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教育史课程的发展与外国教育史研究
——访黄学溥先生

黄 学 溥¹，张 义 生¹，刘 旭 东¹，郝 文 武²

(1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2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外国教育史研究与外国教育史课程的发展，关系密切。外国教育史课程的开设推动了外国教育史研究的产生，其研究和引导学生研究外国教育发展规律与认识、规划与预测现代教育发展、诊断和指导教育教学改革、探索建设教育体系方面职能的拓展，促进了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为外国教育史课程功能的拓展与实现提供了可能与支持。目前，陷入“被弱化”危局的外国教育史学科，需要以现实化为基础，以中国化为核心，以科学化为目标，加强科研队伍与制度、平台、组织建设，整合学科间研究力量与成果，推动外国教育史学科走向新的阶段。

关键词： 外国教育史；课程；史学史

外国教育史研究中有一个现象：一些教育问题在不同时代会反复被不同学者提出并给予相应的解答。“当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比较正确时，就能指导教育实践比较健康地发展，当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发生偏差时，往往给教育实践带来不良的后果，甚至带来灾难。”^[1]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百余年发展历史就是一个例证。

一、外国教育史课程的发展

访谈者： 黄老师，您大学所学的专业是教育学，来西北师范大学工作后教学的主要课程是《外国教育史》，研究工作虽然与当代中国教育息息相关，却都在外国教育史学科范畴之内。作为当代中国的外国教育史课程建设与学科研究的参与者与见证人，您是怎样看待《外国教育史》课程发展的？

黄老师： 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始于对外国人所编的外国教育史著作的翻译。但在师范院校开设《外国教育史》课程，系统介绍外国的教育制度、教育学说与流派，则是从20年代开始的。在《外国教育史》课程的百年发展中，其功能、教材和教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外国教育史课程功能的变化与我国大学职能的转变密切相关。大学的职能主要有三个：教学、发展知识和为社会服务。教学是大学的第一个职能，英国教育学家纽曼说“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2]大学发展知识的职能在19世纪初就已经确立，标志是柏林大学的创立。柏林大学创立之初就实行“研究与教学”统一的办学原则，将教学和科学研究或发展知识作为自己的两个职能。大学的第三个职能到20世纪初才被确立。当时英国发起了第二次“新大学运动”，要求“红墙大学”与工业之间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20世纪后半期，西方工业国家经济增长与技术革新未能促使人类生存状况的改善的困境，要求大学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为社会服务的新责任。

与国外大学发展不同，我国的大学始于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创立。“造就通才”的教育宗旨决定了中国的大学的第一职能是传授知识。民国初年，通过制度移植和嫁接，中国大学建立起了现代大学制度，一批研究所开始在大学建立。蔡元培认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个毕业生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3]。 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在北京大学文、理、法三科组织成立了九个研究所，让北京大学履行其研究知识的职能。1926年南洋理工大学工业研究所成立，是中国大学服务社会职能确立的标志。该所成立之后，承接了大量国内公、私立机关委托的实验项目，并取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借鉴苏联教育制度，对原有的大学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但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中国大学制度的异化，大学的职能也被异化。大学职能的恢复与邓小平同志的积极倡导和变革要求息息相关。1977年7月，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的工作汇报时指示说“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8月，他在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又说，“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高等学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4]。随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论断的确定与进一步的倡导，大学的后两个职能逐渐被恢复，并在教育实践中得到落实。

教育学界对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历史学界对历史科学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研讨为外国教育史课程功能的调整明晰了方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界的研讨认为，现代教育具有政治功能、经济功能、调整社会人才构成和流动的功能、促进人的身心多方面协调发展的功能；历史学在提高改造社会的自觉性和实践能力、提高对社会发展的综合治理能力、帮助人们准确地找到各专业发展的突破口、探索各个民族或国家所特有的历史发展道路及其规律的主要手段和可靠途径等方面拥有独特的价值。

