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港独”思潮的发展脉络、形成原因及治理启示
李 琴
［摘 要］ 近几年，“港独式”激进运动在香港校园频发。本文从历史发展、政治价值观、社会经济等内在根源性因素，以及国民教育、香港政治势力和校方管治等外部推动性因素两个维度来探寻“校园港独”成因。面对“校园港独”思潮的蔓延，建议从思想层面、法律层面、社会政策层面和校园治理层面多管齐下综合治理。首先，重塑香港青年的政治价值观，凝聚其国民身份认同。其次，强化香港青少年的宪法与基本法教育。再次，树立“青年优先”的政策取向，塑造融入国家发展的“香港新青年”。最后，提升高校管治能力，理性解决“校园港独”。
［关键词］ 校园港独 国家认同 国民教育 校园治理
近年来，“港独”问题逐步由个别行为演变为成立“港独”政党团体的政治行为、由“本土主义”的社会思潮发展为“城邦自治”的理论体系，成为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毒瘤。早在2004年，一个名为“我是香港人连线”的网站，公开否认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主张香港“独立成国”，成为“港独”思潮的萌芽。2011年，香港“七一”游行出现港英“龙狮旗”。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运动”，体现出部分香港市民对“一个中国”的国家认同感薄弱。①期间，内地“双非婴儿”事件、“D&G拍照”事件、“狗与蝗虫”对骂事件等滋生了香港市民的排斥内地情绪，为“港独”思潮的迅速扩张提供了社会条件，也为各类“港独”组织提供了生存空间。“香港本土力量”、“热血公民”、“香港人优先”和“本土民主前线”等激进本土和“港独”组织纷纷成立。
2013年，“香港人优先”成员手持港英旗帜擅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总部添马舰军营，是“港独”势力向中央政府权威发起挑战的首次尝试。2014年的非法“占中”运动正面挑战香港特区政府的执政地位并对抗中央政府管治，其背后有所谓的“自决动机”。②2016年春节期间，发生“旺角暴乱”。2016年9月，一些“港独”分子在香港立法会选举中胜出，意味着“港独”已经发展为影响香港政治生态的一股不容小觑的政治势力。在立法会议员宣誓过程中，“青年新政”梁颂恒、游蕙祯的“港独”和“辱华”言论，更是将“港独”问题推上香港政治社会的风口浪尖。
中央和特区政府以“零容忍”立场对“港独”进行了打击和遏制。2016年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4条做出解释，明确了依法宣誓的有关含义和要求。随后香港高等法院取消了梁、游二人的议员资格，并由香港终审法院驳回了梁、游二人终极上诉申请。③2018年9月24日，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宣布，禁止“港独”组织“香港民族党”在香港运作，有效打击了“港独”势力的嚣张气焰。
《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为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为双月刊。本刊主要刊登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药学等医学类以及医药类新技术新方法方面的论文。读者对象为国内外医药、卫生、科技人员。
欢呼声中，刚刚还在欣赏黄花的一名小战士，把连长栽在钢盔里的黄花拿出来，在阵地前挖了一个小坑，把这朵小黄花重新栽了进去。
值得注意的是，在“港独”势力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校园成为受“港独”思潮影响的重灾区。本文从梳理“校园港独”思潮的生成脉络出发，在总结“校园港独”思潮的特点及趋势的基础上，从内在根源性和外部推动性两个维度来探寻“校园港独”的成因，并提出遏制“校园港独”的治理策略。
一、“校园港独”思潮的发展脉络
2012年，为了反对特区政府在香港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发起大规模的“反国民教育运动”，最终迫使特区政府搁置推行国民教育。相较于此前的“反23条立法”等对抗性社会运动，“反国教运动”是学生组织首次以领导者身份组织的抵制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政治行动。“反国教运动”后，主张“香港与内地区隔”和“民主自决”的“港独”思潮开始在校园萌芽。
岭南大学陈云撰写的《香港城邦论》，标志着“港独”思潮理论化的开始。香港大学《学苑》杂志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公开讨论“香港独立”的历史依据、现实基础、独立条件与独立手段等一系列问题，在香港校园乃至全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港独”思潮理论化、系统化的标志，也意味着校园逐步成为“港独”理论的发源地。此外，香港各大专院校学生会纷纷打着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旗帜在校园传播“港独”，港大学生会更是不断发起退联、集会、罢课、公投、冲击校委会等暴力运动，将激进抗争模式带入校园，掀起一股激进化、运动式的“校园港独”风潮。
