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igtail到“豚尾奴”：一个辱华词汇的递进式东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汇论文,Pigtail论文,豚尾奴论文,式东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568(2010)04-0006-17
笔者在钩沉“中国龙”的西方传播史时，发现在19世纪的英美书刊上，早于龙形象且远远多于龙形象的，是中国人的长辫子形象。直到今天，有些西方人还在口语和网络中使用中国猪(Chinese Pig)辱骂中国人。而这个辱华词汇的源头，正是这条辫子。
相关中国近代史论著，以及大陆及台港学术期刊中，有关辛亥革命前后剪辫运动的论述已经非常丰富，对于蓄辫与剪辫两段历史也已经有过细致清理①。而关于辫子形象的境外演变史，以笔者目力之所及，尚未发现专门论述者。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对19世纪以来递进式东渐的辫子形象史做一梳理。
作为辫子的Pigtail
18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形象，多由一些早期到达中国的欧洲传教士所塑造，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并不很糟糕，甚至还有炫奇或者美化的嫌疑。
我们很难考证是谁最早将中国人的长辫子形象介绍到西方世界的，他又是如何介绍的。可以肯定的是，早在18世纪，这条辫子在西方知识界已经成为有关中国形象的热门话题。
1760年始，英国著名作家哥尔德斯(Oliver Goldsmith)在伦敦报纸连载“一个中国哲学家的信”(Letters from a Chinese Philosopher)。作者虚构了一个名叫李安济(Lien Chi Altangi)的中国哲学家，他给远在东方的亲友们写信，讲述自己在英国的所见所闻，并就英国的各种社会现象发表评议。李安济聪明敏锐，知识渊博，象征了东方文明的他者眼光。可即便如此，李安济的中国形象还是受到了一些英国人的歧视，李安济的信中这样描写了他身边的部分英国人：“她讨厌我的假发辫子(pigtail wig)、高底鞋，还有我的黄皮肤。这就是她对我的全部看法，再没别的了。老天，虽然她长得比卸了妆的女演员还丑，但我发现她比生殖机器还无礼。”②
Pigtail用来指称女孩的辫子，本来跟中国人没什么关系，也没有明显的褒贬含义③。英语中的辫子有多种拼法，Pigtail可能是18世纪才逐渐流行起来的口语用词，19世纪的许多英语词典中都没有收录这个单词，部分词典在Pig词条之下有个“-tail”，但也没有详细解释。1885年的一本英语词典中如此解释Pigtail：“名词，由‘猪’和‘尾巴’合成。1，指猪的尾巴；2，把头发束成猪尾巴的样子，辫子；3，一束烟卷。”④
当西方人把中国视作“神奇的东方”的时候，中国男人梳着辫子的形象，也许还曾引发一些“异装美”的想象。据说18世纪时，“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英国海员看见中国男人的这种发式觉得很酷，竞相仿效，也留起了辫子，并称之为Pigtail，把它作为时髦的象征”⑤。但是这种猎奇式的改装毕竟没有成为潮流，更多的西方人并不喜欢这种装束。在1840年出版的一本《循道杂志》中，作者介绍著名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之后：“他扎起一条中国式的大辫子，忍受着自己的指甲变得像鸡爪一样长，学会了用筷子吃饭，他把自己限定在中国人的交际圈中，下定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决不在失败面前低头。”⑥作者显然是把扎辫子、蓄指甲、用筷子放在同一层次，列入需要忍受(suffered)的诸种痛苦之中。
到了19世纪，辫子已经成为西方人想象中国人的形象标识。我们翻开这一百年间的几乎所有图书和杂志，只要是关于中国人的风俗画，画面中主要人物的头像很少是正面出现的，因为正面姿势无法突出脑后的辫子。即使出现一些正面头像，也得把辫子搭到前面来。似乎不突出这条辫子，就没法证明是中国人。
辫子越来越成为中国人的象征，一些英国文人甚至借用中国人的辫子话题来炫示自己的幽默。在1835年的伦敦《年度漫画》序言中，作者就曾用中国人的辫子来比喻动物额毛的长度⑦，虽然没有明显的恶意，但总是带着一些对于奇风异俗的戏谑意味。
图1 英国图书《辫子的国度》，1875年
图2 美国Puck画报的漫画《阿旺表演学算术》⑧，1910年
19世纪的英国书刊，喜欢把文章或章节的首个字母画成一幅小图，如果这篇文章是有关中国人的，那么，第一个字母往往用中国人的辫子扭成。辫子和龙一样，都是条状的东西，条状的东西最容易用来扭成字母或数字等图案。
但是，这些长辫子的中国人形象主要流传于书报杂志上，一般民众并不熟悉这条辫子。19岁的同文馆少年张德彝，1866年第一次随大清使团出国时，每至一处，“街市男女皆追随恐后，左右围观，致难动履”⑨。尽管觉得古怪且不理解，但多数西方人的态度还是友善的。有一天大家吃完茶点下楼，有人上来问他们是哪国人，得到答案后，又多嘴问道：“彼修髯而发苍者，谅是男子。其无须而风姿韶秀者，果巾帼耶？”当得知也是男人时，“闻者咸鼓掌而笑”⑩。在圣彼得堡，这些使团成员也被误作“美女子”，有两个俄罗斯女孩还紧紧跟着张德彝，几次伸出手来想与他“携手交谈”(11)。
晚清思想家王韬1868年初游欧洲时，到苏格兰阿伯丁城拜会一个已经西化的安徽人詹五，当地人见他拖着一条长辫子，非常惊奇，一群小孩指着他说：“这是中国女人。”又有人说：“不对，是詹五的老婆。”王韬引为奇耻大辱，感慨道：“忝此须眉，蒙以巾帼，谁实辨之？迷离扑朔，掷身沧波，托足异国，不为雄飞，甘为雌伏，听此童言，讵非终身之谶语哉！”(12)
当王韬在英国遭遇辫子尴尬时，一个英国商人库泊(T.T.Cooper)也在中国汉口遭遇了辫子的尴尬。1868年1月，库泊离开汉口之前，他的朋友找了一位中国剃头匠给他打理头发，结果，“剃头匠一上来就把我前边的头发给刮掉了，还很巧妙地将后边剩余的头发与一缕假发掺在一起，编成一条巨大的中国辫子，让我看起来像个令人尊敬的中国老人，这样，我就不得不拖着一条不舒服的辫子，穿着长袍度过我在汉口的最后一晚”(13)。此后，库泊一路西行，虽然没再剃头，但一直维护着这条辫子，以至每一个看到他的中国人都感到非常惊奇，一个老外居然也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14)。
把真发和假发编在一起，倒不是剃头匠特意为库泊量身定做的，这本来就是中国剃头匠的常规技艺之一。据克拉克(Benjamin Clark)在《辫子的国度》(1875年)一书中介绍：“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中国人嫌自己的头发不够长，就会想法在辫子里加入一些假发，直到那条辫子长得接近地面。”接着，克拉克评论说：“我得控制一下我对此事的叙述，否则我会放大它的愚蠢(foolish)。客气一点地说，把别人的头发戴到自己头上，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好事。这里我忍不住还得多说一句，真发掺假发的野蛮习俗(barbarous custom)不止流行于中国。这个在中国佬(John Chinaman)(15)中流行了二百多年的野蛮习俗，过去也曾在我们的女士当中流行。”(16)据作者介绍，因为这种特殊的剃发习俗，剃头发就得像刮胡子一样频繁，一个体面的中国绅士，每三天就得剃一次头，这导致了剃头匠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当时仅广州一地，就有7千到8千名剃头匠(17)。
图3 中国的小剃头匠。明恩溥著《中国人的特性》，1902年
辫发的花样和功能都很多。鲁迅揶揄说：“以姿态论，则辫子有松打，有紧打，辫线有三股，有散线，周围有看发，环于顶搭之周围，顾影自怜，为美男子；以作用论，则打架时可拔，犯奸时可剪，做戏的可挂于铁杆，为父的可鞭其子女，变把戏的将头摇动，能飞舞如龙蛇。”(18)一位英国人也说：“男人脑后编织的长辫，未及脚后跟之前，还得用绸带弥补长度。流行的剃头方式只有一种，东留一簇，西留一簇，像是醋栗上的毛刺，滑稽可笑。中国水手若在货舱中偷鸦片，会被人用他们自己的辫子绑在绞盘上，鞭笞一顿。在这种情况下，辫子既是装饰品，又成了有用的器具。”(19)