黄老师： 外国教育史在师范教育课程中地位的“削弱”，原因有很多。比如“知识爆炸”带来的知识总量增加使外国教育史知识在学生接触、学习的知识中占比减少；教育理论多元创新与教育改革蓬勃展开赋予相关知识的新颖和有用的特性，使相对稳定的教育史知识吸引力下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些特点增加了其被削弱的特征。

办公自动化的使用明显扩大了信息共享范围,在办公自动化没有实施前,主要通过医院档案室对档案进行主要管理,其他一些部门提供辅助作用,虽然也能起到档案管理作用,但是整体较为松散,工作效率受到一定约束。在计算机技术应用在档案管理中且实现办公自动化后,档案管理会呈现出科学化以及合理化,增加档案的适用范围并提升档案利用率。此外,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工作会具有一定挑战性,在办公自动化环境下,档案管理工作人员需要具备较为熟练的网络计算机运用能力,这也对现阶段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基础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2]。传统工作经验很难满足办公自动化需求,意味着想要在医院内实现办公自动化,需要档案管理工作人员掌握新型办公技术。

教材是课程内容的载体，反映着课程发展，是课程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我国出版的首部外国教育史教材或著作当数李家珍的《泰西教育史》(上海昌明公司,1893出版)。清末新政时期出台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明确规定在师范学堂开设“教育史”课程，推动了外国教育史教材或著作的编写与出版。外国教育史教材或著作在编写技术方法上选择了从翻译域外学者的作品起步。如1901年金粟斋译书社出版的《太西教育史》为叶瀚翻译能势荣作品，19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外教育史》原著即为中岛半次郎编写。20世纪20年代开始,外国教育史著作的编撰从直接翻译过渡到综合借鉴国外学者的成果撰写相关著作,再到独立编写教材或著作。1929年世界书局出版的杨贤江先生编写的《教育史ABC》是较早由中国学者独立编写的外国教育史著作。此后，林汉达先生、蒋径三先生、雷通群先生、姜琦先生、王克仁先生等都出版了自己的相关著作。《外国教育史》教材或著作编写上的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外国教育史教材或著作的编写经历了短暂的自主探索后，开始了全盘接受苏联等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历程。1953年9月, 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会议,明确了高师教材建设的一些原则并讨论了教材编写问题, 教育部在该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教育史等科目的教材,只能取法苏联相当科目的教材的精神实质、观点方法,由自己编写。对此段时间外国教育史教材或著作编写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两部：一是米丁斯基的《世界教育史》和康斯坦丁诺夫的《世界教育史纲》。曹孚先生参照这两种著作编写的《外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是这种影响的代表，这部教材的推广使用，进一步扩大了苏联教育史编写模式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1977年8月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的召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口号的提出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与实施，打破、除去了过去束缚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一些框框，外国教育史界在这种背景之下重新开始独立探索外国教育史教材或著作的编写工作。这种探索一方面表现为对过往教材及其编写的批评与反思，一方面表现为学习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教材的努力。1979年全国教育史研究会成立，并在杭州召开了第一届年会，会上学界同仁“对苏联教育史编撰模式的利弊、教育史研究中观点与史料的关系、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教育史研究范围以及教育历史人物评价以及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建设等问题,展开了空前热烈的讨论,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具有启蒙意义的主张。”^[6]认为外国教育史教材普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没有明确地表述出教育发展规律，多是对教育史实和教育家思想、理论的叙述或评论”，“对教育家的评论有简单化倾向，不够实事求是”^[7]，“不加限制地运用阶级分析法，机械地和教条地套用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原理”“过分夸大物质生产对教育的作用”“内容相对片面，未能反映出除中国以外其它国家的教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等等^[8]。为克服和解决外国教育史教材存在的问题，曹孚、滕大春和王天一、夏之莲等学者分别编写了《外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和《外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上册，1985年下册)。虽然这两部教材在摆脱苏联教育史编写模式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仍有较为明显的苏联色彩。