2017年9月开学之初，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教育大学等7所高校相继出现“宣独”风潮。其中，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在校内成立“香港独立研究学会”，以研究“香港独立”的可行性及开展“港独”活动。④9月5日晚，香港中文大学一内地女学生撕掉校内民主墙上的“港独”海报，并与前来刁难的学生会成员展开辩论，引发校园反“港独”热潮。⑤9月7日起，部分在港内地生自发组织反“港独”行动，引来中文大学学生会前会长周竖峰的脏话辱骂，并于8日下午纠集“港独”分子围堵中大副校长达数个小时，要求校方以后“不再清拆任何中大学生自治范围的政见表达”。⑥
2018年9月开学季，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大学等高校又一次出现“宣独”风潮。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黄程锋在开学典礼致辞时称非法“占中”学生代表为“英雄”，并向新生鼓吹要有“造反的勇气”；香港中文大学的开学礼上，学生会会长区倬僖致辞时称内地为“相邻国家”，新亚书院临时会长孙昊贤则宣称“播‘独’无害”，鼓吹学生要“离经叛道”；香港教育大学的“新生入学欢迎会”上，学生会临时委员会会长张鑫致辞时妄言，“香港应该独立，才能建立一个真正以香港人利益为依归的地方”。
二、“校园港独”思潮的特点及趋势
在部分“港独”学者的推动下，大学校园成为“港独”理论体系发酵产生的策源地。
（一）校园成为“港独”理论发酵与产生的策源地
④《“港独”风波再起，校方还要“宽容”到何时》，http://www.sohu.com/a/218594062_100100359，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6月3日。
首先，“港独”思潮理论体系在校园萌芽。2012年，陈云撰写的《香港城邦论》行销香港，标志着“港独”思潮理论化的开始。该书开篇就表示：“香港人本就是香港人，香港人不是中国人”，呼吁港人应该尽快建立起属于香港人自己的“族群意识”，并逐渐形成香港自己的历史观、民族观、价值观。⑦以“城邦论”为代表的“香港自治”思潮，实质是把“港独”主张掩饰成“城邦论”。⑧
其次，“港独”思潮理论体系在校园正式形成。2014年，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办的《学苑》杂志汇集了一大批支持并且主张“港独”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公开讨论“香港独立”问题。尤其是于2014年2月号和9月号分别以“香港民族命运自决”和“香港民主独立”为标题，专题讨论香港“民主独立”的若干问题，标志着“港独”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一是提出“香港民族”的概念。《学苑》系统讨论“香港民族独立”的现实性，认为香港和香港人的政治行动已经深刻地体现出独立的“国族思维”，“香港民族”并不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二是否认“一国两制”的可行性。《学苑》从“港独”立场出发，公开对“一国两制”进行批评与否定。三是公然主张“港独”。《学苑》2014年9月的政论栏称“只有‘港独’才是唯一方向，港人必须做好‘参加你死我活战争’的准备”。⑨
第三，“港独”思潮理论体系在校园发展与延伸。2015年，香港教育大学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助理教授方志恒抛出“革新保港论”，并标榜其为“民主回归论”与“独立建国论”之外关于香港政治前途的“第三种方案”。方志恒认为，需要有代表全体香港人“主体意识”的政治力量带领香港走“革新保港”的现实政治路线，全力争取“民主自治”。⑩
（二）大专院校学生会组织成为“校园港独”的重要推手
受到“专上学联”和“学民思潮”等激进思潮影响，香港高校学生会立场逐步向激进化、暴力化和“港独”化转变，学生会几乎被“港独”学生把持，并利用学生会的组织优势和宣传优势在校园“播独”。
一是利用校园刊物、民主墙等宣扬“港独”理念。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成为最激进、影响力最广的“港独”舆论喉舌。2014年和2015年，《学苑》杂志分别以“香港民族，命运自决”“雨伞世代，自决未来”为专题⑪，鼓吹香港拥有民族自决和独立建国的权利。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会的《城大月报》、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大学生报》和浸会大学的《Jumbo》也直接参与和引导了香港“民族自决”理论的形成⑫。
二是直接向学生灌输“港独”思想。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称“香港法治已经名存实亡，再无必要遵守法律”；教育大学学生会会长宣称“香港已经进入‘极权时代’，要寸土必争”；浸会大学学生会会长称“香港已经沉沦，学生关心香港前途应挺身而出”；城大学生会干事会呼吁学生“和平抗争已失效，要群起而攻之，挺身而出走上街头”，公然宣扬“以武抗暴”。