尽管这条辫子给异国他乡的中国人带来不少麻烦，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固守自己的文化特点，不愿剪辫易服。据张德彝在欧洲所见，“华人贸易于此之着西服者，百无一人”(20)。
作为猪尾巴的Pig-tail与Pig’s tail
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使臣受了大清官僚的羞辱和玩弄，打碎了英国人对于中国的乌托邦想象。鸦片战争中，中国军队的不堪一击，又让全世界大跌眼镜。客卿清廷的郝德曾说：“在中国的一种普遍的感情是：以中国的制度自豪，轻视外国的一切。与外国发生条约关系并没有改变这一点。”(21)另一位驻京英国大使也说：“1860年那场征服毫无结果。事后，一切照旧。这令人难以理解。”(22)极端自大与极端无能的形象反差让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的嘲笑对象。19世纪的英国文人多将中国视作文明社会的对立面，加以“幽默的”嘲笑。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形象尚未跌入谷底，辫子虽然怪异，但充其量被西方人误作女流，或挪作谈资，并没有因为辫子拼作pigtail，就忽略了tail的存在。而此时的清王朝，也依然沉醉在天朝大国的自我麻醉之中。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媒体开始变本加厉地对中国人进行无情的嘲弄，一些英国小文人恶作剧地把中国人的Pigtail分拆为pig和tail，甚至将后面的tail给割掉了，直接将中国人视作Pig。
图4 旧上海街头的辫子景观，照片原题Heads and Tails。James Cantlie和C.Sheridan Jones著《孙中山与中国的觉醒》，1912年)
图5 英国Punch杂志的辱华漫画，1860年
比如，1960年的一篇题为《中国习俗》的文章，就以一个关于中国辫子的笑话开篇：“今天早上我看见一个洗衣工，然后问他为什么今天的辫子(pigtail)要用黄褐色的丝绸编扎，把自己弄得这么古怪，他回答我说，因为他把自己的发式给弄丢了。”(23)随后，作者在文中玩弄了一些小小的文字游戏，在表述“他们在特定的场合要编扎特定的发式”意思的时候，既用了plait(“辫子”，可作名词，也可作动词)，又用了pigtail(辫子、猪尾巴)。这还不算，插图画家直接就把一个蓄着长指甲，戴着暖帽，穿着补服的中国官员画在一只奔跑的大肥猪身上，一条辫子高高扬起，卷成一个大S。
第二次鸦片战争刚结束，伦敦就出现了一本《艾菲阿姨的儿歌》，隐晦地将种族歧视的话语渗透到了儿童文学领域。此书以一首长达5页的《中国猪》(Chinese Pig)压卷，描述了一头孤独的中国猪的日常生活，这只中国猪一无所长，却自得其乐，自高自大，对外界毫不关心，诗中出现的假发小猪(the little piggy-wigs)，以及自称来自北京的最优秀种族等等，处处用来影射中国人，诗的最后一句说：“小姐，如果把你和我都做成咸肉，爱尔兰猪和中国猪的差别，就再也看不出来了。”(24)
在这一方面，山姆大叔做得比约翰牛更露骨，甚至有人跟在艾菲阿姨的屁股后面，借着儿童文学指桑骂槐。美国首版于1887年的《陶陶的快乐冬天》，其中有一段这样的祖孙对白：“奶奶问：‘中国人的猪尾巴，你听说过吗？’‘是的，我听过。’布鲁因说，‘中国猪的尾巴我当然知道了，可是，我得承认我从未见过一只猪如何把尾巴弄到头上去，又如何把它从头上解下来，你看，我们对面猪圈里的那些朋友，它们也有一条尾巴，却没法把它弄到头上去。’陶陶听到这里，忍不住大笑起来，甚至连奶奶也忍不住笑了。奶奶和蔼地告诉布鲁因，中国佬的猪尾巴是怎么回事，又是怎样把它编起来。”(25)这里，作者有意让奶奶把前面出现过的A Chinese pigtail(中国人的辫子)拼成A Chinese pig-tail(中国人的猪尾巴)，继而让布鲁因拼成A Chinese pig’s tail(中国猪的尾巴)，以造成拼写上的渐变式“幽默”效果。
1870年之前，美国人对于引进中国劳工基本是持欢迎态度的(26)，但是没过几年，大量渡海谋生的中国劳工就让美国人感到了恐慌(27)。美国华工日益挤占白人劳动力市场，首先触怒了白人劳工，他们将失业、穷困甚至犯罪的责任都推到华人头上，认为华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加上华人妓院、鸦片馆、黑社会的活动，使华人社会成为美国政治界反复讨论的一个话题。
图6 美国Wasp画报的漫画《进化论所揭示的华人向猪的进化历程》，1887年
一些党派政客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也渐次加入排华行列，互相攀比着生产各种排华理论，成为西方排华政治的中坚力量(28)。1887年，美国旧金山Wasp画报富有创意的漫画家，居然创作了一幅题为《进化论所揭示的华人向猪的进化历程》的著名漫画，用八幅连环渐变的“肖像画”，以不变的tail为核心，画出了由“猴”到“中国人”再到“猪”的进化图像。
19世纪的西方“文明国家”产生了许多辱华词汇，比如chinaman，John chinaman，chink，chinee，coolies等等，这些特定时代产生的带有污辱色彩的词汇，虽然多未进入英文词典，但在各种书刊杂志中非常流行。尽管有些无聊文人愿意不避烦琐地将Chinese拼成Chinese Pig(29)，但毕竟不是主流。Chinese Pig这种极端化的称呼虽然起源于西方，但在各种书刊文字中并不多见。
笔者查阅东京大学图书总馆所藏19世纪的英美词典，均未在Pigtail词条下提及中国人。可是当中国人已经剪掉这根辫子之后，1924年版的一家大型英语词典却来了这么一条：“2.[口语用词](1)编成串状的头发；比如，一个中国佬的Pigtail。(2)一个穿得像球杆似的人；中国人。”(30)歧视意味非常明显。
日语新词锵锵波子
许寿裳说，中国留学生初到日本时，大都依然留着辫子，街上的日本小孩见了，就把他们呼作“锵锵波子”(31)。锵锵波子是音译，日文写作“チャンチャン坊主”，这个词在1894年之前还比较罕见，1894年之后却迅速成为日本人口语中“中国人”的代称。1895年初，《东京朝日新闻》上有一则新闻标题即为《卖着“チャンチャン坊主”的脑袋迎接新年》(32)。
チャンチャン即“锵锵”，张承志怀疑是“清国人、清国奴”的转音，一些日本学者则认为很难直译(33)。
较早使用チャンチャン指代中国人的日本媒体是《大阪朝日新闻》。该报1880年8月3日有一段“本日は清国皇帝陛下の万寿節で、豚尾坊は休暇”的短消息，在“豚尾坊”边上，即标注其音为チャンチャン。“坊”即“坊主”，音“波子”，大意为和尚、秃头、楞头青。可见，“锵锵波子”就是“豚尾坊”，大意为“拖着猪尾巴的秃子”。
1879年8月7日的《大阪朝日新闻》还有一篇提到“豚尾”的报道称：8月5日，某神社游神活动中，突然起火引发踩踏事故，两名中国人的“豚尾”被烧掉，这两个中国人哭了一夜云云。但在“豚尾”两字边上，注音并非チャンチャン，而且这里的豚尾也只是辫子，并未用来指人。日本本土并没有将辫子称作“豚尾”的传统。新闻中将两个中国人的辫子称作豚尾，显然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将本意具有“猪尾、辫子、烟草卷”等多义的Pigtail固化成了特指的“豚尾”，也即将一个来自西方的含蓄性词汇显化为一个纯粹的歧视性用语。
据《东京朝日新闻》一篇社论的考证，チャンチャン作为中国人的称呼，源于长崎一带，语义不大明确，可能有“阿爷”的意思，原本不含侮辱之意，后来逐渐讹变成一个侮辱性的称呼，用汉字表达，即是“豚尾汉”(34)。也就是说，チャンチャン是一只装着新酒的旧瓶子，是西方Pigtail的在地化结果。
其实，チャンチャン原意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没有明确语义的带有轻佻意味的称呼，自从傍上西方的Pigtail之后，逐渐明确了它的新语义。这种新语义在1894年之后，迅速成为流行语，像阴魂一样附着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
