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893-1949)》若干史实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谱论文,史实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5)06-0100-07 2013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修订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无疑是一部研习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不可或缺的权威论著，但由于谱中涉及的史实与事件繁多之故，有些记载难免会有差错。本文拟在比对时人日记及重庆《新华日报》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就年谱中的若干史实错讹之处作一考辨。 一、1935年9月20日“宕昌县哈达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召开地点应是鹿元里，哈达铺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应是在1935年9月23日召开的 《毛泽东年谱》“1935年9月20日”条目记载：“在宕昌县哈达铺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日，出席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作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①《张闻天年谱》则在“1935年9月22日”条目中记载：“出席在哈达铺关帝庙内召开的团以上的干部会。会上毛泽东讲话指出红军前进的方向是陕北，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②《周恩来年谱》也在“1935年9月22日”条目中记载：“本日，和毛泽东等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关帝庙开会。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③。三谱记载的时间不一致，究竟干部会召开的时间是何时？ 从时任红一军团(9月12日俄界会议后原属红一方面军的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整编工作持续到行军至哈达铺完成。)直属队总支书记萧锋及红一军团总供给部部长林伯渠的日记来看，《毛泽东年谱》“1935年9月20日”条目中记载的两个会议的信息均有差错。萧锋1935年9月20日日记记载：“晨出发，经岷山山脉，过干树沟、花北坡、晴条、新寺沟，到鹿元里宿营，行程七十里。”④林伯渠该日日记亦记载：“早五时半行，行约七里到鹿园里宿营。是日司令部命令取消先遣工作团、财委会，改组供给处。午后五时开干部会，毛主席报告行动方针与任务。”⑤林伯渠21日日记记载：“十一时前本处改编完成。支队部(即陕甘支队司令部——引者注)命令本处须立开前进五十里之荔川镇筹粮。午后三时行，行二十五里至哈达铺宿营。”⑥萧锋22日日记记载：“晨出发，沿岷山山脉前进，下山到达哈达铺宿营，行程七十多里……晚上，打了几家土豪，改善生活……我同罗荣桓、邓小平、谭政等首长坐在一起吃辣子炒鸡……军团通告：部队在这里休息，收容掉队人员，筹备粮食，进行政治动员。”⑦萧锋次日日记又记载：“方面军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主席作政治报告。他说，……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我们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⑧。由以上日记内容可知：(1)1935年9月20日毛泽东在鹿元里(或作“鹿园里”)，21日只是负责筹粮的供给处(取消了的先遣工作团和财委会在内)先行至哈达铺；从22日罗荣桓、邓小平、谭政、萧锋等重要干部行军至哈达铺及军团部(即陕甘支队司令部)通告部队在哈达铺休整的情况来看，毛泽东任政委的陕甘支队司令部也应是在9月22日到达哈达铺的。(2)193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地点只能是鹿元里而非哈达铺。(3)哈达铺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是在1935年9月23日召开的，现今各领导人年谱所记的“9月20日”、“9月22日”均误。 二、东征回师后大相寺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是1936年5月14日召开的，大相寺在延川县境内而非延长县 现谱“1936年5月13日”条目记载：“在延长县大相寺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任务的报告。”⑨但萧锋该日日记的记载则是：“上午，我骑骡子到岔口大相寺方面军司令部驻地，开团以上干部会，到达后才知道今天不开了，要明天开。”⑩萧锋次日日记记载：“晨七时出发，我同阮金庭团长、一团长陈正湘、政委袁升平、十三团团长朱水秋、政委黄振堂等同志，骑马到岔口方面军司令部开会……上午十点钟正式开会……会上，首先由毛主席报告目前政治形势与我们的任务。”(11)萧锋15日日记记载：“继续开会，分小组讨论本位主义的危害，列举自由主义的各种表现及其危害性。会议至下午六时结束。七时半，毛主席作了总结。”(12)由此可见，1936年东征回师后大相寺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是5月14日召开的。