柏拉图曾说过：“思维是灵魂的自我谈话”。有了思维的数学课堂才是有灵魂的课堂，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中思维才能变得更敏锐、更睿智、更理性。因此，在数学课堂上必须紧扣数学之“魂”，以探促“思”。当然，小学数学的思维训练，不仅要关注计算的结果是否正确，还应该关注计算的过程，更应该关注计算的思维过程是否最优化，通过对思维过程的优化，探寻最佳的思维方法。

1.为谋求特定供应商中标与供应商串通的行为。从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布的信息和综合其他媒介的有关信息分析，在采购人方面出现的不规范行为主要是存在为谋求特定供应商中标与供应商串通的行为。

1904年颁布实施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在师范学堂中必须设置教育史课程。其中在初级师范学堂中包括外国教育史在内的教育史课程开在第一学年，每周4节课时；优级师范学堂里的教育史课程与其他教育类课程混合设置，课时根据学科分类不同而有些差异，整个教育类课程开在第二、第三学年，第二学年每周1课时，第三学年每周8课时。民国初年，师范教育较之清末更为复杂。1923年颁布的“壬戌学制”规定师范教育有六种不同类型。其中三年制高等师范本科国文部教育史课程开设三个学期，第4学期单课程计算每周3课时，第5学期，与教授法课程混合计算，每周共5课时，第6学期，与教授法、学校卫生、教育法令等课程混合计算每周5课时。1932年国民党四中全会要求师范学校、师范大学应脱离中学、大学而单独设立，师范教育机关分为简易师范学校、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三类。其中，师范学校学制三年，招收初中毕业生，师范大学学制四年，招收高中毕业生。三年制师范学校，渐渐演变成后来的三年制中等师范学校，师范大学分化为三年制高等师范学校和四年制师范大学。开设外国教育史课程主要是四年制师范大学。20世纪80年代初，四年制师范大学外国教育史课程开课一年， 每周有4课时,一般在150课时左右。现在四年制师范大学外国教育史课程一般上一个学期，每周2课时。秉持着“洋为中用”的原则，过去外国教育史课程在师范大学中地位相当重要，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时代本应继续保持甚至可能强化这种地位，但从现在的课时安排来看，外国教育史的地位被“削弱”了。

二、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演进

访谈者： 现在教育学专业，教育类课程很多，外国教育史课程的地位不再像20世纪90年代以前那样。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更为广泛和深入，外国教育史更应得到重视。您能结合外国教育史研究与学科发展，谈谈对这一现象的看法吗？

在清末外国教育史研究队伍主要由留学归国者组成，人数不多，队伍也不稳定，如孙家树、景耀月、叶瀚、王国维等都曾留学日本，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参与研究只是他们的兴趣，他们有自己的研究专长。民国时期，队伍渐渐稳定，主要由两类组成：一是归国留学者，如韩定生、唐钺、徐则陵、王凤喈、庄泽宣等人曾留学美国，朱文叔、范康寿、黄炎培、杨贤江、李步青等人都曾留学日本；一是受现代西方思想影响的传统知识分子，如蒋维乔、戴克敦等本为清末秀才，在新式学堂接受了新思想后，志于教育改革而参与了相关研究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民国中后期毕业或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加入研究队伍，并在研究中崭露头角，滕大春、曹孚、赵祥麟、马骥雄是其代表，另一方面，1949年后毕业的一批学者，也加入到研究队伍之中，但是因为国内文化教育环境的影响，他们在外国教育史研究中的贡献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得以较充分地显现出来，吴式颖、任钟印是其代表。恢复高考后，特别是1986年，滕大春领衔的团队取得了外国教育史博士授予权之后，本土培养的外国教育史博士开始展现自己的力量。1991年北京师范大学开始招收外国教育史博士。1997年，研究生专业名录调整，外国教育史和中国教育史专业合并为教育史专业。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原来具有中国教育史博士招生资格的单位也具有了招收外国教育史博士生的资格。2000年之后，博士招生加速，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单位取得教育史博士学位授予权。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又审议增列了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等14家单位为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加之，改革开放后，留学归国学者或者有留学经历的本土学者日益增多。近些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层次的提升，能看懂外文的人越来越多。另外，还有许多界外学者加入研究者行列，如研究教育哲学的研究外国的教育哲学，研究农村教育的研究外国的农村教育。整体而言，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队伍较之过去更为专业，更加壮大，地域分布更为均衡，不再集中于有限的几个地方、几所学校。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陆续出版一大批外国教育史著作、教材，赵祥麟的《外国现代教育史》、吴式颖的《外国教育史简编》、滕大春的《外国近代教育史》、戴本博的《外国教育史》、王天一的《西方教育思想史》等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教材或著作的出版是分析、克服影响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主要问题和探索科学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外国教育史的产物^[9]，反映了学界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上的努力。