笔者在披阅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新闻时发现，1895年初有一篇题为《儿童袭击チャンチャン》(35)的新闻，说一个住在横滨的中国人到东京谈生意，路上遇见一个小孩，一边骂他“辫发奴”，一边追着用石头打他，接着引来一批小孩，一起辱骂、围攻他，不仅把他打倒在地，还用脚去踏他的“豚尾”，直到巡察看见了，才把他解救出来。这篇新闻，特地在汉字“辫发奴”旁边标注读音为チャンチャン。在日语中，“奴”即家伙、混蛋。所以，“锵锵波子”又可以理解为“拖着辫子的秃头混蛋”。
行走于日本街头的中国人，就算拖着辫子有点怪，好歹也是同皮同种，古怪不过西方人的白皮卷毛蓝眼睛。本该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何以独独对“辫发奴”表现出如许深仇大恨？说来说去，还得重回甲午战争的老话题上。正如实藤惠秀所看到的，把中国人骂作“猪尾巴”，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始流行起来的(36)。
甲午战争之前，连续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大清王朝虽然收起了雄视“天下”的目光，却仍在继续藐视周边的“蛮夷倭国”。1886年，北洋水师还在筹备之中，刚刚从德国人手里买回两艘定远级铁甲舰的丁汝昌，开着这两条“铁甲巨舰”，前往朝鲜东海显摆武力，并以需要上油和修理为名，顺道溜到日本。
丁汝昌的两条巨无霸在长崎足足停了半个月。8月13日，几名水兵上岸嫖妓，与日本人发生纠纷(37)。由于白天没能占到便宜，当晚，不可一世的大清水兵就上岸围攻巡查所，双方大打出手，造成5死40伤的严重后果。第三天，大清水兵上岸购物游玩，长崎市民闻风而动，双方再次展开大规模冲突，清兵8死42伤(38)。事后，李鸿章不仅袒护下属，而且轻描淡写地以为“武人好色，但其天性”，坚持认为错在日方，最后不了了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难得的一次外交“胜利”。
这件事在日本被视作国耻。此时的日本政府，正野心勃勃积极备战，打算在朝鲜战场与中国一决雌雄。中国海军的所作所为，帮了日本军国主义一个大忙。“它是如此深深地刺激了日本人的民族心理！日本朝野拼命发展海军的狂热情绪也由此被煽动起来。”(39)为了建设强大的日本海军，上至天皇老婆，下至街头妓女，争相捐款酬军。“日本在全国中学里开设了‘兵式体操’，在对学生进行军训时，每每以清朝北洋海军的定远、镇远舰模型为假设敌。”(40)天真的幼稚儿童也玩起了打击中国军舰的游戏，一组扮成日本舰队，一组扮成中国舰队，玩一种追捕定远、镇远的游戏。
可笑的是，五年之后，丁汝昌带着李鸿章的公子，居然再次率领这几条舰艇跑到日本来“友好访问”(41)。据说当时还是日本海军大佐的东乡平八郎看到定远舰上不仅连大炮都没擦干净，还在上面晾着衣服，非常奇怪居然有如此对待自己武器的军队(42)，因此认为可以跟中国海军来一场大战(43)。“北洋水师的招摇过海，一次次给日本送去刺激和动员。很快，巨舰定远和镇远在日本家喻户晓，成了日本人警世、发愤、嘲笑的目标。”(44)
有了上面这一段背景资料，我们就很容易知道，打败中国对于振奋日本民族精神有多么重要的意义。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媒体还比较谨慎，待到胜利捷报逐渐传来，日本媒体像温水煮青蛙似的，开始热腾起来，对中国人的嘲讽和咒骂迅速升级。《申报》社论称，日军九连城胜利之后，千余日本人曾大闹华人租界，肆意羞辱华人：“横滨作客之华人，偶或闲步街头，倭奴必向之辱骂，或曰锵锵罢士，盖以华人剃发编辫，目为一半似僧也，或曰排格，则直指为马与鹿也，甚且詈之为畜类，呼之为豚尾公，偶或反唇相稽，则彼且以老拳从事。”(45)
图7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风俗画报》的儿童游戏图，岛崎柳坞画
牙山猪肉大甩卖
我们以日本明治时期影响最大的时事画刊《团团珍闻》为例。该刊集中引入“豚尾”概念的时间，大概是1894年上半年，正值日本军队挑起朝鲜战争的前夜。该刊6月底的一首配画讽刺小品，用的是一种酸不溜秋的语气：“你这个混蛋有个女人似的名字叫支那，喜欢吵架耷拉着猪尾巴。虚张声势说(日本)武士是窝囊废，战国时代妨碍了朝鲜的归化，现在又想做坏事你这个清国军。这混蛋现在又要跳起来，把我们的兜裆布牢牢系好了，紧紧抓住给它一拳吧。”(46)画中的清国军，是一头穿着马甲的猪。
7月末，中日两国在朝鲜牙山交锋，战斗规模不大，但影响很大。日军胜利后完全控制了朝鲜南部。清军失败之后，却谎报“胜利”的消息，向朝廷邀功请赏。国内一片欢欣鼓舞，《点石斋画报》特绘《牙山大胜》以庆贺，称：“我军大获胜仗，斩获倭首二千余级。倭兵死亡枕籍，满目疮痍，有自相践踏者，有长跪乞哀者，悲惨之形动人怜悯。华军声威大振，奏凯而回。”(47)
而据日本学者的叙述：“7月29日，日本军队对清军阵地进行了两面夹击，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日军成功占领成欢。此战清兵死伤约200余人，日军死伤约90余人。日军乘势突入牙山，却发现清国军队早已弃阵而去，北走平壤方面。”(48)日本在牙山胜利之后，媒体给予了热烈响应，浮世绘画家歌川国虎创作了著名的《朝鲜国牙山开战日本大胜利之图》。
战争爆发之前，拖着辫子的“南京人”形象已经反复出现在日本浮世绘中，这些南京人虽然地位不高，但不至于被普遍丑化。战争开始之后，中国人的形象发生了巨大逆转。针对清兵的懦弱无能，日本媒体普遍以“弱虫”呼之，相应创作了大量的讽刺漫画。《团团珍闻》中的许多漫画干脆连猪尾巴的尾巴都切去了，直接将中国军队称作“豕军”。在1894年8月的漫画《猪肉送到》中，两个农夫拉着一车惊恐的肥猪，拉车人说：“这些猪都是胆小鬼，要把他们打扁不用费一点功夫。不过，容易到手的可能也没什么嚼头。”(49)
另一幅《正宗牙山猪肉大甩卖》，讽刺清兵不战而逃，大量精良武器拱手让给了日本军队：“买猪肉加送大炮数门，来啊来啊！刚刚宰好的新鲜猪肉，特别便宜大甩卖！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50)
《干猪肉》一图中，一家设在平壤的北京杂货店，两个哭丧着脸的中国人，正在向日本士兵贱卖一种被称作“溃败物”的干猪肉(51)。
图8 日本《团团珍闻》刊载的漫画《猪肉送到》，1894年
图9 日本《团团珍闻》刊载的漫画《正宗牙山猪肉大甩卖》，1894年
图10 日本《团团珍闻》刊载的漫画《干猪肉》，1894年
1894年11月，事关全局的旅顺口战役，日军打得更加顺利。日本国内对于清军“弱虫”或“逃兵”的嘲讽和漫画挤满了各种新闻版面。日本政府于12月9日在东京上野公园不忍池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从一幅《旅顺口占领祝祭之图》所记录的场景来看，不忍池中火烧清军舰艇模型的表演是活动高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画面的中部上空，除了飘着5个比真人还大的长辫子清兵模型外，居然还飘着4个摇着尾巴的猪模型。
第二年，甲午之战，日本海军在威海卫一举全歼大清北洋海军，曾经不可一世的丁汝昌以自杀告终(52)。与林则徐在法国被制成蜡像，尊为英雄大不相同(53)，我们只要比较一下日本画家笔下的前后两个丁汝昌形象，就知道日本人是如何地看不起那些窝囊的失败者。
图11 日本佚名锦绘《旅顺口占领祝祭之图》局部，1894年
图12 甲午战争前后丁汝昌在日本媒体上的两种形象
中日两国的地位在战后发生了彻底的颠倒，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羞辱和报复，只能用“疯狂”两字来形容。这一切苦果，抛开日本人的变态发泄不说，多半也可说是清政府狂妄自大、腐败无能的报应。在漫画《猪虎之敌》中，日本媒体叫嚣说：“不管是猪军(清军)还是虎军(韩军)，不管什么敌人都放马过来吧！把手榴弹和石崖破炮口排好，全部击退。被日军打得一败涂地不要后悔！看啊！看啊！不用说猪军，连虎军也收拾了！”(54)
图13 日本《团团珍闻》刊载的漫画《猪虎之敌》，1895年
猪尾巴的屈辱
多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局限在信息闭塞的乡土社会中，对于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甲午战争后，“日本官吏崛口九万一来到湖北沙市，准备按条约设置领事馆并建立居留地，他吃惊地发现：沙市的清朝官员，居然不曾听说刚刚打过的战争”(55)。