三是为校外“港独”组织和人员进入校园“播独”提供平台和便利。香港大学、中文大学、树仁大学等学生会多次举办“港独”论坛或研讨会，邀请“本土民主前线”梁天琦、“香港民族党”陈浩天等校外“港独”人员作为嘉宾，为其在校园“播独”提供平台。香港教育大学学生会编辑委员会专访陈浩天，在校内宣扬“香港民族党”争取“港独”的举措和成就。
（三）“校园港独”呈现低龄化趋势
根据社会身份理论的观点，身份认同的基础在于个体寻求我群与他群的正面差异，即希望自己所属的群体不但跟其他群体不同，还要比其他群体更好。㉒部分香港青年缺乏对中华文明光辉历史的认知、缺乏对祖国发展成就的了解，错误地产生内地社会经济发展远不如香港、内地人的素质不如香港人的“大香港主义”认知，以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视角来俯视内地，因而不愿接受“比自己低等”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而强调“香港人”的社会身份。
整体社会公平感知是个体对于社会公平的总体性和一般性感知，反应了平等社会关系在个体间产生的感受，作为重要层面之一可以有效衡量社会公平感知。十九大报告对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做出了阐释，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时期，要在发展中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逐渐消除个体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进而消除整体社会差异，促进社会公平，提高社会公平感知度。社会保障制度作为重要的再分配制度之一，理论上可以有效推动社会公平，为衡量实际的政策实施中社会保障参与情况对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本文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本研究所选的各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2015年以来，在香港中学生群体中有较大影响力的校园组织“中学生议会”已成为面向中学生群体的“播独”平台。中学生议会被本土派把持，目前议会有三分之二的代表为本土派。2016年换届选举中，3名新当选的第五届“中学生议会议员”中有2人为“港独”支持者。其中，欧阳耀光也是“港独”组织“学生动源”发起人之一。在“中学生议会”新一届议员会议上，欧阳耀光公然展示港独旗帜“龙狮旗”，并提出“本土”动议，声言要建构“港独”思想，准备“香港独立”。⑬
三、“校园港独”思潮的成因分析
“校园港独”的出现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而是由复杂的历史背景、巨大的政治差异、不平衡的社会发展和不同的文化教育等多种因素共同交织叠加产生。因此，必须以历史的、动态的、全局的角度来深刻剖析“校园港独”成因。笔者从内在根源性和外部推动性两个维度来探寻“校园港独”的成因，认为“校园港独”是由历史发展、政治价值观、社会经济等内在根源性因素以及国民教育、香港政治势力、校方管治等外部推动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校园港独”思潮产生的内在根源性因素
1．从历史维度看，香港殖民时期的独特历史造成港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国家观念淡薄
中国与西方意识形态斗争尖锐、管治权暗战频繁和民心争夺激烈的独特历史，塑造出香港青年一代复杂的民族情感、淡薄的国家认同和强烈的本土意识。1997年回归后出生的“回归一代”，已经成为香港大、中、小校园的主体，他们没有英国殖民管制的“一手记忆”，却深受殖民史观的浸染，崇尚西方政治价值和权利意识，对内地政治制度充满误解和敌意，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度较低，这些都成为“港独”思潮在校园得以迅速蔓延的根源。
在长达156年的殖民统治时间里，港英政府对港人的政治价值培养和熏陶从未间断。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香港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交锋的最前线，港英政府以强硬的手段开展“去中国化”运动。在1967年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抗议运动后，港英政府开始管治改良，开展“赢心洗脑”系统工程：通过制定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等保障香港居民权利，以培养香港居民的认同度和忠诚度；⑭通过推行“公民教育”以取代“国民教育”，塑造“本港文化”以替代传统中国文化，以削弱港人的国家认同。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港英政府在香港进行大规模民主改革，加速引入代议制，大力培育港人的西方政治价值和权利意识，以为将来撤出香港做准备。民主改革一方面成功地塑造了港人对峙内地的意识形态和权利意识，形成了港人对“内地”和“社会主义”的恐惧与反抗心理；⑮另一方面，激发了中产阶级将香港塑造成为少受中国政府操控的新自由主义“独立政治实体”的政治想象，增强了香港本土意识和自治愿望。
2．从政治价值观维度看，开始走向极端化和民粹化的香港政治价值加剧了香港青年国民身份认同偏差