顺便指出，此次会议的地点大相寺在陕西省延川县境内而非延长县。萧锋14日日记记载因会议取消他又返回驻地文安驿镇，“往返四十里”(13)，由此可见大相寺应距文安驿20里路程。另据李东朗考证：东征回师时，“红军和中央领导人是从清水关、铁罗关、于家咀渡口西渡黄河的，而这些渡口的西岸都在延川县境”；“经查，延长县交口镇没有‘太相寺’或‘大相寺’的地名，延川县关庄乡有‘太相寺’的村庄，而延川关庄、禹居、文安驿等地则是东征红军回师后的驻地，因此大相寺在延川县域应是确定的(大部分红军将领回忆会议的地点是在延川县，现在当地中共党史表述也是延川县)。至于‘大相寺’还是‘太相寺’之谓，按理应是‘大相寺’，因为当地方言把‘大’发成近似‘太’的音”(14)。 三、1939年3月15日毛泽东是在凤凰山麓接见印度援华医疗队五位医生的 现谱“1939年3月15日”条目记载：“在杨家岭住处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卓克华、柯棣华、巴苏华、木克华五位大夫。”(15)巴苏华(原名B.K.巴苏)该日日记也详细记载了他们应邀去见毛泽东的情况：“我们登上了救护车，涉过延河，从南门驶入遭到破坏的延安城，又一路颠簸穿过高低不平的小巷，最后在西北的凤凰山麓一个泥围墙的院子前停下车。我们下车走进院子。院中有并排的三孔窑洞……我们走进窑洞后发现，这三孔窑洞原来是相通的，而且不是真正的窑洞。因为门对面墙上开着一扇窗，阳光穿过窗子射进室内。”(16)据此即可确定，毛泽东本日会见爱德华等五人的地点是凤凰山麓而非杨家岭。一则有巴苏日记的明确记载。二则从当时爱德华等人的住地延安南门外与杨家岭(1938年11月20和21日日机轰炸延安后毛泽东由城内凤凰山麓迁至城东北5里杨家岭山脚下居住)的位置关系来看，如果从南门外去杨家岭最便捷的路线是走城东延河旁的大道；若定要从城内绕行则必须是进南门后直走南北向的大街(不必拐行高低不平的小巷)、出北门、再过延河、驶入一条狭长的山沟方可到达毛泽东住处，但巴苏日记中记载的行车路线并非如此。三是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是在黄土山崖上开挖的窑洞，不存在于门对面墙上开窗、阳光可以由此照进室内的可能。另据延安地情网记载：毛泽东接见英国记者贝特兰、加拿大白求恩大夫和印度医疗队柯棣华等人均是在凤凰山麓(17)。由此亦可知，毛泽东迁居至杨家岭后并非再未涉足城内凤凰山麓原中央驻地。 四、1940年毛泽东在杨家岭作《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的报告应在7月7日 现谱“1940年7月6日”条目记载：“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述《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18)但据陈伯钧日记可知毛泽东做此报告是在1940年7月7日。陈伯钧该日日记记载：“晚在杨家岭听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及党的策略》的报告，诙谐有趣，生动实际，而且通俗。这是天才的毛同志的特点”(19)。 五、“1945年8月30日”条目错讹考辨 现谱“1945年8月30日”条目中应当是存在着如下错讹之处。 其一，现谱记载毛泽东本日“上午分别访晤宋庆龄、赫尔利。”(20)但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8月31日的相关报道则是“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昨(三十日)午已由山洞林园返城。昨天下午分访孙夫人、孙院长、于院长、赫尔利大使和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等。”(21)该报道还转引了当日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毛泽东、周恩来两氏，昨晨由林园进城访于、孙两院长，恰好两氏公出，没有会到。”(22)据以上史料可知，1945年8月30日毛泽东的活动情况是：晨起偕周恩来由林园(毛泽东到重庆最初两天的住处)进城拜访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立法院院长孙科但未遇，中午由林园迁至城内桂园(张治中的公馆，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市内的办公处)，下午分别访问了宋庆龄、孙科、于右任、赫尔利、张澜。即是说，毛泽东“访晤宋庆龄、赫尔利”是在8月30日的“下午”而非现谱记载的“上午”。 其二，该条目在紧接“8月30日”后写到“由林园返回桂园”(23)，之后又依次记录了毛泽东该日上午、下午和晚上的活动情况。这一编排包含的信息无疑就是毛泽东该日晨起后即由林园迁至桂园，之后的上午、下午和晚上开展了上述活动，而这则是与前述毛泽东是在中午由“林园”迁至“桂园”的史实相悖的。 其三，该条目在“上午分别访晤宋庆龄、赫尔利”和“下午，前往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特园(又称“民主之家”)访问民盟主席张澜”之间写到：“到驻地桂园商谈的有：柳亚子、沈钧儒、陈铭枢、王昆仑、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遹、傅斯年、王云五等。”(24)此记载包含的信息显然就是柳亚子等人到桂园与毛泽东商谈是在下午毛泽东访问张澜之前。但黄炎培1945年8月30日日记的记载则是：“晚，毛泽东假曾家岩张治中家招谈，到者张表方、冷御秋、王云五、沈衡山、柳亚子、陈真如、章伯钧、王昆仑、张申府、傅孟真、王炳南、王若飞、徐冰夫妇及我。夜，招餐国民外交协会”(25)。