连刚刚结束的甲午战争都没听说过的地方官绅，当然也不会知道身在异乡的中国人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会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多大困扰。
站在中国之外看中国，北洋水师的失败，决不只是李鸿章和丁汝昌的失败，而是全体中国人的失败；大清政府的无能，决不是大清皇帝一个人的无能，而是全体中国人的无能。身在海外的每一个华人，都不仅仅被外人看作单独的个体，而是一个“中国人”；外人对中国的蔑视，必然反映为对每一个中国人的蔑视。而这个中国人最突出的形象特征，就是一条Pigtail。“夫汉人之形状，所以特异于外人者，莫如发辫一事耳。”(56)一根无辜的辫子，注定将要承载所有由自大、顽固、贪腐、无能而带来的羞辱。
图14 美国Judge画报的漫画《这样对待华人就叫公平》，1893年
容闳1847年赴美留学，于1850年进入耶鲁大学。一位美国牧师回忆说：“他蓄着辫子、穿着中国长袍进入大学，但不到一年，就把两者都割弃了。”(57)虽然容闳在自传中只谈到美国人民对他的友谊和关照，从未提及受歧视以及剪辫一事，但我们可以从容闳的后继者身上看到，拖着辫子的中国少年，在异国他乡可能遭遇哪些困境。
1870年始，大清政府委托容闳连续组织了三批儿童前往美国留学。据第二批留美学生温秉忠回忆：“最初，幼童们均穿长袍马褂，并且结着辫子，使美国人当他们是女孩。每当幼童外出，后面总会跟着一群人高叫：‘中国女孩子！’，使他们颇感尴尬。”(58)尴尬两字也许淡化了这种文化冲突，据一位美国学者的叙述：“美国同学常常哄笑叫他们中国女孩！这种嘲笑，引来不少次打得鼻青脸肿的纠纷。”(59)孩子们受到羞辱，强烈要求剪去辫子。
孩子们的遭遇显然也曾是容闳的遭遇，容闳对孩子们的要求表示了坚决的支持。由于另一位驻美官员陈兰彬的反对，两位中方负责人之间的冲突急剧恶化，甚至成为清政府撤回留美学生的导火线。
留美学生所受到的羞辱，远不及赴美华工所受到的凌辱深刻。活跃在19世纪下半叶的许多美国作家，都曾写过辱华小说。戈雷姆(Henry Grimm)甚至将他的排华戏剧直接题为《中国人滚回去》(The Chinese Must Go，1879)，作者使用了可以想象得出的最恶毒的语言侮辱谩骂华人劳工。这些作家笔下的典型“中国佬”形象是：“穿着对襟大褂，袖子宽大，大嘴巴鼓眼睛，手攥一把扑克，头往上仰，鼻尖上立着一张牌，辫子拖到下肢。”(60)在排华漫画中，华工形象也逐渐定型为长辫子、长指甲(61)、黄皮肤、招风耳。
图15 美国Wasp画报的漫画《新来的华工》，1881年
几乎所有的漫画，都是拿中国人的辫子来做文章，把这根辫子当作愚昧、顽固、低等的符号。即便是作为国家使节的张德彝，也曾在法国街头被路边儿童笑作“猪尾甚长”(62)。
图16 美国Puck画报的漫画《非剪不可》，1898年
中国留学生刚到日本时，大概都曾因为辫子而受了不少的气。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说：“首批留日学生十三人中就有四人中途退学归国，原因之一就是忍受不住‘猪尾巴！猪尾巴！’这种嘲弄。”(63)
日本《画报近代百年史》中的一幅漫画，也许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重温这些中国留学生所遭受的屈辱。一群扛着日本海军旗的小孩，紧紧地跟着两个拖着辫子的中国人，一路喊着：“日本胜利！支那败北！日本胜利！支那败北！”许多日本人则微笑着站在边上看热闹(64)。
图17 日本《画报近代百年史》选载的一幅佚名漫画，创作年代不详
郭沫若在自传小说《行路难》中细腻地描写了这种客居异乡的屈辱。主人公爱牟去租房子，一个日本妇人大惊小怪地问了他一句“支那人吗”？爱牟感受到一种奇耻大辱，马上夺路而逃，心中恨道：“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你们单是在说这‘支那人’三个字的时候便已经表示尽了你们极端的恶意。你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你们说‘那’字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啊，你们究竟意识到这‘支那’二字的起源吗？在‘秦’朝的时候，你们还是蛮子，你们或许还在南洋吃椰子呢！”(65)
不肖生则在《留东外史》中虚拟了一段留学生与日本人的对骂：“隔一座房子有一家人家，正在楼上开着窗子，朝着这里高声大喊：‘豚尾奴不要闹，再闹我就要喊警察了！’黄文汉听了，只气得打抖，三步作两步的窜到外面，也高声答骂道：‘什么禽兽，敢干涉你老子！你这禽兽不去叫警察，就是万人造出来的。’”(66)
由辫发而带来的屈辱，大概可以用邹容《革命军》的这段话以代表：“拖辫发，着胡服，踯躅而行于伦敦之市，行人莫不曰，披克台儿(译言猪尾)，塞维基(译言野蛮)者，何为哉？又踯躅而行于东京之市，行人莫不日，跄跄浦子(译曰拖尾奴才)者，何为哉？嗟夫！汉官威仪，扫地殆尽；唐制衣冠，荡然无存。吾抚吾所衣之衣，所顶之发，吾恻痛于心。”(67)
背曳以辫，如绳索，如锁链，如兽尾
20世纪初留日的中国学生，为了避免因辫子带来的歧视，发明了一种将辫子盘在头上，再在头上扣一顶大帽子的习俗。鲁迅在《藤野先生》中用一种厌恶的口气说：“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68)
鲁迅1902年来到日本，1903年就将辫子剪去了，是日语预备学校江南班中的第一个。他在回忆自己的剪辫史时说到辫子的种种坏处：“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囟门上，令人很气闷。”(69)据其好友许寿裳回忆：“鲁迅对于辫子，受尽痛苦，真是深恶而痛绝之，他的著作里可以引证的地方很多，记得《呐喊》便有一篇《头发的故事》，说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晚年的《且介亭杂文》里有云：‘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70)
正是因为这条辫子，“汉人之旅外国，其见恶也宜矣。故凡吾人所至之地，有半边和尚之称，有拖尾奴才之号，或侮之，或辱之，甚或以枪轰毙之，含冤茹苦，无可告诉”(71)。饱受歧视的中国留学生，由于辫子的遭遇而重拾了二百多年前民族压迫的记忆。章太炎称中国人“习夷俗久，耏鬓垂鬣，以为当然，亡所怪咢。日本人至，始大笑悼之；欧罗巴诸国来互市者，复蚩鄙百端，拟以豭豚，旧耻复振”(72)。也就是说，“辫发之耻，其实是新耻(外国人的鄙视)唤醒了旧耻(满清的异族统治)”(73)。在国外被视作中国人形象标志的辫子，经过了清末民族主义者的象征转换，变成了满族对汉族实行民族压迫的标志。
受压迫的汉民族主义者，急欲切除这条辫子，同样，占据统治地位的大清王朝，则强硬力保这条辫子继续盘在全中国人民的头上。作为折衷维新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在《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试图用一种更温和的语气，来阐明断发易服的必要性：“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以一国，衣服独异，则情意不亲，邦交不结矣。”康有为反复列举断发易服的好处，认为断发易服既有利于工业化进程，也有利于个人卫生，还有利于社会文明之进程等等，诸多理由，最后归结到一点：“若在外国，为外人指笑、儿童牵弄，既缘国弱，尤遭戏侮，斥为豚尾。”(74)
康有为还试图用东西方列强的发服流变来说明，万国竞争之世，趋新求强，“皆先行断发易服”。可惜的是，大清王朝的保守派根本不可能允许汉人变法来撼动满族统治的绝对权威。维新变法、君主立宪虽有其好处，但在当时根本没有可行性。