经过英国长达百余年的殖民统治，自由民主、法制公义、理性秩序等西式政治价值已成为香港社会高度共有的政治价值观。香港回归后，中央开创性地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奠定了香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在一个国家中两种政治制度并行、两种政治价值并存，客观上也给港人尤其是香港青年的国民认同带来了挑战。迥然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导致香港和内地较难形成政治与法律制度的交叉认同，导致香港居民尤其是青年群体对内地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缺乏了解，对内地政治制度的认可度不高。因此，从政治价值观的角度看，香港青年国民身份认同的偏差与分化有其深刻的政治价值观根源。⑯
但近年来，以“80后”和“90后”为主体的“港独”势力逐步兴起，其主张的民粹主义和激进主义对香港社会原有的理性秩序、协调共商等西式政治价值产生冲击。有学者指出，“为实现香港‘完全自治’，他们过度抬高香港司法独立，意欲通过推动‘司法至上’来否定特区政府的行政权、中央管治权及人大释法的合法性，追求香港的‘去国家化’”，⑰致使香港社会原本温和理性的政治价值观开始走向国家虚无、司法至上的极端，并极大消解了香港青年的国民身份认同，加剧了身份认同偏差。
3．从经济社会维度看，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凸显，青年缺乏上升空间
对于香港居民而言，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一个自信的年代，整个社会处于上升期，人人皆有机会成功，作为香港人充满优越感。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被称为“大香港主义”的普遍社会心理，即骄傲香港之经济成就，视内地为文化相对落后的“他者”。⑱进入21世纪以来，香港经济增速放缓，一些深层次社会矛盾与问题随着经济增长从高速回落逐渐显现。第一，贫富差距问题日趋严重。据2016年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GDP估值计算，香港社会中少数人掌握大部分社会财富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第二，房价高企，超出市民承受能力。香港居住成本居亚洲第三，零售商铺租金排名全球第二，置业成本世界第四，底层百姓被畸形高房价压得喘不过气，中产阶级的发展空间也被住房问题扼杀。第三，社会阶层固化，向上流动性减弱。香港大学调查指出：“属于最低收入组别的雇员中，54.1%的人在工作十年后仍停留在同一收入组别”。⑲薪酬停滞不涨、阶层难以流动，是香港市民近十年来最深刻的感受。
凭心而论，侯大同对汤翠的好那可是没说的。九年了，侯大同对汤翠，完全可以说是延续了他在寻找汤莲时的那种不顾一切的热诚，甚至更甚。套用一句时髦的广告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洗衣做饭带孩子，就差没有替汤翠生孩子了。汤翠相信，若没有生理差别，侯大同一定愿意替汤翠受一个女人应该受的所有的苦。两口子，光有好肯定不够，汤翠老是觉得侯大同像一个昨天刚认识的陌生人，他身上机关暗道数不尽，你今天发现一个，明天又生出一个，后天，不一定哪儿又冒出一个来。汤翠有时候也想过，要是姐姐活着的话，自己兴许会嫁个同学，或者邻居。好歹，感情有个基础。
正如香港教育大学教授吕大乐所言，“当整个社会困于这样一个闷局之中，很多人会经常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份觉得目前香港社会（与回归前相比）大不如前的感慨”。⑳对许多年轻人而言，他们受到比父辈更好的教育，本希望能够凭自己的能力过上比父辈更好的生活，结果却面临着高失业率、低工资水平、晋升速度慢、高学历与低收入的落差，以及经济发展与薪酬不匹配等压力。他们对自身未来出路感到担忧，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逐渐滋生。“部分港人尤其是年轻人觉得政府、财团、地产商和‘中环价值’正在摧毁香港原有的代表香港、令港人引以为傲和让港人产生归属感的东西”。㉑在这种愤怨累积之下，部分青年将问题归咎于特区政府“管治不力”，归咎于内地侵占香港资源、挤压香港生存空间，将矛头直指中央政府和“一国两制”制度。
（二）“校园港独”产生的外部推动性因素
在刘剑文看来，按照此前的个税法案，拥有多项收入的人显然比单项收入的人享受更多优惠，而综合所得征税解决了“看收入不看纳税人”的状况，即收入多的人少交税，收入少的人多交税的问题，体现了对公平的重视。而改变部分劳动性所得的征收模式后，综合性征税的项目会按年汇总综合征税，有利于解决不同收入群体在征税过程中的横纵向不平衡问题。
