便马上变成嫉妒，崇拜便马上变成仇视，大众心目中的偶像历来逃不脱这样的命运。
总之，自我表白的盛行缘于施受双方之力，缺少其中任何一方都是无法想象的，但施受双方其实都在取消着对方，表白者以自己的个性消解受众的个性，受众则以自己的畸趣消解表白者的偶像，双方最终都落入了虚无，因此自恋是从虚无开始又以虚无告终，演成一个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轮回。
上述虚无、浮躁、焦虑、自恋等社会心理的流行，以及在当代审美文化中所形成的种种征象，表明了当今人类在精神上正陷于前所未有的困境，遇到前所未有的难题，然而这绝不应该成为绝望和悲观的理由，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困顿和窘迫乃是一种历史的反题，是新旧“轴心时代”过渡时期的空白地带、新的历史范型方生未生的空无状态所出现的一种必然。正如雅斯贝尔斯所预言，人类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它仍然是很遥远的、看不到的、不可理会的，但却是一个真正人类奋起的新的轴心时代”[⑩]。希望仍存在于人类自身，尽管目前人类正遭遇虚无，为虚无所包围，但毕竟人自身是实在的，人的抗争和努力是实在的，人仰望未来、追求理想的心是实在的，人类终将用实在战胜虚无，以坚实有力的步伐走出历史的空无地带、赢得自己的未来。
注释：
① ② ⑩雅斯贝尔斯：《人的历史》，《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38、42、41—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25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④张卫：《资本影响下的中国电影》，《东方》1995年第1期，第28—29页。
⑤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6章“烦——此在的存在”，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⑥古茨塔夫·勒内·豪克：《绝望与信心》，第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⑦格雷厄姆·瓦里美：《爵士乐》，第9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⑧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第93—94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
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342、344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