同为维新派，谭嗣同的态度比康有为更加决绝，他在《仁学》中痛陈辫发之弊：“日本之强，则自变衣冠始，可谓知所先务矣。乃若中国，尤有不可不亟变者，剃发而垂发辫是也。”谭嗣同认为，处发之道有四。一曰全发，“中国之古制是也。发受于天，必有所以用之，盖保护脑气筋者也。全而不修，此其所以长也，而其疾则有重垂之累”。二曰全剃，“僧制是也。清洁无累，此其所以长也，而其病则无以护脑”。三曰半剪，“西制是也。即是以护脑，而又轻其累，是其两利”。四曰半剃，“蒙古、鞑靼之制是也。剃处适当大脑，既无以蔽护于前，而长发垂辫，又适足以重累于后，是得两害”(75)。孰得孰失，何去何从，明者自应辨之。
维新失败，进一步刺激了革命派的发展壮大。清末汉民族主义者在日本“チャンチャン坊主”一词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辫发的羞耻内涵，声称：“头剃其半，背曳以辫，如绳索，如锁链，如兽尾，自顾亦觉形秽矣，何况外人？其于身体种种之不便，于家计种种之不便，于国家种种之不便，游外洋者，莫不备尝其害，深恶而痛绝之。”(76)
从国际环境来说，辫子被表述为野蛮落后的象征；从国内环境来说，辫子被表述为民族压迫的象征。晚清民族主义者反复论证的一个观点就是：所有的耻辱，都是民族压迫的结果，我们要摆脱野蛮落后的形象，就必须割掉这条累赘物，要割掉这条累赘物，就必须与清王朝统治者划清界线。
于是“进化—剪辫—革命”就具有了三位一体的等价关系：“盖欲除满清之藩篱，必去满洲之开头，举此累赘恶浊烦恼之物，一朝而除去之，而后彼之政治乃可得而尽革也。”按照革命者们天真的想法：“发辫之害如此，虽欲不变通之其可已乎！戊戌推翻新政，一蹶不振，论者多咎变法之被不先变发。发短不可以骤长，不可以骤长，则面目形状既变，衣服装束不得不随之而变，衣服装束变，而行为政治皆不得不变矣。”(77)
与其变自人，何若变自己
从刊载于《团团珍闻》的一幅新闻漫画《猪尾巴的成年礼》来看，日本在甲午战争胜利之后，曾对占领地民众实行过剪辫行动，试图剪除其“豚尾”改造成“大和顺民”(78)。
日本刚刚占领台湾的时候，“标榜以严禁鸦片、断台人之辫发、解放妇女之缠足作为台湾统治上之三大主义，若不断行此政策，则虽然领有台湾，亦无用处”，但因为受到台湾人民的顽强抵抗，改而放松变革步伐，“在渐禁政策下，总督府并不明令禁缠断发及严格取缔，以立即收变革旧俗及外表同化之效，而只是透过学校教育或报章杂志的宣导，鼓励台人放足断发”(79)。
在1900年之前，关于中国人主动剪辫的记录并不多。即使是海外华人，也多保留发辫，因为一旦剪去发辫，回到中国就再也无法立足。1868年，张德彝在美国遇见一个剪辫易服的华人传教士，就曾严厉地教训他说：“夫大清国之禁律，男子剃发长服；今汝已剪发异服，则吾不以华人视汝矣。汝今为取小利而乱大义，忘却尔祖尔父，汝死后将何以见尔之先代祖宗乎？尔之祖父亦必不以汝为其子孙矣。”(80)
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排华运动中，旧金山市政府针对华工惜辫如命的特点，曾经出台一种“辫子法案”，规定男性犯人的头发不得长于1英寸，否则就要强制剪发。这条法案曾经让广大华工忍无可忍，为此还将旧金山市政府告上法庭。
美国华工的特点是，他们越受歧视，就越是封闭自己的交际圈，越是固执地保守来自中国的文化传统。美国加州一位参议院代表说：“中国佬由于缺乏欧洲人所特有的那种同种关系，所以在一切环境中和一切变化之下便仍然保持着他们独有的民族特性，而当其到国外求生时，他们所希望的也是获得一笔足以过舒服日子的财产，然后返回孔夫子的国家。”(81)这一点让许多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也成为中国人顽固不化的主要论据之一。
同是漂洋过海的中国人，但在辫子去留问题上，不同教育程度以及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表现出了明显不同的态度。
一是留学生与底层华工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容闳和他率领的儿童团，以及随后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都很愿意融入到西方文明当中，因而对头上的辫子表现出深恶痛绝的割舍态度；而那些难以融入西方社会的底层华工，就只有通过抱团固守，彼此相互取暖，因此，辫子反而成为他们彼此相互认同的外在标志。
图18 日本《团团珍闻》刊载的漫画《猪尾巴的成年礼》，1895年
著名革命宣传家景梅九刚到日本时，几个日本学生用笔谈的形式告诉他：“辫子不好看，剪了好，我们称豚尾。”(82)景梅九大受刺激，直奔理发馆，打着手势要求把辫子剪掉。许寿裳也在到达东京的头一天，就迫不及待地“把烦恼丝剪掉了”(83)。1900年前后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呆上一段时间之后，许多人都选择了剪辫易服。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剪辫易服乃“天下大势所趋，虽强有力者莫能挽。及今弗剪弗易，终必有剪且易之一日，所谓变亦变，不变亦变也。与其变自人而徒受异族之侵凌，何若变自己而先振自强之气”(84)。
图19 日本漫画家乐天讽刺中俄关系的漫画，1901年
二是青年学生与成年学究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1906年，山西保矿运动期间，派往日本的第二批山西留学生中，有几位老先生，宁死也不肯剪去辫子。景梅九在一次同乡会上讽刺说：“这头发本是一种烦恼的东西，弄成一条辫子，搁在脑背后，已经不成个体统；如今人把它挽在头上，作了个盖顶势，好好一个头颅，让他盘居上面(影中央政府)，压制得全身不爽快(影国民不自由)，如今请大家下一番决心，痛痛快快地，一刀两断，剪除了他(影革命)，不但一顶圆光，而且通身快活，大家有什么顾忌，不肯决然舍去呢？”(85)
鲁迅是较早剪辫的中国留学生之一，可是回到国内，却还得装一条假辫子。鲁迅回忆起这段不愉快的经历时说：“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一个人做人要真实。”可是，这样一来，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86)。
次第发生的小规模剪辫行为，在1900年之后，就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了。较早的集体剪辫事件，大概是从新加坡侨民开始的。《中国旬报》曾经报道：“传说有新加坡生产之华人，将于来春(1901年)正月改穿维新服色，不复如前穿着支那之服矣。”(87)
景梅九回忆辛亥革命前夜的剪辫风潮：“这时清廷虽未下剪发令，剪发的却也不少。留学生回来没有戴假辫子的了。我自然是秃头，也不觉得有什么怪看。当时还有请下剪发令的，却惹起一场笑话。因为那时剪去辫子的人，都不大戴中国硬壳瓢帽；于是卖瓢帽的商人，大起慌恐，向清廷请愿说：‘千万不要下令剪发，以致妨害我们的商业。’”当时一位叫陈慧亭的留学生讽刺说：“这些帽商，可笑极了！原来是为头做的帽瓢，并不是为帽瓢做的头。”(88)
大量的留学生回国，首先带动了各大城市的剪辫风潮。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大批青年学子转向新式学堂，尤其是新式军事学堂。这些新式学堂往往聘请一些归国留学生担任教员，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同盟会会员，这些人不仅身体力行剪除辫发，还动员学生剪辫，播种革命思想。许多学生受其影响，开始还只是尝试性的，剪去部分辫发，将剩余一小撮盘起塞入帽中，但很快就将剩余部分也彻底剪除了。1906年的时候，在南京等地的新军中，革命气氛已经相当浓厚，“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剪了辫子，表示对清朝统治的反抗，谁要不剪，就被骂作‘豚尾奴’”(89)。尤其是广州起义失败后，“消息传来学校，各省同志莫不悲愤，誓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复仇。两三天之内，(武昌陆军第三中学)除荆州学生外，一律剪去豚尾，表示革命决心”(90)。