外国教育史课程除了传授、传播关于外国教育发展过程与规律的知识之外，还要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研究与引导学生研究外国教育的发展规律。课程还需立足学科，以史为鉴，加强与教育实践的联系，在认识及综合规划与预测现代教育发展、诊断和指导地方教育教学改革、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方面服务社会。^[5]清末民初外国教育史课程的功能主要是造就了解外国教育发展情况的教育人才。20年代末，随着学界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反思，外国教育史课程开始发挥了诊断中国教育发展问题的功能。杨贤江运用唯物史观指导、阶级分析方法考察、社会发展形态展示教育发展过程的做法，也是外国教育史界创造知识的具体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17年，培养人才的功能发挥得多一些，创造知识上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为社会服务方面则表现得比较糟糕。20世纪80年代在创建中国现代教育体系中，外国教育史课程实现了自己的现代化转型。不仅开创了外国教育史研究新的高峰，而且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学科智慧。

清末的外国教育史研究从翻译日本学者编写的外国教育史著作起步。民国初年翻译仍是研究的主要形式，一些欧美教育史著作被翻译成中文，甚至出现了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外国教育史著作，如周焕文所作《中外教育史》，但学界普遍认杨贤江先生所编的《教育史ABC》是外国教育史学科地位确立的标志。《教育史ABC》坚持唯物史观，运用了社会形态学说分析教育发展的过程，而且还明确提出“教育史的任务不仅是记载以前的教育事实或追溯教育上英雄的伟大业绩和记录各种教育思想派别，教育史的任务还应说明教育之意义和目的的变迁,教育思想变迁的真义和教育制度变迁的根据,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在教育上之关系”。^[10]以《教育史ABC》为代表的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是民国时期外国教育史研究的高峰，1937—1949年间相关研究并未取得超越前一世代的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仪型苏联，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历史和革命问题的论述，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从社会发展形态视角研究外国教育历史的发展，取得一定的成绩。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外国教育史研究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高峰。外国教育史教材建设多样化趋势明显，通史、国别史、断代史、专史、思想家评传、资料汇编都有，门类齐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滕大春主编的《外国教育通史》、任钟印主编的《世界教育名著通览》、人民教育出版组织出版的《外国教育名著丛书》和吴式颖、任钟印主编的《外国教育思想通史》。20世纪90年代后期，外国教育史研究危机渐显，甚至有学者专门撰文描述了外国教育史研究面临的危象，以引起学界警示。诚如其所言，20世纪90年代开始，20世纪50年代参加工作的老一辈学者因为年龄的原因而渐渐淡出了研究队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参加工作的新生力量还没有成长起来，研究“队伍萎缩”得厉害，有些学校或专业仅有一人专门从事外国教育史学科教学和研究工作。但我们也要看到，随着研究视野的下移和转换、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创新，研究成果日益多样，外国教育史在危境中抓住了机遇，正在迎来研究新的局面。这种局面表现为：打破西欧美国中心的传统，把北欧、亚非拉地区的教育现象与理论纳入研究范围，开创了外国教育史研究全球化格局；突破外国教育史研究制度史与思想史的传统思维，摆脱政治史与英雄史观，还教育于生活，从教育历史的本质上研究教育史；新的教育理论与方法的引入和应用，以及界外学者的加入，外国教育史研究多元化特征更为明显。