在“学生动源”“中学生议会”“本土民主前线”等势力的推动下，“港独”思潮已经侵入中小学校园中，校园“港独”低龄化趋势愈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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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身份认同错乱的根源在于香港青少年的国民教育缺失。长期以来，香港基础教育的主导权旁落，各中小学拥有很大的办学自主权，香港教育“普教中”进展缓慢。据香港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于2015—2016学年进行的“香港中、小学推行‘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普教中）’概况调查”的统计，全港500余间小学中全面及部分实施“普教中”的比例明显提高，达71.7%，但中学的比例仍只有36.9%。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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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教育界“去中国化”之风盛行，导致中国历史课程地位边缘化。香港回归后，教育局进行课程改革，于2000年取消了中国历史科为初中必修科的规定，导致中学学生在初中阶段不能全面系统地接受中国历史教育。㉔同时，高中选修中国历史科的人数每年递减的趋势亦令人担忧。据香港考试及评核局数据显示，2018年香港中学文凭试报考中国历史科的考生人数与过去十年旧制中五会考人数规模相比，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大跌超过75%，跌幅惊人。㉕
另外，在通识教育领域，该科目只有课纲，没有课本，不设价值立场，致使许多美化“占中”、唱衰“一国两制”的自选教材在校园流通。“香港年轻一代对中国的历史和认识大不如前”，㉖导致他们对中国人的身份感到迷惘甚至抗拒，不能客观正确地看待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将中央依照宪法与《基本法》对香港的管治视为“干预”，陷入反中乱港的“港独”旋涡。
⑪参见《学苑》2014年2月号和2015年1月号。
长期以来，校园被视为“舆论宣传阵地”和“后备人才库”，香港反对派通过政治宣教、向青年人提供实习机会、进行专项培训等方式，不断加大向校园渗透力度。例如，香港普罗政治学苑长期在校园进行政治宣讲，利用政治讨论的形式向学生宣扬“本土自决”理念。公民党、民主党等每年面向大专院校招募实习生，引导学生参与政党行动、选战宣传及社区服务。大批学生会青年骨干逐步走上社运道路，成为新一代社运领袖、政治新星。如“民间人权阵线”前召集人、“学联”前秘书长等，在毕业后就成为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助理。
此外，部分反对派政客出于拉拢青年群体选票和自身造势的考虑，纵容校园“港独”，以“言论自由”为名向特区政府和高校施压。2017年9月的“校园港独”风波中，公民党梁家杰声称，除了回归前部分有关禁止威胁英国主权的法律外，未见港中大校园的香港独立横幅有触犯法律之处；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表示，大学民主墙一向是学生激辩之地，若校方追究到底，势必开大学以言入罪先河。
3．校方长期监管不力，部分教师成为校园“播独”的“先行者”
部分高校教师在校园内传播本土、“港独”理念，将大量青年学子带入“港独”的抗争行列。“港独之父”陈云长期在校园传播“香港独立自决”及“武力建国”的“港独”理论，并吸纳一群青年学生组建“香港复兴会”及“香港独立党”，升级“港独”活动。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庭、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带头发起非法“占中”运动，带领大批香港学生罢课走上街头，非法“占中”后，戴耀庭的政治理念转向“港独”，利用校园讲座“播独”。由于校方监管不力，加之部分“港独”教师推波助澜，致使“校园港独”之风愈刮愈烈。
四、“校园港独”的治理启示
“港独”既不是香港的出路，也不可能成为香港的选项，反而将削弱特区政府的有效管治，严重冲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损害全体香港人的利益和福祉。㉗因此，应该从思想层面、法律层面、社会政策层面和校园治理层面多管齐下治理“校园港独”，让象牙塔重回往日宁静，让校园真正成为学习的净土。
（一）在思想层面，重塑香港青年的政治价值观，凝聚其国民身份认同
异化的、极端的政治价值观是导致香港青年“港独”思潮在校园盛行的根源，必须正本清源，从思想源头上消除“校园港独”。价值观的改变是最困难且最缓慢的。因此，重塑和共创香港青年的政治价值观，需要我们从国民教育、文化交流、舆论宣传等多个领域共同开展，更要做好长期坚持的思想准备。另外，新价值观一旦形成所起的作用是最牢靠最持久的。因此，重塑和共创香港青年的政治价值观，是从根源上解决“校园港独”问题的有效途径，更是化解当下香港与内地矛盾的长效机制。㉘
互联网的使用以及移动商务的发展，大大推动了在线自助游产业的创新与变革。旅游资源整合与互联互通，形成了旅游新业态的发展基础。全域旅游新业态与互联网的高度融合对在线自助游产品及服务的升级提供更大的保障。但对于在线自助游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仍是下一步探讨的重点。
1．稳步推进国民教育，强化青年国民身份认同
一方面，特区政府要重视对香港青年的国民教育，讲好香港与内地之间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故事。当前，香港文化教育领域的本土化倾向严重，特区政府应该稳步推动文化及教育领域改革，通过舆论平台，潜移默化及含蓄地向香港市民传播国民教育。