韩世儒在回忆1909年冬天陆军贵胄学堂的剪辫风潮时，说到另一种剪辫动机：“德国皇太子要来学堂参观，当时每人脑后都垂着一条发辫，不仅非常的不受看，而且妨碍操作，甚至外人称之为猪尾奴。当时在出操和作业等时，就要把它盘在帽内，可是因此帽子戴的又不合要求，仍然是不受看，一般学生都有不如把它剪掉的意思。得知德国皇太子要来参观的消息，为了免得外人看不起，大多数学生表示愿自动剪去。学堂的当局也认为有此必要，当时监督张绍曾即将发辫剪去，暗示提倡之意，于是绝大多数学生很快自行剪掉。但有一部分思想顽固者，无论怎样说服，坚决不赞成，最后学生自动组织了一个剪辫团，秘密于夜间分赴不愿剪的同学宿舍，乘其熟睡之际，突然硬给剪掉。”(91)
虽然许多中国人顽固地维护着这条辫子，但剪辫易服毕竟是大势所趋。一位法国学者说：“二十世纪头几年，只有那些曾在海外留学的年青人，才敢于摒弃辫子和传统服装，作欧式打扮，但是到了1910年，这股欧化风潮迅速被那些大型港口城市的青年人所模仿，这些地方的中国人与我们的文明有许多日常接触。”(92)
辛亥革命前最轰动的剪辫事件，当属1911年1月15日由伍廷芳发起的上海各界剪辫大会。据《大公报》称“赴会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午后聚集已逾二万余人”，剪辫会场“中设高台，旁列义务剪发处，理发匠十数人操刀待割。其时但闻拍掌声，叫好声，剪刀声，光头人相互道贺声。园主叔和观察谓：‘自开园以来，未有如斯之盛举，亦未有若今日来客之拥挤。’当日剪辫者有千余人”(93)。
辛亥革命的剪辫乱象
海外华侨身处异国他乡，早有剪辫之意。辛亥革命胜利后，各地华侨纷纷响应国民革命的剪辫号召，“每每集合百数十人举行剪辫庆祝会，互相祝贺”(94)。从各种辛亥革命回忆录看，海外华侨的剪辫运动似乎没有遇到太大阻力。
国内的形势相对要复杂一些。1912年农历正月，北京市政厅组织群众游行以庆祝民国成立，“尽管政府已经公布要把辫子剪去，但很多汉人由于习惯势力，已经忘记满人入关时强迫剃发留辫的种种惨剧了，忘记拖在脑后的辫子是民族屈辱的象征了，对于这根‘猪尾巴’反而恋恋不舍起来，不肯剪掉。因此，在游行队伍中就有些所谓‘维新’的人，手里拿着剪刀，看见谁的辫子还拖在后面，就悄悄替他剪掉。这一来，立刻在游行队伍中引起了一片混乱，连围在两旁看热闹的群众，也恐影响到自己，不由一哄而散”(95)。一出热烈的庆祝活动，居然以闹剧收场。
图20 美国New York Herald的政治漫画《无情地将它割去》，1911年
尽管革命者们在辛亥革命前已经就中国人的剪辫必要性进行了许多宣传工作，而且具有相当高的支持率，可是当剪辫运动真正到来的时候，还是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一方面，“愚夫愚妇以为发辫之事为中国从古所已然，不敢变易，变则谓之背祖忘先”(96)。另一方面，许多人曾在这根辫子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感情加以梳洗、护理，突然要将它从自己身上割去，一时也下不了手。尤其是对于那些“头上盘着一条少见的粗黑油亮的大辫子，好像码头上绞盘的大缆绳，若非精足血壮，决没有这样好头发”(97)的恋辫者。再一方面，还有人误以为剪了辫子就得穿洋服，“因此，不愿穿或穿不起洋服的人对剪辫都还有顾虑”(98)。
针对剪辫行动中所遇到的各种阻力，1912年3月5日，南京临时政府以孙中山的名义颁布《限期剪发令》：“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已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仰内务部通行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尽净，有不遵者以违法论。”(99)
可是，隐性抗拒《剪发令》的依然不在少数，恋辫者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应对《剪辫令》。在烟台，由于商会联合抗拒剪发，一些年青人遂组织起剪发队伍，决定强行为这些商人剪发。1912年7月，“及十一日午前十一钟，商会董事吴敬之行经都督府门，剪发队知为商董，遂从后将伊豚尾剪去，但剪时吴颇抵拒不服，致剪者失手误伤吴之头部”(100)。吴敬之受伤后大闹政府机构，而且组织商会联合罢市，不仅在烟台造成很大影响，甚至成为全国新闻。
在都市之外的县镇乡村，“一些秀才、举人，是当地的头面人物，他们的概念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之不祥’。他们还有不敢讲出口的思想，‘截发容易留发难，万一大清复辟，视无辫者为革命党，必有杀身之祸’。他们既不愿剪，又不敢公然反抗，在无可如何之中，居然想出了绝妙好计，一倡百和，大家从箱底翻出了儒巾，将辫发盘在头顶，戴上儒巾，脑后无垂辫，掩藏完密，扬长过市”(101)。在此期间，一些地方的尖顶帽乘时而来，与传统的瓢瓜帽不同，这种帽子有尖顶耸起，可容辫子藏于其中，一时皆大欢喜。
由于剪辫而导致的发式紊乱，在20世纪初成为一道非常特别的风景。“山东地区有许多富家子弟‘留齐眉穗，并于两侧附丝带，油光粉亮，无异于女子’；天津则是有‘绅衿官幕之纨袴子弟，皆于发辫外留齐眉穗，刷得亮光，男女无别，腼不知耻’；北京更有浮薄少年‘额前垂发，俗名浏海，形同妇女，类近娼优，不知羞耻，实属有伤风化’；‘杭州人之剪去发辫者不多，而剪去者多自成一式，发作人字形，从中心披下，并无头颅，自远望之，无异浏海’，这和当时流行的女子剪刀式发型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妙。”(102)如此便形成一种奇怪的发式风景：“外人入我中国，见我国民剪发者半，长拖豚尾者半，去其豚尾而仍剃半发，非僧非鞑者亦半。见我女界，天足者半，豚蹄如锥者亦半。此果为何等之特别统一也？”(103)关于辛亥革命后的剪辫运动及其复杂性，已经有许多精彩论述，本文只作简单介绍，不再赘述。
小结：递进式东渐的辫发政治
按照今人的理解，发式应该属于个人私事。可是，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之时，曾强制将其升格为一种政治符号，将是否剃发留辫视作是否接受满族统治的身体政治。许多汉族人为了反抗这种身体政治，情愿砍头牺牲。可是，二百多年之后，汉族人也已经习惯了这种半秃半辫的身体习俗，并且将其内化为一种民族传统。
西方俗语中原本就用Pigtail来指称辫子，最初将这个词用到中国人头上的时候，并不含有特别的贬意。但是从18世纪后期开始，大清王朝在历次涉外事务中自大、无能的种种表现，让中国形象变得日益滑稽可笑，大大拖累了全体华人的形象。
19世纪的西方书刊特别注重插画，有关中国人的奇怪习俗以及中国官员的狂妄无知往往借助图像得以传播。在西方漫画中，中国人的形象主要是通过长辫子、长指甲、暖帽补服或瓢瓜帽来表现的，尤其是上王的辫子，几乎成了中国人的标志性符号。
随着中国形象日益下滑，本来就显得奇特的辫子，逐渐成为西方人嘲弄中国人的主攻对象。“幽默”的英美文人喜欢将Pigtail中的Pig与Tail稍稍作些分离，玩弄文字游戏，甚至可以从Chinese Pigtail中派生出一条Chinese pig's tail。还没学会“幽默”的西方市民与儿童，则直观地将拖着长辫子的中国男子笑作“女人”或“女孩”。
甲午战争之后，许多日本人有了翻身倭奴得解放的狂喜。本来在英语词典中语义双关的Pigtail，被战后的日本媒体固化成了单一的“豚尾”。因此，中国人头上的辫子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了“豚”或“豕”的象征性标志。
中国民族主义考借用了这些辱华词汇，顺势将国际的民族歧视置换成了国内的民族压迫。民族主义者们对于国外媒体将中国人骂作Pig、豚、豕视而不见，却单单拿出一条“豚尾”来大做文章，显然有其革命宣传的考虑。
对于中国民族主义者来说，中国一再受辱的主要根源并不是西方，也不是日本，而是国内的民族压迫，只要满清政府一日不推翻，中国人的受辱史就一日不会结束。在清末民族主义者眼中，中外矛盾是次要矛盾，是派生性的，满汉矛盾才是主要矛盾，是根源性的。如果强调外国人骂中国人为Pig、豚，或者豕，它就只是一个单纯的辱骂词，着重强调了中外矛盾，无益于国内民族主义革命宣传。只有强调“豚尾”之耻，强调这不是汉族所固有、应有的耻辱，才能用来说明这是满族统治者强加给其他各族的锁链，是我们遭受羞辱的根源，才能借助辫发的羞耻效应，激发全体中国人民奋起剪除这根锁链，推翻满清统治。