柳亚子也在半月后追忆此次会晤毛泽东的情况：“二十九日(即1945年8月29日——引者注)，徐冰派车子来接我去，说晚上有一个茶会……那天没有见到毛先生……直到明天(三十日)下午，毛先生亲自到来，我和他单独谈了一次话。”(26)聚谈后黄炎培赴宴国民外交协会，毛泽东当晚则是由张治中“设宴款待，并邀于院长、孙院长、邹鲁、叶楚伧等先生作陪”(27)；“宴会后，于右任辞去，吴铁城来，毛泽东同他们交谈。”(28)国民党中央社1945年8月31日电讯也报道：8月30日“入晚，毛氏在张治中部长官邸和孙院长科、邹委员鲁、叶委员楚伧、吴秘书长铁城等会见。”(29)据此可知：(1)1945年8月30日毛泽东在桂园与柳亚子等人的会谈是在下午他依次访问了宋庆龄、孙科、于右任、赫尔利和张澜之后而非现谱记载的访问张澜之前。(2)黄炎培日记显然是列出了当天到桂园与毛泽东会谈的全部人员，黄日记中还将时为民盟主席的张澜(即“张表方”)列于到访者名单之首。比对黄炎培日记可见，现谱该条目中列举的“到驻地桂园商谈”的民主人士缺张澜而误多出左舜生。 其四，现谱该条目写到：“柳亚子赠毛泽东七律一首，以‘弥天大勇’、‘霖雨苍生’称赞毛泽东。”(30)该记载传达的信息无疑就是柳亚子赠诗毛泽东是在本日与毛泽东的聚谈期间。但据柳亚子回忆：1926年他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时结识毛泽东，此次在重庆的再度晤面令他万分感慨，以至于当晚归去“又是失眠竟夕，却在枕上做成了送给毛先生的一首诗：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31)；随后他“又写了一封询问时局发展的信，连同这首诗送给毛泽东。”(32)1945年9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柳亚子的赠诗(33)。由此可见，柳亚子赠诗毛泽东的时间是8月31日或9月1日，而非8月30日。顺便指出，现谱认定柳亚子是在8月30日赠诗毛泽东的应当是取自该诗建国后几度编辑时加写上去的诗题。柳亚子赠毛泽东的诗原无诗题，《新华日报》1945年9月2日发表时配有诗题《赠毛润之老友》；10月下旬柳诗尹画联展(即柳亚子的诗和尹瘦石的画)时该诗曾和毛泽东的答柳亚子的和词《沁园春·雪》一同展出，诗题亦为《赠毛润之老友》；收入1959年出版的《柳亚子诗词选》和1981年出版的《柳亚子诗选》时诗题均为《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渝州曾家岩呈毛主席》，收入1985年出版的《磨剑室诗词集》时诗题则为《八月二十八日，喜闻润之来渝，三十日下午相见于曾家岩畔，赋赠一首》(34)。然而上述诗题中表达的“八月三十日”赠诗的信息则是不准确的。 六、毛泽东接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领导人不是在1945年8月31日 现谱“1945年8月31日”条目记载：“下午，在桂园会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也称‘小民革’)领导人王昆仑、许宝驹、屈武、侯外庐、曹孟君、谭惕吾等，畅谈近三个小时”(35)。有关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接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领导人一事，亲历者中只有屈武指明了具体日期：“毛泽东到重庆的第四天，1945年8月31日下午3时，在化龙桥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同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负责人王昆仑、许宝驹、屈武、侯外庐、曹孟君、谭惕吾、于振瀛、倪斐君等8人谈话。”(36)现谱确定毛泽东接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领导人的时间应该是取自屈武的回忆，但多则史料可证屈武此处记忆有误。 首先，屈武和王炳南都忆及一个重要的情节，即毛泽东与会谈者曾共进晚餐，饭后又与部分人员“畅谈竟夕”。屈武回忆说：当日谈话至五点后，“王若飞征询了毛泽东的意见后宣布：现在，毛主席请大家共进晚餐。饭后，毛主席请王昆仑、屈武、许宝驹3位先生留下来，继续座谈……毛泽东与我们3人的这次长谈，长达10小时之久，直到次日凌晨5点。”(37)王炳南也回忆说：“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毛主席有一次接见一批‘小民革’的领导人，从吃晚饭谈起，共谈了十个小时。”(38)但黄炎培1945年8月31日日记则记载：“夜，参政会秘书处招毛泽东餐，参加之。”(39)据此可知，1945年8月31日晚毛泽东是应国民参政会之宴请，所以他与屈武等人谈话至“共进晚餐”并在饭后“畅谈竟夕”不会是在本日。 其次，阳翰笙1945年8月31日日记记载：“晚，应徐冰兄之约，在桂园见到毛、周、王三先生，接着即与周同车上山(据此处注释，‘山’指红岩村)看电影。陪毛先生看完电影后，他约我和冯、于两兄(据此处注释，‘冯、于’即冯乃超、于伶)谈话。……我们谈了将近一个多钟头。夜已经很深了，他却一点也不疲倦。……我实在怕他太疲倦，也就只好和他告别下山回寓了。”(40)据此可知，1945年8月31日晚毛泽东的活动情况依次是赴国民参政会宴席、在桂园接见阳翰笙、回红岩村看电影、与阳翰笙3人谈话至深夜。所以，毛泽东和屈武等人的竟夕长谈不可能是在1945年8月31日(41)。 另据侯外庐回忆，重庆谈判期间他曾三次见到毛泽东：第一次是9月1日下午在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而举行的宴会上；第二次是参加毛泽东召集的“小民革”部分核心成员座谈会；第三次是覃振宴请毛泽东邀他作陪(42)。