对于大部分患者可采用腰硬联合麻醉，相较于全麻，腰麻术后恢复快，术后出现头痛、恶心呕吐等情况少，尤其对于老年患者，术后很少出现谵妄情况。对于有腰椎间盘突出、脊柱侧弯患者，可行坐骨神经阻滞麻醉。患者取仰卧位，跖屈踝关节，使手术视野更广，便于术者术中操作。

前面提到《外国教育史》教材或专著的发展，如果从研究范式与研究重点的角度进行考察，外国教育史研究“式微”的原因就能找到了。

两组患者的一般自我效能评分随时间均有提升，观察组患者的评分在干预后第3个月、6个月时评分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标定实验平台如图11所示,实验装置置于C180温湿度实验箱中,温度控制为25 ℃,环境湿度设为50%,实验箱右侧接入装置电源并通过串口线接入电脑来接收实验数据;实验箱左侧接入通气管,通气管一端接扁锥腔气室进气孔,另一端接标气瓶。标定过程中,采用了297×10-6、495×10-6、694×10-6、896×10-6、1 100×10-6、1 516×10-6和2 000×10-6的标准CO2气体以及99.999%高纯氮气作为标气,并对每种浓度的标气重复测量了六次。实验装置输出的是参考通道电压信号的峰-峰值Vr和探测通道电压信号的峰-峰值Ve,取两电压信号的比值为f,其表达式为:

三、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出路

首先，对外国教育史的学科功能要有科学的认识。外国教育史理论上的功能可以大而全，但它在具体国度及其具体发展阶段的表现并不相同。民国时的外国教育史研究就是在解释当时中国教育发展失败的原因中迎来了第一次高峰。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又在助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研究繁荣。如今，国内教育改革持续走向深入，新的教育理论层出不穷，许多新出现的教育实践及理论问题迫切需要外国教育史学科提供深刻的背景认识、丰富的经验启示、新颖的思维角度。

黄老师： 身处危境，我们要看到机遇，这样才能有看到希望，找到渡过危险的方法。抓住机遇，走出危境时，我们也要正视存在的问题，才能顺利渡过危险，开创新的格局。近20余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认真解决，否则局面可能更为悲观。

访谈者： 在外国教育史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曾有两次发展的高峰。现在，我们可能正在迎来它的第三次发展高峰，需要注意或者着力解决哪些问题？

其次，正确处理好外国教育史中国化与现实化的关系。外国教育史学科的中国化和现实化是相辅相成的,现实化为中国化提供坚实的基础,而中国化可使现实化获得更丰富的内容,更具指导和借鉴意义。但在现实工作中,我们未能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总是走极端,不是脱离开现实化一味追求学科建设的中国化,构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就是在研究中赶浪潮,做注释,脱离实际地局限于当代史研究,或把研究对象狭隘地局限于同现实直接有关的题目,表现出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结果以现实去剪裁历史,抹煞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条件,反而阻碍了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建设。^[11]

第三，精选内容，突破教科书式的表述模式。内容选择上的落后性和无特色,不仅使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中国化难以解决,而且使外国教育史为中国现实服务成了一句空话。教科书式的表述限制和约束了外国教育史内容框架，影响了学科功能的发挥。外国教育史内容必须打破过去的人物思想史、教育制度史、学校教育实践史的教科书式结构,寻根溯源研究教育家思想产生的原因、影响，研究教育制度的必要性及其内容,还要探究其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及其利弊所在，研究正规的学校教育和各种非正规、非学校教育,以适应“学习化社会”的需要。