在日本媒体笔下，关于チャンチャン的汉字形态，分别写作豚尾、豚尾汉、豚尾生、豚尾公、豚尾坊、辫发奴等，就笔者所见，尚未发现“豚尾奴”三字组合。可是，到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笔下，“豚尾”后面，一律写作“奴”字：“留学生之未尽剃发者，彼嘲之为半边和尚，又骂中国人为长尾奴，或豚尾奴，或下等奴，讥笑无所不至。”(104)一首《豚尾奴》叹道：“豚尾奴，无奈何，黄发垂垂脑后拖，胡儿制度工象形，能令犬马奴伏多。汉儿太无耻，竟道三百年来祖宗遗，一毛不敢拔，尽人都如斯，但求剃发免罪戾，堂堂王朝猪尾宾，岂知丑态留人世贻笑邻邦寔污秽。”(105)
即便使用奴字，日语奴的本意是混蛋、家伙。但是，作为混蛋、家伙的奴字显然不足以唤起全体中国人对于民族压迫的愤懑情绪。几乎所有的留日学生，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亡国奴”或者“奴才”来解释日语“奴”字，“把辫子看成为亡国奴才的标志”(106)。如此，豚、尾、奴三字，每一个字的羞耻内涵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
源自西方的Pigtail，经日本放大后成了一个侮辱性的新词チャンチャン。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者又将这个新词推向了极端化，组造了一个中文新词“豚尾奴”，其目的是为了刺激民族羞耻感，激发全民反抗斗志，以此达到促进民族主义革命的目的。
如今每年春节，商家都会出售一种仿古的，拖着一条黑丝假辫的瓜皮小帽。许多父母把它戴在孩子的头上，当作一种时尚。他们也许不知道，因为这条辫子，清末华人曾经受到多少羞辱；为了割掉这条辫子，又有多少革命志士流血牺牲。这一切终于都过去了，如今我们可以用一种更平和的心态，审美地玩赏这条辫子，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虽然我们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国力的加强，这些种族与文化之间不理解乃至相互敌视的姿态一定会逐渐得到淡化，但是，重温一个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旧话题，也许对于一个正在日益强大的民族能够起到一些清神醒脑的作用。
(本文素材主要得益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学术资源，特此致谢！)
注释：
①如程为坤：《民初“剪辫热”述论》，《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03期；侯杰、胡伟：《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学术月刊》2005年10期；张世瑛：《清末民初的剪辫风潮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心态》，台湾《国史馆馆刊》第22期，2009年12月。
②Oliver Goldsmith，Citizen of the World,Volume 2(London，C.Whittingham，1819)p.157.
③比如著名畅销书《雀起乡到烛镇》中，就用Pigtail描写一个小女孩的漂亮大辫子：“Emily Rose was a strong,sturdy little girl with faintly pink cheeks,wide blue eyes and a flaxen pigtail.”见:Flora Thompson,Lark Rise to Candleford:a trilog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5)p.384.
④An 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Springfield,Mass.:G.& C.Merriam,1885)p.986.
⑤钱鑫：《英语习语中的“猪”》，《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⑥"Memoirs of Robert Morrison,D.D." The Methodist Magazine and Quarterly Review,Vol.22(1840),p.340.
⑦Thomas Hood,ESQ.,The Comic Annual.(London:A.H.Baily and Co.cornhill.1835)p.5.
⑧原题为带有嘲笑意味的洋泾浜英语：“Lighmagic.Ah Wang showee how welly much he learnee,” New York：Puck，1910 Dec.7，p.33.
⑨⑩(11)张德彝：《航海述奇》(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之一)，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480页，第481页，第553页。
(12)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4页。
(13)T.T.Cooper(库泊),Travels of a Pioneer of Commerce in Pigtail and Petticoats:or,An overland journey from China towards India(London:J.Murray，1871)p.16.
(14)T.T.Cooper(库泊),Travels of Pioneer of Commerce in Pigtail and Petticoats.p.215.
(15)John Chinaman是英美文学中一种类型化的华人形象，黄皮肤、长辫子、扁平的脸、木讷的表情，骨子里诡秘、阴险、冷血。这一形象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经常出现在各种辱华的戏剧、小说等文学作品中，比如著名作家哈特(Bret Harte)的一篇短篇小说，题名就叫John Chinaman。
(16)Benjamin Clarke(克拉克)，The Land of The Pigtail,Its People and Customs:From a Boy's Point of View.(London:Sunday School Union，1875)pp.16-17.
(17)Benjamin Clarke(克拉克)，The Land of The Pigtail,Its People and Customs:From a Boy's Point of View.pp.19-20.
(18)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77页。
(19)密福特(Algernon Bertram Freeman-Mitford)著，温时幸、陆瑾译：《清末驻京英使信札》，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5页。
(20)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2页。
(21)赫德：《论义和团运动及防止“黄祸”之策》，吕浦、张振鹍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44页。
(22)密福特著，温时幸、陆瑾译：《清末驻京英使信札》“作者序”第34页。
(23)"A Chinese Custom,To th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London:Punch,Vol.39(1960 Sep.22)p.112.
(24)Effie(Aunt),Jessie Margaret Edmondston Saxby,Hablot Knight Browne,Aunt Effie's Rhymes for Little Children(Routledge,London:Warne,and Routledge,1860)p.64.
(25)Laura Elizabeth Howe Richards,Toto's merry winter(Boston:Roberts Brothers,1888)p.56.