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45年9月7日覃振宴请毛泽东，据此似可确定毛泽东接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领导人是在9月2日至6日间的某一天，但查《毛泽东年谱》可知，这几日内均不存在毛泽东与屈武等人“共进晚餐并畅谈竟夕”的可能(43)，因此侯外庐所忆他见到毛泽东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的顺序应当有误；换言之，毛泽东接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领导人应是在9月7日之后。 七、褚辅成没有出席1945年9月5日招待毛泽东的晚宴 现谱“1945年9月5日”条目记载：“晚上，出席曾访延安的六位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的宴会。”(44)而黄炎培该日日记的记载则是：“夜，偕冷、章、左、傅及王云五六人假中央研究院招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餐。”(45)此处的“冷、章、左、傅”分别是冷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另据黄炎培1945年7月1日日记可知，当时到访延安的国民参政会六参政员是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原定同行的参政员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46)。据此可知，此前访问过延安的褚辅成没有出席9月5日的晚宴，而没有到访延安的王云五则出席了晚宴。所以，现谱笼统地写道9月5日晚毛泽东“出席曾访延安的六参政员宴会”尤其是将褚辅成列为宴会的东道主有欠准确。 八、毛泽东宴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人是在1945年9月10日 现谱“1945年9月11日”条目记载：“晚上，在桂园宴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向他们介绍了两党谈判情况，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席间，周恩来报告了国民党军队向上党地区进攻的消息，在座者皆为之愤愤不平。”(47)而黄炎培1945年9月10日日记则记载：“夜，周恩来、王若飞招餐，报告商谈经过”(48)；黄炎培次日晚间的活动据其日记是：“夜，厥文家再商组织问题，厥文、乃器、西园、羹梅、蔡承新、吴至信(膺伯，贵阳)、志让、卫玉及余，一致主张成立政治性组织，推乃器草纲领，定星期五晚再会。”(49)由此可见，毛泽东宴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人并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情况是在1945年9月10日晚而非11日晚。 九、出席1945年9月30日国共谈判代表宴会者误多出陈铭枢而缺傅斯年 现谱“1945年9月30日”条目记载：“周恩来、王若飞和张治中、邵力子、张群在国民参政会联名宴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王云五、曾琦、陈铭枢等，共商政治会议的组织等问题。”(50)黄炎培1945年9月30日日记的记载则是：“夜，恩来、若飞、文白、岳军、力子招餐参政会，在座慕韩、舜生、表方、衡山、伯均、申甫、云五、努生、孟真，共商政治会议组织等问题。”(51)此处以字号记录的“文白、岳军、慕韩、表方、衡山、努生、孟真”分别是张治中、张群、曾琦、张澜、沈钧儒、罗隆基、傅斯年。比对黄炎培日记可知，现谱中列举的出席此次宴会的民主人士误多出陈铭枢而缺傅斯年。这一则是有黄炎培日记中的明确记载。二则此次国共和谈代表是在国民参政会宴请诸民主人士共话国是，因此出席者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可能性更大；黄炎培日记所列的傅斯年等9人均为现任或曾经的参政员，而陈铭枢则从未担任此职。三是1933年策划福建事变、抗战时期寓居重庆的陈铭枢自己回忆：“我居重庆七八年，在蒋介石监视下，等于居囚，心里惴惴所怕的是蒋给我事做，一做了事便有杀我之隙了。我发起的反侵略中国分会及国民外交协会，并做两会的主席，先后被宋子文、吴铁城抢去了，当然是蒋所指使的，我因此更作养诲之计。”(52)由此可见，既非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又如此不受国民党当局待见的陈铭枢自然不可能被邀请参加此次晚宴。 注释： 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4～475页。 ②《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2010年修订，第189页。 ③《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④萧锋：《长征日记》，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142页。 ⑤《林伯渠日记(1935年5～11月)》，《中共党史资料》第64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⑥《林伯渠日记(1935年5～11月)》，《中共党史资料》第64辑，第22～23页。 ⑦萧锋：《长征日记》，第142～143页。 ⑧萧锋：《长征日记》，第144～145页。 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40页。 ⑩萧锋：《长征日记》，第187页。 (11)萧锋：《长征日记》，第187～188页。 (12)萧锋：《长征日记》，第188页。 (13)萧锋：《长征日记》，第187页。 (14)李东朗：《简论1936年5月的大相寺会议》，《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1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页。 (16)《巴苏日记》，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12～115页。 (17)参见延安地情网：http://www.yadqw.cn/sdya/dzyzya/201112/t20111229_364110.htm。 (1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97页。 (19)《陈伯钧日记·文选》中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556页。 (2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21)《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访问各方友好》，《新华日报》1945年8月31日。 (22)《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访问各方友好》，《新华日报》1945年8月31日。 (2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17页。 (2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17页。 (25)《黄炎培日记》第9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26)柳无忌、柳无非编：《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214页。 (27)《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访问各方友好》，《新华日报》1945年8月31日。 (2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18页。 (29)《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访问各方友好》，《新华日报》1945年8月31日。 (3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17页。 (31)柳无忌、柳无非编：《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第214页。 (32)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47页。 (33)《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 (34)参见张明观：《柳亚子史料札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9页。 (3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19页。 (36)《屈武回忆录》上册，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页。 (37)《屈武回忆录》上册，第322页。 (38)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39)《黄炎培日记》第9卷，第75页。 (40)《阳翰笙日记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16～417页。 (41)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修订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5年8月31日”条目较之前版本增写了毛泽东在桂园会见阳翰笙等人、后一同到红岩村看电影并继续会谈的内容。显而易见，认定是晚毛泽东会见阳翰笙3人就得否定毛泽东当天接见过屈武等人。 (42)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67～169页。 (43)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19～22页。 (4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21～22页。 (45)《黄炎培日记》第9卷，第76页。 (46)《黄炎培日记》第9卷，第55页。 (4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23页。 (48)《黄炎培日记》第9卷，第78页。 (49)《黄炎培日记》第9卷，第78页。 (5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31页。 (51)《黄炎培日记》第9卷，第83页。 (52)《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标签：毛泽东年谱论文; 黄炎培论文; 柳亚子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1935年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新华日报论文; 长征日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