另一方面，香港教育界要重建校园国民教育，强化与内地的文化联结。香港教育界要重视和重建校园国民教育，通过加强历史文化教育、增加文化教育中的爱国元素，达到让学生认同中华文化、建立民族自尊心的目的，进而建立起“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同时，鼓励和支持香港学校组织赴内地长、短期交流活动。长期交流有利于香港学生增进对祖国的了解，消除误解和偏见，对国家有更正面印象；有特色的短期交流活动有利于在有限时间内增进香港与内地同学的感情。需要注意的是，香港与内地的教育交流应避免形式化行程，并在出发前和出发后通过深入讨论，帮助学生更全面、客观地认识真实的内地社会。㉙
2．客观认识及尊重香港与内地的政治价值观差异，兼容共融、循序渐进地寻求价值共识
在长期的殖民统治和中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等复杂历史因素影响下，当前香港与内地的政治价值分歧较大。笔者认为，双方应该承认和尊重这种政治价值观分歧，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兼容共融、循序渐进寻求价值共识，最终达到重塑和共创港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政治价值观目的。双方达成价值共识的基础是相互理解、彼此尊重。因此，消除偏见、增进理解是双方都必须迈出的关键一步。内地方面需要正确认识香港社会在政治上所表现出来的异于内地的独特之处，避免对香港的理解偏差；香港方面也要正确理解“一国两制”的深刻内涵，不能片面强调“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要尊重中央和特区政府的管治权威，避免政治“内耗”，重新思考香港政治健康发展的出路和方向。
（二）强化香港青少年的宪法与基本法教育
法治精神是香港社会非常重视的核心价值，从法律角度去应对校园“港独”更加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也会得到香港市民的理解和支持。要在宪法和基本法的框架下划定法律底线，明确任何校园“港独”的言行都是触犯法律的行为，要依据香港现有法律对校园“港独”的言行进行制裁，更要注重对“回归一代”青少年的宪法与基本法教育。
1．划定法律底线，彻底消除“校园港独”在法律框架下的生存空间
2017年7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㉚在习近平主席的表述中，明确了“港独”“完全自治”等言行属于分裂行为，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所严格禁止的。因此，“校园港独”的言行是逾越法律底线的违法行为，在定性上不存在争议，也不受到校园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保护。
2．运用现有法律制裁“港独”言行
当前，“港独”已经从公开发表独立言论、建设“港独”理论体系，发展为组党结社、募集资金、发动街头暴动等直接实施的分裂活动。香港适用的判例法，目前尚没有给“港独”言行入刑的先例。但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王理万指出，如果按照香港现有法律，并非没有给“港独”入刑的可能性。依据香港《刑事罪行条例》第2至第10条规定，“发表煽动文字……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等行为，可判处叛逆、煽惑叛变、煽惑离叛等罪行。因此，“港独”行为已构成犯罪，可依据《刑事罪行条例》进行惩处。㉛此外，香港《公安条例》第3条规定，警方如合理地相信展示“任何旗帜、条幅或其他徽号，相当可能会导致或引致破坏社会安宁”，便可禁止在公众聚集中展示这些物品，甚至没收这些物品；而任何人在警方禁止下仍坚持展示任何旗帜、条幅或其他徽号即属犯罪。
3．加强对香港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教育
⑩方志恒：《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续自治——香港前途宣言》，《香港革新论》，香港：漫游者文化，2015年，第XV页。
采用督脉上行脑部后正中线以枕骨粗隆上为定点，每次进针破骨约1 mm，每次选穴1个（四肢关节以骨面进针，每次两个穴位，每十天为一个疗程，间隔七天第二个疗程）病程需要3～5个疗程，重者可以行81天，有的可以行两个81天治疗。急性患者选择刺骨结合石学敏教授的醒脑开窍疗效更好。
（三）在社会政策层面，树立“青年优先”的政策取向，塑造融入国家发展的“香港新青年”
当下，大多数香港青年并不赞同“港独”的理念和行为，但不少青年出于对政治现状及政府表现不满，以及对香港前景及个人发展的担忧，故对“港独”主张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及同情，这是一种典型的对现实不满的心理投射。㉝因此，要把同情本土理念的青年与少数“港独”分子区分开来，真正了解他们的利益诉求，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向青年倾斜，帮助青年搭上国家发展的高速列车。
利用指纹识别和触摸式传感器提高婴儿车的专有性与安全性，即只有指纹录入者才能控制婴儿车刹车系统的开关。而在推动过程中，当有人将手搭放在握把上时，传感器进行感应并产生响应，也就是控制婴儿车由锁闭状态转为解锁状态。