(26)“中国有其贫穷、节俭、有才智、有教养而又非常勤勉的人口，是能够把人送来以满足加利福尼亚州对于劳工的全部需要的，而且它在准备这样做。中国人在经过短时的学习之后，就能够很好地和廉价地制造我们的一切商品，管理我们的一切机器。”(《罗杰斯的证词(1876年11月18日)》，吕浦、张振鹍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39页)
(27)中国人口数量过于庞大，土地资源不足，“极端的贫困普遍地盛行，他们千辛万苦，所得的报酬则少得难以想象。如果给他们提供机会到其他地方去改善他们的境况，这些穷困的人会成千成万高高兴兴地逃往其他地方。如果对他们不加限制，那末从他们的家乡泛滥到美国来的人将会是多得不可计数”。(斯陶特：《种族的不纯是衰退的一个原因》，吕浦、张振鹍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19页)
(28)布赖尔：《布赖尔牧师的证词(1876年11月13日)》，吕浦、张振鹍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60—77页。
(29)The Eclectic Magazine of Foreign Literature,Science,and Art,Vol.62(New York:Leavitt,Trow,& Co.,1895)p.463.
(30)Funk & Wagnalls New Standar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New York; London:Funk & Wagnalls,1924)p.1874.该辞条使了Chinaman指称中国佬。
(31)许寿裳：《剪辫》，《亡友鲁迅印象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2页。
(32)《チャンチャン坊主の首を壳つて新年を迎ふ》，《东京朝日新闻》第5版，1895年1月3日。
(33)张承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第209页。
(34)《外国人の称呼》，《东京朝日新闻》第2版，1899年8月10日。
(35)《子供のチャンチャン攻め》，《东京朝日新闻》第3版，1895年2月27日。
(36)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21页。
(37)叶春雷、卢飞：《甲午海战中日指挥员素质之比较》，《军事历史》2009年02期。
(38)张承志：《张承志散文二题》，《鸭绿江》2008年03期。
(39)史春林：《清朝北洋舰队的两次访日》，《炎黄春秋》2004年09期。
(40)于大清：《北洋海军断记》，《北京文学》2009年08期。
(41)《清国军舰定远号宴会》，《每日新闻》1891年7月15日第3版。《清舰定远号第二回の宴会》，日本《每日新闻》1891年7月17日第3版。
(42)John L.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1839-1895(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165.
(43)21世纪以来，不少学者为北洋水师做翻案文章，认为“主炮晾衣说”不可靠，以为此说最早出自田汉的《关于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整建月刊》第1期，1940年4月15日)，后为唐德刚所取用，乃以讹传讹，广为传播。可是，据笔者所见，早在1936年，一位美国学者已经在《东乡与日本海军力量的崛起》中非常详细地讲述了这则故事。该书描写东乡平八郎所见到的情形是：大炮没有擦干净，上面乱七八糟地搭着一些等待晾干的湿衣服，这艘战舰看起来像间中国洗衣店。因此，东乡平八郎对他的朋友说：我不害怕与中国来一场大战。——Edwin A.Falk,Togo and the Rise of Japanese Sea Power(London,New York and Toronto:,Longmans,Green & Co.,1936)pp.131-132.)
(44)张承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45)《论倭奴残暴》，《申报》1894年12月5日(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九日)第1版社论。
(46)莺亭主人：《三国件》，《团团珍闻》第968号，1894年6月30日。彭伟文译。
(47)《牙山大胜》，张奇明主编：《点石斋画报·大可堂版·珍藏本》第三十二册，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83页。直到1896年初，中国败局已定，《申报》还说：“中倭开仗后，倭人讳败为胜，信口铺张，固已习为常事，在有识者必能识其诈伪，而知为不入耳之言也。”(《倭报妄谈》，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五日《申报》第一版)
(48)小西四郎：《锦绘幕末明治の历史·日清战争》，东京：株式会社讲谈社，1977年，第28页。
(49)《豕の著荷》，《团团珍闻》第973号，1894年8月4日。彭伟文译。
(50)《本场牙山豕肉大安卖》，《团团珍闻》第874号，1894年8月11日。彭伟文译。
(51)《豕の干物》，《团团珍闻》第980号，1894年9月22日。
(52)至于丁汝昌到底是先投降后自杀，还是先自杀，后被属下冒名投降，众说纷纭，难以考定，但丁汝昌治军无能，大败于敌手，自此成为日本借以嘲笑中国的笑柄，却是无疑的。
(53)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9页。
(54)《豚虎の敌》，《团团珍闻》第1010号，1895年4月20日。彭伟文译。
(55)张承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第39页。
(56)佚名：《论发辫原因》，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黄帝魂》，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印行，1968年影印出版，第26页。
(57)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8页。
(58)温秉忠：《留美幼童的学习和生活》，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14页。
(59)Thomas Lafargue著，高宗鲁译：《中国最早的百名留美学生(节录)》，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38页。
(60)朱刚：《排华浪潮中的华人再现》，《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06期。
(61)贫苦的华工是不可能蓄着长指甲从事体力劳动的，西方文人显然是将Mandarin(满大人)的恶习套在了普通华工的手指上，问题是，辱华漫画本身就是情绪性的，并不需要以现实为蓝本。
(62)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3页。
(63)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21页。
(64)《战中战后的国内情势》，日本《画报近代百年史》第6集，1951年，第483页。
(65)郭沫若：《郭沫若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09页。
(66)不肖生：《留东外史——本世纪初中国人在日本》，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第580页。
(67)邹容：《革命军》，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662页。
(68)鲁迅：《藤野先生》，《朝花夕拾》，《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13页。
(69)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79页。
(70)许寿裳：《剪辫》，《亡友鲁迅印象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3页。
(71)佚名：《论发辫原因》，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黄帝魂》，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印行，1968年影印出版，第26页。
(72)章炳麟：《解发辫》，《訄书》，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73页。
(73)张世瑛：《清末民初的剪辫风潮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心态》，台湾《国史馆馆刊》第22期，2009年12月，第29页。
(74)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折》，《戊戌奏稿》(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136-137。
(75)谭嗣同：《仁学》，周振甫《谭嗣同文选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9-200页。
(76)(77)佚名：《论发辫原因》，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黄帝魂》，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印行，1968年影印出版，第26页，第29页。
(78)《豕尾の玄服》，日本《团团珍闻》第1011号，1895年4月27日。
(79)吴文星：《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领导阶层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92年，第248-251页。
(80)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7页。
(81)麦克考宾：《在美国联邦国会参众两院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上的发言》，吕浦、张振鹍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2-23页。
(82)景梅九：《罪案》，近代史资料专刊《辛亥革命资料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4页。
(83)许寿裳：《剪辫》，《亡友鲁迅印象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2页。
(84)佚名：《剪辫易服说》，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湖北学生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印行，1968年影印出版，第95页。
(85)(88)景梅九：《罪案》，近代史资料专刊《辛亥革命资料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56-57页，第78-79页。
(86)鲁迅：《病后杂谈之余》，《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4页。
(87)佚名：《服色维新》，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中国旬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印行，1968年影印出版，第369页。
(89)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461页。
(90)阎崇阶：《陆军第三中学参加武昌起义的回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127页。
(91)韩世儒：《清末陆军贵胄学堂第二期的回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八卷“政治军事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731页。
(92)Roger Pelissier,The Awakening of China,1793-1949,edited and translated[from the French]by Martin Kieffer(London,Seeker & Warburg,1967)p.231.
(93)邵雍：《中国近代社会史》，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4页。
(94)廖嗣兰：《辛亥革命前后荷属东印度华侨情况的回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九卷“华侨华人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422页。
(95)叶恭绰：《民元北京兵变时我之闻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1982年，第434页。
(96)佚名：《论发辫原因》，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黄帝魂》，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印行，1968年影印出版，第28-29页。
(97)冯骥才：《神鞭》，《冯骥才代表作》，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29页。
(98)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界参加革命的回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7页。
(99)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01页。
(100)佚名：《烟台剪发罢市记》，《申报》1912年7月24日第六版。
(101)陈逸芗：《故乡兴化见闻》，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1982年，第111页。
(102)张世瑛：《清末民初的剪辫风潮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心态》，台湾《国史馆馆刊》第22期，2009年12月，第44页。
(103)孽儿：《自由谈话会》，《申报》1912年11月18日第10版。
(104)思远：《日本之野心》，《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66页。
(105)佚名：《豚尾奴》，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国民日日报汇编》第四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印行，1968年影印出版，第979页。
(106)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界参加革命的回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