第四，加强教育史学史研究和改进研究方法。与教育史学再现教育史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程的主观认识不同，教育史学史，是对教育历史认识的再认识,反思的再反思。它探讨作为人类自我认识形式之一的教育史学科的起源、发展脉络、演化原因、一般趋势等问题。教育史学史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外国教育史学存在的问题、总结发展经验、理清发展规律、明晰发展方向。然而，“中国的教育史理论……既没有真正对前人教育史理论问题上的突破和创新,又缺乏运用新理论新方法研究教育史具体问题的力作”^[10]。研究方法的变革是人类认识和科学发展的巨大杠杆和内源动力。外国教育史学科过去常用的解释、描述和校勘的方法基本还属于定性的、描述的、近似的范畴，与现代科学定量化、精确化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改进研究方法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使外国教育史研究论证更为严格、更具理论性、更有逻辑力。

第五，加强组织管理，增强学科建设的生命力。从目前学界的情况来看，重点加强三个方面的管理。一是加强外国教育史研究专业人才的培养，使研究队伍分工合理,形成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各有特长的外国教育史人才群落。二是加强国与国、各研究单位、研究人员、研究领域之间的通力合作,并建立多方面专家最优组合的最佳模式，推动全面而深入展开研究。三是着力解决研究课题的申报、研究经费的筹措、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发表、研究人员的专业成长等方面的问题，使研究条件有保障、研究成绩有展示的平台、研究人员发展有空间。

新时代的外国教育史需要在以上几方面实现转变，以现实化为基础，以中国化为核心，以科学化为目标，加强与国际教育发展的联系，充分发挥外国教育史服务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现实需要的功能，当能走出当前的危局，开创研究新的未来。

相亲也是客套话高发地，两个陌生人需要硬找理由坐在一起，谈谈婚姻恋爱这种宇宙第一级别的尴尬问题，如果上来就诗词歌赋、人生哲学，必然显得像个精神病，或者没训练好的PUA（英文 pick-upartist的缩写，即搭讪达人）。最稳妥的办法是从最简单的问起——你是做啥的？你爸妈做啥？真有不太有眼色的还会问出：你家几套房？一个不小心就上了社会新闻，被贴上标签：奇葩男、拜金女。

访谈者： 谢谢黄老师。非常感谢您克服身体的不适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对外国教育史课程与学科研究的见解，让我们对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态势与其未来前景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感受到外国教育史专业研究者面临的压力与历史责任，看到了外国教育史学科给非专业人士提供的广阔研究空间。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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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赵卫,岳龙,黄学溥.关于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6).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of Foreign Educational History and Research on Foreign Educational History :An Interview With Huang Xuepu

HUANG Xue-pu¹, ZHANG Yi-sheng¹, LIU Xu-dong¹, HAO Wen-wu²

(1School of Educ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Gansu ；2School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 ’an 710062,Shaanxi ))

Abstract :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 between the research on foreign educational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educational history curriculum. Foreign educational history curriculum promote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foreign educ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through studying the laws and understanding of foreign education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forecas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 diagnosing and guiding the direction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and exploring the new func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system.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educ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provides possibilities and support for the functional expansion and realization of foreign educational history curriculum. At present, traped in the crisis of being “weakened”, the foreign educational history curriculum require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system, platform and organization and integrate the research strength and achievements between disciplines, with reality as its basis, establish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 as its core, scientization as its target, to peomote the subject to a new stage.

Key words : foreign educational history; curriculum;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中图分类号： G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087( 2019) 02-0001-06

收稿日期： 2019-03-07

作者简介： 黄学溥，男，福建浦城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张义生，男，江西上饶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旭东，男，广东揭阳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郝文武，男，陕西清涧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当代教师教育》主编。

[责任编辑 向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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