制定“青年优先”的社会政策。香港各种矛盾冲突的化解与未来发展取决于青年一代的成长成熟，特区政府要以“青年优先”的理念来治理香港“青年失败”的问题。政策上，在房屋政策、就业政策、税收政策等社会民生政策方面向青年倾斜，充分考虑青年群体的薄弱经济能力和有限社会资源，向青年提供教育、就业和成长方面的实质性支持。经济上，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加大对高新科技、中小微企业等以青年人为主体的产业扶持力度，鼓励青年人创业，给予青年人更多的就业选择和上升空间。政治上，主动培养青年人才，构建多元竞争机制，开放政府咨询委员会等新岗位给青年，吸纳青年理性、负责任地参政议政，化解街头政治过热氛围，打通香港青年在本地向上流动渠道。
塑造融入国家发展的“香港新青年”。依托“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发展战略，将自我发展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是香港青年的未来出路和必然选择。建议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进一步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鼓励具有批判精神、国际视野、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等特质的香港青年大胆走出去，在内地更广阔的舞台施展自己的才华，成为融入国家发展的“香港新青年”。
（四）在校园治理层面，提升高校管治能力，理性解决“校园港独”
大学尊重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但校园不是法外之地。如前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所言，“在学校里宣传‘港独’绝对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所谓“学术自由”“学生会拥有自主权不受学校管辖”等说辞，不能成为纵容“港独”的“保护伞”。在大学公然宣传“港独”，不仅违规，更是违法。校园管理者应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地告诫全体师生，“港独”不属单纯的学术讨论范畴，而是有着实际的组织、政纲、人员操作的分裂活动，是冲击“一国两制”、挑战香港法律的违法行为。2017年12月，香港专业进修学院举行毕业典礼时，校长陈卓禧将两名在奏国歌时拒绝肃立的毕业生驱逐出会场。陈校长鲜明的态度为解决“校园港独”问题做出了示范。
当然，对于在校园传播“港独”的言论和行为，校园管理者在具体处理方式上，应综合施策。对于支持及响应“港独”的普通学生，校方应以沟通和教育为主，明确告诫其“港独”是违宪违法的行为，支持“港独”的言行为校规所不容，为法律所不容，帮助学生认清“港独”的本质及危害。对于屡教不改，或策划组织“校园港独”的骨干和强硬分子，校方应坚决按照大学条例和校规予以制止和惩戒。对中小学校园“港独”行为，香港教育局可引用《教育规例》第96条要求校长对学生做出开除学籍或停学等惩处，全力压缩“港独”在校内的生存空间。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是加强对青少年国家历史、文化教育，还是依法打击和遏制‘港独’活动，维护香港社会大局稳定，都需要大家迎难而上，积极作为，有的时候还要顶住压力，保持定力。”香港要快速发展，经不起折腾和内耗，特区政府、学校、社会团体乃至每一位香港市民，都有责任和义务制止“港独”行为，共同肩负起遏制“校园港独”的重任，综合施策，让校园重归宁静，让学生有安心的学习环境，让教师有安定的学术氛围，让香港有繁荣稳定的发展环境。
医疗改革不断深入,我国对于护理管理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严格。可是,现实情况就是,我国临床护理中有着许多的不足之处,管理局面混乱,导致了管理效果不佳。根据实践研究显示,实际护理工作缺乏针对性管理方案,对护士能力没有严格划分,导致了能力不同的人做同样的事,人力资源利用不合理。
①㉛王理万：《“港独”思潮的演化趋势与法理应对》，北京：《港澳研究》，2017年第1期。
首先，在大环境上。国家在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和工作，与此同时，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这使得贵州获得了乘势而上的良好时机。国家旅游局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旅游统计数据报告及下半年旅游经济形势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旅游市场规模稳步扩大，继续领跑宏观经济[4]。贵州省文化部门的改革也为贵州的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机遇。文化部门的体制改革诞生了一批大型文化企业，这些文化企业在不断地创造着文化生产力。
②Tim Ruhlig,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in Search of Self-determination,Ul paper,no.3,2015,p.2.
③《全国人大发布关于香港基本法第104条释法说明遏制港独》，http://news.ifeng.com/a/20161108/50221101_0.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 2月17日。
2003年“七一游行”之后，香港教育界“去中国化”思潮日渐兴起，主张通过反对中文及中国历史文化教育，极力弱化青年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在此背景下，校园成为宣扬本土化教育理念和本土主义的思想阵地。而“本土意识”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将其极端化并包装成“港独”思想。由此，香港校园成为“港独”思潮产生发酵的温床。
⑤《内地女生怼“港独”事件后续》，http://www.so-hu.com/a/190639392_801406，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6月3日。
1．国民教育缺失导致青年缺乏国家认同
(1) 硝基苯酚处理：分别用0、70、140、280、560 μmol/L的硝基苯酚处理水稻幼苗，于培养室培养5 d 后，测定水稻幼苗生理指标；不同实验组各处理6株水稻幼苗。硝基苯酚处理前用少量无水乙醇助溶(对照组加等量无水乙醇)，然后加蒸馏水配制成实验所需浓度。
⑥《港中大学生会前会长狂骂100多遍“支那人”辱华！他到底是什么人》，http://www.sohu.com/a/190926693_159993，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6月3日。
⑦陈云：《香港城邦论》，香港：天窗出版公司，2012年，第21页
⑧李鹏：《“港独”思潮的兴起、主张及其危害论析》，黑龙江：《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⑨分别参见《学苑》2014年2月号、2014年4月号和2014年9月号。
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宪制秩序的基石。加强对香港“回归一代”的宪法和基本法的教育普及，能够帮助其从国情、政情、港情等方面准确把握“一国两制”，提高青少年对国家的尊重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要加强对香港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宣传教育”。㉜目前，特区政府已经着手在全社会推动宪法与基本法教育。2017年5月31日，香港教育局在公布的《中学课程指引》拟定稿中，建议在初中阶段涵盖51个小时的基本法教育，同时教育局也将推动发展“宪法与基本法”单元。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增加全国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的决定。2019年1月，香港特区立法会就《国歌条例草案》（草案）进行首读及二读，正式展开本地立法程序。作为强化宪法和基本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立法将进一步提高香港青年对国家的尊重和认同。
2．香港反对派推波助澜，为“校园港独”撑腰打气
⑫戴希立：《港独进入校园的冲击》，香港：《明报》，2016年8月30日，第A24版。
⑬《“港独”攻陷香港中学生议会公然展示“龙狮旗”》，http://news.ifeng.com/a/20161120/50287273_0.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6月6日。
⑭⑮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41页。⑯⑰㉘杨红柳、钟明华：《从歧见到共识：香港青年国民身份认同的政治价值观探析》，黑龙江：《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7期。
⑱罗永生：《香港本土意识的前世今生》，台北：《思想》，2014年第26期。
⑲李伟舜：《“港独”问题的危害、缘由及对策》，深圳：《特区实践与理论》，2017年第6期。
⑳吕大乐：《香港要重新思考自己的空间》，北京：《中国新闻周刊》，第716期。
㉑刘兆佳：《如何理解香港“本土意识”》，香港：《大公报》，2013年5月30日，第A14版。
㉒Abrams，D.&Hogg，M.A.，Comments on theMotivationalStatus of Self-esteem in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Discrimin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issue 18，1988，pp.317-334；Hogg，M.A.，Subjective Uncertainty Reduction through Self-categorization：A Motivational Theory of Social Identity processes，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11，2000b，pp.223-255.Tajfel，H.&Turner，J.C.，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In W.G.Austin&S.Worchel(eds.),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Monterey，CA：Brooks/Cole，1979，pp.33-47； Tajfel， H.(ed.)， The Social Dimension：European Developments in Social Psychology，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㉓《香港立法会2018年2月7日会议过程正式记录》，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80207-translate-c.pdf#nameddest=wrq，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6月7日。
㉔何汉权：《危机与出路：香港中学中国历史科之探讨》，北京：《港澳研究》，2014年第4期。
㉕《2018年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中学文凭试考试报告》及《2016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发榜新闻稿》，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FactFigures/2018HKDSE_registrationstat.pdf，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PR/20160712_HKDSE_FULL_Results_CHI.pdf，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6月7日。
㉖丘成桐：《我们岂能自甘人后？》，香港：《明报月刊》，2013年第2期。
㉗祝捷、章小杉：《香港激进本土主义之社会心理透视》，北京：《港澳研究》，2017年第1期。
㉙赵永佳、梁凯澄、黄汉彤：《内地经验对香港青年中国观感及身份认同的影响》，北京：《港澳研究》，2017年第3期。
㉚㉜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17年7月2日，第1版。
㉝刘强：《香港青年政治参与的“本土化”动向及其应对——对“港独议员辱国事件”的思考》，北京：《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中图分类号］ D676.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 000-7687（2019）02-0052-10
作者简介： 李琴，暨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珠海519000
［责任编辑 孟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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